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社会的隐喻：新媒体革命

写在前面

2017年，digital society blog邀请了全球顶级的社交媒体研究者，以“数字社会中的隐喻”为题，撰写了十篇随笔。本期推送为你分享了其中对于“新媒体革命”一词的解读。

如今。我们经常用新媒体革命（new media revolution）来比喻当今的传播生态系统。本文探讨的是“新媒体革命”是如何影响个人、群体和政策制定者解释媒介现实的方式。学者Noam Tirosh和Amit Schejter认为，尽管谷歌、脸书和其他媒介集团承认当今媒介生态系统的实质是自由与革命，但是他们仍欲图增加对传媒系统的控制。真正的新媒体革命，也许还并未开始。

如今我们经常用新媒体革命来比喻当今的传播生态系统。事实上，隐喻、图景和想象对于理解我们身处的世界至关重要。当社会成员解释和应对周遭现实时，通常需要个人和集体的想象、隐喻和其他语言手段帮助进行话语构建，用Arendt(1963)的话来说，新现象总是急需“一个新词”。

这些话语建构也很可能影响信息政策的设计制定。媒介监管的历史充满了各种描绘图景，比如"思想的自由市场"、"信息高速公路"、"数字鸿沟"和"赛博空间"等。形容、类比和描绘有助于更为简化、形象地进行表达，同时也常常被用来掩盖在政策制定与实施时背后隐藏的意识形态。在这篇短文中，我们关注新媒体革命的隐喻，以及它是如何影响个人、团体和政策制定者来解释其所处媒介现实的。

隐喻的使用

Facebook的Mark Zuckerberg、谷歌的Larry Page和Sergey Brin可能是最热衷于宣传革命话语的三位，他们不断地改变人们体验世界的方式，并探索媒介技术在其中的角色作用。2014年，Zuckerberg在《华尔街日报》上写道:“历史上的新技术发明曾经彻底改变了社会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在未来的几十年......我们将见证迄今为止最伟大的革命——亿万个体因互联网而第一次实现相连”。Zuckerberg也在其他场合不断地使用革命这个词，如谈到如何使印度“拥抱计算机革命”，认为印度拥有“充满活力的计算机产业和众多世界级别的优秀工程师”。2016年他继续认为“一场大革命正在发生”，而这场革命中“老师和学生需要拥有工具，以适合他们的速度与方式来学习知识......无论是看视频、玩游戏、阅读或教学辅导，人们都会得到他们需要的不同工具”。(Zuckerberg，2016)‍‍

Sergey Brin最近说到“深网的革命意义深远，尽管我一直亲眼见证，但确实还是感到惊讶。”他还评论道:“由于中国和一些垄断企业的监管，推动信息革命的开放网络正在消失。”他在谷歌的合伙人Larry Page则声称“改变往往是革命式的而不是渐进的”，“尤其在技术领域，我们需要革命性的而不是渐进的技术变革。”

借着推动革命的比喻，谷歌正不断出击，打破任何试图进行互联网管制的企图，他们非常关注限制新媒体革命的法规文件。例如当2014年以色列某委员会考虑对互联网视听服务进行管制的必要性时，谷歌用希伯来语回应写道，互联网应“鼓励多元化，并为实现言论自由提供机会”。上述看来，互联网因摆脱了时空的界限，促进了最广泛意义的言论自由。他们所描绘的互联网革命只面对唯一一个需要破除的障碍——直接的言论监管。

所谓革命

他们使用“革命”这样一个古老的词语来描述新的现象，并给予革命一词“全新的含义”。尽管如此，重新回溯“革命”这个词语的传统含义是很重要的。革命通常被定义为“以社会正义之名，通过政治动员组织(军事或平民组织，或二者兼而有之)强行推翻某个政府以建立新的政权”(Goldstone, 2014: 4)。

然而，一些著名学者认为革命绝不仅是某种表面“变化”（Arendt，1963）。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Thomas Kuhn（1962/1970）将革命定义为“能使社会有必要抛弃某个历史悠久科学理论”的新发现。他解释道，一场科学革命可以导致科学审查问题的变动，以及科学界给出合理公认解决方案的标准的转变。每一次变化都拓展了我们认识科学的思维边界。通过科学工作，这些变化也让世界随之发生变革。这些变化同与之相伴相生的争议一起，构成了我对科学革命的定义。

与此同时，Arendt声称“革命”一词应完全指称在“自由基础”上的社会事件(Arendt, 1963)。对Arendt来说，自由和暴政之间的紧张关系才是构成政治的内核。因此，她认为真正正确理解革命词意就必须承认“所谓自由和新的开始是一致的”(Arendt, 1963: 19)。

对于Kuhn和Arendt来说，革命不仅是现实中的可感变化，更是现实基础的内在变革。革命一方面是对事物旧有面目的抛弃，另一方面是从压迫中的解放。因此，在Kuhn和Arendt的理解中，那些用一种形式的压迫取代另一种形式的压迫并不是真正的革命。

当谷歌与脸书在谈论新媒体革命时，

他们在谈论什么？

谷歌、脸书和类似的互联网企业声称，由于互联网环境的革命性特征，当代媒介应该脱离监管机构的管辖规制。然而事实上，这些互联网企业一边试图增加自己对当代媒介环境的控制，一边对外仍在谈及互联网环境时不断使用“自由”和“革命”的隐喻词汇。在谷歌和脸书的使用中，革命一词就并不遵循Kuhn和Arendt的理解。谷歌意图的革命是一场将自己从不得不遵守的法律中解脱出来的革命。谷歌、脸书和其他媒体集团实际上正在通过不断清除所有法规的障碍。要知道，有些法规本可以增加自由，使用户受益。

更多的自由与解放是可能发生的。事实上，正是当代媒介的流动性、互动性、丰富性和多媒体性等特征，引发了一场对监管的新讨论。这些媒介提供的全新公共设施非常有可能推动以正义为基础的通信政策，并改善边缘人群的处境(Schejter & Tirosh, 2016)。只有让那些互不相连的个体和社区都能接触到媒介，并确保他们能够真正使用这些媒介，真正的自由才会增加，所谓的新媒体革命才会真正开始。但不幸的是，当前，互联网企业的话语中并没有蕴藏而是隐藏了这种正义的法规潜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认识到革命这个词的双重用法：确保革命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新的信息统治者服务。

清华大学新闻学院刘瑞华同学对本文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