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黑人被警察残杀，我们想起毛泽东的预言

　　灯塔国又发生一名黑人男子遭警察暴力执法死亡的事件。当时这名黑人男子在一个快餐店买东西，店主报警说他使用的$20美金是假币，他完全可以走掉，但是他还乖乖的等到警察来了。他没有想到的是，尽管这是光天化日之下；尽管受害者努力地在服从警察的每一条指令；尽管他后来意识到了警察可能想杀他并在下意识中向妈妈呼救；尽管围观群众周围的群众也意识到了警察在杀人并劝阻，拍摄，而警察也知道周围有群众劝阻并且自己的行为正在被全程拍摄，尽管多名群众质问警察在干嘛，警察的反应是直接掏枪。于是这个黑人被三个警察压着脖子长达七分钟，直到活活闷死。

　　有网友搜索此事，发现涉事警察是川粉，参加过川普的集会。而受害者生前是一个餐厅保安，看上去是一个温柔正派的人。餐厅常客说他是一个“gentle giant”，温柔的大个子，会经常给客人拥抱。在受害人生前上传的视频中，他说现在的年轻人不行，以会开枪打枪为荣。他说这样很不好。结果他死在了拿着枪的警察手里。主张不应该用枪的黑人被警察残杀，那么黑人到底该不该用枪呢？

　　世界上还有比这更绝望的事吗？然后他不是第一个，也绝不会是最后一个。这一事件让人想起1968年4月4日，美国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在田纳西州被种族主义者枪杀一案。马丁·路德·金被暗杀后，为支持美国黑人的斗争，毛泽东于1968年4月16日第二次公开发表声明，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毛泽东预言： 

　　“马丁路德金是一个非暴力主义者，但美帝国主义者并没有因此对他宽容，而是使用反革命的暴力，对他进行血腥的镇压。这一件事，深刻地教训了美国的广大黑人群众，激起了他们抗暴斗争的新风暴，席卷了美国一百几十个城市，是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它显示了在两千多万美国黑人中，蕴藏着极其强大的革命力量。……

　　“美国的种族歧视，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的产物。美国广大黑人同美国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是阶级矛盾。只有推翻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摧毁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美国黑人才能够取得彻底解放。美国广大黑人同美国白人中的广大劳动人民，有着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斗争目标。因此，美国黑人的斗争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美国白色人种中的劳动人民和进步人士的同情和支持。美国黑人斗争必将同美国工人运动相结合，最终结束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罪恶统治。……万恶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是随着奴役和贩卖黑人而兴盛起来的，它也必将随着黑色人种的彻底解放而告终”。

　　黑人到底该不该用枪呢？不同阶层对此有不同的回答。1963年，流亡古巴的美国黑人领袖罗伯特·威廉曾两次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写信，希望毛泽东发表声明，来支援美国黑人反种族歧视的斗争。后来他来到北京定居，成了中国重要的国际盟友。激进黑人组织“革命行动运动”和黑豹党的领导人也受罗伯特·威廉的影响，非常推崇毛泽东，认同毛泽东思想。黑豹党宣传部长克利弗家中的墙上就挂着毛泽东的巨幅画像，有人好奇地问他为什么挂这画像，他回答说：“毛主席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领袖！”毛泽东思想影响了威廉，威廉的思想又影响了很多黑人民权组织。民权运动时期重要的民权组织“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甚至在威廉流亡国外期间还深受其思想影响，改变了后期的主张。1964年，该组织放弃了非暴力，很多成员在激烈争论时会引用威廉的观点作为证据。

　　毛泽东为什么有这样大的吸引力呢？我们需要把中国对美国黑人的影响放在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的国际背景下考察，中国为美国黑人提供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白人的独特道路，因而才受到他们的欢迎。我们追朔历史，或许会从中挖掘出更多的意义（没错，正是挖掘）。

