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日记》确实有很多“阳光”话语，但与作者的立场联系起来，背后的政治就出来了

【本文为系列文章，共四篇，此篇为第一篇】

《方方日记》已成过去时，但有关《方方日记》的论战文章仍在自媒体充斥的网络空间中铺天盖地。不论是方方的支持者还是方方的批评者，其中都不乏持极化思维者，于是两方阵营之间骂战不断。极化思维之所以产生，概因其背离了实事求是。事实是复杂且多面向的，方方内容庞杂的日记同样如此。抓住其日记的部分内容而断章取义、过度阐释，都不利于我们对《方方日记》做出客观评价和全面盘点，但却有利于为论战煽风点火。而仅看到日记表面，若不将日记视为一个有机整体而深入分析作者的叙述策略和用意，读者也极容易被方方所释放的“善意”所蒙蔽，在“独立思考”的口号下停止思考。

当然，日记体的零散琐碎不成体系、以网络为媒介的碎片化浅阅读模式，以及论战状态影响下读者的心浮气躁，本身就构成了让论战之火持续燃烧的环境。论战下的《方方日记》非好即坏，方方非善即恶；论战下的读者急于站队，急于为《方方日记》贴标签，做出脸谱化的定位；论战下的评论者，则纷纷从《方方日记》的零散文段中各取所需，寻找攻击敌方阵营的武器弹药，甚至借此大量贩卖自己的私货。在批评对方“双标”“扣帽子”和“以偏概全”之时，极化思维往往让他们自己也犯下同样的错误。

方方在最后一篇日记里引用《圣经》里的话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方方在她的日记里究竟所打何仗，所守何道？在通读《方方日记》文本、全面梳理其逻辑脉络的基础上，本文试图跳出立场先入的论战模式，以系统开示方方的日记内容为优先，对有关《方方日记》的纷繁复杂的舆论进行较全面的正本清源，分清哪些是日记所提出的问题、哪些是日记本身存在的问题、哪些是舆论制造的假问题，以求明晰《方方日记》中存在的真正问题及其根源。

一、“伤痕”之外可有“阳光”？

日记中的情感政治

（一）《方方日记》中的“阳光”

方方的不少批评者将《方方日记》定性为“伤痕文学”，他们指责《方方日记》中满是“伤痕”，“没有任何鼓励武汉人民的语言，渲染悲观论调”“全都是负面信息，一条正能量都没有”，进而认为方方“戴着墨镜看世界，当然走到哪都是黑暗”“心灵黑暗的人永远看不到阳光，也体会不到阳光的温暖，只看得到恶”。

然而，这样的判断事实上言过其实。

首先，《方方日记》中不乏极力突出新冠肺炎的低死亡率和治愈可能性高、以缓解读者心理恐慌的内容。比如：

这个病不是不可治。只要在发病之初得到治疗，很快就可以控制。（2月2日）

冠性肺病传染力强，但只要有正常的治疗，死亡率并不高。（2月4日）

感染人数可能十万，但不是所有受感染者都发病。尽管被感染，但并不发病，以后就会自己慢慢地好。已向医生确认。（2月4日）

人民医院呼吸科大夫的视频：扛不过去、发展成重症的，多是有基础病的老年人；年轻人如果中招，个人体质好，打针吃药喝水休息，做到这些，是很容易扛过去的。（2月6日）

局面真的是在好转。虽然没有人们期待得那么快，可是好转不就是希望吗？除了湖北，其他省的疫情基本过了拐点。而湖北正在朝拐点迈进。今天方舱医院已有多人出院。痊愈者的脸上都露着笑容，这不是装出来的笑容，而是发自身心的笑容。（2月11日）

在那段时间，卫健委专家组开始集中发表新冠病毒无药可救的意见，在民众看来，这意味着一旦患病就是死路一条。卫健委专家组2月5日发表的“无症状传染者理论”、2月6日发表的“粪口传播理论”和2月9日发表的“气溶胶传播理论”，一次次推高民众的恐慌等级。相比于专家组这些在当时尚待证实的言论，方方的日记则是一以贯之地强调新冠肺炎的低死亡率和可治愈性。为了加强对“可治愈性”的强调效果，方方更是迫不及待地引述了一条“瑞德西韦或有疗效”的新闻：

网上盛传，美国吉利得研究的新药瑞德西韦在金银潭医院启动试验，传说效果很好。尽管后来，有人辟谣，说是并没有结果。再等三天，或许我们的期待就会证实。（2月6日）

从方方的引述中可以看出，她毫不避讳该条新闻已被辟谣，不过她仍希望读者能与她一同对该药的试验结果充满期待。不管后来试验结果如何，这样的文字毕竟给读者带来的是希望，而不是恐慌和绝望。

同样，在3月17日的日记中，方方原文引述了一份在其高中同学微信群中流传的“解封时间表”。她在引述之后也特别说明，同学在转了这个帖子之后留言“转发的，不知真假”。但相比于信息的真实性，信息对人心的鼓舞、对人们期待的唤起，也许是方方更加看重的：

不管真也不真，都很鼓舞人心。显然，生活将陆续恢复正常。（3月17日）

昨天同学转发后几个人自己也琢磨了一下觉得多半不实，因为时间太具体了。但作为期待，我决定还是记录下来。这就是大家的期待。理想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3月18日）

其次，在努力减轻读者对新冠肺炎本身的恐慌的基础上，《方方日记》对市民的居家隔离行为作出号召。具体而言：

一是号召市民相信和服从政府、配合政府指令，与政府形成合力。比如：

服从政府指令，听从安排。（1月23日）

现在我们的主要敌人是瘟疫。我一定会和政府和所有武汉人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共同抗疫。政府向市民提出的所有要求，我也会百分百配合。（1月29日）

