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在毛泽东与张国焘之间的艰难选择

少华《中共著名搭档大结局》（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版）

1931年，张国焘作为中共中央代表来到鄂豫皖苏区，担任了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鄂豫皖军事委员会主席。是时徐向前则担任红四军军长、红四方面军总指挥。这对“搭档”在历史的大潮中决裂，各奔前程：一个后来成为共和国开国元帅，另一个投敌叛变，最后在国外凄凉死去。本文讲述的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徐向前拥护中央北上决策，但又不愿将红四方面军拆为两半，在毛泽东与张国焘之间徐向前面临着艰难的选择。

徐向前很久以来一直想离开红四方面军，因为张国焘一直对他用而不信，在许多问题上根本不征求、不重视、不尊重他的意见，有时还用各种手法贬低他的地位和威信。徐向前感到自己与张国焘、陈昌浩等感情上、性格上也合不来，总是感到压抑、不愉快。红一、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合，给他提供了机会。他希望借两军会师，能到中央工作，不图升官发财，只求做点事情。

徐向前憧憬着两军亲如兄弟般的合作，憧憬着离开张国焘后的愉悦。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会师的欢乐是如此短暂，美好的前景转瞬即逝，两大主力红军会出现裂痕。

曲折的起因是张国焘不可抑止的野心。客观地说，一开始张国焘对于策应红一方面军的态度是积极的，会师之前对中央的指示是尊重和服从的，这从他大力支持嘉陵江战役可以看出来，从他不遗余力地督促部队向川西进军甚至不惜放弃川陕苏区可以看出来，从他积极动员和组织衣物、粮食支援中央红军可以看出来。但是，当他了解到中央红军不足2万人之后，他就开始不安分、不平静了。他拥有4倍于中央红军的实力，他觉得自己应该做主人。

两河口会议后，中央派出李富春、林伯渠、李维汉、刘伯承到四方面军慰问。当李富春抵达理县时，张国焘公开提出统一军事指挥、充实总司令部的问题，要求军委设常委，决定战略问题；徐向前、陈昌浩参加总司令部工作，以徐向前为副总司令，陈昌浩为总政治委员。因事出突然，又事关大局，李富春立即向中央做了汇报。未等中央答复，张国焘又令陈昌浩致电中央：“请张国焘任军委主席，朱德任前敌总指挥，周副主席兼参谋长。”与此同时，中共川陕省委也提出了类似的要求。

对于会师后出现的复杂情况，带兵在前线担任开路先锋的徐向前一直被蒙在鼓里，他还在幻想早点脱离与张、陈搭档的尴尬境地。

一日，徐向前与陈昌浩交谈时正式透露：“我这人能力不行，在四方面军干不了。现在中央来了，有不少能人，你看是不是由刘伯承同志来替我，他是军事理论家，也有丰富的实战经验。”

陈昌浩一下子怔住了，感到十分突然，急忙问道：“那你呢？那你准备干什么去？”

徐向前诚恳地说：“我到中央去，随便分配什么工作都行，反正是能力有限，做点具体工作吧！”

“你先别考虑这件事。”陈昌浩坚决不同意。徐向前并不为陈昌浩的态度所动摇，拿定主意要走。

对于张国焘咄咄逼人的攻势和赤裸裸的要权，中央领导层进行了讨论。为了团结四方面军将士一同北上，大多数领导同志同意做适当让步。

当时仍在党内负总责的张闻天（洛甫）说：“张国焘不是要权吗？就让他当党的总书记吧，只要能把红军团结起来一起北上，我个人的进退不足为虑。”

在这方面，毛泽东的眼界要比一般人高出许多，他考虑得更深，更远，更周详，特别是在把握未来的走向上有着惊人的预见性。他说：“总书记的职务不能让，要让就让军权吧！”事实证明，毛泽东的选择是英明的。如果真的让张国焘掌握了党权，那后来就不是张国焘另立中央，而是毛泽东等人违背中央指示，擅自行动，分裂的罪名就压在了毛泽东等人身上。

1935年7月18日，中共中央对中革军委领导成员进行调整，任命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仍兼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任总政治委员。3天后，中央又决定组织前敌总指挥部，以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中央还做出明确的规定：“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上述决定反映了党中央促进两军团结的精神，从中也可以体现出毛泽东过人的气量，张国焘却把中央的让步视作自己个人的胜利。

7月中旬，中共中央抵达芦花前线，驻守在此的徐向前第一次见到了中央领导同志。朱德的平易，彭德怀的直率，林彪的精明，周恩来的敏锐，张闻天的博学，都给徐向前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感受最深的还是毛泽东。在见到毛泽东时，徐向前总是不由自主地将毛泽东与张国焘比照：张国焘狂躁，喜怒无常，但都形之于色；遇事有主张，但极不容易听进别人的意见；组织能力强，但为人阴鸷，凡反对过他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与之相比，毛泽东沉静如山，肚量似海，举重若轻，仿佛在毛泽东心中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任何山崩地裂的险境，任何急如星火的军情，任何复杂难解的纠纷，到了毛泽东那里，一切都是信手拈来。张国焘是火，能点燃自己，点燃别人，也能焚化自己，焚化别人；毛泽东像山，能壮实自己，也能壮实别人。

