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未来一段时间里的世界变化的思考 ——以西方国家为主要考虑方向

对未来一段时间里的世界变化的思考

——以西方国家为主要考虑方向

摘要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其影响的深度和广度反复刷新着人们的预测，而同时，人类对其本身和其造成的影响的认识也在不断加深。随着疫情的进一步发展，人类社会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已经是可以尝试进行一定程度预测而且应该尝试去认识的了。

总的来看，这次疫情已经必然对人类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虽然不确定性还很大，但是各国的社会制度，国际经济，国际关系都将会迎来变革，疫情已经成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强有力的催化剂。

关键词：新冠疫情 国际关系演变 社会制度变革

研究的理论基础和基本方法逻辑

万事万物都在遵守着一定的规律进行永不停息的精确的或者不是十分精确的运动，人类社会也不例外。由于人类社会必然处在一定的环境中，与环境发生各种各样的相互作用，与环境构成一个系统，单纯考虑人类因素或者自然因素都很难得出一个长期准确的结论，因此更准确的说，人类社会——环境系统，这个系统也不例外的遵守着一定规律进行着永不停息的运动，而这些规律是可以被有意识的人类认识的。这些规律的突出一部分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人类社会——环境系统的运动不被外界因素所决定，而是由自身决定的。也就是说，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该系统未来的运动状态的决定条件来自系统之内。（在一定条件下，被外界因素决定和不被外界因素决定运动状态的系统在自然界都是常见的，如地球表层系统整体上被外界的太阳辐射所决定，而一个不受外力的力学系统则由自身决定，笔者不认为人类社会和这些系统所遵守的规律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人类社会——自然系统存在这样的规律并遵守这样的规律运动，而人类对这些规律的正确认识的结晶是马克思主义，这是本文的理论基础。

正如上文所述，人类社会——环境系统遵守着一定的规律，而规律的条件，或者说人类社会——环境系统未来的运动状态的决定条件绝大多数情况来自于系统之内（下文将不再明确指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因此我们只要知道一个特定时刻的人类社会状态，就可以知道在这一时刻人类社会所遵守规律的条件和初始状态，人类社会也就会沿着这些规律进行一定程度上有迹可循，可以预见，有内在逻辑关联的运动。我们把在这一时刻的条件和对应规律的总称称为人类在这一时刻的历史逻辑。显然，在很多情况下，某一时刻的历史逻辑与接下来一段时间的历史逻辑有明显的延续性，这是因为下一时刻的这些条件很大程度上是由上一时刻所决定的，我们把这样一种情况下，这一系列的规律称为这一时段的历史逻辑，而在这样一段历史逻辑下人类社会所被决定的运动称为这一时段的历史脉络。

不同层次上的运动遵守着不同的规律，因而规律有层次性。上层的规律对下层有制约作用，而下层又参与构成和表现了上层的规律。这一点在历史逻辑和历史脉络中则体现为历史逻辑和历史脉络同样有层次性，上层的历史逻辑和历史脉络对下层有制约作用，而下层又参与构成和表现了上层的历史逻辑和历史脉络。

虽然人类社会——环境系统被这些规律所决定，但是这些规律所决定的运动并不像牛顿定律一样能够精确的预测未来的每一时刻，也不能决定一些概率性事件的发生，因此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况：人类社会——环境系统中发生了某一概率性事件，虽然这一事件同样根本上要遵守人类社会——环境系统的规律，但是其遵守规律的运动仍使人类社会脱离了过去的运动状态，进入了新的运动状态，从而开始导致人类社会——自然系统的规律的条件发生改变，因而进入新的历史逻辑和历史脉络中。这是历史逻辑和历史脉络改变的可能原因之一，我们把这一过程称作“翘板效应”。“翘板效应”可以在历史逻辑和历史脉络的各个层次上发生，具体发生在那一层次上取决于改变的大小。

由人类社会——环境系统遵守规律所产生的历史逻辑，历史脉络和“翘板效应”的存在和其性质是本文研究的基本逻辑。

新冠肺炎疫情产生的翘板效应层次

新冠肺炎疫情显然是一次人类社会——环境系统遭遇的概率性事件，要分析它是否构成翘板效应，第一步应该是确认这样一点：新冠肺炎疫情是否是人类社会——环境系统遭遇的，我们之前没有讨论的“非绝大多数情况”？

