恳请清华北大人大先清理“洋垃圾”，再谈胡鞍钢教授的问题

长期以来中国高校盘踞着一群高喊全盘西化、抹黑中国、反对爱国的叫兽。

这其中以北大贺卫方、张千帆，清华刘瑜，人大张鸣等中国顶尖大学的学者为代表。

虽然教育部三令五申强调高校的意识形态工作，但这几位学者依旧逍遥自在、我行我素，更从没听说过学子们联名要求清理“洋垃圾”。

相反胡鞍钢教授的学术问题却能引起众怒，真是奇哉怪也。虽然本人也不认同胡教授的研究结果，但其仍属于学术探讨的范畴。那么为何明显在反共反华，已经涉嫌违法的叫兽们还能安然无恙呢？！尤其是在所谓的“公知”、分裂势力（港独、台独、藏独）和西方反华势力沆瀣一气、狼狈为奸的时刻！

恳请清华北大人大的领导班子重视这个问题，因为这明显是个政治问题，是事关生死存亡的意识形态之战！

恳请清华北大人大的莘莘学子关心这个问题，因为这其实是个荣誉问题，它事关后人如何评价你们的母校！

本人不是清华北大人大的校友，但在我心中清华北大人大是属于全国人民的，是神圣无比的，最能代表中华民族的希望和未来！在这里传道受业最起码应该做到德才兼备、为人师表！本人也绝不是针对清华北大人大，只是希望清华北大人大为全国的高校做个示范！

有的时候沉默是一种耻辱，耻于爱国、卑躬屈膝的民族没有真正的前途！

这位老人叫郭永怀，他毕业于北大物理系，是中国近代力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中科大化学物理系首任系主任，是唯一一位以烈士身份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科学家。

1968年他因飞机失事不幸去世，当人们辨认出其遗体时，发现他和警卫员牟方东紧紧拥抱在一起，两个人用身体保护了公文包中的绝密资料。生死存亡之际（据调查离地400米时飞机失控），他们想到的还是保护国家利益！据飞机上唯一的幸存者回忆，在飞机开始剧烈晃动的时候，他听到一个人大喊：“我的公文包！”后来的事情他就不记得了。郭永怀走后22天，中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获得成功。

2018年7月，国际小行星中心正式向国际社会发布公告，编号为212796号的小行星被永久命名为“郭永怀星”。

这个世界上注定有人永垂不朽，有人遗臭万年！

“公知”们的经典言论（摘自本人拙作《为理想而战》）。这是我能找到的还有确凿证据的言论，很多更过分的言论已被删除或只是内部讲话以致本人无法确认。

贺卫方

1、北大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则在微博中为戈尔巴乔夫大唱赞歌：“让苏联版图上的人民摆脱极权梦魇，获得了自由。戈氏是多么伟大的法律毕业生！”戈尔巴乔夫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法律系。

2、在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美国著名智库）2013年为贺卫方举行的新书（《以正义之名：在中国推动法治》）发表会暨中国司法研讨会上，贺卫方特别提到，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质让司法无法得到独立，中国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程度了，现实的实践已经无法找到理论的论证，而没有理论的实践就只能依靠暴力来解决问题，因而要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根基进行改造，让其对社会冲突有更多的包容性。贺卫方认为，将中国共产党改造成西欧的社会民主党是比较可行的选择之一。在提及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时，贺卫方认为前提是中国共产党必须承认其他党派的正当性、人民权利的正当性，如言论和出版自由，以及军队不由党来控制而是忠诚于国家。

3、北大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则在微博中毫不掩饰的直接写道：“宪政，宪法的司法化，正是通过一种渐进的模式，一种静悄悄的革命，使我们这样的老大帝国走出两千年来不断地通过激烈动荡去实现社会变革的怪圈，而法律人所寻求的恰好是通过专业化力量实现渐进的社会变革，用一个某些人不大喜欢的词来表达，就叫‘和平演变’。”