在徐向前打量中央领袖时，毛泽东等人也在观察徐向前。由于两军会师后产生了一些龃龉，特别是张国焘、陈昌浩已分别向中央提出强硬要求，其中也涉及到了徐向前的职务问题，所以，中央领导人，包括毛泽东等人在与徐向前接触时都十分谨慎。但是，他们对徐向前在创建和壮大红四方面军中的作用看得很清楚，毛泽东有个生动形象的比喻，说徐向前是孵化和带大四方面军的“母鸡”。见面时，毛泽东代表中央政府亲自将一枚红星奖章授予徐向前，表彰他在发展根据地和军事上的杰出贡献。

徐向前对于张国焘一再节外生枝也很不满意。沙窝会议结束后，张国焘与陈昌浩又谈到与中央的争执和不满，徐向前直率地说：“你们说的这些事我管不了，现在的问题是部队在这里没有粮食吃，吃黄麻吃得嘴都肿了，我们不能呆在这里挨饿，得赶快走。等打到有粮吃的地方，你们再争吵去！”

期待已久的开拔令终于下达了，军委决定兵分左右两路北上。原一方面军五军团、九军团和四方面军的三十一军、三十二军组成左路军，由总司令朱德和总政委张国焘率领，向阿坝开进，然后东进至班佑向右路军靠拢；右路军由原一方面军一、三军团和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组成，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率领，以毛儿盖为中心集结，向班佑、巴西地区开进，待与左路军会合后进军甘南，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随右路军前进。

对于北上这一大的原则，徐向前态度鲜明、立场坚定，明显地拉开了与张国焘的距离。8月20日，徐向前在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发言：“原则上的问题，以前已决定，当无可争。我们应坚决先从洮河右岸前进，从岷州方向突破向东。如果不能走时，再从洮河左岸向东突击。战略方针当然是向东。”徐向前的发言受到毛泽东的赞扬。会后，毛泽东根据大家的发言整理了《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

8月21日，右路军分两路通过草地。从毛儿盖到班佑，中间必须经过一片纵横数百里的草地沼泽，这里茫茫一片绿色，空荡荡地一览无余，不见山丘、村庄、林木、道路，就连敌人也见不着影儿，有的只是点缀着杂花绿苔的泥潭。这是比有形的敌人更危险的天然“杀手”。红军在这里留下累累尸骨，他们的尸骨排列成中外战争史上最残酷的行军路线。

经过五天艰苦的行军，右路军通过了被称为西域绝境的草地，到达班佑地区。到达班佑后，首要任务是迅速夺取通往甘南的咽喉要地包座。徐向前鉴于右路军中三军团还未跟上来，位于战斗位置的只有一军团和四方面军的第四军、第三十军，而一军团又相当疲惫，遂建议由四方面军的部队承担攻打包座的任务。毛泽东对徐向前时刻顾全大局的精神非常赞赏，批准了他的设想。

包座之敌原先只有一个团驻守，后胡宗南听说红军北上后又紧急调派一个师增援，徐向前先派少数部队攻打包座，以之为饵，而令大部队设伏，准备诱歼援敌。开始援敌并不上当，敌师长伍诚仁小心谨慎地逐步推进，唯恐中伏，敌前卫搜索部队逼近包座时，徐向前为坚定敌前进决心，命设伏部队雷打不动，攻击部队适当后撤。伍诚仁判断红军攻击部队是久战兵疲而退，于是下令追击，企图“迫匪于上下包座附近而歼灭之”，结果全数进入红军预伏圈，此战毙伤敌师长以下官兵4000余，俘敌800余人，缴获了大批粮食、牛羊。

包座之战是两军会师后打的第一仗。这次一方面军的将领们作壁上观，欣赏了战斗的全过程，他们对四方面军稳、硬、快、精的战斗作风有了直观的了解，对徐向前有张有弛、张弛有度的大将之风也大为倾慕。

包座之战，打开了红军北上的通道，这一结局出乎胡宗南的意料，因为蒋介石给他的情报称，红军已是饥馑之师，不死于饥饿，亦必亡于绝境。在这种乐观的思想支配下，他认为伍诚仁之师扼守包座要地就足够了，不料伍师竟覆没无遗，而甘南的守备又十分空虚，根本没有时间从容布防，这是红军乘虚北进的大好时机。

右路军急迫地催促左路军火速东靠、并肩闯陇。这时，党内又起风波，实际控制左路军的红军总政委张国焘来电要求右路军南下。

“屯兵于此，无异等胡宗南从容布阵来围歼我们。战机一失，北上的路线就会被堵塞，那就只有再退回草地了。唉，那就麻烦了！”徐向前实在不明白张国焘葫芦里装的什么药。

毛泽东也很着急。9月1日，他与徐向前、陈昌浩致电给张国焘、朱德，详细、全面地分析了目前的形势，指出这是红军挺进甘南实现北上抗日的最好时机。两天后，张国焘回电，态度强硬地坚持南下。