我们的敌人是病毒。我绝对与政府保持一致，绝对配合政府的每一项行动，并且努力帮助政府说服不理解的人们，帮助政府安抚焦虑的人们。（2月8日）

我们还在继续坚持，依然听从和配合政府的所有指令。（2月29日）

当时许多民众对于政府在疫情前期反应迟缓、贻误时机的表现充满怨气。而方方则提出将“配合政府防疫”与“对政府的追责诉求”分开看待：

事已至此，我们暂时放下愤怒和抱怨。武汉人目前只有团结一心，相互鼓励，相互帮助，相互安慰，共度难关。虽要追责，但是现在，我们先全力以赴，熬过难关。（1月29日）

不管政府前期有多少失误，无论如何，我们目前也只能相信政府，我们还是要给予他们信任。不然，这种时候，你能信谁？你能靠谁？疫情是大敌，全民同仇敌忾，没人再敢马虎，只要决策者不再出昏招。（2月4日）

抗疫过程，跟日常生活一样，有很多蠢人做蠢事，但更多的不是蠢人，也不尽然都是蠢事。（2月6日）

在防疫大局之下，方方这样的表述策略，无疑起到的是团结和拉拢民众的作用，而非将民众推到政府的对立面。

二是号召市民不要因恐慌而自乱阵脚，也不要传递恐慌。比如：

保持理性，不要恐慌自乱。（1月23日）

不要随意转发易引起恐慌的信息。（1月23日）

我们自己要做的仍然是：呆在家里，不要恐慌。不要自乱阵脚，哪怕有点发烧或咳嗽，一定要冷静处事。（2月6日）

同时，方方还针对具体引起市民恐慌的原因，对市民做出号召。比如，针对“抢购”问题，方方写道：

运输发达，全国支援，不必抢购，这点可绝对相信政府。（1月23日）

听到有人再度恐慌，去超市抢购，说是担心超市关门，断了吃喝。市府似乎就此发了一个声明，即保证超市不关门。全国人民都在支持武汉，中国的生活物品也不紧缺，保证武汉人民的日常生活用品，应该不难。（2月4日）

针对害怕前往医院接受治疗的民众，日记中说：

相信在医院治疗，比在家中隔离效果好得多。（1月28日）

针对害怕社区上门查体温会使自己遭到感染的民众，方方说：

据我了解只是针对疑似者上门测体温，其他人电话自报给社区即可。不必人人自危。（2月6日）

三是号召市民居家隔离，严格自律。比如：

出门戴口罩，勤洗手，吃好饭，小病静养（1月23日）

不添乱就算是帮忙（1月23日）

自己关自己的禁闭，让自己在家里像日常一样生活（1月23日）

保护好自己，就是帮忙（1月29日）

我们唯一可做的就是：守住自己，管好家人。服从指挥，完全配合。咬紧牙关，关门闭户。（2月11日）

在此基础上，方方还对市民的居家生活方式和心理调节方式提出建议。比如：

哪怕大哭出声，甚至不再关注疫情，都可以。看看电视电影，看看那些以前被骂过的娱乐致死节目，让自己挺过这一关。大概，这就是我们的贡献了。（2月11日）

更多呼救的叫骂的视频，我已不想再看。我自知，我再理性，也有承受不住的时候。而那些远不如我的人，恐怕更是。我们现在迫切需要的是抬起头来，向希望处看。看看他们便会明白：时至今日，我们绝不能恐慌或是崩溃，否则他们所有的努力，都将白费。（2月11日）

在这篇2月11日的日记中，方方直白地号召民众“向希望处看”，具体而言是“向更多面对艰难却仍在努力的人看”“向挣扎着生活却仍要出一份力的人看”和“向无数疲惫不堪却依然坚守岗位的人看”。这三类人，分别是指“火雷两山医院的建设者们”“穷困潦倒却将平生所有积蓄拿出捐赠的贫穷老人”以及“所有冒着感染危险的医护人员”和“在街路上日夜奔波，做着各种服务的志愿者们”。这样的号召，一方面表达了对一线工作者和爱心人士的敬意，另一方面又将居家隔离的意义与他们的努力付出建立起关联。接连而来的排比句式，更加深着号召对读者的感染力。

四是号召市民一定要振作起来、坚持下去。比如：

我们唯一的事，只能把这一切都扛下来。尽管病人多半扛不住，病人家属也多半扛不住。可是，不扛，又能怎样？我们除了振作起来，还能怎样？我们没办法帮助病人，我们只能自己扛住自己所面临的一切。在有余力能帮人的时候，就帮着他人一起扛。无论如何，再扛他一周。（2月2日）

小哥居住的小区前两天在最具危险的小区中排名第一。小哥说：“让我们一齐继续坚守，希望二月底能够彻底好转。”（2月12日）

再次，《方方日记》从来毫不吝惜对普通劳动者和一线工作者的赞美。在1月24日的日记中，方方写道：“感谢这些劳动人民！他们的从容以及辛苦，让我安心了许多。”在2月8日，日记更是突出对环卫工人、外卖小哥和警察这三类群体的赞扬，评价道：“最默默无闻的人是他们，但他们一直在镇定我们整个城市的心。”看到日记中对这些从容面孔的平凡记述，以及方方对自己内心感受的反思，紧张不安、心怀恐惧的读者也许心里也会跟着踏实下来，《方方日记》中的这些内容似乎可以间接起到安抚人心的作用。