4、北大法学院教授贺卫方2011年曾在中国人民大学律师学院首届论坛上发言：“一个国家的民主程度和法治程度，衡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是观察律师和军人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军队在政治生活中，地位越高的国家越野蛮，越低的国家越文明。与之相反，律师在一个国家的政治地位，越高的越文明，越低的越野蛮。”但美国知名民调机构盖洛普公司(Gallup)每年发布的调查显示，美国民众最信任的社会机构或团体是军队（支持率76%左右），最不相信的是美国国会，美国国会的支持率只有10%左右。而律师正是美国国会议员的最大来源，比如美国第113 届国会535 名议员中有211位律师。

5、北大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则质疑道：“依据基本法，香港特首除年龄及国籍规定外，只有四十七条规定的‘廉洁奉公，尽忠职守’，爱国爱港并不在其中，人大提出此要求合否基本法存疑。”堂堂北大教授，连“尽忠”都不知何意，真可谓滑天下之大稽！请问，不爱国的人，能够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吗？

6、在2017年3月，全国人大审议民法总则草案修改稿，修改稿增加一条规定：侵害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北大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则立即跳出来高喊：“紧急呼吁：这样的条文要不得！”

7、对于这一段屈辱的百年历史，北大法学院教授贺卫方认为：“西方对中国近代以来的欺凌，是中国欺负西方人的结果。中国在近代和西方人交往过程中，从来没有平等地对待西方。”

“为什么日本没有这样的屈辱感？我们的屈辱感是谁给我们搞出来的？是我们昏聩的政府，导致国家土地丢失、领土丢失、军事失败、人民受难，最后政府告诉我们说，其实都是西方人欺负我们。但这完全怪西方人吗？况且我们也要看到，西方也带给了我们很多了不起的文化成就，大学制度也好、现代司法制度也好、医院制度也好，哪个不是西方带来的？”

8、2013年新疆鄯善县鲁克沁镇发生暴力恐怖袭击事件，暴乱造成24人遇害（其中维吾尔族16人），包括公安民警2人。北大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宣称：“不是任何民众对政府的抗议都是分裂，甚至出现暴力行为时也需展示确凿证据并经司法判决才能认定为分裂；维吾尔和其他民族一样享有和平抗议权。”

9、2014年《辽宁日报》致信全国高校教师“请别在课堂上抹黑中国”，披露了一些高校老师在课堂上给学生传授知识时随意抹黑现实，甚至丑化历史的现象，结果立即遭到北大法学院教授贺卫方、人大政治学教授张鸣、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于建嵘和众多大V的集体围攻！

其实应该为人师表的老师在课堂上抹黑中国、攻击体制这种现象早已有之、屡见不鲜。2008年时，华东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杨师群教授在网上倾诉学生告他是“反革命”一事闹的沸沸扬扬。该风波的起因同样如此。对此当时人大张鸣就气急败坏、大肆威胁：“你们谁要是去打小报告，别让我知道。让我知道的话，我肯定要报复，我这门课让你不及格。如果学校没处理我，我以后每门课都让你不及格。”而事实的真相是两名女学生下课后当面和杨教授光明正大的辩驳。而杨教授理直气壮、不以为然的回应：“如果你们不愿意听我的课，以后不要选我的课就是了。”因此，学生才去教委和公安局的。其过程完全合理合法。这不就是“公知”们推崇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独立精神、自由思考”吗？怎么到了自己头上就视如蛇蝎了呢。看来“公知”们也知道自己以“言论自由、学术自由”为掩护的胡说八道有触犯法律之嫌啊（根据1997年新刑法，反革命罪已被危害国家安全罪取代了）！

张千帆

1、因为全盘西化过于扎眼，有的“公知”现在用“宪政民主”将其代替。北大法学院教授张千帆在日资控股的《金融时报》中文网上发文《温哥华比北京好在哪里？》，宣称宪政民主得到落实，人民信仰自由得到保障、道德素养不断提高，雾霾才会消退，北京才会像温哥华一样美。这位张教授选择性遗忘了当年的伦敦烟雾事件、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和日本水俣病事件，更对印度是当今世界上与污染有关的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的事实视而不见。

2、而北大教授张千帆则认为评价“中国模式”怎能专找民主政治的“软柿子”（印度）捏；怎能死抱住一个对自己最有利的GDP呢？而且司法制度是印度的骄傲而非耻辱。虽然他自己也无法回答为什么印度民主发展得相当不错，但却不仅长期陷于贫困，而且也未能保护环境呢？而根据《2017全球饥饿指数》排行榜，虽然印度拥有亚洲最大的耕地面积，但印度在全球119个国家中排名第100名。