要判断这一点，一方面要从历史中找经验，即过去是否发生过类似的事件，其发生的可能性如何，人们对其发生的可能性是如何看待的？另一方面要看其对现实社会的影响。从历史上看，虽然这次疫情深度广度都十分深刻，但并非整个人类历史上从未经历过的。例如欧洲中世纪的黑死病，1918年大流感，等。这些过去的疫情都重创了当时的人类，对人类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目前看来，虽然固然是不同历史条件下的疫情，但新冠疫情的严重性也未必能远超这些人类历史上的大疫；从可能性上说，这种疫情发生的可能性也并不是极小的，事实上，人们对全球化时代出现这样的疫情并非完全没有考虑，专家学者曾反复地警告一场“全球化”的疫情发生的可能性，如2019年1月21日发表在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上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丰富内涵》一文中就明确指出：“经济全球化也是一把‘双刃剑’。……加上全球气候变化、生态环境灾害、大规模传染性疾病、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移民难民等全球性问题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散”；从疫情对人类社会对影响来看，固然疫情已经对人类社会照成了巨大的冲击，但并没有根本上摧毁或动摇人类社会的体系，使人类社会陷入彻底的混乱和倒退。因此，新冠肺炎疫情是人类社会——环境系统中的一个概率性事件，但并非“非绝大多数情况”，我们是可以使用未考虑“非绝大多数情况”的结论来讨论它的。

既然可以用我们上述的结论来讨论它，那必然要讨论的一点是：新冠疫情是否构成翘板效应？如果构成，它是哪一层次上的翘板效应？这一点应该从疫情发生前后人类社会的各种对比加以判断。从人类社会的根本制度而言，目前依然是资本主义占主导的阶段，显然新冠疫情没有改变这一点；从冷战结束后国际社会的情况来看，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情况来看，西方国家逐步陷入治理困境，社会矛盾尖锐，贫富差距拉大，经济泡沫泛滥，以中国为代表的亚非拉国家经济快速发展，中国崛起已经构成必然之势的历史进程同样没有被疫情改变；但是，最明显的改变是，所有这一切矛盾都在疫情的“催化剂”下快速发展，急剧扩大，原本的历史进程被大大加速，开始在新的条件下发展，从这个角度看，疫情确实引起了“翘板效应”，而且其发生的层次主要体现在于历史逻辑和历史脉络演进的速度上。

但是，加速并不是将未来的事件简单的堆砌到一段不长的时间力，而是诸多事件的叠加和集中爆发。一些原有可能消除的矛盾不得不爆发，一些本不会照成这么大破坏力的危机由于集中爆发而产生了空前的破坏，这一切都是有可能的。说到底，这已经是新的历史逻辑，新的历史脉络了。

虽然目前新冠疫情影响的层次任只是“速度”的层次，但不能否认未来各种矛盾集中爆发以至于影响到了更高的层次的可能性。但是，更高的层次归根结底是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难以被根本撼动，因此这种可能性并不大。本文除了最后讨论战争可能时会涉及这种可能，其他时候不讨论这种可能。

从这一角度看，我们已经可以对未来做一些有把握的结论：资本主义的时代不会被这一场疫情彻底终结，2008年后东西方的一系列深刻复杂的演进构成仍会继续，中国崛起依然是不可避免的历史大势，是历史脉络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些结论是从疫情没有大幅改变的历史逻辑层次上得到的。

当然，我们不仅会对这些没有改变的情况感兴趣，我们对在疫情中会发生改变的，发生了“翘板效应”的演进速度层次上同样十分感兴趣，并且想知道：这种快速的演进会产生什么样的历史事件？要认识这一点，显然就要具体的考察疫情对人类社会——环境体系照成了什么影响。

新冠疫情引起的翘板效应的具体分析

由上文的论述我们已经可以得出：新冠疫情已经引起了翘板效应，它极大的激化了西方社会已有的矛盾，本来这一矛盾的发展和演变已经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历史逻辑发展的必然，而疫情并未改变这一历史逻辑，只是大大加速了这一历史进程，这就会导致西方社会的各种本可以短时间缓解的矛盾激化，本可以化解的一部分矛盾难以化解，各种本可以逐步爆发的矛盾不得不集中爆发，这些必然导致新的历史脉络不是假如不发生疫情的几十年的历史脉络的简单叠加，而是系统的，更具破坏力的爆发。

虽然疫情已经大大加速了这一进程，但这是相对于假如不发生疫情的可预见的进程而言。事实上，由于现代资本主义已经经过了长时间的发展和完善，应对危急的能力远非1929年大萧条时可比。因此，这一已加速后的历史脉络，历史进程，到底会像苏联解体一样，在极短的时间里发生，还是相对平稳和缓的发生，依然需要进一步的观察和考虑。