通观全篇《方方日记》，方方对以下社会群体表达过感激和赞扬，“从容”和“辛苦”是贯穿以下所有社会群体的共通特征：

（1）店主。1月24日的日记，记录了在大部分店铺和药店都关门时依然营业的夫妻店铺，说他们过年不休，“让人感觉踏实”。

（2）卖菜者。1月30日的日记，表达了方方对为了生活而仍然从容卖菜的劳动人民的钦佩，说自己有时跟他们对上几句话，“心里就有莫名的踏实”。

（3）文联的同事。1月28日的日记记载，在疫情之中同事们仍在讨论稿件的发表事宜，还在为自己的事业而奋斗。方方认为，凭着这样的精神，就没有过不去的坎。

（4）青年志愿者。方方在2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青年志愿者改变了她对年轻人越来越功利的成见，认为不必杞人忧天，因为每个时代都有与它相匹配的人。方方还表达了对每天拍视频封城日记的年轻人的敬意，并坦言在某个寒冷而忧伤夜晚，是年轻人拍的视频鼓励了她。在2月4日的日记中，借由对一些孤寡老人处境艰难的担忧，方方表达了对社区和志愿者前去帮助的信心。2月19日的日记则夸赞了志愿者这种组织方式，指出年轻人在参与社会服务时，不仅可以奉献一己之力，还可洞察社会、理解人生、增长见识和能力。3月2日，方方更是点名表扬了3位志愿者：帮助并组织接送金银潭区域医护人员上下班的汪勇，为六百多居民买药而遭举报的吴悠，和专程从四川赶来为武汉医院的医护人员做盒饭的刘鲜。

（5）社区工作者。一方面，方方不止一次赞扬社区服务细致到位、态度良好。如2月4日的日记记载她出去倒垃圾时，发现家门上贴了“已经消毒”的纸条和通知，2月8日的日记记载昨日接到社区询问自己是否发烧、家中人数的电话，3月8日的日记记载小区工作人员经常帮居民去超市买东西。这些细节在日记中，都是方方做出“社区工作细致入微”这一判断的依据。

另一方面，方方也并不是不知道一线工作人员的辛苦。在3月8日的日记中，她直言社区工作者相当辛苦，几乎就是什么活都得干的勤杂工。她特别提到在没有电梯的老旧小区中工作的社区工作者，不仅要帮老人购物搬东西，还要教他们用手机。如果遇到没有手机的老人，还要用自己的手机帮忙。方方毕竟已在武汉生活了几十年，她深知百姓什么样的人都有：“扯皮拉筋的人有的是，横着脖子跟你犟起来，也是要人命。”因此她写道，社区工作者要做好服务实在是很难的事。大量的武汉人“能撑到今天，而且仍然能继续撑下去，相当程度上，也是靠了无数下沉干部和社区人员的辛劳”。

（6）环卫工人。1月24日的日记，方方首次提到“在冷风冷雨中一丝不苟扫街”的环卫工人。1月30日，日记再次提到这群身影：“几乎所有空空荡荡的马路上，都有一个环卫工人在风雨中一丝不苟地扫地。”在场景描述之后，方方还加入了内心活动：“看到他们，你会为自己的紧张不安感到惭愧，蓦然间你就会镇定下来。”2月8日，方方对他们的夸赞更是直白：“他们真是了不起。尽管人少，路面没那么脏，只是一些树叶。他们也恪尽职守，认真打扫，以保证整个城市的卫生。从疫情开始到现在，他们一直以从容的姿态留在我们眼里。”

（7）外卖小哥。日记中对这一群体的提及颇为简略，只在2月8日的日记中描述他们“仍然骑着小车，奔波在各条路上”。

（8）警察。一方面，日记关注了这一群体在冷天中的坚守。比如2月8日的日记描述，天气虽然很冷，但警察大多站在各个路口，医院门口也有一些，方方评价他们“站在外面，实不容易”。另一方面，日记关注到一线警察兼做多重业务的繁杂和辛苦，特别是疫情期间在工作过程中直击死亡的悲苦。比如2月8日的日记写道：“基层警察是相当辛苦的，他们往往直面各种人等，执行他们所必须执行的任务。我听说，在有人病得无法下楼时，也是警察前去帮忙背人。有一个人刚背到楼下就死了，警察也哭。”2月29日在询问警察朋友，得知他们一直在第一线，一天也没休息后，方方叙述警察的工作：“既要保障基本生活运输，又不能让人流车流泛滥，还得认真甄别。好多民警开车帮运病人。进出城通道24小时都得要人守控，既要保障防疫支援车辆通行，又要外防输出。在医院、隔离点、社区这些地方，要维护治安和交通秩序，防止医患纠纷之类等等。”并且提到他们“因为接触多，风险相对大”。

（9）外地捐赠者。方方收到云南作家张曼菱发的视频，反映的是张曼菱当年下乡的盈江县给湖北捐赠了近百吨土豆和大米。日记在2月12日记述了这件事，并评价说：“艰难时日，善良人还是很多。”

（10）捐赠亲人遗体的遗属。2月28日的日记在介绍了刘良团队的新发现之后，谈到了新冠肺炎患者家属捐赠亲人遗体一事，并认为“没有他们的无私贡献，也就不会有刘良团队对新冠肺炎认知的突破”。

（11）基层干部。2月14日的日记评价基层干部“不敢懈怠”，并解释在同学群里看到的关于基层干部“不上岗，就下岗”的处境，即“你不好好参与抗疫工作，你就立即下岗”，并用“武昌区的两个官员，今天就已被撤”的事例进行佐证。这篇日记还反映了隔离中的儿时邻居对基层干部的感受：“这几天总算见到了说话语气好的人。先前都是吼来吼去的。”在表现基层干部工作作风转变的同时，日记说邻居也能理解基层干部之前工作中的为什么“吼”：“因为人太少，找他们的人太多，都急疯了。”也就是说，方方的日记内容里不存在对基层干部的抱怨和指责，而更多是持同情理解的态度。

（12）团购老板。这一群体在日记中也是被方方一笔带过，仅在3月4日以“大疫时期没日没夜在外奔波，拿命挣钱”的形象出现。方方评价他们“不容易”。

（13）医护工作者。日记中对于这一群体的记述通常笼罩着悲怆幽暗的色彩，但也并不是没有一束“阳光”。比如3月17日，日记关注了即将离开武汉的援汉医疗队。日记记述了武汉各界人士以最高礼仪欢送他们的场景，字里行间满溢感恩之情，毕竟“是他们救了我们的城市和我们的人”。这篇日记肯定和赞赏襄阳市对于“今后区域内所有A级景区和25家星级酒店向他们终身免费”的决定，虽然她补充说“不知道这个消息是不是真的”，因为她觉得即使全湖北所有景区都对这四万多人免费开放，也并不过分。这篇日记还记述了四川医疗队医务人员赵英明的丈夫在妻子平安回家后需要兑现“包一年家务”这一承诺的小插曲，并以玩笑的口吻写道不知网友是否真要通过直播监督这个丈夫做一年家务。这样的小插曲体现了丈夫对妻子的爱、家与国的紧密相连，以及网友对医生家庭的关注。而在“战时责任”和“家庭责任”、“战时生活”与“日常生活”的张力中产生的这个轻松幽默的小插曲，可以快慰人心。

