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打何仗，所守何道？ ——《方方日记》的文本、逻辑与问题（二）

三、疫情向好之外的“悲情”、“惨烈”与“人祸”：

日记中的疫情变化与病人处境

（一）不否认疫情形势持续向好

从《方方日记》中可以读到疫情变化的信息。当然这些信息同样可以从新闻报道中获得。不过方方在叙述这些信息时，加入了描述自己如何处理这些信息的内容，这些内容透露出一个武汉市民在听闻这些信息之后，所表现出的担忧和企盼。比如，1月28日的日记写道“疫情即将进入爆发期，千万不要出门”，而1月31日则说“正月十五应该是拐点。再坚持一周，感染者差不多都隔离了，未感染者便可走出家门”。2月16日，日记提到雷神山医院王院长对媒体的公开宣示：真正的疫情拐点已经到来。而2月22日，日记又说，病情蔓延未完全控制，疑似病人数量大。2月29日，日记提到武汉有近4万密切接触者，医生朋友觉得不太乐观，认为政府发布信息数据可更详细。不过方方表示她已经乐观起来，因为她认为以当时的筛查力度和筛查方式，她相信漏网者很快可以找出。到了3月8日，日记记载部分区域已尝试解封，开工信息隐约有传，机场作恢复通航准备，于是她判断防疫已开始清扫战场，“开城在望，武汉人要熬出头了吗”。

日记中的这部分内容，大概可以唤起武汉市民的集体记忆。当笔者读到这样的内容时，也能瞬间回忆起在那一天自己确实也曾做出与方方同样的判断。可以肯定的是，方方在日记中从未否定疫情形势的持续向好。

在对宏观疫情形势的叙述和判断之外，方方还将目光聚焦到床位状态上。2月15日的日记写道，在2月20日前武汉必须再增加一个有千张床位的方舱，并完成10万病床的储备，因为当初专家预估有10万感染者，这样武汉将做到应收尽收。到了2月22日，由于出院和死亡，日记指出此时床位压力已减少。27日，日记的措辞是“床位大大缓解”。28日，日记则记载“实现床等人”。3月8日，日记记述方舱依次休舱，最大的武汉客厅方舱医院也在这一天休舱，部分医院日常门诊恢复。9日，日记写道已休舱11家方舱，曾计划建19家方舱，而现已不必。10日，日记记载方舱全部休舱。

虽然这一部分的记载与新闻报道高度重合，但从方方对床位状态变动的关注这一视角的选择性呈现来看，这一部分的记载反映了疫情形势持续向好的一个具体的侧面。对于一些读者而言，这些内容也许并不能带给他们更多有关疫情的新信息。但是，对于一些认为“方方看不到疫情持续向好”的批评者而言，这些内容足以构成有力反驳。

