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芒在背寝食难安！这不是中国的“切尔诺贝利时刻”，而是软实力的胜利

科工力量

【文/美国彭博新闻社总编辑米思伟、英国《经济学人》杂志驻华盛顿记者阿德里安·伍尔徳里奇】

1651年，曾坦言“我和恐惧感是一对双胞胎”的颇有绅士风度的学者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推出了他的名著《利维坦》，这本书是迄今为止最为重要的政治学著作之一。在血腥的英国内战（指1642年至1651年期间在英国议会派与保皇派之间发生的一系列武装冲突及政治斗争——观察者网注）时期，霍布斯曾逃往法国避难，而他在哲学层面最为关注的也是“人身安全”这个问题。

美国彭博新闻社总编辑米思伟、英国《经济学人》杂志驻华盛顿记者阿德里安·伍尔徳里奇于2020年4月12日在美国彭博新闻网刊发评论文章：《西方应该在病毒面前醒来》。

他在书中指出：自然状态下的人生是“孤独、贫困、污秽、野蛮而又短暂的”，因为人们总是处于相互争斗之中（life in a state of nature was“solitary,poor,nasty,brutish and short”because people were always fighting）。因此，他主张所有公民都应订立契约把个人权利让渡给一位统治者，由这位统治者向大家提供保护。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统治者的合法性取决于他是否能够履行该契约并保障公民的人身安全。

霍布斯的这一观点在当时是真正革命性的，因为当时英国的国王们（包括同样曾流亡巴黎的霍布斯的学生查理二世）仍然认为自己的权力来自上帝。霍布斯曾经历过1665年至1666年期间肆虐伦敦的大瘟疫，1679年去世时终年91岁。在霍布斯看来，我们之所以与“利维坦”（原指《圣经》中一种威力无比的海兽，霍布斯以它指代君主专制政体国家——观察者网注）订立契约，是因为它能够确保我们的人身安全。

如果霍布斯今天仍然活着，他会更加相信上述观点的正确性。如今恐惧感正在全球四处蔓延，为了免于受到新冠病毒的感染，我们愿意在基本权利上作出妥协，我们甚至愿意放弃个人行动自由每天待在家里。新冠疫情再一次让我们看到了政府的重要性。政府不仅变得更加强大（相较之下可以去看看那些曾经不可一世、如今摇尾乞怜的大公司），而且对每个人来说变得更加重要了：你的国家是否具备优质的医疗资源、高效的行政体系和强大的财政实力对于你来说可能意味着生与死的区别。

绕了一大圈，我们又回到了霍布斯的时代。在他写作《利维坦》时，中国（而非欧洲）的政府治理是全世界的榜样。当时的中国是全球最强大的国家，有着全球规模最为庞大的城市（北京的人口总数当时已超过了100万），也有着全球最为强大的海上力量，而且中国还具备当时最先进成熟的行政体系，在广袤国土上举行的严苛的科举考试为中国提供了大量学者型官员（scholar-mandarins）。

相较之下，当时的欧洲仍然是一个由几大互相敌对的封建家族统治的地方，是一片血迹斑斑的战场。在当时的欧洲，官位要么由出身决定，要么像商品一样被公开售卖。随着历史的演进，欧洲诸多新出现的民族国家实现了对东方“中央王国”的赶超，原因在于这些民族国家都经历了一系列革命，其中一些革命由国家对立所引发，另一些革命则受到政治理念（尤其是霍布斯所主张的政治理念）的推动。在掌握了政府治理能力（尤其是借鉴了中国的文官制度）之后，西方实现了对世界长达400年的主导。

如今，西方的政府治理优势却已备受质疑。诸位读者完全可以扪心自问，此刻你在纽约、伦敦更有安全感，还是在新加坡、首尔更有安全感呢？在政府治理方面，亚洲正在赶超西方，一些较小的亚洲国家甚至已经完成了这种赶超。其原因在于，儒家文化圈在过去数十年里一直非常重视政府治理，而西方却在这方面日益僵化且无动于衷。

西方的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相比在效率和活力方面差距极大。列宁曾指出：“有时数十年过去，这个世界波澜不惊；有时只是短短几周，一个新的时代却已开启”。眼下的新冠疫情便是这样一个能够让历史进程获得加速的事件。如果西方国家的政府能够创造性地应对这场危机，那么他们还有可能逆转数十年来不断衰落的趋势；如果在亚洲持续崛起的同时西方仍然犹豫不决，那么一个由东方主导的全新的世界秩序就将变得越来越清晰可见。

2014年，我们二人合写了一本关于国家的书，名为《第四次革命：重塑国家的全球竞赛》（The Fourth Revolution:The Global Race to Reinvent the State）。回首我们当年在书中阐述的观点（尤其是考虑到当下各国在应对新冠疫情时的表现），必须承认那本书中的内容是对错参半的。对的地方在于，我们指出政府治理是国家竞争优势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来源（government was a vital source of competitive advantage），而西方在这方面已经落后；错的地方在于，我们当时认为，面对中国的崛起，西方国家将通过政府治理现代化、搁置一些琐碎的争议并效仿新加坡等更加精干高效的国家给予回应（western countries would respond to China’s rise by modernizing their governments, putting aside petty squabbles and copying leaner countries like Singapore）。