另外，医疗事业对国际政治的超越，也被方方所赞扬。比如3月22日的日记中，方方赞美医护工作者的“大爱仁心”，并记述了一个本来政治立场上“有点反美”的医生朋友也愿与美国同行携手抗疫的事例。日记中写道：“中美政客互怼，医生联手，超越政治偏见、国别意识，这是对人类的爱。喜欢这些医生的职业精神和心理状态。”如果抛开作者意识深处的政治立场和读者对作者的政治预设，单从日记内容本身来看，不可否认这种对于人类之爱的歌颂是积极向上的。

然而问题就在于，理解日记内容不能单看表面，还需要将日记内容与作者意识深处的政治立场联系起来把握。一旦联系起来进行系统思考，日记中“阳光”背后的政治就立刻显明出来。

（二）“阳光”背后的政治

以上对于《方方日记》中“阳光”的展示，大概不会引起多少争议，也确实揭示出类似“全都是负面信息，一条正能量都没有”这样一棍子打死的评价，对于方方来说是不公正的。但是“阳光”毕竟不是孤立的，我们需要将这些“阳光”放回《方方日记》的话语生态系统中进行定位。于是我们便会发现：虽然《方方日记》认为“用任何美好的词汇来夸赞武汉人在这次疫情中所作的奉献都不为过”（2月29日），毫不吝惜对普通劳动者和一线工作者的赞美，但这些“阳光”般的话语却并不单纯，其背后若隐若现的政治意涵容易引起争议。

第一，在方方的思维结构中，“阳光”般的“大善”与“大恶”处于对抗关系中。2月15日的日记将之表述为：“在大恶张扬的同时，大善被激发得更多。”换句话说，淋漓尽致地记录大善，是以大恶张扬为背景的。大善被激发得“更多”，当然是一种满怀希望的积极话语，但张扬的大恶与激发的大善处于对立和冲突之中，希望正来源于“更多”大善在对抗中战胜大恶的可能。这一逻辑成立的前提，是“大恶”的清晰界定和真实存在。后文将会对《方方日记》中有关“作恶”的内容进行梳理，这里暂且不展开讨论。

第二，在方方的叙述策略中，“阳光”般的社会力量与政府力量构成反衬关系。日记对普通劳动者和一线工作者的工作能力极尽赞扬之辞，所达成的效果便是反衬政府工作能力之低、能力之限。2月19日的日记在赞扬了志愿者这种组织方式之后，方方直陈：“没有他们有力的帮助，仅靠机械的政府机关，可能更糟。”而3月2日的日记则将仓促封城后的武汉比作百孔千缝且连底都没有的大水桶，政府的工作能力有限，只能“全副精力忙兜底”而“桶边百孔千缝无力顾及”，而无数“主动接盘”的志愿者则“见孔便堵，见缝即填”。

这里涉及到民间社会组织与政府行政科层组织的关系问题。如果仅就民间社会组织的优势而言，方方的表述也并没有问题。一些学者在疫情中也注意到了民间社会组织在应急机制中的重要性，进而提出要把社会体系建设作为一个重要任务来推进，加速推进治理思维由传统的层级式行政管理向现代的开放协作式治理模式转变，让民间社会组织与行政体系产生“协同共治”的良性互动，而不是被强大的行政体系所吸纳。但承认民间社会组织的优势，并不意味着对政府行政科层组织的否定。方方是否对政府机关持全面否定的态度，以至于前文提到的方方对民众服从和相信政府的号召也是惺惺作态、不情不愿的无奈之辞？这一问题成为双方阵营论战的焦点之一。

第三，在方方的政治图式中，“阳光”般的国际主义立场与母国中心主义立场处于有着高下优劣之别的等级序列关系中，而这种所谓的国际主义立场又在不经意间带有滑向他国中心主义立场的嫌疑。如在3月24日的日记中，与医生“对人类的爱”形成对比的是“中美政客互怼”。方方直言她更喜欢医生职业精神背后那种国际主义的“人类爱”，而仅用“政客互怼”四个字来概括中美为维护各自的国家利益所展开的攻防。在方方的话语中，相比于“人类爱”，“政客互怼”相形见绌。崇尚国际主义精神本也无可厚非，不过在国民国家林立的当代国际政治格局之下，国际主义精神极易被拉回到母国中心主义的框架内加以揣测、解读，结果原本寻求远离母国中心主义立场的国际主义立场，却又落向了他国中心主义立场。

具体而言，方方在3月24日的日记中写道，在武汉疫情紧张时，在美华人扫空货架口罩捐赠回国，而当美国疫情暴发时，美国医生遭遇口罩和防护物资的缺乏，因此有华人朋友说心理觉得对不起他们。方方对这一观点的转述，表达了她对该观点的肯定态度。分析该观点，“在美华人扫货回国”对于华人而言可以理解为基于母国中心主义立场，对于美国而言则可以理解为基于国际主义立场。如果方方站在国际主义立场，对此行为不应该有所否定。但“对美国医生缺乏医用物资”抱以歉意的观点，则是站在他国中心主义立场上，不顾时局的变迁，否定此前的国际主义立场和母国中心主义立场。而方方对此观点持肯定态度，则表明她并不是坚定而纯粹的国际主义者。相反，滑向他国中心主义立场的她，倒成为他国用以攻击和损害中国国家利益、维护他国的母国中心主义立场的工具。