不过，方方虽不否认疫情形势持续向好，却也从不积极承认。这种尽量引述他人口中的“向好”说法并不加过多评论的叙述策略，其实已经暗示了方方并不甘心疫情就此向好的心态。

（二）谨慎赞扬与积极质疑

治愈人数、重症病人数、新增确诊人数、死亡人数的变动，也同样作为反映疫情形势的诸侧面，被《方方日记》一一关注。方方在这一部分的记述，表现出如下特点：

第一，强调疾病的可治愈性，消解读者的恐慌。比如2月15日的日记引述医生的观点，认为：病毒的毒性已明显减弱；患者治愈后不会有后遗症，肺部也不会纤维化；新的感染者已是三代四代，基本都是轻症，治愈容易；重症患者只要能挺过呼吸窘迫期，基本都可救治。2月27日的日记记载，治愈已达2000多人，轻症治愈不是难事，大多轻症患者可以靠毅力和医生给的信念存活下来。2月28日的日记则告诉读者，监测发现出院后的新冠肺炎患者不再传染他人，重症病人也没有以前那么重，而解剖得出的病理研究成果、医疗资源的充沛、医护责任感的加强都降低了死亡率。3月8日方方写道，医生在不断总结经验，优化规范救治方案。3月9日，方方记载重症病人尚有4700多人，但已呈持续减少状态。到了3月20日，日记破除民众对于复阳的出院病人是否难以住院的疑惑，引述医生朋友的观点，表明复阳极少、无症状不传染、医院追踪所有病人、身体不适不会不接收。而3月21日的日记则回应民众对于新冠肺炎病人复发的担忧，申明慌乱引发的交叉感染只会让医疗系统崩溃，致使更多人死亡，介绍张文宏医生关于死亡率低于1%的观点，和方舱医院病人又跳又唱、出院也欢天喜地的情况，向民众透露无论感染还是复发都无需过度紧张的信息。

总体上看，日记中的这些内容，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安抚民众的恐慌情绪，让读者感受到前线医护人员的持续努力，以及不断增加的病患救治成果。

第二，赞扬新主政领导的积极作为，《方方日记》还是写有表扬政府的内容，但谨慎的表扬背后仍存对政府的怀疑。《方方日记》中表扬政府的内容往往被方方的批判者所忽视，认为方方对政府的态度就只剩下批评和追责，其实并非如此。比如2月21日的日记借新增病人断崖式下跌一事，提及官方及时纠正了让数字显得更好看的新算法，由此推测政府“真的在改变作风？”，并称“新主政领导到来，一改拖沓低能，局势明显扭转，办事力度是短平快打法”。3月2日引述新增确诊病例都来自监狱之后，方方评论称“很快看到湖北官方对监狱官员免职处理，快得令人惊愕”，9日的日记则称“省市换帅后，确有一系列铁腕手段迅猛控制疫情”，17日更写道“自国家倾力救湖北后，抗疫所采取的种种措施，相当有力也相当有效，做到这一步也不容易”。在3月19日新增和疑似病例都归零后，针对有民众怀疑同济医院确诊20多例病人不敢上报（3月20日）、政府为了“零”的不突破而刻意不报（3月21日）的言论，方方引述一个医生朋友的解释说这20多例病人是转入定点医院的病人，而不是新增病例，同时引述另一个医生朋友的话“严酷的制度，要么说真话，要么下课”，表面上起到打消民众疑虑的作用。

但方方在日记中的另一句话，却又暴露了方方的真实立场：“0与1没有多大差别，不必非要追求0的完美，有时候这样的完美很不现实。”（3月21日）在方方眼中，政府不可能做到完美。因此政府一旦做得不完美，要被她追责问罪（如前述方方关于政府对弱势群体态度的讨论），做得太完美又被她以“不现实”为由而嗤之以鼻。在新增确诊病人持续下降的过程中，方方通过“下降明显”（3月8日）“持续下降”（3月9日）“灾难即将结束”（3月10日）“清零即在眼前”（3月17日）“归零的一天应该不会太久”（3月18日）等话语表面上传递出一种欢喜的感觉，但一旦某天的疫情发布时间较平时稍晚，方方就会抓住机会表明自己对政府来自骨子里的不信任，比如3月13日日记中的这句“发布时间延迟给人想象空间”。方方也从来不承认新增和疑似病例归零意味着抗击疫情的“胜利”，她说“千万不要跟我谈胜利，没有胜利，而是结束”（3月10日）。有支持方方的人说，只要死一个人就不能称为胜利。立刻就有人反驳说，抗日战争牺牲无数，依然可以称为胜利。显然“死亡”本身并不消解“胜利”。事实上，方方这句话的判断与她将疫情定性为“人祸”直接相关：政府自己造成的疫情局面自己去收拾，收拾完了自然只是结束，结束后要做的自然是追责，而论功行赏欢呼胜利则直接对冲疫情的“人祸”性质，方方自然表示不接受。“结束”二字巧妙地将疫情局势的向好发展与问罪追责勾连在一起。方方高度怀疑政府会借疫情局势的向好发展宣示“胜利”，从而为自己脱责。