　　毛对穷朋友从不摆架子。六十年代他就对几内亚朋友讲：“如果我们有人在你们那里做坏事，你们就对我们讲。例如看不起你们，自高自大，表现大国沙文主义态度……如果有这种人，我们要处分他们。中国专家是不是比你们几内亚专家薪水高，有特殊化的情况？……待遇要一样，最好低一些。”文革期间，总是征求外宾对我援外人员的意见。毛说，人多了，我们教育又不严，势必将来也还要出一些问题。你们发现有什么错误，就告诉我们的大使。毛自己以身作则。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到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间，毛泽东接见了众多的亚非拉朋友，有国家领导人、社会活动家、学者、知识青年。亚非拉朋友来华访问，凡要求会见毛的，毛都热情地给以满足。一九七五年六月，加蓬总统邦戈访华，毛正在病中。二十七日，他给邦戈写了一封信：“加蓬共和国邦戈总统先生阁下：尊敬的总统先生，听到阁下又到北京，感到十分高兴。理应欢谈，不幸这两日不适，卧床不起，不能接见，深为抱歉，请赐原谅。祝阁下旅途顺利。 毛泽东 倚枕 ”字里行间洋溢着毛泽东对这位非洲朋友的尊重、厚谊和歉意。来访的亚非拉朋友对毛泽东的崇敬、虔诚和求教的心情也都溢于言表；有的和毛泽东握过手以后多日也不肯洗手，回去再和自己的同事一一握手，以这种方式表达对毛泽东的敬重。毛泽东最后接见的友人是巴基斯坦总理布托和他的夫人，那是一九七六年的五月二十七日，即他逝世前的三个月。

　　毛泽东在建构国际战略思想时，总是以人民外交思想为基础的。毛泽东一直关注着亚非拉广大地区人民的革命斗争，并给予全力支持。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苏联搞“戴维营精神”；接着，又在古巴先是搞冒险主义、后又搞投降主义。后来，在中苏两党公开论战开始以后，苏共以给中共信件的方式提出了他们“三和一少”的路线，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以给苏共回信的方式全面批判了苏共的路线，提出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建议” “建议”第八条明确指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广大地区是当代世界各种矛盾集中的地区，是帝国主义统治最薄弱的地区，是目前直接打击帝国主义世界的革命风暴的主要地区。社会主义国家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必须真正实行列宁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这两个革命口号，坚决支持亚非拉人民的革命行动。第十三条又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是互相支持的，互相援助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定要支持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如果采取敷衍的态度、民族自私的态度，都是大国沙文主义的表现。

　　1971年尼克松访华后，中国在黑人左派心目中的形象受到影响，甚至遭到严厉批评。而在国内也有不同的认识。毛泽东在后来中美两国举行的震惊世界的会谈中，坚持了他的原则。美国的初稿是伪装观点一致，中方则坚持公报必须摆明双方根本性的分歧。把“坚持支持世界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革命斗争——这是我们对世界形势的一个基本观点”写在公报里边。基辛格又提出将公报稿中“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最后一句改为“人民要进步”。周恩来认为还是用原来的提法好，因为这一段讲的是中方立场。事后，周恩来解释说：我们本来也想让一步，因为我国宪法里也有人类进步的说法，但把公报初稿送到主席那里，主席说：还是恢复“革命”这个词。尼克松也赞扬这个公报（即《上海公报》）是负责任的，他对周恩来说：“对这样的会谈，如果我们也像通常那样做，那将是不负责任的。”

　　毛非常重视对亚非拉国家的建设提供必要的援助问题，并且把这一问题提到很高的高度。他对卡翁达说，我们是共产党，是要帮助人民的。如果不帮助人民，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你呢，我们希望也是要帮助人民。我劝你对人民要好啊！没有人民就会垮台。他还谆谆告诫外国朋友说，要发展自己的工业和农业。不要依靠外国。……如果没有这个决心，帝国主义还是要整你们的。马哈古卜部长感谢中国向苏丹提供友好援助，特别是在谈判中贯穿的友好精神。毛说，物质援助，要到了手，见了效，那才算数。不到手，工厂没有建立起来，那不能算数。你们自己的工程技术人员、科学家没有培养出来，中国人不撤走，也还不能算数。

　　一九六七年六月，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访问中国，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卡翁达。卡翁达说：“我们只有通过帮助其他地区的自由战士，使他们获得独立，才能报答你们的帮助。”“这不是什么报答。”毛泽东摇摇头说：“先独立的国家有义务帮助后独立的国家。”卡翁达忙附和道：“是的，是的，我完全同意主席先生所说的。我的说法可能粗糙一些，我的意思是，只有这样才能表达我们真正欣赏你们援助的心情。”毛泽东很体谅地说：“你们独立才两年，还有很多困难。我们独立已快十八年了，更应该帮助那些尚未独立的国家。”并总结性地说了句他最喜欢的哲学名言：“全世界如果不解放，中国就不可能最后解放自己，你们也不能最后解放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