由于方方在日记的表述中出现立场的游移，舆论就不同的日记片段，围绕方方究竟是“爱国者”、“国际主义者”还是“叛国者”的问题争论不休。但从整体上综合来看，方方的立场确有背离国家和民族利益之嫌。

二、“沉闷”之外的追问与投射：

日记中的武汉人日常生活

（一）群像描摹

方方个人的生活状态，当然不能代表全体武汉人的生活状态。不过，《方方日记》还是试图观照更多类型的武汉家庭，将他们的生活状态记录在案，并借此发表自己的看法。

《方方日记》中有大量对“被关在家里的人”的群像描摹。这样一群被禁足在家的武汉人，烦躁感、谈心的时间、吵架的机会都会多起来（1月28日）。他们会忘记今天星期几，已经在家坚持了多少天（2月2日），也会在每天晚上看着远处亮着的大楼而莫名心安，感觉这个城市还未完全死掉（1月31日）。他们会发现手机因反复接收重复陈旧的信息而容量不够用（2月12日），也会在无法外出活动的情况下，选择在家里运动，甚至从厨房到房间跑三公里（2月12日）。只要没有被感染，他们基本就会心里踏实（1月29日）；而只要家里没人生病，家家都很安稳（2月2日），他们中大部分人的日子也许都是在团购、追剧和睡觉的往复循环中一天天度过（3月4日）。方方想告诉读者的是，武汉并不是有人想象的一座炼狱，而是个安静的美丽的磅礴大气的城市（2月2日）。

对于这样一群禁足在家的武汉人而言，生活物资基本不缺（2月2日）。由于人们全力关注生活，哪里都呈现出生机（2月18日）。他们会讨论解封后去哪家店大吃一顿（2月18日），会抱怨做饭麻烦，做完饭还要收拾厨房（3月15日）。为了买菜，他们组成团购超市套餐的队伍，买卖双方细致约定交菜时间和地点（2月18日）。而为了防止交叉感染，甚至有居民改用吊桶提菜的办法把桶一直拉到六楼（2月28日）。生活物资的充足供应和与生活需求的对接背后，是社区工作者的辛苦，和相比于疫情之前武汉人的艰难。虽然买菜群和电商在不断灵活调整配菜方案，但毕竟团购需要抢，抢不到的人就会发慌（2月21日），禁足如此之久，需要很强的意志力才能承受（2月29日）。武汉人这样的生活处境，让方方感到心酸（2月28日）。

与生活物资相比，方方更担忧的是封城之下武汉人的精神和心理状态。最容易出现心理问题的是小孩，他们整日被关在家里会相当难受（1月28日）。特别对于那些因瘟疫而成为遗孤或遗腹子的孩子来说，他们虽然吃喝不成问题，但内心有伤口。他们缺少依靠，也将缺少无微不至的爱。他们中甚至已经有人开始表现出害怕穿防护服、戴口罩的人的行为，需要尽早接受心理干预（1月29日）。

“沉闷”是方方描述武汉人精神和心理状态时常用的关键词。围绕“沉闷”，方方在日记中有如下表达：

闷是有一点，但只要活着，闷是能忍住的。（2月4日）

抗疫工作走上正轨，呼救的病人少了，武汉人变得沉闷起来。（2月12日）

武汉人有点沉闷，一向活跃的同事不想讲话，家里小群少人做声。（2月29日）

沉闷依然是我这几天对武汉人的印象。（3月2日）

今天的武汉人依然显得很沉闷。（3月3日）

空气中充斥着沉闷，无处不伤感。特别讨厌接电话，完全没有跟人讲话的欲望。只是以一种最简单的方式活着，什么都不想说。（3月6日）

不想出去，只想待在家里。（3月11日）

相比于有病患的家庭、家中有人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家庭，绝大部分的武汉家庭都处于无人生病、全员禁足在家的状态。“沉闷”更多是对他们精神和心理状态的概括。方方在日记中提到过一个理论，即“四十天闭户，人们的心理承受力会到极限”（3月2日）。不论这一理论是否有科学依据，长期禁足对于大多数人的心理承受力都会构成挑战，因此他们会想方设法出门走动，但又不具有远行的欲望。用“沉闷”二字来概括这种状态，应该是准确的。

不过“沉闷”二字引来一些舆论的批判，在笔者看来这些批判都不太能站得住脚。比如有人评论说“举国上下都在自我隔离，在室内待久了谁不闷？但非常时期，所有人都该理解并承受”，这样的评论并没有否定“沉闷”的存在，方方也只是描述人们承受“沉闷”的状态，并不存在对“沉闷”本身的抱怨情绪。

有人评论说“‘闷’有什么大不了，跟生死相比算得了什么？”，同样首先承认了“沉闷”的存在，只不过对方方过多提到“沉闷”而心怀不满，认为“沉闷”与生死相比不值一提。然而对于无灾无病的家庭而言，其所面对的主要矛盾就不再是与生死的抗争，而是来自对未来确定感、安全感和方向感的缺失，引起“沉闷”的问题就显得比生死问题更加重要，因此片面认为“沉闷”与生死相比不值一提是欠妥的。

还有人评论说“是否应该多些没有停歇的一线工作者”，因为一线工作者都是“牺牲更多的人”。根据笔者在“《方方日记》中的‘阳光’”这一部分的梳理，方方对一线工作者的描写并不算少。况且从人数上来看，禁足在家的武汉市民占大多数，关注他们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也特别重要，记述他们的“沉闷”与记述一线工作者的辛苦也并不矛盾。