张国焘电报送到班佑前敌总指挥部，中央领导人表情各异。

毛泽东仍然处变不惊：“国焘同志请也请不到，怎么办？”

陈昌浩一脸苦笑，解释说：“来电说嘎曲河涨水，过不了河。”

徐向前很清楚四方面军的底细，他不解地说：“左路军有一支一百多人的造船队，是在抢渡嘉陵江时训练的。嘎曲河涨水，可以强渡；没有粮食，我们可以派部队带粮食去迎接他们嘛。”

中央领导人赞成徐向前的提议，他们把劝说张国焘的希望寄托在徐向前身上。

徐向前也抱着一线希望。因为过去无论是在鄂豫皖还是在川陕，大部分时间是张国焘、陈昌浩商议决定大局，但在徐向前、陈昌浩意见完全一致时，张国焘也会做出妥协。9月8日，徐向前、陈昌浩以两人的名义发电给朱德、张国焘：“我们意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进为上策。”

就在电报发出的同时，前敌指挥部收到张国焘以朱、张名义打来的电报：“一、三军暂停向罗达进军，右路即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具体问题，右路皮衣已备否？即复。”

终于到了摊牌的时候。

在这关键时刻，陈昌浩首先改变了态度，同意部队南下，倒向了张国焘一边。

徐向前心里十分矛盾。合兵北进是他的基本思想，所以他此前站在毛泽东的战车上频繁呼唤，苦劝张国焘改变主意，但是最糟糕的是现在必须在北进与合兵两个支撑点中挑选一个。南下固然是他不愿意的，但他更不情愿的是分兵，他不想看到红一、四方面军分兵，更不愿看到自己生死与共的四方面军分裂成两半。在这种情况下，徐向前也表示同意南下。

毛泽东对张国焘绝望了，但他对徐向前这只养育四方面军的英雄“母鸡”存有希冀。9日晚，毛泽东在率一方面军先行北上之前，来到徐向前的住处，在院中见了徐向前。他问道：“向前同志，你的意见怎么样？”由于是在四方面军驻地，由于徐与陈昌浩住在一起，由于四方面军三大巨头都表示过相同的意见，毛泽东的问话听起来有些随意，其实是想看看徐向前最后的态度。

徐向前直言相告：“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果分成两半，恐怕不好指挥。”

毛泽东默默地点了点头，呆了一会，就走了。

红一方面军星夜北行，四方面军到第二天早晨才知晓。徐向前刚刚起床，就听到前敌指挥部乱成一团，先是有人说叶剑英参谋长不见了，后来又发现指挥部地图丢失，接着前线部队打来电话，说中央红军连夜出走。

陈昌浩闻言大惊，吼道：“我们没下命令，他们怎么走了，赶紧叫他们回来！”

徐向前一下愣了，脑子里一片空白。心里想：这是怎么搞得，走也不告诉我们一声呀，我们毫无思想准备呀！

就在这时，前方与红三军团保持接触的部队指挥员又打来电话：“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

陈昌浩拿着电话筒，问徐向前：“怎么办？”

徐向前坚定地回答：“哪里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

历史得感谢徐向前，是他在关键时刻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如果枪声一起，两支铁军撞在一起，其后果不堪设想。

徐向前本来就不善谈，率军南下后话语就更少了，有时整天没有一句话。第二次穿越草地时，他只与三十军政委李先念说了一句话：“我不懂，红军与红军闹个什么劲!”

张国焘清楚徐向前在四方面军的威望和影响力，他知道徐向前有一批忠诚的追随者。为了争取徐向前，张国焘在卓儿碉悍然自立“中央”后，立刻去做徐向前的工作。徐向前明确地表示自己不赞成张国焘另立中央的搞法。他说：“红军与红军还闹什么劲。党内有分歧，谁是谁非，可以慢慢地谈，总会谈通的。把中央骂得一钱不值，开除这个，通缉那个，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即使中央有些做法欠妥，我们也不能这样搞。现在弄成了两个中央，如被敌人知道了有什么好处嘛！”

1935年12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张浩在给张国焘的电报中，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取消张国焘第二“中央”的指示，并高度评价中央红军到陕北的行动。当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在组织上要服从于共产国际的指挥。共产国际对中央红军的肯定，实际意味着对张国焘的否定。1936年1月下旬，在拖了一个月后，张国焘不得不召开会议，讨论四方面军的行动方针。会上，朱德坚定地提出急谋党内团结和放弃川康根据地北上的观点。徐向前态度鲜明地支持中央的决议和朱德的提议，陈昌浩也开始转变。在这种形势下，张国焘感到大势已去，只好复电张浩，表示“一切服从共产国际指示”，遂引军北上，第三次穿过草地，在陕北与一方面军会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