然而西方竟然毫无作为，如果说西方的确做了一点什么的话，那就是西方已经转向了所谓的“大政府民族主义”（big-government nationalism），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和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当选；至于本该进行的改革，早已被人们抛诸脑后了。在欧洲大陆，情况也是如此，成功渡过了英国脱欧和欧元危机的欧盟在自身的改革方面同样无所作为。

此次新冠疫情是否能够推动上述局面发生改变呢？乍一看，情况并不那么乐观。无论你把目光投向哪一个西方国家，都会发现我们的“利维坦”已陷入于一个很糟糕的境地：低效的政府正在超负荷运转，许多政府行为都是在恐惧感的支配下做出的，而不是按照预案按部就班进行的；西方的医院正在以令人恐惧的速度达到其收治能力的上限，在纽约这个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中心，医生们在戴着滑雪镜而不是医用护目镜拯救生命，而身上套着肥大垃圾袋的护士们没有防护服可穿；欧盟浪费了大量时间去讨论该如何应对当前的经济困境，结果如往常一样，欧洲央行还是拿出了印钞票的老办法去解决问题；在匈牙利和波兰，专制的领导人正在试图攫取更多权力；只有提高病毒检测能力才能够发现所有感染者，然而在整个西方世界，检测能力都是严重不足的。

不过当我们把镜头拉近并观察当前局势的一些细节时，我们也能够发现一些积极的现象。诸如丹麦这样具备反思能力的国家以及德国等有着长久良政传统的国家在应对新冠疫情时不但比美国、意大利这些表现糟糕的西方国家更加出色，而且也比中国那种缺乏透明度的专制国家更胜一筹。

这场全球大流行病虽然令我们感到有些焦头烂额，不过令人激动的创新成果已在各领域不断涌现。西方拥有技术实力、管理知识和自由传统，这些优势能够使我们的国家获得重塑（the West possesses the technology, the managerial expertise and the liberal tradition to reinvent the state）。如今新冠病毒的致命威胁就在面前，这使得我们有了一个绝好的机会去重塑我们的国家。其实在西方历史上，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情况是经常发生的。

当你回顾历史，会发现西方曾经历至少三次重大的政府治理革命，每一次革命都是在新思想、新技术乃至新威胁（new ideas, new technology and new threats）的驱动下进行的。

第一次革命是竞争性民族国家的诞生（the creation of the competitive nation state），霍布斯的思想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启发作用。就在欧洲大陆上各君主制国家为了地位互相争斗的同时，他们在国内也在采取措施以规范各大封建贵族们。这是欧洲大陆上发生的一场以控制权为目标的斗争，其结果是西方的政府治理获得了极大推动：欧洲的君主们掌握了技术创新成果（尤其是舰船和武器制造技术），并因此大大增加了自己在战争中生存的机会。当火药最初在中国被发明出来的时候，中国人用它去制造烟花，而当欧洲人获得火药之后，他们却用这种新的技术发明去互相杀戮。当然，后来中国人也是败在了掌握了火药技术的欧洲人手下。

第二次革命发生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的亚当·斯密（Adam Smith）、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和美国的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等思想家当时主张：应终结不道德的君主特权并由自由主义高效的政府治理取而代之（corrupt monarchical privilege should give way to liberal efficiency）。

铁路以及后来出现的电报等新技术使得国家在运输、通讯等领域大大提高了效率，而英国自由主义者的高效尤其令人印象深刻：来自各种税赋的总收入从1816年的略低于8000万英镑下降到了1846年不到6000万英镑的水平。为了弥补上述亏空，自由主义者们毫不留情地取消了许多闲职、开除了许多不能胜任工作的人、向有德能的人开放了公务员岗位并消灭了军队中长期存在的买官卖官现象。

值得一提的是，今天的英国人仍在使用那个维多利亚时代里修建的学校、医院和下水道系统。一个岛国规模不大的政府通过攻伐、诱骗和殖民等手段竟然能够成功占领全球近四分之三的土地。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如当时的自由党首相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曾认为，一个小政府也是能够做成许多事情的（it was perfectly possible to make government more useful and smaller at the same time）。然而令人感到悲哀的是，今天的西方已经失去了这一信念。

第三次革命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它为今天西方福利国家（the welfare states）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这一次政府治理革命中，“安全”（security）成为了关键词，不过这个“安全”并非战争、瘟疫所涉及的“人身安全”，而是指与社会顽疾、个人不幸以及不平等现象等概念相对立的“安全”（security against maladies, misfortunes and inequalities）。甚至美国第36任总统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的“伟大社会”（指1964年约翰逊总统发表演说宣称：“美国不仅有机会走向一个富裕和强大地社会，而且有机会走向一个伟大的社会”。为实现这一目标，美国国会通过了包括“向贫困宣战”、“保障民权”及医疗卫生等领域的立法400多项，将战后美国的社会改革推到了新的高峰——观察者网注），以及欧洲兴起的社会民主主义也可以被视为这次政府治理革命的后续影响。