第三，对数字进行追问，寻找政策缝隙，对管理层进行质疑。比如2月27日针对媒体新增确诊和疑似仍达900多人这一数字，方方希望公开新增患者的病因，因为她听医生朋友说新增病人主要来自监狱和养老院，她认为如果根据患者位置开始陆续释放远距离的市民出行，就不需要禁足这么多人，更不必将全省几千万健康人都死死捆绑。这样的建议背后，其实透露出方方对政府禁足政策的不满和不信任，而这样的言论是否有可能激发读者对禁足政策的不满进而不配合政府的管控？好在2月28日又有朋友给方方发来武汉市新增病人分布表，方方看到新增病人的散点式分布后，终于认可“武汉哪个区都不能先行放人”的合理性。这是一个典型的试图给政策挑毛病，又最终被说服的过程。

又比如日记在2月22日提到死亡人数每日近100人之后，2月23日就追问“年轻医生为何接连去世”的问题。方方不认可“体质差异”这个答案，并指出“97岁老人都能治愈出院”，这句话背后的意思是说，年轻医生就更应该被治愈出院了。她的医生朋友只是说病毒诡异，但无法讲清原因，给了方方寻找政策缝隙的空间：“医护人员死亡率如此高，会不会存在别的可能？”这句话即是借追问医护人员的死亡率，将质疑引向政策本身以及做出政策的医院行政官员。

从以上分析可知，《方方日记》对疫情变化的记录存在双重面向，其中一重是安抚民众恐慌情绪，肯定一线工作人员的努力，承认疫情向好，但这种承认却并非她心甘情愿，她更愿意用怀疑的手法，揭示疫情变化背后可能存在的另一重面向，以唱和接应她对追责政府的强烈诉求。

正是基于她对政府和管理层发自内心深处的不信任，在关注疫情变化的同时，她更乐于叙述疫情早期医护人员的艰辛，用医护人员在设备不足、红十字会运转不良的情况下“不管不顾，到网上呐喊”的事例（2月18日），甚至通过号召各省援汉医护人员记录“刚来武汉所见的场景以及当时武汉给他们带去了怎样的震惊”（3月2日），反衬和证明政府的不可靠。在疫情向好之后，她更乐于发现出院标准和核酸检测准确性中存在的问题，在日记中记下出院隔离期间复阳和方舱出院标准因太宽而重新调整等事例（3月5日），并预测医患关系会因为政府不再报销、患者自己垫付检测费而重新恢复紧张状态，因此提出“凡与新冠肺炎有关的检测一律即时免费”（3月21日）这种完全置政府决策缘由于不顾、带有民粹主义嫌疑的建议。

（三）“悲情城市”

如果说上述内容中，方方对政府的不信任和批判表达还算间接委婉、遮掩克制，用天气来形容则好似“晴间多云”，那么下面的内容则可说是“阴云密布，风雨大作”，在方方的批判者看来，简直集中展现方方的本怀。

一是记录病人求诊。日记通过记述单位里一个忠厚老实的年轻人因腹泻吃多了药而出现新冠肺炎疑似病状，却因未能确诊而无法住院，“把大家吓得半死”的事件（1月30日，1月31日），生动记录了当时武汉市民对疑似病状的强烈恐慌。而方方所住文联大院内已有两个感染者住院的事实（1月28日），也将当时因感受到病毒随时可能向自己袭来而草木皆兵的社会氛围突显出来。日记在2月15日、19日、22日多次提到死亡人数未减，其原因在于重症患者的去世，而方方认为重症患者之所以去世，皆因“早期延误治疗，拖到危重阶段回天无力”。当时由于医生人手不够，医院床位不足，求诊的病人只有在哭喊声中排起密集的长队（1月23日）。医护人员疲惫，而病人悲哀无助几近崩溃（1月29日）。住不进医院的疑似者和确诊者只能活动着继续传染，下雨天则让奔波的病人更加可怜，甚至发生撞墙、跳桥的惨事（2月2日）。仅剩的3家接收非新冠肺炎患者的医院分布汉口和武昌，在没有交通工具的条件下，病人们恐怕只能靠社区安排车辆（2月15日）。2月21日的日记更记载全国多家监狱服刑者被狱警感染的事例，并点明“他们本来就有反人类倾向”的特征（2月21日），为病人的就诊环境又平添几分不安的色彩。

