心得|中国崛起最需要的不是鸽派或鹰派，而是龙派（三）

【本文为张文木教授《战略学札记》心得之八，部分精彩内容在社区定期更新，敬请关注。】

21. 大国外交，最忌傻愣。愣傻之间，宁傻勿愣。

22. 罗斯福总统告诫说：“话说得客气些，手里再提着大棒，事情一定好办得多。”[1]今天的美国战略层已失去了昔日的耐心。而没有耐心（时间）支撑的雄心，往往是底气不足的表现。当前美国政治家处处显示出富家弟子的战略观念中只有“地缘”而无“政治”的致命短处。他们来到黄海的行为很像1903年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来到黄海时的随性做派。1903年10月28日，在日俄战争爆发前夕，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对已表示“我不愿发生战争”的尼古拉二世说：“陛下，不坚决打击是不能挥着拳头的。”[2]1905年俄国在日俄战争中失败，时任大臣委员会主席的维特事后评论说：“皇上不想打仗，但他的做法却使战争无法避免。”[3]现在美国人也来到黄海，与当年沙皇不同的是，美国是在国内经济一片低迷，国际上被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折腾得焦头烂额的时候来到黄海的，美国人显然不愿打仗，但却挥起了拳头，这样的做法有失尼克松式的智慧，给人一种“困兽犹斗”的印象。

23.英雄的高度即民族的高度。日本政要经年不断地参拜靖国神社，但在那里堆放的都是一些东条英机式的因没有战略哲学而毁灭了日本明治成就并将日本带向大灾难的政治人物的遗骸。而长期参拜这些人物的结果会使日本国民的战略文化水平及建立其上的国家的战略能力在亢奋的情绪中逐年递减。

24. 美国金融问题的根源不在华尔街而在中东，正是美国退出中亚，而不是什么资本管理不善，才造成了美国金融危机。同样的道理，解救欧洲经济困局的关键也不在欧洲大陆而在中东，中东石油结算币种——而这又是由枪杆子敲定的——是决定世界石油产销利润份额的关键。鉴于欧盟内部国家主权的众多存在，与欧洲早期资本主义发展需要比美国更多的“资本原始积累”一样，欧洲的政治统一与发展，较美国而言，则需要更为巨大的资源份额，目前处在上升期的欧洲与处于衰落期的美国一样，都迫切需要对中东石油产地，从而石油价格的控制权以支撑各自金融。这是欧美矛盾最难以调和的关键[4]。

华尔街

25. 在美英帮助下的欧洲统一，其结果不可避免地要产生“俄狄浦斯”（Oedipous）[5]即儿子颠覆老子的效应。因为欧洲统一将使英国和美国，特别是英国在地缘政治上绝对边缘化。我们知道，美国，尤其是英国，利用欧洲大陆地缘政治的破碎性曾大获其利，正因此，它们对欧洲的统一一直持谨慎的态度。尽管1946年丘吉尔呼吁建立“欧洲合众国”，但直到1973年英国才加入欧共体，迄今仍未加入欧元区。英国明白，近代以来英国的全部辉煌，都是以欧洲的破碎为基础的；而没有破碎的欧洲，也就没有近代的英国。一旦欧洲大陆统一，英国外交特有的“离岸平衡手”的优势就荡然无存，面对统一的欧洲大陆，英国在地缘政治上不免落入与日本在亚洲同样的边缘地位。英国人明白，没有一个统一的欧洲，正如张伯伦先生预见的那样，欧洲的世界霸权就会为美国或俄国所取代[6]；英国人更明白，一旦欧洲统一，英国的欧洲优势地位也将不复存在。明乎此，我们也就明白了“二战”一结束就呼吁“欧洲合众国”却直到1973年才加入欧共体的英国至今还在欧元区外踯躅的原因。但对地缘政治有深刻的理解能力的英国人而言，这种为欧洲统一而自觉牺牲的尺度，随欧洲统一的进程加快，将会日益减小。

26. 社会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包围中的发展机遇，在任何时候也是通过最坚决的斗争赢得的。在第三世界面前，西方国家可以“结成真正的共济会团体”，但条件是这个对手必须是软弱的。如果当他们感到对手无法战胜时，他们内部就“表现出彼此都是假兄弟”[7]的特征。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西方整个世界都以苏联为敌，试图通过将德国纳粹“祸水东移”苏联的方式来缓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日益白热化的争夺资源空间的矛盾。但在苏联取得斯大林格勒会战（1942年），尤其是库尔斯克会战（1943年）的胜利，苏德战场胜负已成定局后，美国就率先抛弃实力比较弱小的英国，主动与苏联在同盟国中结成针对英国的“暗盟”。这样才有了后来苏联和美国联手建立的雅尔塔世界和平体系。同样，正是中国人民在太平洋战争中的誓死长期抵抗，才将与日本已接近达成“两国谅解”[8]的美国拉到中国抗战一边，这样才有中国参加开罗会议与英美共同签署《波茨坦公告》并成为远东雅尔塔和平体系缔造国的事实。

