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卖撑起抗疫经济，美团王兴赚580亿：骑手却连“五险一金”都没有

　中国数量庞大的快递和外卖小哥在抗疫期间被誉为“英雄”，也加速了中国劳动力市场向服务业转型的大趋势。零工经济吸引庞大的“新蓝领”人群进入城市，但疫情也凸显出零工经济的一体两面：快递这类特殊时期支撑电商巨幅增长的工作会有巨大需求，另一些服务中小企业的零工却可能在冲击之下被市场淘汰。如何在推动创新、增加工作灵活度和为劳动者提供更多保障之间找到平衡？这场全新的探索并没有简单的答案。

　　新冠疫情高峰期间，中国各地的小区门口出现了一组组庞大的金属架子，足不出户的数百万居民从网上订购的海量包裹寄存于此。穿梭其中的是一支庞大的“外卖小哥”军团（超过九成是男性），他们已经帮助中国的食品配送服务发展成为一项460亿美元的业务，规模为全球最大，达到美国的两倍。早在疫情爆发，海量廉价劳动力、庞大的中产人群和无处不在的智能手机就已经共同推动中国网上外卖、送货服务蓬勃发展，达到了富裕国家无法比拟的程度。

　　行业两大巨头饿了么和美团点评为超过四亿人——约占中国互联网用户的一半——提供过服务。2018年，美团和饿了么共有约600万名骑手，对员工的需求还在急速增长。疫情爆发让外卖行业逆势增长，盒马已经从30家停业的连锁餐厅“借调”了2000名员工，美团已经招募了45万多名新骑手。如今尽管有戴口罩、测体温和层层检查，这份工作仍然吸引着许多人。实际上，很多人是在抗疫高峰期时和美团签约的——别的工作都太难找了。而外卖员每月收入加上打赏，往往能比上海的城市平均工资还高。

　　零工经济已经改变了中国的城市。美团的骑手有近三分之一曾在工厂工作，他们转换行业反映出一个全国趋势。2018年，外来务工者从事服务业的人数首次超过了制造业。除了外卖小哥，还有数以百万计的人为其他基于移动应用的运输服务业工作，比如送快递或做网约车司机。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的纪雯雯说，近年来，零工工作给劳动者提供了“缓冲器”。相比进入工厂，外卖员这份工作是打开城市生活的捷径，选择新行业的外来务工者对生活前景的期待也往往有所不同。

　　零工经济的分散性质和许多“小哥”们的非正式雇员身份，也给劳资双方带来的新的挑战。

　　“非雇员”，可能是很多问题的根源

　　在移动互联网下催生出的新公司，也激活了一些此前没有的工种，比如外卖配送员、滴滴司机、共享单车运维人员、上门保洁的阿姨….

　　根据中国互联网协会与国家信息中心的报告，在2017年，就有约4000万人从事类似职业，相当于4%的中国劳动力人口。

　　新的市场给这些务工人员提供了海量的、低门槛的工作岗位，但又通过用户评价、完成单数、工作时长等制定了一套死板的奖罚机制。

　　对于这些非雇员，公司只希望他们在短的时间内干更多的活，一切从效率出发，本质上是一种很粗放的管理，缺乏规章制度和相关培训教育。

　　外卖配送人员如果迟到就会被罚款，配送人员为了赶时间，经常会骑着电动车逆行、闯红灯，会为了加快速度到餐厅后厨炒饭，会因为保安不让进小区而发生肢体冲突等等。

　　零工很多不会坚持太久，外卖员平均只会服务3个月，滴滴司机的服务时间通常在1-2年，只是由于劳动力充足，空缺的位置会很快被填补上。不过这样一来，公司就想以最低的成本管理最多的人，也导致了一系列隐患。

　　在国内的情况大有不同，“零工”绝大多数来自外地务工人员，由于一些省份“去产能”、传统产业结构调整的导向，让很多当地劳工失业，加上北上广新经济带动的机会，很多人就来到大城市赚钱，租一个月租1000的房子，努力赚钱养家。

　　对于他们来说，并不存在所谓“打零工”这个说法。

　　另外这些零工工作，比传统行业有更高的不确定性。

　　随着共享经济整合和行业饱和，带给“非雇员”的补贴也逐渐减少，在2015-2017年，很多外卖员和网约车司机能轻松月赚7000，平均月入过万，如今这样的事情已经少之又少。

　　“非雇员”需要自己缴纳保险、社保、无法享受带薪休假，没有工会去保证他们的权利，职场上市空间近乎为零。

　　他们只能通过加班加点来保证收入，而这份收入本身也并不稳定，O2O平台的大面积倒闭、共享单车泡沫破裂、对于外地牌照网约车的限制等等，让很多“非雇员”在失业后无法从公司那里取得任何补偿。

　　美国共享经济下的员工很多有本职工作，对于自己的“零工”，也有很高的要求，他们会组建工会，上街游行，促使相关组织推进法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