二是记录病人去世。笔者梳理了《方方日记》中记载的病人去世事例：

（1）一个中产家庭。母亲初一去世，父亲、兄长被感染。方方感慨，更穷的病人不知会活成什么样子。（1月29日）

（2）省歌舞团成员。病后一直排队等住院，在接到入院通知时去世。（1月31日）

（3）湖北官员。好几个已感染，并已有人去世。（1月31日）

（4）一家人全染病，住不进医院，已死一人。全家在绝望中准备都死掉算了。（2月2日）

（5）妈妈死了，被车拖走。女儿跟在殡葬车后嚎啕大哭，无法为其送葬，将来或许也不知道骨灰在哪。方方评论道，由于中国有轻生重死的文化传统，这恐怕成为儿女心里最大的疼。（2月2日）

（6）学校一位优秀教授53岁去世。华科大李培根前校长说他实干，常睡办公室，是个踏实做学问的人。（2月7日）

（7）画家刘寿祥清晨去世。（2月13日）

（8）初二还在上班的柳帆护士。父母和弟弟病倒后，父母先行过世，她14日去世，弟弟下午也去世。方方说，病毒吞噬完满家庭的所有生命，她很难过。（2月15日）

（9）湖北电影制片厂常凯一家，因新冠肺炎遭灭门之灾。常凯是柳帆的弟弟。日记在2月18日、3月2日、3月10日提及常凯的“绝命书”，并在10日的日记中录下“绝命书”全文，突出了新冠病毒出现的“突发性”、病人的“一床难求”以及病人“全家覆没”的悲惨命运。（2月16日）

（10）做过多年同桌的中学同学去世。日记记载这位同学是1月中旬两次去菜市场购物感染新冠病毒，住院后虽恢复不错，却仍突然去世。（2月15日）

（11）华科大教授段正澄院士，因新冠肺炎去世。（2月15日）

（12）捐款十万的画家朋友的哥哥，因新冠肺炎去世。（2月16日）

（13）武昌医院院长刘智明医生去世。（2月19日）

（14）武大去世一位博士。（2月19日）

（15）华科大去世一位教授。（2月19日）

（16）湖北日报一位著名评论员一家四口感染，本人进医院时已是重症，于19日去世。方方评论，这世上又多了一个破碎的家庭。（2月19日）

（17）彭银华医生29岁去世。原本初八结婚，延迟婚礼，却再也不能迎娶新娘。（2月21日）

（18）年轻女医生夏思思29岁殉职。扔下2岁孩子。（2月23日）

（19）男医生黄文军40多岁去世。（2月23日）

（20）福利院老人因受感染而连续死亡。方方评论，“眼泪都哭干了”这样的话，已远远表达不了我们心中的悲痛。（2月25日）

（21）中心医院梅仲明医生去世。他是李文亮科室的副主任，57岁，一名技术高超的眼科大夫。去世后，他治疗过的病人纷纷网上致念。（3月3日）

（22）武汉市文化局江导的朋友康复医生李亮，从方舱医院出院后，在酒店隔离期间突然去世，年仅36岁。丢下妻子和幼子。（3月5日）

（23）武汉宁波商会秘书长、《宁波人在武汉》一书副主编沈华强，一家五口感染。他初二发病，2月7日与母亲同日去世，未确诊新冠。家中其余三人隔离住院。（3月7日）

（24）省黄埔军校同学会老年合唱团在联欢活动中3人感染，2人去世。去世的包杰丢下90岁的母亲徐美武，她曾借纸笔给住进ICU的儿子写信，但儿子并未看到。（3月15日）