矛盾的爆发是发生在现实世界的而不是抽象的，因而其必然有现实的承载，必然在具体的方面有所表现。我们将从社会制度、国际经济、国际关系这三个相互关联又相对独立的方面加以论述。

社会制度

本节最主要讨论的是疫情发展中和疫情后西方国家的制度演变。之所以首先讨论社会制度是因为在当前即使存在欧盟这样的组织也并没有改变各国之间的社会依然相对独立的现实，国际经济和国际关系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各国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首先考虑这些“相互作用”的主体自然是合理的。

2008年以来的西方社会凭借着自身已经高度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模式，成功的将当时社会蕴含的巨大矛盾“隐藏”，所谓“隐藏”是指西方国家并没有解决当时的问题，只是避免了复杂的矛盾的爆发，从而使西方社会保持了表面上的平静。但是其本质的矛盾，如西方国家僵化的生产关系，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意识形态的固化，贫富差距的扩大，等等，依然在“平静的水面下”遵守着自身的规律，沿着历史的逻辑，发挥着自身的作用。西方社会在“平静”中社会鸿沟不断加深，贫富差距持续拉大，民粹主义浪潮兴起，经济社会发展停滞或虚高，意识形态对立加剧，阶级矛盾不断激化，这一切正呼唤着一次社会领域的彻底变革。而新冠疫情爆发的催化作用则可能使其比原来早的多的爆发，爆发的表现形式更有破坏力，对原有的社会体系的冲击更加激烈。

但是，这种冲击所造成的后果，显然不应该用“西欧剧变”之类的去形容，这次冲击大概率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一次发展和变革，难以动摇其社会制度的根基。这是因为：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经过了长期发展，本身抗冲击能力强、资产阶级仍然掌握着巨大的权力和社会资源、马克思主义虽然在当今西方社会有自己的发展，但经过长期的妖魔化，其发展远远比不上西方社会民粹主义的兴起、各国共产党组织羸弱涣散，难以在当前组织起群众。根本上说，现代资本主义还没有到彻底覆灭的时候，这是疫情影响层次之上的历史逻辑和历史脉络。因此，不排除个别国家真的可能出现社会制度的根本变化，但认为会出现“东欧剧变”似的情景是不太可能的。

意识形态是社会制度的心脏，意识形态的变化将是社会制度变化的先导。西方长期陷入自由主义的窠臼之中，带着特有的自豪感拒绝变革，这是西方社会长期改革难以有成效的重要原因。然而，这并没有让西方社会产生重大的理论创新和意识形态的创新，反而导致民粹主义的泛滥，极右翼政党登堂入室，走上政治舞台。从根本上说，历史的必然逻辑正在西方呼唤着理论创新。在疫情中，西方自由主义的表现不佳，中国的成功与西方的失败对比鲜明，这必然会严重打击西方社会对自由主义“特有的自豪感”，使其中一部分有识之士痛定思痛，开始意识形态上的理论创新；另一方面，在新冠疫情冲击下的经济动荡正让一大批普通西方人民陷入经济困境，这也将是民粹主义、极端主义乃至法西斯主义的温床。西方的意识形态创新和斗争的结果直接关系着未来西方社会的制度，更关系着未来国际关系，国际贸易的形式。然而，遗憾的是，我们面前还难以真正的回答西方理论创新的结果，模式和时间表，因而后面的一切预测都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是，西方社会制度必然有巨大的变革，却是确定的。

国际经济

国际经济在现阶段主要仍是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活动。在疫情中，大规模的隔离，封锁、油价的暴跌、失业人口的剧增业已展现了国际经济面临的巨大危机，短时间里看，随着疫情的进一步发展，原油产业的波动，失业潮的来临，西方国家本来已经存在的经济社会风险，美股二次连续暴跌熔断的可能性完全存在，甚至可能导致更大规模的经济危机。假如西方社会更快的发生变革陷入动荡，又在动荡中减缓经济的复苏，就有可能形成“社会——经济”的负反馈，假如这样，经济复苏的“U”型曲线就不会来临。当然，随着欧洲疫情的缓解和逐步开始的复工复产，以及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也许情况会好得多。但无论如何，不只是一次深度的经济衰退必然来临，没有后续的一系列的深度的经济动荡，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向更长远看，在前一阶段，国际贸易的主要方向可以说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是“资源富足的国家提供原材料和能源，发达国家负债消费，拉动新兴市场国家产能利用”。虽然这个体系是“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但事实上，西方发达国家并没有完全彻底的从这一体现中获利，反而由于负债的消费导致了社会巨大的风险，国际分工减少了本国的就业岗位，产生了严重的经济社会危机。这样的全球化的变革已经是历史逻辑的必然。而随着疫情的“催化作用”，这一进程可能更快的到来，在西方国家社会制度的变革中，原有的国际贸易体系必然是讨论和改革的重要方向。由此，原有的全球化将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展开，而这“全新的形式”，到底意味着全球化程度的倒退，全球化程度的停滞，还是新的发展扩大的全球化，依然要进一步观察。

