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姓权之争背后是精致的伪女权主义

初为人母的知名博主Papi酱可能做梦都不会想到，她的粉丝在今年母亲节送给她的礼物竟是围绕孩子“冠姓权”的一顿臭骂。

今年3月刚刚生子的Papi酱，在分享自己的育儿日常时，用“小小胡”的昵称来称呼自己的儿子。

因为此前她在视频中，一直称呼自己的丈夫为“老胡”，于是某大V迅速捕捉到了这个细节，并且与Papi酱在母亲节时发的自拍照进行了关联，并评价：Papi酱生娃之后变得好疲惫，但孩子还是随父姓。

随即部分网友开始对Papi酱让孩子“随父姓”这件事进行口诛笔伐。其中的一些侮辱性用词更是让人叹为观止。

随后，Papi酱在微博上置顶了她2019年8月发布的一个视频，主题为“网上和身边永远有一群‘挑刺狂魔’”，疑似是对网上负面言论表态。

但这并没有制止那些对她的辱骂。

对于普通网友而言，一个最令人不解的地方在于——“孩子跟谁姓”本应是个人选择，居然会给Papi酱带来这么多的恶言相向，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终于，这种令人困惑的人身攻击揭开了它掩盖下的伪女权主义。

诸多网友留言的核心观点是Papi酱“向男权低头”，新时代女性的独立精神被糟蹋殆尽，被狂骂“婚驴”。在各种辱骂声中，一个看似像模像样的观点是：让儿子随父姓违背了Papi酱一直以来“现代新兴女性”的人设，“给女孩子树立了一个坏榜样”。

女权，这个词对于中国人来说，完全是舶来品。但女权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也是一个很严肃的历史名词和社会名称。

在西方，尤其是在近200年来，率先实现了自下而上的社会生产变革，在资本主义积累阶段，运转的工厂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源，妇女本身的特性又适合一部分岗位，所以女性势必将参加到社会生产中来。 

参加到社会大生产的女性，走出了自己的小家，融入到了大家中，争取在这个大家中的权利——社会权利也就顺理成章了，于是，女性权利，即女权成为了社会必然产物。

尽管女权是舶来品，但它在西方的发展历史也并不长。

以美国为例。20世纪60年代初，只有一小部分女性得到了政府官员的职位，报纸的招聘广告分为男女两部分，而女性的招聘职位往往局限在薪资较低的范围内，就连大学招生都对女性限量录取，甚至到了1970年，俄亥俄州最高法院仍坚持认为“妻子不过是丈夫的高级佣人”。

美国相应女权呼声也很及时。1963年，国会通过了男女同酬法，禁止在相同条件下进行性别歧视。1964年的民权法也禁止了以性别和种族为基础的歧视。不久后，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建立，1966年，全国妇女组织成立，为女性在就业、教育和政治权利方面争取平等做了大量的工作。

所以说，美国现代意义上的女权斗争不过距今四五十年而已，并不比中国妇女解放早多少，甚至还要晚，只不过他们的立法、制度设置跟进及时罢了。

对于拥有数千年封建社会历史的古老中国来说，一直以来的主流思想就是儒法结合，这两种思想根植于男权社会土壤中，并且有长时间的阶级分化和固化加持，对中国人的影响是深入骨髓的。回望历史，你会发现，任何历史节点上，永远离不开男性参与，即使是在思想相对开放的汉唐时期，哪怕是有武则天这样的女皇出现，女性的社会生存空间同样局促，对民众的教化仍是男尊女卑。

在这样的环境下，没有资本主义工厂化的催化，女权是难以萌芽的，因为女性压根就没有参与到社会大生产任何环节中，即使是有崭露头角的女性，也不过是迎合男权社会的结果。

近代以来，中国的女权事业才真正的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要想了解现代意义上的女权，其实把握两个维度即可。

一是女性生存维度。简而言之就是女性有不受身体伤害的权利，任何暴力活动，如家暴、伤害性犯罪等，女性对自己的身体有支配权。

还有就是免受就业歧视的权利。女性如果想生存下去，必须有付出劳动而获得生存物质基础的权利，于是现代社会必须提倡，也要保障女性有就业权，且不受就业过程中的性别歧视。

二是女性发展维度。保证了最基本的生存权利，女性也要有自我发展的权利，如接受教育权、拥有财产权、政治权利及社会活动权利。

现代社会，女性有权接受同男性一样的享受更高教育的权利，如此一来，就为女性步入更高层次的职场岗位打下了基础。而当女性有了更多的财产收入的时候，她有权支配自己的合法收入而不受外人干涉，如果自己的合法收入及来源受到威胁，她有权诉诸法律手段解决。