（25）希文合唱团男高音部苏华健3月6日去世，活跃的他突然失联，直到讣告传来。（3月15日）

将以上梳理的去世信息一口气读下来，确实让人有种不幸接踵而至之感。日记中提到有人用“悲情城市”形容武汉，但方方认为若以春节期间为场景，“悲情”二字太轻，勉强可配上“惨烈”（3月2日）。而官方公布的湖北因新冠肺炎死亡的人数，则让人沮丧（3月17日）。

平心而论，方方在日记中对去世信息的记载本身也无可厚非，毕竟这些记载散布在不同日期的日记里，而且仅仅是官方公布的死亡数字中的极小部分，日记只不过丰富了在疫情期间没有遭遇生死问题的读者对这些死亡数字的经验质感。但是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方方记载了什么，而在于她记载这些事件的用意，以及这些记载在《方方日记》的有机体系统中所发挥的功能作用。

​（四）个体的悲伤、群体的“惨烈”与“人祸”控诉

方方记录病人求诊经历、记载这些死亡故事，并不仅仅停留在对故事材料的陈述和堆积。无疑这些病人的求诊经历和死亡故事，都为方方将个体的悲伤汇聚为群体的“惨烈”，进而将“惨烈”转化为对“人祸”制造者的愤怒，提供了最好的材料。对于病毒吞噬完满家庭的所有生命，方方发问“吞噬他们的，仅仅是病毒？”（2月15日）；借助于常凯的绝命书，方方呼吁“骂我者可继续高唱颂歌庆祝胜利欢呼伟大，吓尿全世界，但不要无视武汉几千个常凯们，幸存者需要为他们讨公道”（3月10日）；在叙述中学同学去世的事例后，日记中更是声称一向为盛世而高歌的同学们这次却说“不枪毙一批害人精不能平民愤！”（2月15日）。方方将政府和全社会在中后期防疫中取得的突出成绩，与疫情初期的应对不力对立起来。反问“吞噬他们的仅仅是病毒？”、号召幸存者“讨公道”，即是对政府追责问罪，即是申明政府在疫情中存在洗刷不掉的“人祸原罪”，即是否定“胜利”话语，试图映衬为中后期防疫成绩“高唱颂歌庆祝胜利欢呼伟大”的做法何等荒谬。同学们的态度和那句话，更是直露地揭示此次疫情中“盛世高歌”的不适用，“悲伤话语”已然演化为直指追责问罪的“愤怒话语”，“枪毙”更将这种追责欲求和悲愤的烈度推向极致。方方借“同学们”之口，将自己记录这么多悲伤故事的终极意图表露无遗。3月15日，在为本可再活20年、却因宣称“人不传人，可防可控”和毫无预警的政府而生命止步60多岁的老年合唱团去世成员唏嘘不已之后，方方干脆亲自挑明她借这些故事试图在读者身上达到的目的：“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为让自己生活得轻松，就可以不帮助他们这些枉死者追责吗？追责是一件必须要做的事！”政府已替代病毒成为元凶，死难者皆是因人祸而“枉死”，读者则有义务以追责的方式为死难者报仇。方方对读者极尽怂恿和鼓动的意图已昭然若揭。

方方极力通过刻画“枉死”，将民众的悲伤转化为追责的愤怒。然而方方看似偶然的一次对于“枉死者”事例的选择失误，倒是真正招来民众的一片愤怒。3月23日，方方在日记中叙述广西援鄂医护人员28岁的梁小霞在协和医院晕厥，经抢救后去世。随后便有消息称，梁小霞2月28日晕厥，经救治已恢复自主心跳和呼吸，昏迷近一个月，不知何时醒来，但并未去世。方方不得不在3月24日的日记中对此进行回应，声称自己将“脑死亡”误认为就是“去世”，承认自己缺乏医学知识。“两位医生进行专业性讲解后，说那就还是道个歉吧。我想，也是。向读者、梁护士家人表示真诚歉意”（3月24日），这段话无疑透露出方方主观上并不想主动道歉，白白放走一个好不容易捕捉到的“枉死”事例已令她惋惜不已，还想坚称她所认为的“脑死亡”即是“去世”的逻辑，医生只好用详细的专业讲解让她承认自己的确错了。随后是医生先提议道歉，否则她也许还没有道歉意识。她只是无奈之下被动服从了医生的安排，虽说是“真诚歉意”，其实也许内心仍是不情不愿。