不过在100多年前这次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其推动力量仍然是今天的我们十分熟悉的一种组合：新技术（工业化大生产的出现、蒸汽机的发明以及生产生活的电气化）、新思想（即关乎社会公平正义的新“左派”观点，其中最激进的如卡尔·马克思的思想，不过在西方影响力更大的要数锡德尼·维伯及其夫人比阿特里斯·维伯等费边主义学者的观点）和新的威胁力量的出现（如刚刚统一不久雄心勃勃的德国）。其实，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等更加保守的人物就认为，大众教育和医疗卫生服务对于现代福利国家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曾在一战时期担任英国首相的大卫·劳合·乔治也指出：“你不可能靠三流的国民去打造出一个一流的国家”。

其实，即便在上世纪60年代，许多西方人仍然相信政府能够为社会大众带来福祉：当时的美国政府正在忙于登月（他们的确成功做到了），而欧洲国家的政府则在忙于战后重建。当时的人们都很信任专家，认为他们在问题面前是无往不利的。不过在越战（正是美国最优秀、最智慧的人物发动了这场战争）和能源危机之后，西方人对政府的信任感开始逐渐崩塌了。

此后，西方国家的决策者们开始逐渐转向了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F.A.Hayek）和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等自由派学者的观点。这些学者相信市场（而非开明官僚体系）的力量，他们一直主张一种观点：社会大众向政府让渡了太多个人自由权利，而以此换得的好处却少得可怜。

在上世纪80年代，此类新自由主义观点引发了半场革命（a half-revolution），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开始向福利国家发起挑战。我们的“利维坦”于是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私有化，而政府也开始推行减税措施。不过，我们今天从统计数字中可以看出，“利维坦”当时只是暂时停下来消化一下腹中的积食，它并非真地在节食减肥（Leviathan was simply pausing to digest rather than going on a diet）。在今天的西方，政府消费了国内生产总值的40%，而上世纪之初，这个比例仅为10%。监管型国家（regulatory state）在大西洋两岸都已遭遇严重困境：在美国加州，理发师需要有职业资格证书才能进入这个行业；而在欧盟，布鲁塞尔就像蜘蛛网上的一只飞虫，已经被僵化的官僚作风搞得动弹不得。

在今天的西方，国家就好像是一个性情暴躁、无人爱惜的矛盾体。向国家交税的人认为国家向社会索取的太多，而依靠国家为自己提供服务的人又认为国家为自己做的太少。国家向社会承诺的越多，它自身就越不堪重负，而它越不堪重负，我们就越充满怨言。当国家对某个领域实施严格监管时，我们会抱怨；而当国家固执己见不知变通任由情况恶化时，我们的抱怨声就会更大。在英国，国有经济与活跃的私营经济之间的鸿沟正变得越来越宽——英国国有经济部门的生产率在1999年到2010年期间下降了1%，而同期英国私营经济部门的生产率却提高了14%。

与此同时，西方左右两派政治力量都已经失去了初心。最初的费边主义者主张大政府（a big state），而且认为大政府应该让教师们承担起对学生的严格考核监督之责，然而如今美国的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英国的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等左派人士却与教师工会（而不是那些上不起学的穷人）站在了一起。今天右派的政治人物也背叛了弗里德曼和哈耶克的理想，这些人表面上主张政府干预越少越好，然而与此同时，他们却在用本来属于政府的钱向华尔街输送利益。以所谓的“附带权益”（carried interest）为例，它基本上可以被视为政府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一种补贴。如果共和党人真地喜欢“小政府”，那么他们大可以带着他们的“附带权益”一起去刚果定居。

我们已经在表面看到了许多意识形态层面的争执，然而西方政府治理体系面临的主要问题，其实可以很简单地用一句话来概括：它已经过时了（it is out of date）。我们可以从美国中小学的校历中找到最明显的证据：美国中小学的暑假为何如此之长？因为这一安排是在农业经济时代做出的，当时美国的孩子们需要一个很长的暑假来帮助家里收割庄稼。

美国彭博新闻社总编辑米思伟、英国《经济学人》杂志驻华盛顿记者阿德里安·伍尔徳里奇于2020年4月12日在美国彭博新闻网刊发评论文章：《西方应该在病毒面前醒来》。全文共分为三部分，本文是第二部分。

在这个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例如，美国私营经济部门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就经历了诸多变革：外包取代了垂直整合，管理结构的简化取代了严格的等级制度，此外许多公司总部的选址也经历了变迁（先是集中在市中心的高层建筑中，然后大量迁往郊外开阔的办公园区，如今又回到了市中心）。而在“创造性破坏”（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最有名的观点，构成了其企业家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的基础。他认为“创造性破坏”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本质特征，每一次大规模的创新都淘汰旧的技术和生产体系，并建立起新的生产体系——观察者网注）永不停歇的循环中，大量公司在成立后最终走向破产，生灭不已。最后，我想提一下我在华盛顿看到的一个情况：美国农业部的规模至今仍十分庞大，然而农业占美国GDP的份额实际上早已下降至2%。