3、北大教授张千帆也写道：“民国时发生的那些政治事件，即便最肮脏、最糟糕的那些，也远比今天最‘光明’的要好。”“就冲着空气，在民国和现在之间，我选择民国！”至于为何“公知”们如此推崇民国呢，张千帆也道出了心声：“卫方（指北大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如果我们在那个年代，一定能做一番大事业！”

4、不过更夸张的是2011年中国政府组织从利比亚撤侨时，北大法学院教授张千帆还在微博上宣扬民主：“中国不用再从利比亚撤侨了，民主革命没那么可怕，不要总把民主和混乱联系在一起。民主革命一来就大规模逃亡，国际形象也不太好吧。再说老卡快完了，利比亚局势应该很快能得到控制。中国坚持不改，说不定哪天轮到利比亚从中国撤侨呢。”有网友建议将他送到利比亚去享受“民主”。张教授居然回答：“有人提出要把我送去利比亚，倒是一个不坏的主意，不过我不是李小龙，这么赤手空拳地去意义不大。给我几万军队灭掉那个疯子，我愿意去；这样也成全了你们愤青，你们崇拜的平时只知道对付自己人民的军队真正有机会成为‘人民解放军’。”真不知为何直到今日，张教授还赖在中国享受被你污蔑的人民子弟兵的保护（保家卫国、抗震救灾），而不是去利比亚体验自由民主呢？

5、北大法学院教授张千帆就说过：“中国近代宪政就毁在革命手里，国共这两个革命党对于宪政的彻底沦陷都要承担责任。”“从1987年起，我一直有一个一厢情愿的情结，那就是中国的一句俗话：‘解铃仍须系铃人。’宪政毁在两党相互残杀之中，也许只有两党重归于好才能重新启动。我是希望将来通过某种方式—虽然我现在还看不清这种方式，在某个时刻，国民党能够回来，国共两党能够实现真正的‘第三次合作’，通过谈判把中国带上宪政之路。这是我的民国情结，或许也是某些社会人士的民国情结。如果得以实现，那么中国宪政的百年悲剧或许能出现喜剧性的转机。”

6、北大教授张千帆认为：“自由民主国家的人民一般不会对领土主权过分在意，因为他们首先想到的是这些问题跟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其实关系不是那么直接，无论统一独立都还一样要过日子；而为了领土打仗却和自己关系很大，因为自己或子女是要冒着生命危险上战场的。有意思的是，恰恰是自由国家的领土比较容易扩张，至少没有什么分裂的威胁，因为国家不靠武力维持主权，而是依靠优越的制度。”

7、“公知”们一向喜欢否定共产党的历史功绩，北大法学院教授张千帆就在《民主再糟糕也比专制好》中写道：“1949年某人在天安门城楼上喊了一句：‘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好像我们就真的站起来了，好像近代以来的那些‘丰功伟绩’，从废除不平等条约到国家的主权统一，到工业的高速发展，都是1949年以后的成就。” 

8、北大法学院教授张千帆也说：“‘民族’或‘国家’作为一种历史虚构，或许是不值得不遗余力抓住不放的，更不值得为了‘爱国’还是‘卖国’而打个你死我活。”“传统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逐渐成为明日黄花。”“爱国主义就不是什么天经地义的‘正确的东西’。”“事实上，笔者不能肯定它在中国历史上发挥的积极作用必然多于其消极作用。”

9、北大教授张千帆宣称：一个真正强大的民族一般不会在意区区几个“卖国者”，只有失败的民族才将爱国主义视为法宝。不过世界霸主美国从来没有这样想过：从李文和案到陈霞芬案，再到郗小星案，无不说明美国政府对哪怕是子虚乌有的间谍都无比的重视，生怕放过了一个所谓的卖国者。

10、北大法学院教授张千帆在《法西斯并未离我们远去》一文中还坚持认为：真正的民主国家的重大决定最终要对多数选民负责，而人民不想主动打仗，因为平民百姓承受着战争的代价，而得不到战争的好处；“只要让人民来决定战争与和平，这个世界本来是可以没有战争的”。不知道那些在伊拉克战争中丧生的千千万万的无辜平民会认可张教授的话吗？