方方也极力刻画群体的“惨烈”，试图通过描述殡仪馆满地无主手机的场景，向读者传递一种向她“狠狠袭来”的悲怆感（2月13日）。她应该没有料到这篇日记中的这个内容，却为方方的批判阵营竖起了巨大的标靶。方方的日记中只是声称场景描述依据医生朋友传来的一张图片，她在2月15日和3月7日的日记中回应称，那张二手市场手机照片是微博用户“飞象网项立刚”趁她微博被封、律师授权书无法寄出时对她的造谣和构陷。但她迟迟不能公布“医生朋友”给她传的那张照片，以致方方的批判阵营怀疑方方是否为了制造“惨烈”而蓄意编造了子虚乌有的殡仪馆场景。比如有批评者称自己询问过一线医生，认为新冠患者去世有严格的处理方式，遗物消毒后直接给家属，不会送到殡仪馆，并举例重症患者丢失一部手机，院长也要受处罚，因失物身上的病毒遗患无穷，殡仪馆手机扔得到处都是，不符合防疫要求。

但也有方方的拥护者指出该场景的可能性，认为疫情前期火葬场手忙脚乱，家属不知逝者身份证、手机在哪里，死亡证明都没开就直接火化了。而方方则为批评者扣上“项立刚们的脑残粉”的帽子，以傲慢的语气称“以自己的文化程度和理解能力无法明白的东西，请先琢磨，不要忙于下结论，更不要开口即骂”，接下来便开始《方方日记》中被众人熟知的关于“什么是灾难”的大段排比段落（2月16日），共用八个场景和一个总结，兼用对比的手法道尽“灾难”与“日常”的诸多不同，以突显“灾难”本就应该是“惨烈”的，殡仪馆出现无主手机的“惨烈”场景也是理所当然。她论证道：死者没有家人在殡仪馆相送，“不能留下遗物，没有死的尊严，死就是死了”，疫情早期火葬场人手不够、拖尸车不够、焚尸炉不够，尸体须尽快焚烧；早期混乱结束后，才有专家草拟报告，提出设法保存死者遗物，给死者及家属更多人文关怀和尊重（2月16日）。方方还认为，质疑者需要了解当时每日死亡人数、尸体由医院到火葬场的过程、死者遗物去向、医院和火葬场的处境、锂电池不能烧也来不及消毒时的处理方式、全国多少家火葬场援汉等，并称“照片我相信有一天大家会看到，但不是我拿出来，是照片的主人拿出来”（3月20日）。

不论殡仪馆无主手机的场景是否真实存在，方方渲染“惨烈”以将民众的悲愤引向对政府的控诉的企图终究没有成功。舆论的关注焦点没有顺着方方的思路向前推进到追责的地步，反而围绕“惨烈”场景的真实性原地打转，舆论中不少人对方方别有用心捏造“惨烈”而愤恨不已——愤恨没有被引向政府，反而被引向了自己。

四、“被援助”背后的特权与分裂心态：

日记中方方的“被援助”生活

（一）“被援助”的生活

方方的批评者认为方方不能代表武汉人，因为方方过得就不是大部分武汉人的生活。的确，方方住在文联大院，在日记中也从不回避疫情之下“被援助”在她的生活中占据的比重之大，而许多的“被援助”是大部分武汉人可望而不可求的。方方不但不回避“被援助”，甚至还享受这种“被援助”，“被援助”的频繁度以及某些项目招致舆论场上的巨大争议。