在另一方面，政治僵局已经让情况变得更加糟糕。美国建立在三权分立基础上的复杂的国家机器，在党派政治的绑架之下已近乎瘫痪。一方面共和党拒绝增税（一美分也不能增），另一方面民主党则拒绝削减政府津贴（一美分也不能减）。与此同时，既得利益集团已经把他们的手伸到了每一块能触及的蛋糕上，关于堕胎和变性手术的情绪化争吵已经让整个社会陷入疯狂，这一切的结果就是美国政府治理的全面崩溃（a government dystopia）。眼下，各种政府资源已经从涉及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部门转移到了一些可有可无的部门，比如美国一些州就成立了专门对室内装修设计进行监管的政府部门。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报告，如今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政府的工作方向是正确的，而上世纪80年代，这个比例是五分之二，在约翰逊总统时期（1963-1969），这个比例甚至高达五分之四。

西方国家的政府治理能力已经衰退，而亚洲国家却正在拥抱未来。在政府治理方面，新加坡一直是一个领先的国家。这个城市国家曾经是一块十分贫穷的殖民地，而如今却以治理最好的国家闻名于世。与曾殖民过自己的英国相比，今天的新加坡有更好的教育体系和医疗卫生体系，而且普通新加坡人的生活水平也已经超过了英国人。需要指出的是，新加坡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并非依靠政府的大量开支（新加坡在政府治理方面的支出仅占其GDP的20%），其诀窍在于创造性的思考和果断的执行（thinking more creatively and acting more decisively）。

新加坡政府把最聪明的人招募进来，付给他们高达200万美元的年薪，同时还会淘汰掉表现不佳的公务人员。在教育领域，新加坡政府采取了一种把频繁考试和丰厚奖金相结合的激励策略。那些最优秀的学生会被送入全球最好的大学留学并从新加坡政府那里获得一笔奖学金，作为对国家的回报，这些学生毕业后将在新加坡政府或国有部门工作数年。新加坡的医疗服务水平极高而且基本是免费的，不过在前往门诊就医时仍然要付一小笔费用，其目的在于防止一些人对免费医疗资源的恶意侵占。

在另一方面，新加坡的私营经济部门同样展现出了高度的创造力。新加坡政府一直在助推本国公司向价值链上游攀升，他们先是从制造业着手，然后是服务业，如今更是在知识经济领域（以信息技术和制药两个行业为代表）实现了向价值链上游的移动。此外，新加坡政府还要求一些跨国公司把高价值生产环节放在新加坡境内。

不过，新加坡的一些做法也对其国民的个人自由造成了侵犯。例如，新加坡政府要求各居住社区必须体现出居民种族分布的多元性，以防止种族隔阂现象（这个问题已经对其周边国家造成了严重困扰）的出现。此外，新加坡政府还要求国民必须将平时收入的一部分储蓄起来以便在就医时或退休后使用。毫无疑问，李光耀建立的是一个保姆型国家（a nanny state），不过与英美两国政府相比，新加坡政府是一位充满智慧和创造力的、勤俭持家的“保姆”。

那么中国呢？中国的情况要更加复杂。中国地方政府的一些部门给人留下了一种善变、腐败、强势的印象，一些官员积累了大量财富，此外中国人应用的一些技术（尤其是人脸识别技术）在西方人看起来是有些令人毛骨悚然的。不过，许多人没有提到的是，中国也有更加积极正面的部分。中国一些开明的官员正在模仿新加坡模式去打造世界一流的政府治理体系，领导这个体系的都是中国最优秀的精英分子。中国共产党已经构建了一个巨大的“人力资源部”，这个“人力资源部”能够对全国各地各级干部的详细档案做到完全掌握。中国对官员的考核遍及各个层面：省部级领导、大学行政部门领导、国有企业管理者以及地方官员，他们是否能够获得晋升取决于他们是否具备达成政府为其设定的工作目标的能力。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与中国之间在政府治理方面目前存在着巨大差异。

许多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在应对新冠疫情时的表现给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西方应该把自身和亚洲国家在应对疫情时的差距视为对自己的一个警告。就在西方浪费大量时间的时候，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国家却都已研发出了自己的新冠病毒检测试剂、增加了检测用品所用原料的产量并在财政方面为病毒检测和患者收治做好了准备。韩国甚至在首尔街头搭建了临时新冠病毒检测站，路过的行人可以随时进行病毒检测。在这些临时检测站里，医生会戴着口罩坐在一块防护玻璃后面进行检测工作。而在新加坡，政府的表现堪称完美，不过总理李显龙还是宣布该国所有提供非必要服务的场所从4月7日起关闭一个月，这从侧面说明了新冠病毒的威力之强。截至目前，新加坡因感染新冠病毒死亡的人数仅为8人。

中国在此次新冠疫情中的表现可以被评价为“持续改进中”（improving）。在我们看来，“中国的一些不当做法使得自己在全球陷入混乱状况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个说法还是十分温和的。目前来说，最接近真相的情况是，新冠病毒很可能一直潜伏在武汉缺乏监管的海鲜市场中，在那里蝙蝠等活禽与生鲜食品存放在一起。即便上面这种可能性最终被排除，病毒另有其他来源，那么也不能否认武汉地方官员曾试图掩盖病毒已在武汉扩散的消息这一事实。甚至在疫情显然已经失控的时候，中国一些官员的动作还是太慢了。因此，媒体上出现了“中国的切尔诺贝利时刻”这一说法。