希特勒

27.只有将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的“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9]结合在一起研读，我们才能完整地把握小平“搁置争议”[10]的思想。80年代的三大任务，即反霸、解决台湾问题和发展生产力。当时，邓小平的想法是要在十年之内解决台湾问题，“搁置争议”和“三大任务”，这就是“有所不为”和“有所为”的统一。因此，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搁置争议”，是一个积极的和充满辩证智慧的战略思想，而不是像有些人理解的所谓主权问题也可“搁置”。

28. 以前我们用钱赎买资本家阶级的归顺，现在我们也可以用钱延长转瞬即逝的战略机遇期。

29. 看历史知道昨天外来鸦片已使“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林则徐），今看电视各式娱乐大赛，担心其中有些节目会使中国尽失血性男儿。

30. 使对手国家中的男性不知不觉地雌化，是击败这个国家的重要手段。正因此，1941年，在中国抗战最艰苦的历史时刻，名旦梅兰芳拒绝日本人的“邀请”，决定“蓄须明志，息影舞台”[11]，以此激励中国男儿英勇杀敌，誓死报国。

​参考文献：

[1] 转引自［美］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 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472页。

[2] 张蓉初译：《库罗巴特金日记》，《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91页。

[3]［俄］谢尔盖·尤里耶维奇·维特著，张开译：《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维特伯爵的回忆》，新华出版社1983年1月版，第256页。

[4] 此方面的论述可参见［德］威廉•恩道尔著，赵刚等译：《石油战争》，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

[5]俄狄浦斯，希腊神话中底比斯国王拉伊俄斯的儿子。因神曾预言他将杀父娶母，出生后就被其父弃在山崖，但为牧人所救，由科林斯国王收养。长大后，想逃避杀父娶母的命运，却无意中杀死亲父并娶其母为妻。此处比喻美国的命运是生于欧洲但注定要毁灭欧洲的“俄狄浦斯”式的命运。参见梁德润编著：《希腊罗马神话和圣经小辞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年版，第44页。

[6]1938年10月19日，张伯伦派英国首席顾问利思·罗斯以私人的身份与德国驻英商务参赞吕特尔和德国经济部官员施文迪在伦敦进行非官方秘谈，他再次提醒德方官员慕尼黑协定之后建立的欧洲安全集体合作的排外性质，说：“作为英国政府的经济顾问，他有责任使促进欧洲国家合作的任何适当机会都不致错过。同样，假若欧洲四大国不是相互合作，而是互相拆台的话，那么欧洲经济就将处于严重的危险中，特别是在面临美利坚合众国日益强大的经济力量的时候。”参阅《德国驻英大使狄克逊的备忘录》（1938年10月19日），李巨廉、王斯德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历史文件资料集（1937.7~1939.8）》，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63~364页。

[7]“资本家在他们的竞争中表现出彼此都是假兄弟，但面对整个工人阶级却结成真正的共济会团体。”［德］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21页。

[8]1940年11月，美国天主教梅利诺大学的秘书长德劳特与主教沃尔什访问日本，同近卫首相的密友、日本产业组合中央金库理事井川忠雄秘密举行改善美日关系的“民间会谈”。1941年2月14日，野村大使会见罗斯福总统，商定从3月8日开始日美谈判。3月中旬，德劳特和沃尔什在与日本高层广泛交流的基础上与日本驻华盛顿大使馆特别助理陆军省军事课长岩畔豪雄大佐和井川忠雄拟出包括解决中日冲突在内的《原则协定初步方案》。双方分别报告美日政府首脑。4月2日，岩畔大佐作为野村大使的助理介入日美谈判，双方磋商后，由岩畔执笔拟出《日美谅解方案》“两神甫与岩畔和井川拟定的《日美谅解方案》也向罗斯福总统提出”；“罗斯福总统邀请赫尔国务卿，听取两神甫的意见”。（参阅沈予著：《日本大陆政策史（1868~194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638~639页；重光葵著：《日本侵华内幕》（中文版，原名《昭和动乱》），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255页。）尽管这个方案只是草案，但罗斯福事前已听取了德劳特与沃尔什关于他们与日方共同起草的《日美谅解方案》的汇报，这从某种意义上说，《日美谅解方案》内容已获美方的相当认同。方案开宗明义：“日本国政府及美国政府，为了谈判并签订一项旨在恢复两国间传统友好关系的全面协定，现愿承担共同责任。”1941年4月16日，美国国务卿赫尔与日本大使野村开始会谈。其间，赫尔表示：总的来说，美国并不反对《日美谅解方案》。（沈予著：《日本大陆政策史（1868~194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639页。）关于这个方案的具体细节，可参阅《日美两国谅解方案》（1941年4月16日），王绳祖、何春超、吴世民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823页。

[9]1980年1月，邓小平同志提出“八十年代我们要做的主要是三件事”：第一是“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第二就是“台湾归回祖国，实现祖国统一”，第三是“要加紧经济建设”。在台湾问题上，小平特别强调说：“我们要力争八十年代达到这个目标，即使中间还有这样那样的曲折，也始终是摆在我们日程上面的一个重大问题。”参阅邓小平：《目前的形势和任务》（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9~240页。

[10] 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7页。

[11] 关于这一段事迹，参见梅绍武回忆文章：《傲骨从来耐岁寒——忆父亲坚决拒为敌伪演出的事迹》，载于梅绍武著：《我的父亲梅兰芳》，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177～1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