经笔者梳理，《方方日记》中提及的“被援助”项目包括：

（1）20个N95口罩——中国新闻通讯社总编辑、校友夏春平送。（1月28日）

（2）一碟热气腾腾的生煎包子——邻居送。（1月29日）

（3）三包口罩——读到方方微博的责编小袁送。方方又将口罩分给因缺口罩而发愁的同事。（1月29日）

（4）青菜——来拿口罩的同事送。（1月29日）

（5）洪山交管局警官送侄女到机场返回新加坡。（1月30日）

（6）菜——邻居女儿买菜顺便带来一些。（2月6日）

（7）香肠、腐乳等一堆东西——同院姨侄女送。方方感慨再关一个月也吃不完，她感受到灾难之中大家同舟共济，她表示“很感谢，也很温暖”。（2月6日）

（8）一袋食物（肉，蛋，鸡翅，蔬菜水果）——各小区每家隔三至五天出去采购，同事丈夫采购时为方方和她的邻居楚风家也买了，直送家门口。方方称她属于易感人群，而楚风腰伤难动，因此成为照顾对象。方方说她家食物从未如此齐全，以她的食量够吃3个月。（2月12日）

（9）口罩、酸奶牛奶、巧克力——网上接受中新社副总编夏春平采访，下午来照相时送来。对同事说值班日过来把巧克力拿给孩子，因为孩子说“方奶奶是活雷锋”。（2月22日）

（10）仟吉系列“工匠面包”一箱——老板陆先生送。邻居道波帮方方拿回家，方方顺手分送她一袋。方方说她们之间平时常交换食品，住文联大院不缺吃的。（2月25日）

（11）馒头、花卷——同事冒雨送来。方方感慨，自己多年来常得到邻居和同事照顾，倍感幸运。（3月2日）

（12）爱心菜（几棵生菜）——社区送。方方说，被惦记被关爱的温暖感很足。（3月4日）

（13）健康手表——快递寄件地址看不出好心人是谁。日记中希望对方“留个言，私下好表达谢意”。这只手表方方“折腾一下已经用上，感觉不错”。（3月7日）

（14）几条鱼（已杀好，葱姜萝卜已备好）、干果、信——成都刘先生请他的武汉朋友送来，让方方煮鱼汤喝。通过日记看到方方有糖尿病，特意买干果来。方方对此表示“惭愧”和“感动”。（3月8日）

（15）风油精、一堆中草药——方方说头疼，同事让天天在外奔波服务的丈夫送来。（2月19日）

（16）几罐鸡汤——同事的丈夫送来，方方感到非常意外，但也笑纳。（2月20日）

方方如此频繁地“被援助”、脱离大部分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状态本身，就是一件可争议之事。在大部分普通民众靠着团菜和志愿者的帮助而维持生活的时候，方方却受着来自邻居、同事和各种朋友不断的供养。支持者认为这只不过反映方方作为一个作家，对社会各行各业接触面广，积累的社会资本多、人脉广而已，因此无可非议。批评者则将这种现象定性为“权贵之间送来送去的人情”，当然方方支配他人源源不断输送资源的“权贵”地位是自致性的，但即使如此依然不改其“权贵”的性质。这种看法在支持者看来，毋宁表现的是批评者的“羡慕嫉妒恨”。

（二）特权与分裂心态

不过无论如何，退休的方方与一条宠物狗安居文联大院，在疫情期间依然过着脱离大部分武汉人生活样态的养尊处优的生活。她一面在日记中为疫情中的受难者而哭，甚至号召全体武汉人为自己而哭，一面自己却表达着自己接受援助后感到的小幸运、小感动、小惭愧、小意外，字里行间透露出一副怡然自得的心态。她会为自己而哭吗？会为天天在外奔波服务却还要想着为她送中草药、送鸡汤的同事丈夫而哭吗？显然不会。