即便如此，在疫情初期的糟糕表现之后，中国此后的一些抗疫做法还是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中国下达了全国性的旅行禁令，普通中国人的基本生活都停了下来。虽然在初期有掩盖疫情以及未停飞国际航班等问题，中国还是与许多国家分享了自己的抗疫经验而且向多国捐赠了医疗物资。意大利歌剧中的歌词出现在了中国运往意大利的口罩包装箱上，而运往匈牙利的物资包装箱表面则印有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托最喜欢的“加油，匈牙利”字样。“我目前看到的情况是，西方基本上什么物资都缺，我们能够得到的帮助都来自东方”，欧尔班·维克托总理在接受中国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虽然在统计数据方面受到质疑，但“中国的切尔诺贝利时刻”仍然很有可能最终会转变为中国在软实力领域的一场胜利。当然，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这一软实力胜利是在美国的衬托下取得的。

应该没有人会认为此次西方在应对新冠疫情时的表现为西方的软实力加了分。不过，部分欧洲国家的表现还是应该得到认可的。与韩国、新加坡等国政府相似，德国政府在国内的信任度一直处于较高水平，德国在检测试剂的大规模生产方面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这对降低病亡率起到了重要作用。截至2020年3月底，德国完成病毒检测的人口已经达到了100万。在巴伐利亚州，每天会进行1.3万次病毒检测，其中1.1万次是在私营的生物实验室中进行的。

即便如此，大部分欧洲国家还是处于一种十分困窘的状态。党派之间的争吵浪费了意大利数天时间，最终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意大利联盟党主张将一船非洲移民隔离起来，仿佛他们并非来自非洲而是来自武汉。当中国下达封城令的时候，英国政府奉行的却是鸵鸟政策，他们浪费了在全球市场上采购病毒检测试剂和医疗防护物资的宝贵时间。在探讨了几天“群体免疫”方案之后，英国又转而对所有非必要出行和聚集性活动下达了禁令。据统计，英国新冠病毒感染者的病亡率比日本要高100倍。在首相入院接受治疗的同时，英国的病毒检测试剂仍处于短缺状态，这样一个脱欧后的英国很难说是一个令人感到钦佩的国家。、

至于美国，这个自由世界的领袖国家已经陷入了极为糟糕的境地（尤其是考虑到此前美国曾有几个月时间为新冠病毒大流行预先做好准备这一事实）。无论特朗普总统的非传统领导风格有何值得赞赏之处，他用这一行事风格去应对此次新冠危机是绝对不合适的。他先是轻视专家意见，也没有重视来自中国和意大利的疫情信息，在这种情况下他就轻率地宣布疫情在复活节（即2020年4月12日——观察者网注）之前就能得到控制，甚至表示到时候美国人完全可以去教堂聚会对上帝表达感谢。可是后来他又警告称，新冠病毒给美国造成的死亡数字将达到数十万的规模。

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会通过媒体讲话向民众提供一些应对疫情的实用建议，可特朗普却总是沉浸在电视讲话收视率、病毒阴谋论以及关于是否应该赦免一位被判谋杀罪入狱服刑的私立动物园老板等琐碎事情上。一位有智慧的总统（其实任何一位总统都是如此）本该把各州州长团结在一起并动员所有政府部门共同去应对疫情带来的挑战，可这位特朗普总统却与来自民主党的几位州长陷入了口角之争，他与国土安全部、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甚至与他自己的科学事务顾问也发生了意见分歧。此外，特朗普在国际社会也没有展现出美国的领导力，在下达航空旅行禁令时，他甚至都没有向欧洲盟友们提前通告一声。而他一直在坚持做的一件事就是把责任推给中国，他要中国为自己面对的每一个问题负责。

公平地说，解决美国今天存在的各种问题实际上已经超出了特朗普能力的上限。美国许多重要的政府机构如今看起来都已经运转不良甚至早已无法跟上时代的步伐。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美国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美国的医疗费用是全世界最高的，这导致数百万美国人在患病后无法接受任何治疗；而且美国在联邦层面也缺乏一个能够在各州之间就医疗卫生事务进行协调的权威机构；此外，美国的医疗体系对某些高度专业的医疗领域投入了太多资源，同时却对面向大众的基本医疗服务过于轻视。因此，即便资金最终能够到位，美国也很难做到让应该接受病毒检测的美国人都获得检测机会。

我们能够从当前的局面中得出哪些结论呢？大多数人应该会得出如下两个结论：第一，专制制度比民主制度表现更好；第二，为了应对此类全球性危机，我们将长期需要一个更大的政府。得出第一个结论的人往往会先提及中国面对疫情时的表现要远远好于美国，然后他们便会就专制、民主两种体制的优缺点很快做出一个一般性的论断。而得出第二个结论的人则会指出，从历史角度来说，战争的爆发往往会极大地提升政府的地位，此次抗击新冠病毒的“战争”也将起到类似作用。在政府的协助下，为应对未来大流行病的爆发，各国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都将得到加强。与此同时，国家也将难以摆脱对经济进行大面积干预的全新角色。