（二）特殊群体记述

除了上述对“被关在家里的人”的群像描摹，《方方日记》还关注到一些特殊家庭和特殊群体的生活。在对特殊家庭的记述方面，1月28日的日记关注到一家三代、家中还有病人的家庭，家中的年轻成员需要一边操心工作，一边隔天出门买青菜。2月13日的日记关注到夫妻分开各管各家老人的家庭，其中妻子兼管孩子、丈夫奔波采买，夫妻在两家之间往返很辛苦，但与病人和死者家庭相比，他们不但活着而且还能相互照顾，因此倍感幸运。2月20日的日记则关注到疫情之下空巢老人的生活处境。平日里他们需要由保姆、钟点工和儿女照料，但疫情期间他们的生活不得不靠自理，而做家务、买菜做饭、洗衣打扫、收拾整理的工作并不简单，若他们拼尽全力仍无法应对，就只能靠社区尽可能地派人予以帮助。

在对特殊群体的记述方面，1月29日，方方在日记中提及她的女儿。这是一位从未下过厨、平日或回家蹭饭或吃外卖，在疫情期间还需要靠母亲提供保护的年轻女性。方方劝阻她去小区超市买盒饭，因机动车即将禁行还特意为她送去保证十天生活的物资。笔者认为方方女儿的事例也能代表一部分在优渥的都市环境下成长起来的独生子女的生活状态，因此也将其归入“对特殊群体的记述”。疫情将迫使这一群体学习如何下厨，“也算是意外收获”。2月25日的日记关注到福利院、养老院中的老人，将他们定位为弱势群体中的弱势，认为他们在疫情中的状况不容乐观。2月27日的日记则分别关注了滞留在外的武汉人被外地歧视的处境，以及滞留武汉的外地人“没钱住店，没店可住，没饭可吃，住火车站，捡垃圾”的生活境况。2月28日，方方把目光投向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群体，不仅描述他们所面对的“上面什么事都压下来，下面什么事都找他们，相当难缠的大有人在”的艰难工作处境，更提到他们当中在防疫初期成为疑似感染者的不在少数，因为他们需要同各种人打交道，不知谁会是感染者，而那时他们自身的防护设备又极为有限。

方方的日记对各类特殊家庭和特殊群体生活处境的广泛涉猎，与前述对于“被关在家里的人”的群像描摹合在一起，也算是对封城之下武汉人生活处境的较为全面的还原。其中提到一些群体的艰难处境，也许还能唤起读者和社会对他们的关注，总之并不至于引起争议。

（三）精神关切

基于对封城之下武汉人精神和心理状态的担忧，《方方日记》在这方面的内容并未止步于对“沉闷”状态的描述。为了安抚武汉人的情绪，方方借由日记反对关于央视取消元宵节晚会的建议，认为大家关在家里特别需要一些喜庆东西慰藉自己（2月7日）。她还通过日记安抚因抢不到团购菜而恐慌的居民说：“放心吧，不会让人没有吃的东西，中国还没有到这一步。”（2月21日）此外，她还多次鼓励武汉人要充满信心，坚持下去。从日记的时间上看，类似的鼓励分散出现在防疫过程的各个阶段，表明方方对提振武汉人精神的关注是一以贯之的：

我们还是要坚持把自己关够14天。（1月28日）

我们还能坚持，我们对政府有信心。（2月13日）

我们不急不躁，继续等待拐点的到来。（2月15日）

时至今日，大家好像开始适应了关门闭户的生活，活力四射的孩子都承担下来。生命的耐受力，了不起！（2月18日）

尽管局势好转，也不可放松警惕，以免前功尽弃。（2月20日）

闲人心理压力大，忙人身体压力大，大家都在咬紧牙关，共同扛着武汉。（2月29日）

还需保持警惕，但心理已放松，相信生活很快会回到以前的节奏。（3月19日）

梳理至此，《方方日记》中有关封城之下武汉人日常生活的上述内容，基本都是没有引起实质性争议的内容。争议往往发生在方方对“何以至此”这一问题的不断追问上，之所以如此关键是因为方方特别习惯于通过反思和追问，将有关疫情的各种话题都引向对政府的追责和批判。

（四）追问与投射

以下笔者将继续梳理《方方日记》有关武汉人日常生活的内容里，有哪些话题在追问中发生了指向追责和批判政府的投射。

首先，是关于对“沉闷”的追问。前面已经提到，用“沉闷”来概括大部分禁足居家的武汉人日常生活中的精神状态，基本是准确的。那么这些家庭既然不至于直面生死问题，“沉闷”从何而来？方方引述医生朋友的说法，对此进行了解释，认为“沉闷”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在哀伤和抑郁的前提下，对未来没有确定感，内心极大地缺乏安全感，没有方向感。接下来进一步追问，这种对于确定感、安全感和方向感的丧失心理由何产生？原来是因为许多人因封城停产而经济来源无着，对于何时能够出门复工也毫无确定的心理预期（3月3日）。与封城防疫相比，社会修复必将更加复杂，注定将经历更加漫长的过程。在这样的处境之下，寻找并抓住让自己感到踏实的东西就显得尤为重要。方方在日记中对于“沉闷”的追问和分析，到这里为止都不存在什么问题。然而，“寻找并抓住让自己踏实的东西”这一判断恰恰成为方方将“追问”转化为“追责”的逻辑起点，其转化套路便是武断地代表全武汉人将这个能够“让自己踏实的东西”限定为“想要一个说法”，即政府必须给出一个疫情何以发展至此的说法。不过一个对无法出门复工焦躁不安、经济来源无着的市民，更关心的是生活接下来怎么办，如何解决生计问题，因为对于政府初期疫情应对不力的追责，并不能直接解决摆在他面前的这些实实在在的问题。换句话说，“想要一个说法”无法成为“让自己踏实的东西”。方方如此的主观臆断和逻辑跳跃，自然引发舆论场上的巨大争议。