那么民主的美国为何要发动伊拉克战争呢？张教授似乎说漏了嘴：“专制国家天生就是要打仗的，因为专制国家的决策由统治者说了算，而统治者自己并不直接承担战争的代价。仗打赢了，自己扩充疆土和财宝。”“对于专制者来说，是否打仗从来不是一个道义问题，而只是一个实力问题。”“专制者不仅自己想打仗，而且会利用掌控的宣传机器对人民洗脑。”真是一针见血啊，小布什家族的背后就是大名鼎鼎的石油和军工财团，他们最擅长的就是发战争财（卖军火、掠夺石油资源并拉高油价），反正死的又不是他们自己人。而战争前夕正是他们依靠舆论对美国大众疯狂洗脑的。

陈志武（曾入职清华北大，现任职香港大学）

1、在2014年美国经济学家、北大特聘教授陈志武还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宣扬：“你看看一代一代的银河计算机给中国社会带来什么价值？原来我说过让很多教授很愤怒的话，我说国防科大花了这么多国家的钱，唯一贡献就是给博物馆提供了很多展品，除此没有享受任何好处。”

2、美国在1972年结束托管琉球时故意将钓鱼岛诸岛转交给日本。李登辉自2002年起，多次表示钓鱼岛是日本的。2012年钓鱼岛事件时，茅于轼认为：“钓鱼岛是一个无人荒岛，没有GDP没有税收。地球上有没有它不会对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百姓造成丝毫影响。”美国经济学家陈志武则表示：要理性思考，领土的价值到底是多少？一寸领土到底值多少。现在支持每一个人活下去所需要的面积越来越少。国家是不是还是像原来那么越大越好呢？

3、俗话说的好：要想富，先修路。截止2017年底，全国高速铁路里程已达2.5万公里，稳居世界第一。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给老百姓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并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搞笑的是，美国经济学家陈志武则认为：“现代技术加剧权力对老百姓利益的威胁。历史上朝廷权力再大对老百姓利益威胁有限，我老家湖南茶陵虽然穷，但原来没火车汽车，朝廷想掠夺老百姓利益也没办法。京杭运河鼎盛期的运输容量也实际微不足道。如今，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铁路航空网络使权力搬运民间利益的能力前所未有！民主宪政改革不做，行吗？”

4、美国经济学家陈志武宣称：“神九只是一个面子工程，它解决不了，甚至也掩盖不了当今中国的深层问题，中国的普通大众可以说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美国的狗也比他们活得有尊严，我甚至听到一些说法，宁愿在美国做狗，也不愿意在中国做人。”

刘瑜

1、“民主女神”刘瑜则认为：“我觉得对我来说，爱国实际上它是一个伪命题，在我看来国家是一个很中性的概念。以前写博客的时候我也写到，因为当时跟别人发生过一点辩论，我想国家是什么？你看马克思的定义是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暴力工具。然后你再看一个很权威的定义，就是马克斯•韦伯对国家的定义，就是在特定领域里对暴力垄断的这么一个机构。两个定义的共同点，就是国家是一个暴力机器。你为什么要去爱一个暴力机器呢？”

2、2013年畅销书作家慕容雪村应纽约时报中文网的邀请与“民主女神”刘瑜（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对话，他认为：“更重要的是文化上的觉醒，文化的作用非常缓慢，但往往是决定性的。这些年，人们对共产中国官方文化的嘲讽越来越密集。在苏共倒台之前，黄色笑话，政治笑话也特别多。这大概可以说明，当人们开始反感你的文化，反感你的文体、文风、一切话语、一切做派的时候，你的统治就已经接近尾声了。”

刘瑜则认为虽然自己的觉醒尴尬不堪，但对未来充满信心，相信“到蒋方舟他们这一代，九零后、零零后的这一代，他们的觉醒应该比我们容易得多。”