然而，这两个结论都不太能令人感到信服。正好像专制国家的表现有好有坏一样，民主国家也不能一概而论。可即便如此，在应对此次新冠疫情时，民主的德国、丹麦、韩国和台湾地区仍然看起来比专制的中国表现更好。至于当前诸多民主国家所采取的具有“大政府”特征的一系列举措，它们更像是那些民主国家打出的一种临时性的、具有实用主义特征的组合拳：以刺激经济为目标的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为防止弱势产业崩溃而采取的临时性干预措施以及为暂时失业的人们提供的基本生活津贴。此次新冠危机并不会促使各国政府雄心勃勃地推动实施诸多重大项目，正相反，这场危机很可能会开创一个节制消费的紧缩经济新时代（尤其是考虑到已深陷债务泥潭的意大利等国正在控制债务规模）。

在我们看来，在此次新冠危机中最值得我们吸取的教训涉及人们很少提及的两个概念：政府机构的效率（the efficiency of the government apparatus）以及一般意义上政府治理的目的（the purpose of government in general）。西方需要对政府治理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现代化改造，此外为配合此次改造还需要提出一套全新的政府治理理论（the West needs a wholesale program of modernization in government and a new theory of government to accompany it）。即便西方不再出现如托马斯·霍布斯或约翰·穆勒这样的伟大人物，我们仍然能够通过摒弃农业时代的一些制度安排、更高效地应用科技成果、借鉴世界各国国有和私营经济部门的成功经验以及取消那些早已与时代不相适应的特权，来重塑我们的政府治理模式。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科学技术能够在政府治理领域发挥怎样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在应对新冠疫情时有良好表现的国家往往是那些在技术应用（尤其是手机相关技术的应用）方面做得好的国家。在韩国，一位市民离开本市时会收到一条提醒短信（不随身携带手机的人会被罚款）；在新加坡，该国医疗卫生部门研发了一款手机应用，该应用能够追踪到新冠病毒携带者的密切接触者；在以色列，政府已授权该国国内安全部门“辛贝特”和警方，他们在授权下可以进入任何一个疑似新冠病毒携带者的手机系统以获取必要的信息。

美国彭博新闻社总编辑米思伟、英国《经济学人》杂志驻华盛顿记者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于2020年4月12日在美国彭博新闻网刊发评论文章：《西方应该在病毒面前醒来》。全文共分为三部分，本文是第三部分。

所有这些与技术有关的政府行为是否会在疫情结束后继续对个人自由权利造成侵犯呢？站在托马斯·霍布斯的角度来说，政府这样做至少从目前来看是完全合情合理的。考虑到许多人为了享受数字服务的便利已经在个人数据隐私方面向私营公司作出了妥协，为了他们自己的健康，要他们向政府部门也作出类似的妥协并不是很过分的要求，况且这种妥协也只是暂时性的。即便在政府权力无远弗届的新加坡，该国卫生部门研发的手机应用也出于个人隐私方面的考虑被设定在在6个月之后自动失效。

随着新冠疫情形势的变化，一些国家的政府也许会提出一些新的隔离管控方案，人们可能会被允许走出家门，不过作为交换，他们必须接受某种形式的监控，相信届时许多无法适应与家人长期相处的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会接受这样的方案。

此外，一些国家（或地区）之所以在应对疫情时表现优异，其原因还与他们的学习精神有关，他们很注意向其他国家学习，甚至向历史学习。韩国、新加坡和台湾地区都对2003年的SARS和2009年的H1N1流感进行了深入研究。此次新冠疫情发生后，韩国、新加坡和台湾地区通过关闭边境、对疑似病毒携带者进行追踪和隔离以及定期更新疫情信息等措施迅速作出了反应。今年1月20日，当时中国大陆仅有几个报告病例，台湾当局获悉后立即恢复了SARS疫情时成立的防疫指挥中心的运作，台军方在接到该中心的通知后随即启动了医疗防护物资的生产工作。位于欧洲的丹麦虽然没有像台湾这样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不过丹麦的行动也是相当迅速的。

与上述国家（或地区）形成对比的是，大多数欧洲国家和美国虽然有更加宽裕的准备时间，但他们并没有就该采取哪些措施做出及时决策。从历史角度来看，欧洲和美国是十分不擅长观察其他国家的有效做法并加以借鉴的。

欠缺学习精神已经成为了西方的一个标志性特征。西方国家政府机构的最大问题就在于他们很不擅长学习他国的成功做法。可是当我们仔细分析遍布西欧、北美的众多国家就会发现，许多国家的政府在某些领域都有可资借鉴的做法：如果你希望找到养老金制度改革的最优方案，智利和位于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即丹麦、瑞典、挪威、芬兰和冰岛——观察者网注）有值得参考之处；如果你希望加强年轻人的职业教育，那么德国的做法是应该学习的。