国际关系

当前的国际关系仍呈现“一超多强”的局面，而最重要的几对国际关系又有中美关系，中俄关系，美俄关系，俄欧关系，中欧关系，中日韩关系，中国——东盟关系。无论是哪一对关系，美国的影响显然都是巨大的。因此，未来国际关系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美国。

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凭借自己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强大的军事力量，依托庞大的盟友体系和海外军事基地，奉行霸权主义，号称要“领导世界”，在这一过程中也承担了一部分国际义务。但是，这种霸权主义并没有给美国带来彻底的利益，反而极大的消耗了美国的国力，孤立主义，单边主义，民粹主义抬头，撕裂着美国社会，更以特朗普政府的执政而昭示着这些思潮的巨大影响。美国与自己“亲密”盟友隔阂渐深，矛盾不断；频繁“退群”，拒绝国际义务；这些无不损害着美国的“领导力”，这一切在疫情前就已经是既然事实。

而在疫情中，美国的表现更是混乱的令人错愕。国内疫情扩散，社会矛盾激化、国际上拒绝义务，“打劫”盟友，断供世卫，遭到各方谴责、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东亚和太平洋事务治理国务卿库尔·坎贝尔（Kurt M.Campbell）直言美国领导力三大要素：提供全球公共品能力，美国国内治理能力，协调各国力量应对危机的能力全面衰落，下降以致丧失。短期来看，美国与盟友的隔阂进一步加深是不能避免的，美国国际的领导地位可能进一步的衰落。然而，美国大选在即，疫情发展也没有停止，经济社会上都有巨大的不确定性，现在就说美国来到了“苏伊士运河时刻”可能为时过早。但即使这样，今后很长时间里美国的领导力逐步衰落的可能性不但存在，而且不小。

向更长远看，在疫情后西方社会开始重大变革后，国际关系将更有不确定性。假如极右政党乃至“法西斯”政党执政，必然会给国际关系带来更大的威胁；而全球化调整的必然更展示了国际关系变化的必然。即使世界强国依然存在，但到底还有没有像过去美国一样的“领导核心”，同样值得考虑。有一种言论认为美国的领导核心将转移到中国身上，这更值得我们进一步的观察和思考。

当然，正如本章开头所说，这一系列变化到底会以像苏联解体一样，在极短时间发生；还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当然是比不发生疫情短）发生，不但意味着模式不同，而且也会导致具体历史事件的很大差异，这同样要进一步观察和思考。

在国际关系中，有一类国际关系是我们特别关心的，即战争。疫情对各国社会的冲击影响仍没有完全显现，油价暴跌也蕴含着新的风险，假如各国社会陷入了动荡，是否会以战争为手段转嫁国内矛盾，显然是要特别考虑的。就现在看，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如美伊、美委、俄乌都存在着在疫情结束后不长时间里爆发这种战争的可能。而根据对我们的影响，我们可以将在几年内可能发生的战争分为几类：没有中国参加的局部战争、中美局部冲突、中美全面战争。这三种战争，无论哪一种都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但是事实上，都有一定可能性。

对于没有中国参与的局部战争，如美伊战争，美委战争，俄乌战争发生的可能性，事实上是不小的。这些国家间本身就有着长期系统的矛盾，而其中至少一方又在疫情和油价暴跌中遭到巨大打击，国内矛盾可能会更加尖锐。这种情况下，战争显然是一个选项。

对于中美局部冲突，可能性并不大。中国军事实力有着强大的“威慑敌人，阻止战争”的能力，而中国又第一个从疫情中恢复过来，展现了旺盛生机。对于美国而言，打这样一场没有把握的战争，不但不能转移矛盾，反而会加剧矛盾。因此，除了一些概率性事件的发生，即使大陆开始了武力统一台湾的进程，也不太可能与美国爆发局部战争。

中美全面战争的可能很小，但不得不警惕。美国短时间里与盟友隔阂不浅、战线布满全球，过于漫长、国内矛盾尖锐，思想不统一、并没有实力打一场中美全面的战争，或者说第三次世界大战。而在当今技术条件下，也少有国家希望以全面战争来解决矛盾。但是假如美国国内矛盾激化到如此程度，以至于其领导人都失去理智，不顾一切的发动战争，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假如这样，未来显然是完全难以预测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