3、以“公知”为荣的“民主女神”刘瑜在她的政治学随笔集《观念的水位》一书中，认为她心目中理想的社会变革，是一个“水涨船高”的过程：政治制度的变革源于公众政治观念的变化，政治观念的变化又植根于人们生活观念的变化。她这几年的观察心得是：中国的变革观念的“水位”升高了。实际上，她的确说对了，随着民智已开，“公知”们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比如曾被她寄予厚望曾经在微博上公开侮辱军人军嫂的蒋方舟仅仅在其出书两年后，见势不妙就表示放弃了“公知”这份“前途无亮”的职业并反手一击：“当‘公知’也没什么技术含量，只要在每篇文章后都加上个简单粗暴的结论，有立场就行。”

4、2018年，“公知”圈内大佬章文（曾历任《南风窗》记者、《瞭望东方周刊》主笔、新华社《环球》编辑部主任、《中国新闻周刊》编委、《新世纪周刊》副主编，著有《民主不是说着玩的》。虽然其本身名声不显，但显赫的体制内经历使其成为公知圈内大佬）被爆涉嫌性侵。眼见章文为了洗脱嫌疑阵脚大乱（章文辩驳道：“在媒体圈、公知圈，一聚会基本上都会喝酒，男女都喝，喝酒之后就是合影，会做搂、亲、抱等亲密状。蒋方舟、易小荷所说的情况，肯定也是在我们双方酒后，才会有的情况。”“蒋方舟，一直单身，交了众多男朋友；易小荷，离过婚，经常出现在酒局上。”），危机愈演愈烈，大旗将倒，担心引火烧身的“公知”圈“民主女神”刘瑜不得不亲自下场，撰文《关于 metoo》将矛头对准昔日极为欣赏的“战友”蒋方舟等，指责其应该先去“找单位找亲友闹”，怎能搞“大鸣大放”、“狂欢公审”、“荡妇羞辱”呢，全然不是那个曾经高喊自由民主的“女神”了。她还为“公知”圈洗地，说为什么圈内性骚扰曝光多呢，那是因为权力结构相对水平！今年的“公知”圈，真可谓“一文”激起千层愤（粪）啊！还是股神巴菲特说得好：“只有退潮时,才知道谁在裸泳。” 

5、2014年时，“民主女神”刘瑜就曾居高临下的批评中国是“低人权优势的发展模式”，并论证中国模式不可能推广到全球和改变世界，“哪怕你推销到非洲也是非常难的”。

张鸣

1、神十航天员王亚平进行太空授课时，人大政治学教授张鸣称：“在太空上讲课水平高吗?当然高，人家都站到太空上了。这一堂课，得用多少钱来堆呀”；“好不容易，把人送到太空，居然就是为了让她给孩子们上课。上课在地上不行吗?我还以为人上太空，是为了做地上做不了的科学试验呢。”

2、人大政治学教授张鸣曾发腾讯微博称：“爱毛的人，说毛牺牲农民，是为了建立重工业，为了搞两弹一星。两弹一星是搞热出来了,但有什么用呢？日本没搞两弹一星,人民生活比中国好一百倍。至于重工业，基本没有用。”

3、人大政治学系教授张鸣则称赞茅于轼：“茅老这种工作——金针救人，救一个是一个，这是非常值得做的事情，这是一直让我对茅老特别钦佩的一点。”

4、2014年8月21日，一则“日本运动员跳马失误引来观众喝倒彩”的短讯，让大V们气愤不已。人大政治系教授张鸣发飙：“在一个运动会上，一边是因人家失误摔倒而鼓掌喝彩，一边是人家站起来之后依旧向你们鞠躬致意。我真的不知道，这样一个回合，到底谁赢了？”之后实名认证的大V“荣剑2008”又发布微博称：“青奥会上，日本选手失误摔倒，现场立刻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叫好声。这位年轻的日本选手，怎么能理解在仇恨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年轻中国人。在喝倒彩的掌声中，仍不忘向观众鞠躬行礼。——中国的年轻爱国者，再一次向全世界展现了可怕的爱国精神！”但是让大V们下不来台的是，这是一则假新闻：当时观众席上响起的掌声完全是鼓励性质的。

5、人大政治学教授张鸣力挺袁腾飞：“我们的教育是标准答案教育，到了大学还扳不过来。对于袁腾飞的出名，应该反思的是教育本身的问题，而不是把学术争议上升到意识形态。”“能出来一个袁腾飞，把历史讲得这样生动、好玩，还能根据自己的思考，部分地还原了一些历史的真相，有什么不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