相较于政府部门，私营经济部门的情况要好一些，“成功经验”在私营经济部门能够快速扩散，因为愿意向成功者学习的公司能够继续参与竞争，而那些拒绝学习的公司只有破产一条路可走。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威胁”之所以被最终挫败，其原因就在于西方公司向日本同行学到了“适时生产”（just-in-time production）和“精益制造”（lean manufacturing）两套生产管理体系。不过在公共部门领域，由于西方政府施行终身雇佣制而且难以摆脱厌恶风险的心理，西方的一些制度改革始终难以顺利推进：英国自阿尔伯特亲王（1819-1861）时代起就在讨论如何借鉴德国的职业教育制度，而美国在仔细分析并借鉴了瑞典的福利制度改革后，始终无法拿出政治意愿以推动相关法案在国会通过。

此次新冠疫情很可能会成为一股推动西方政府治理走向现代化的强大力量。西方各国政府将在两股相反作用力的挤压下完成这一转变：首先是各国政府在疫情压力下必须改善自己的社会福利体系，尤其是其中的医疗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否则他们将无法应对下一次疫情的爆发；另一股压力来自公共债务，各国政府将不得不压缩已经暴增的公共债务，使其更具可持续性。

我们可以看一看意大利的情况，意大利的政府治理体系也许是全欧洲最需要改革的。考虑到意大利人口的年龄结构，很显然该国迫切需要改善其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然而，意大利同时也是全球债务负担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终有一天，意大利人会明白一个道理：他们必须解决长期困扰意大利的高福利问题和腐败问题，并让国家财富流向那些贫穷和亟需资金的人。

下面我们来看看美国的情况。据说如今美国的富裕阶层终于意识到穷人们在享受怎样糟糕的公共医疗服务了。在美国的医院里，戴着自制口罩的医生们套着黑色垃圾袋在拯救生命，而许多病逝的美国人只能被集中安葬在临时挖出来的大坑里。附带权益也好，那些支撑起昂贵的商业医保产品销售的荒唐减税措施也好，难道这些给富裕阶层带来的好处真地抵得过上面那些悲惨境况给美国社会带来的痛苦吗？

其实，当美国打造出一套更好的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时，美国富裕阶层的钱包反而可以从中受益。6年前我们二人就提出过一个主张，那就是美国政府应该更多地参与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这一主张不仅是出于道义考虑（政府可以借此把更多穷人纳入医保网络），从经济角度考虑美国政府也应该这样做。美国政府的隐性补贴（hidden subsidies）——那些荒唐复杂的保险产品以及错误的激励举措都要从中获得资金——意味着美国甚至比“社会主义”瑞典在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上支出的GDP份额还要大，这还不算那些支撑起昂贵的商业医保产品销售的减税措施。

须指出的是，与此类减税措施相关的退税目前仍然在退给公司而不是直接退给个人，这又是一个体现美国政府治理体系已过时的例子。此次新冠疫情让人们更加相信，如果更多美国人能够被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所覆盖，那么他们得到的医疗服务会更好，而且缴税额也会更低。

其实，所有西方民主国家都应该受到此次新冠疫情危机的触动并向自己提出一些尖锐的问题：政府是否应该向公务员们提供终身职位？政府是否应该规定只有持教师资格证的人才能进入教育领域工作？如果疫情期间医生能够通过视频作出诊断、老师能够通过视频开展教学，那么疫情结束后是否可以沿用这样的做法？当接受高等教育的大量机会都流向社会精英阶层时，政府是否还应该继续为在校大学生们的学习支付一些费用（欧洲大多数国家仍然在这样做）？当建设医院需要土地时，政府是否应该在首都继续占有大量土地资源？60周岁以上的老人是否应该享有购买打折火车票以及在伦敦免费乘坐地铁的权利？美国政府一直在向最富裕阶层发放房贷利息补贴却在穷人购买经济适用房时支出甚少，这种做法是否应该有所改变？

西方的改革者也许可以通过政府治理现代化和机构精简在改革进程中取得不小的成就，然而当他们推进到某一阶段时，意识形态问题便会介入进来。虽然我们倾向于把改革美国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视为政府治理现代化的举措之一，认为这不过是对其他国家成功经验的一种借鉴，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许多美国人会认为此类改革涉及某种哲学性问题。我们二人对此的回应很简单：“不要想太多，干就完了”。然而西方最终还是需要解答一个大多数国家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在尽力回避的问题：国家的作用是什么（what is the state for）？

此次新冠疫情危机强烈地提醒我们，国家的基本职能就是托马斯·霍布斯在其政治学名著《利维坦》中所指出的：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这里“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并非指托马斯·霍布斯写作时所提到的“政府应防止那些自我意识过度膨胀的公民在对权势无休无止的追逐中互相残杀”，而是指政府应该为自己的老百姓提供一定程度的公共医疗服务和社会福利。

“群体免疫”（herd immunity）一词也许会让一些人产生某种负面情绪，不过这个词的确能让我们直接看到问题的核心：在大流行病肆虐的时候，社会上最具权势的人物的健康与普通百姓的健康之间是息息相关的。这也就意味着抗击病毒的战役将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集体主义特征。然而一旦涉及集体主义，人们的个人自由权利就有可能受到挤压。因此，我们在接受托马斯·霍布斯的思想时，还需要阅读约翰·穆勒的一些著作（约翰·穆勒对西方自由主义思潮影响极大，尤其是他的名著《论自由》，被誉为西方自由主义的集大成之作——观察者网注）。