其次，是关于民间团购方式的反思。民间社会在疫情期间形成的自发组织，确实表现出的机动灵活、直接回应居民需求的特点，是政府科层制的行政组织模式的重要补充。若是站在提出政策建议的角度，则应当是讨论如何让政府组织与民间社会团体形成协作共治的局面，在避免让民间社会团体被政府组织吸收和“官僚科层化”的同时，也不可能让政府组织“社会团体化”。而在方方的日记中，对民间团购方式优势的夸赞也并不存在问题。方方的问题出在，将一个具体事物的特征抽象化标签化，然后将其作为否定批判另一具体事物的工具。在这样的逻辑下，这两个事物立刻具有了善恶优劣高下差等。比如在对民间团购方式的反思中，在方方看来“民间能人实在强大”（2月17日），“实事求是”（2月17日）简直成为民间组织的代名词，而一切行政机关就被方方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律打成“实事求是”的对立面，“死板僵化”（2月17日）成为对于一切行政机关的标签。进一步说，若不是行政机关各部门的“死板僵化”，导致它们“层层拖延、个个误事”，“疫情不至于发展到今天这步”（2月17日）。方方这样的反思逻辑，一方面将民间组织的优势和能力抬高到政府行政部门之上，将民间组织与政府行政部门的关系简化为“实事求是”与“死板僵化”的价值对立，另一方面将政府行政部门一棍子打死，让人感觉政府行政部门罪大恶极，即使被民间组织取代也无不可，进而将话题引向对行政部门的“问责”甚至“问罪”。这种以“问责”甚至“问罪”为目的，将原本构成复杂的民间组织和政府行政体系脸谱化、标签化的做法，本身就背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引发争议实属必然。

复次，是有关弱势群体处境的追问。从党和政府的执政目标和我国的政权性质来看，弱势群体绝对不是被排斥和抛弃的对象。但由于新冠肺炎这样的新发传染病疫情突如其来，医疗资源严重短缺，政府平战转换的应急响应体系不健全，社会力量准备不充分，弱势群体极易成为国家治理在面对危机考验时所付出的代价。围绕有关疫情期间弱势群体处境的追问，强调抗疫大局为重的“国家主义思维”与强调生命平等尊严为重的“个体主义思维”在舆论场上展开激烈对抗。方方的日记遵循后者的思维进路，这种思维在论战中表现出一种倾向，即表面上追求平等博爱，实际上却是以少数特殊群体的利益绑架大多数群体的利益、用局部意义定义整体意义。比如在2月25日的日记中，方方由对福利院、养老院老人生活处境的讨论，上升到对于“什么是检验一个国家是否文明的尺度”的议论。方方认为检验一个国家是否文明，不是看“楼房高度，汽车速度，武器军队，科技先进度，艺术成就，开会豪华，焰火灿烂，游客消费力”，换言之，她否定了工业、服务业、国防、科技发展水平对于国家文明的意义，将表征国家综合实力的各项指标几乎全部从她眼中的“文明尺度”中删除净尽。她眼中的尺度只有一条，那就是政府“对弱势人群的态度”。在她的思维里，政府的政策执行不存在调整中的动态平衡，只有某个时间点上静止的执行状态，而这一执行状态足够被她放大用来定性和评价整个政府的决策。受到客观条件制约而出现的暂时无力顾及，在方方眼中就是政府带有主观企图的“忽略”和“忘记”，就是政府的作恶和犯罪。

再次，是有关群众诉求反馈机制的追问。在2月27日的日记中，滞留武汉的外地人艰难的生活处境，自然被方方定性为政府“抓大事忽略小事，顾多数忘记少数”的证据。然而方方的反思不止于此，更谈到“临时生活困难救助咨询电话”这一群众诉求反馈机制，其追问逻辑也迁移到对该反馈机制是否运行有效的讨论上。日记中，方方表示不知该电话是否管事，但她向读者袒露了她的私人经验：“我知道很多官方的咨询电话，只是做给人看的。遇到的只是踢球运动员，最终你非但得不到任何帮助，还浪费了电话费。”根据她的私人经验，读者多半会感觉该电话多半是不管事的。由此，方方的追问进一步延伸到对于政府作假、推诿现象的批判上：“官场很多人，一辈子没学会什么，但做假动作从来是高手，他们会用一些你想都想不到的方式来对付你。而且他们推诿的水平也非常高端。”而政府的作假和推诿，为疫情演变成灾难做了铺垫，于是顺利成章地与方方对政府的追责欲求形成接应。平心而论，方方的私人经验中所描述的相互推诿和弄虚作假的形式主义行为，确实是当下政府科层体制内部存在的问题。但用对该问题的陈述，向前承接对“临时生活困难救助咨询电话”的讨论，向后延伸到对疫情演变成灾难的解释，却有失妥当。对于前者，方方的借题发挥极有可能带来社会对于“临时生活困难救助咨询电话”的不公正评价，因为对于外地流浪者是否拨打过这个电话、这个电话是否“只是做给人看的”，方方并没有进行确认，却极易引导读者将外地人流浪的原因归结为政府的弄虚作假和相互推诿。识破方方“借题发挥演绎私人经验以树立批判标靶”的读者，自然会对方方的论述逻辑展开质疑。对于后者，则直接与方方日记中有关“作恶”的内容直接相关，笔者将在后文详述。

最后，是关于如何对武汉人进行心理关怀的追问。方方印象中的武汉人有着这样的特点：洒脱，爽快，喜欢没理由大笑；说话噼里啪啦，让外省人以为是吵架；充满烟火气、江湖义气、没来头的自信；热诚、爱耍酷（2月11日）。而疫情之下正在受难、与死神较量的武汉人的心理状态则与这种印象形成鲜明反差。在日记对这一部分内容的叙述中，方方更像是一个旁观者，她表达着她爱莫能助的焦躁心情（2月20日），甚至在网上小心问候都害怕没有回音（2月11日）。在无可奈何之中，她只有祈祷“大灾大难后，中国会有一个清平的世界”，却突然把话语拔高为“一直在想我们中国人为什么命苦，我们民族为何总是灾难深重？”（2月20日）这种让人猝不及防的设问句，“命苦”一下子成为全体中国人的特征，波及整个中华民族的灾难似乎也被描述为一种日常状态，革命建国、改革发展对于中国人的意义似乎被这一句设问一笔勾销，这种对历史事实有失公允的情绪宣泄自然引发舆论的反驳。