除此之外，符合条件的女性有选举权、被选举权等一切合法政治权利，也有权参加合法的社会活动。

这些是西方反复的女权运动中总结出来的基本女权，除此之外均不是主流女权运动。

从上述的女权内容中可以看出来，女权的本质是平等，是打破性别不平衡的一种武器。但也应当认识到，男女因为生理结构和思维方式的差异，天然地带有差别，这一点不是男权、女权范围可以讨论和消除的，所以，男女不平等是绝对的，而平等是相对和动态平衡的，说白了就是男性完成男性的义务，女性完成女性的义务，没有必要让两个义务绝对平均。

真正的女权，有两个非常容易的检验标准：一是宏观层面，也就是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如果男性突然全部消失，社会除了无法进行人口代际更迭外，仍然可以正常运转，说明这个社会是文明的，也是充分尊重女权的；二是微观层面，也就是从人作为生物个体来说，如果一个女性离开了男性仍能够保证较高的生活质量，那么这位女性的女权是充分的，是基本得到保障的。

有意思的是，中国近年来，已经将女权贬义化和泛化，出现了田园式女权。所有女性的任性，不管是可接受的，还是不可接受的，都可以被打上女权的标签，女性吃一点亏，无论是非曲直，一律就是女权受到了侵犯。

中国式女权，很多是封建余孽与西方的权利意识搅和起来的怪胎。这部分女性，其实并不知女权为何物，即艳羡独立女性的好处，又不愿放弃过去的老黄历。这种双重标准，说到底是一种极端功利贪婪的自私。她们不会去思考对错，只要这种理论是对自己有利，就会百般推崇。

于是你会看到很多奇葩的“女权者”，会像日韩女性那样要求男性赚钱养家承担义务，但自己又要拥有欧美女性那样的自由和权利去逃避自己的义务。

女权，不是矫情。有一些女性认为男性不埋单、接送和取悦，就是“直男”“大猪蹄子”，就是不尊重女性，就是男女不平等。有一些女性认为孩子是给男性生的，结扎、避孕也应当由男性完成······硬生生将女权变成了皇权。

尽管这些女性占比不高，但确实有一些女性一边要自由恋爱，一边要婚房彩礼；一边高喊男女平等，一边又坚称男人就该养家；一边又懒又馋还大把花钱消费，一边要求男性温柔勤快体贴会过日子。

回到Papi酱这件事来。

Papi酱是在互联网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新一代年轻人，应当比大多数网红受教育程度都高，网红标签背后的她还参演电影、综艺，担任公司管理人员，不管是从财产收入还是接受教育程度来说，她完全是一个新时代独立女性的榜样，也有当今时代最充分的女权，她拥有与自己的配偶平等商议孩子的冠姓问题，在这次事件中，还没有丝毫证据显示Papi酱是被迫让自己孩子随父姓的。

或许矫情的本土伪女权主义者还不知道，即使是在女权运动历史较长的美国，也有结婚后，妻子随夫姓的传统。

大部分美国人是基督徒，《圣经》上说男女结为夫妇就成为一体，女性婚后随夫姓便是结为一体的表征，自然而然成为文化上的传统；同时在1972年以前，女性结婚后随夫姓是许多州的法律要求，比如法律规定结婚女性投票时必须用夫姓，不用夫姓就不能投票；开银行户口也必须用夫姓以及成为屋主等等。

现代美国社会大多数女性依然坚持婚后改随夫姓的传统。宾州州立大学社会学家劳瑞·舒勒(LaurieScheuble)和大卫·约翰逊(DavidJohnson)的一项研究发现，约十分之一的人认为结婚女性不用夫姓是对婚姻没有承诺的表现、约一半的人认为法律应该继续规定女性婚后随夫姓。

另外，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1970年代约有17%的结婚女性坚持用自己的姓，1980年代这个比例下降到14%，但自从1990年代以来，女性坚持婚后用自己的姓的趋势逐渐上升，1990年代为18%，2000年代为19%，2010年代为22%。

日本也有类似的规定。日本《民法》第750条规定，夫妻婚后应使用其中一人的姓氏作为婚后共同姓氏。虽然这项规定没有排除“夫随妻姓”的情况，但绝大多数情况是女方跟随男方的姓氏，也就是说绝大数日本女性一旦结婚面临的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命运。

可是到了中国，女权就被特色化了，原本与女权八竿子打不着的鸡毛蒜皮被当成伪女权主义本者的旗帜，变成了高调的道德绑架和无理取闹。

行了，别矫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