有批评者说方方“每天都有送鱼送肉送面包的，吃都吃不完，哪能真正体会普通武汉人的艰难生活”。但支持者反驳，在“同情地理解”的逻辑之下，自身即使不生活在底层，也不一定不能代表底层人说话，不一定描绘不出底层人的鲜活生活。诚然，要理解一个阶层，并不一定要成为一个阶层的人，前文也论证过方方其实也知道一线工作者工作的辛苦和艰难，也知道疫情之下众多武汉家庭的处境，在日记中对他们的描述也不可谓不生动。但方方的问题出在，她一面享受和笑纳不断“被援助”的生活、一面却又号召全民同悲，这种分裂的心态显露出她为众人哀恸的虚伪，以及怂恿众人哀恸的别有用心。

这个问题突出反映在方方对“20个N95口罩”的接收上。记载这件事的日记出现在1月28日，当时武汉疫情阻击战正处在医用物资短缺的紧要关头，而天天在家独居、声称自己行动不便的方方，却心安理得地接收了中新社总编辑赠送的20个N95口罩，然后又在日记中为前线医生的巨大牺牲而哀哭，无怪乎有批评者称方方在日记中流下的都是“鳄鱼的眼泪”。“哭”在方方的日记里成为一种怂恿和煽动他人达到她政治目的的工具，巨大牺牲正好为方方达到政治目的预备武器弹药。在这个逻辑下，方方接收20个N95口罩时自然心里不会有丝毫犹豫和不安。

更大的争议聚焦的是1月30日的日记所载“方方侄女被警官护送至机场”一事。1月30日，方方通过日记“感谢洪山交管局派肖警官送侄女到机场返回新加坡”，并称“有急有难找警察最靠谱”。在武汉市已经实行私车禁行令的情况下，洪山交管局派警官护送方方侄女，显然有洪山交管局滥用公权之嫌。而“有急有难找警察最靠谱”的说法典型反映出一种扭曲的“服务型政府”观，这种说法分明是倡导市民在生活中放弃在本应由自己处理和解决的问题上的自我责任，加剧市民对自我责任和政府责任边界的认知错位，极易产生号召市民生活中“等靠要”、“自己不去解决，都坐等政府帮忙解决”的效果。特别是在当时一线人员人手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无视自己能够使用公权力的特殊性而类推建议民众“有急有难找警察”，简直就是现代版的“何不食肉糜”。

也许是为了洗白洪山交管局的责任，方方在3月12日的日记中又澄清说：“我认识洪山交管局辅警小肖，询问可否去机场，肖警官用私家车送机。……我真是守规矩，特意去咨询。”并且还“感谢武汉警察不仅白天工作在一线，还用休息时间给处于急难中的武汉市民、在汉滞留人员以帮助”。从“洪山交管局派”改口为“我认识交管局辅警小肖”，本来由交管局背的锅又被方方借助“感谢”甩到了辅警小肖头上，“滥用公权”的性质转变为“私用特权”。有支持者为方方辩解称，方方只是用了她的影响力，是她自己努力的结果，也是服务型政府对公民的基本福利，与特权无关。然而，所谓“特权”是一种超出一般权力限度的状态，它的产生方式并不影响和改变这种状态本身的属性。当时许多医护人员都无车接送，还有许多即使报警都无法出行住院的人，这就是大部分普通民众的一般权力状态。方方既然能一个电话就能指挥动一名辅警打破私家车禁行令，用自己的私车送一个外籍人去机场，这种个人能量当然属于超出一般权力限度的“特权”。方方一面痛恨特权，一面又流畅自然地使用着特权，这种“双标”自然引起舆论中的一场骂战。

另外，方方的改口，以及为何不由新加坡大使馆来撤侨、为何中午抵达新加坡的撤侨飞机在方方的日记中却是清晨落地等疑问，毫无疑问加深了批判者对方方在日记中所载事件真实性的怀疑。有关《方方日记》中的“双标”和“真实性”问题，留待后文详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