如果你问约翰·穆勒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他很可能会说：遇到危机时在个人自由方面作出妥协去换取人身安全是一回事，而将这种交换长期化就是另一回事了。约翰·穆勒之所以会这样说，其原因在于，政府很可能会尽全力保住民众在妥协之下让渡的权利（这是政府的本性），或许还有更糟糕的一种情况，那就是民众的集体心理会对失去那些被妥协的自由权利习以为常。霍布斯主义国家在保障民众人身安全方面是很擅长的，然而与此同时它也会对自由和创造力形成压制（托马斯·霍布斯的母校牛津大学1683年在该校博德莱安图书馆的院子里烧毁了包括《利维坦》在内他的所有著作）。

西方相对于中国的竞争优势就在于自由以及这种自由所激发出的创业活力。西方若希望发挥出这一优势，只有把约翰·穆勒所主张的自由主义中的另一面（也就是更加“高效”、更加针对特权和腐败的那一面）展现出来才行。

约翰·穆勒最初是支持“守夜人”式的小政府的，也就是说他最初认为政府应该对社会干预越少越好。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态度出现了软化。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既没有接受教育的机会也无法被纳入医保网络，那么自由又有什么用呢？为了让老百姓能够真正享受到自由的好处，国家必须向他们提供教育、医疗等最基本的服务。如此一来，“守夜人”便成了“保姆”，不过约翰·穆勒的出发点一直都是致力于让人们享受到更多的个人自由的。

我们今天若要实践约翰·穆勒的主张，很可能引发的是一波类似威廉·格莱斯顿（William Gladstone，1809-1898； 英国政治家，曾作为自由党人四次出任英国首相；19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前半期，英国开始由唯利是图、效率至上的社会向寻求公平、和谐的社会转型，这一时期同时也是英国自由主义新旧体系交替的转轨时期，自由党政府在这一时期所推行的政治、军事、文化、教育和土地制度等方面的全方位改革，适时地呼应了英国思想领域的这一重大变化——观察者网注）当年推行的那种改革。格莱斯顿首相当时果断地对政府进行了改革，国家更“小”了，同时行政效率也获得了大幅提高。格莱斯顿首相当时这样做的目的在于让真正需要补贴的人能够获得补贴，同时顺应那些长期以来对国有体制（collectivism）的危害颇为提防的人。格莱斯顿政府的改革取消了当时西方体制内滋生的许多规则和特权，一直以来那些规则和特权缠绕在西方体制身上，就好像藤蔓植物缠绕在大树身上一样。在英国此次改革之后，坐在奢华办公室里享受各种税收减免且拿着各种津贴补助的西方各国政客们，与那些陷入权钱交易的政治人物一道，成为了19世纪自由主义者们批判的标靶。

西方之所以能够在过去400年里获得巨大成功，其秘诀在于西方具备进行“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的能力：就在失去了所有希望的时候，西方最终又成功地获得了新生。英国在这方面堪称西方的代表，我们在本文提到的许多伟大思想家都来自英国。当约翰·穆勒步入晚年的时候，英国已经因高效的行政体系闻名于世：英国官员获得职位的前提是他应具备工作能力和美德；而精打细算的威廉·格莱斯顿首相也为自己能够在“为国服务的过程中节省蜡烛以及合理搭配奶酪”而颇感自豪。

美国的政府治理在革新再生后同样有不错的表现。在美国的“进步时代”（the Progressive Era；继“镀金时代”之后，美国进入了1890-1920左右的“进步时代”，这是美国推行改革和各种社会活动十分繁荣的一个时期，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对政府的净化、消除腐败和打击政治寡头，与此同时女权运动也逐渐兴起，美国女性在这一时期获得了选举权——观察者网注），西奥多·罗斯福总统采取措施对垄断进行了打击，使经济体系获得了自由；此后其他几位总统也开展了反腐败和提高效率运动并建立了一系列国家机构；20世纪初，美国还没有自己的中央银行，当时美国不得不依靠摩根大通银行（J.P.Morgan）来摆脱金融危机，直到1913年托马斯·威尔逊总统才建立了强大的美联储；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以创纪录的速度建立了覆盖全国的社会福利体系，并在几年后实现了庞大的国内工业体系向战时生产的转型；20世纪60年代中期，林登·约翰逊总统启动了雄心勃勃的消除贫困计划；此后，罗纳德·里根和比尔·克林顿两位总统都在税收制度和社会福利方面推行了改革。

毫无疑问，西方正面临自二战结束以来最为严重的一场危机。这样说不仅因为新冠疫情对西方社会造成了十分严重的破坏，更因为在此次新冠疫情中美国实力下降、中国实力上升的现实已被暴露无遗。如今一个地缘政治大问题已经摆在全世界面前：西方是否还能够像历史上多次做到的那样勇于面对挑战、对政府治理理论重新展开思考并对思考的结果真正去践行？还是说西方会手足无措地任由中国重新取得历史上曾一度拥有的全球主导地位呢？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拥有这一主导地位的时候，一位心中充满恐惧的老人正在伏案写作一本名为《利维坦》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