除了祈祷，方方还寻求对被感染的病人、新冠去世者家属（1月30日），以及对未确诊的疑似病人、因疫情而丧失救治机会的非新冠病人去世者（3月13日）的心理关怀，并号召政府对他们进行特别安抚，因为他们“遭遇更惨、伤痛更深，甚至终身不能平复”（1月30日）。在日记中方方写道，丧亲家庭失去亲人往往毫无预期，亲人生病无床前尽孝，去世后无遗体告别，创伤怎么修复都有疤痕，应激障碍患病率高，或有创伤性再体验症状，重演事发时负面感受，或麻木回避，或过度敏感（3月7日）。读者看到这样的描述，都能感同身受，也无人怀疑对他们进行心理关怀的必要性。1月28日的日记提到希望有学过心理学的人可以有办法安抚一下武汉人，2月12日的日记提到恐怕需要大批心理咨询师前来武汉，分社区进行心理疗治，方方的这些提议和倡导倒也不存在太大问题。

（五）心理疗治的限度与追责的谬误

但方方认为心理咨询师的心理疗治终究是存在限度的，大量论战也从方方接下来的论述逻辑开始。

首先方方认为，心理咨询师的心理疗治之所以存在限度，是因为武汉人心里有个结，这个结就是李文亮事件和中心医院的大量伤亡，而且这个结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越系越紧、越变越复杂，继而武汉人心头的创面和深度也会越发扩大加深。方方还引述心理咨询专家的说法，指出随着危险的解除，真正的创伤就会浮出水面，因此解开这个结刻不容缓。至于如何解开这个结，方方指了条明路：“你要给李文亮一个说法，给中心医院一个说法，你也要给我们大家一个说法。”（3月3日）于是，关于如何进行心理关怀的话题被引向对政府的追责，追责在方方对武汉人的代言中似乎成为一种集体意志，并且成为心理关怀的前提条件，其间还牵涉舆论中一直存在的有关李文亮“吹哨”行为的定性之争。

其次，心理疗治的限度还在于丧亲之人如何面对死者。疫情过后几千人家在巨大的集体性创痛中如何同时办丧事？殡仪馆如何发放几千人的骨灰？丧亲家属如何度过清明节？会不会情绪崩溃？（3月7日，3月13日）死者的骨灰事宜、丧事的操办方式和丧亲家属的心理状态引起了方方的关注，这也确实是一个需要重视的话题。毕竟在传统文化中，丧葬仪式原本是很好的心理疗愈。从后来政府的处理方式来看，网上云扫墓等服务和4月4日的全国哀悼活动，很大程度上也回应了民众的需求。但方方觉得这还不够，因为她认为“染疫而死”与正常死亡属于不同性质的死亡，“染疫”无异于“他杀”。顺此逻辑，“他杀”便是“人祸”，因此死者及其家属“于心不甘”（2月20日），“首先要有个说法，没说法坎难过”（3月7日）。于是，关于如何面对死者的话题也被引向对政府的追责，追责成为死者及其家属的集体意志，同时被方方定性为疗治他们集体性创痛的前提条件。

第三，方方向有着心理创伤的武汉人呼吁“自我疗伤”。武汉有多少人有着心理创伤？方方说，“武汉几乎人人心理上都有创伤”，“人人都有一种莫名的压力”，这里的“人人”包括“关在家二十多天的健康人群”“曾顶着冷雨满街奔波过的病人”“目送亲人装入运尸袋被车拖走的家属”“看着一个个病人死去无力拯救的医护人员”，其中所形成的创伤“可能会在相当长时间里形成困扰”，而压力则是“外地人很难体会”的（2月12日，2月29日）。方方尽力将话题的对象扩及武汉人这个群体的全部。那么，这些人如何自我疗伤？方方否定了“喊喊口号”的作用，而极力赋予“发泄、大哭、痛诉”以正面意义：

骂人或骂事是疏导心理的好方式。（2月13日）

倾诉和发泄是心理疏导的很好方式。（3月2日）

丧亲之痛，需要倾诉和哭泣，这是疏导心理的最好方式。（3月13日）

其中，3月2日的日记对“正能量”进行了反思，认为一根名为“正能量”的大棒不时挂在发泄者头上。3月13日的日记，更提出可以建立类似“哭墙”的“哭网”，让家人挂上亲人照片，点上蜡烛哭一场。有关日记中“负能量、正能量”的内容及其论争，笔者将在后文详述。这里仅指出，方方提出建立“哭网”也并没有什么问题，后来网上开通的云祭扫其实也发挥了类似的功能。方方的有待商榷之处在于，她认为“整个武汉人都需要一场大哭”，并且把“哭网”的意义定位为“哭亲人、哭朋友、哭自己”（3月13日）。显然不是每个武汉人都经历丧亲之痛，但每个武汉人的生活方式和经济活动确实都受到了疫情的深刻影响。如果说“哭亲人、哭朋友”还容易理解，那么“哭自己”则大有深意。“哭自己”是为何而哭？方方虽没有直白表述，但稍加揣摩便可做两种推测，一种是每个人都要对这场疫情的发展负责，另一种则是，为生活在由无恶不作的政府治理的国度或城市中的自己感到悲哀。根据方方惯用的将话题推向对政府追责的套路，大概不少人会将“哭自己”的涵义理解为后者。

如此一来，不论是进行心理关怀，是悼念死者，还是自我疗伤，方方在日记中都极力将“关心民众精神和心理状态的逻辑”切换为“替所有民众追责政府作恶的逻辑”。赞成者肯定其敢于追问，穷本溯源；批判者批评其以己度人，别有用心。但从实事求是的角度来看，追责并不必然成为心理关怀、悼念死者和自我疗伤的前提条件。方方并没有深入了解更多当事人的所思所想，因此日记中展示的上述逻辑，更多是方方试图以一己之意志和心理欲求绑架武汉所有人的意志和心理欲求，自然招来猛烈的舆论反击。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