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平定川西叛乱始末
前言
大小金川土司僻处川西一隅,地不足千里,且皆为苦寒之地,属众不过数万员,却劳烦清廷前后两次,历时二十余年,累计发兵及劳役六十余万,帑币七千万,伤亡数万。
战后,清朝在大小金川分置阿尔古、美诺两直隶厅,后设懋功、章谷等五屯,驻军屯垦,以防再次发生反抗事件。
经此役,清廷在川西地区设立成都将军,采取去土为屯等善后措施,从军事政经方面对其加强控制,从而实现对大小金川及其周边土司地区的彻底管控。
川西藏区废除土司制,彻底归化清王庭,稳固了西南地区自雍正以来的改革成果,改土归流得以真正落实。加强了边疆和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
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
唐宋时期,在少数民族聚居区推行羁縻政策,到宋元交替之时,逐步发展为土司制度。作为一种逐渐演变而来的统治方式,土司制度是集历代王朝治理经验之大成。到清雍正十三年实行改土归流,鄂西土司制度消亡,但此时只是名义上的消亡。
作为元明清时期统治者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一种特殊的统治方式,土司制即由中央政府任命少数民族贵族为世袭地方官,并通过这些官吏实现对各族人民的管理,达到加强对边疆地区统治的目的。
土司掌握政治、军事、经济大权,为世袭职。该制度下,土司是地区的统治者,土地的所有者。百姓耕其地, 必须向土司纳粮当差。到清初,土司制度已不适应社会的发展。当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从劳役地租向实物地租过渡时,世袭土司仍强迫人民无偿服役。且一再发生侵吞其他地区土地,甚至公开武装叛乱的事件。
清廷采纳云贵总督鄂尔泰疏议,在西南掀起大规模改土归流高潮,改土官为流官,革除土司制,建立州县制。即废除少数民族原本的土司头目,改为朝廷委派的流官统治。
此举措在于消除土司制度的落后性,同时加强中央对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统治。
改土归流在云南和贵州取得很大成效,但在四川当时却只实行于与云、贵接壤的少数民族地区。在川西藏区,则发生了大小金川事件。
战前背景
恶劣的自然环境,贫痔的土地资源,闭塞的交通条件,落后的生产、 生活方式,在嘉绒地区的藏族人民中,形成了以抢劫为荣、怯懦为耻的社会风尚,他们崇尚武力、桀骜不驯、好勇善斗,这也是嘉绒地区各土司互相掠夺兼并、战乱不息的原因之一。
乾隆以后,清代文书中所称金川,皆指大金川,而将明朝以前相沿己久的金川土司称为小金川。清廷此举的目的是承认大金川土司的地位,以削弱小金川土司的势力,使之借朝廷的封号与小金川抗衡,互相牵制,这是清初“以番治番”民族政策的产物。
乾隆初期,对待嘉绒藏族恩威并施,偏重于以恩德服人。然而,随着嘉绒藏区各土司实力和这个地区局势的变化,乾隆帝的治理方针也发生了改变,从以前的侧重于恩的政策转变为侧重于威。这在乾隆帝对待大小金川土司的政策变化上面得到了体现。
第一次金川之战诱因
乾隆七年,大金川土司色勒奔病故。次年十一月,清朝任命其弟色勒奔细承袭土司职。
色勒奔细上任不久,为了控制小金川,即把侄女阿扣嫁给小金川土司泽旺。泽旺性情懦弱,受制于妻,阿扣则私通泽旺之弟土舍良尔吉。乾隆十年,色勒奔细勾结良尔吉,袭取小金川,生擒泽旺,夺取小金川印信,小金川地区由良尔吉管理。
后来,公然又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巴旺土司,以期控制巴旺。
这时,清政府对瞻对的用兵刚刚结束,兵马疲敝。对于大小金川的矛盾与斗争,川陕总督庆复和四川巡抚纪山都无意派兵介入,仅仅以檄谕相告,以求息事宁人。
然而大金川的扩张野心不死,乾隆十二年二三月间,色勒奔细发兵攻打革布什咱土司所辖的正地寨,又发兵攻占了明正土司所辖鲁密、章谷等地,距离打箭炉(康定)仅四日路程,迫近进入内地的南大门,坐汛把总李进廷不能抵御,退保吕里。
四川巡抚纪山以大金川小丑跳梁相责,一面奏闻请旨,一面派兵弹压,却遭到大金川土司的伏击而宣告失败。
川陕总督庆复奏请用以番治番之法,暗令小金川、革布什咱、巴旺等与大金川相邻的土司发兵协助,对大金川进行围攻,但屡试无效。
乾隆帝令庆复前往四川省,驻扎要地,令纪山亲赴番地总统,相机而动;后又连降两道谕旨,召庆复回京办理阁务,调云贵总督张广泗补授川陕总督。
乾隆帝期望通过大兵压境,迫使金川地区的事态得以平息,希望通过张广泗用治理苗疆的方法和经验来解决嘉绒藏区的问题。
然而,大金川土司莎罗奔继续勾结党羽,攻围霍尔章谷,千总向朝选阵亡,并侵压毛牛,枪伤游击罗于朝。
乾隆帝终于震怒,命督抚等迅速派选官兵统率前往,相机进剿。同时,催促张广泗入川指挥作战,第一次金川之役开始。
首战失利
乾隆十二年四月,张广泗衔命入川,希图再建奇功。张广泗到金川前线后,认为在大小金川地区的现有汉土官兵两万余人“各怀二心,非边巡观望,即逃匿潜藏,此土兵之不足恃也。而官兵又单弱,将来深入贼巢,或攻剿碉寨,或沿途防守,断难支持”,乾隆帝遂于贵州各营兵中再调兵两千遣往金川前线供张广泗调用。
张广泗在进剿之初确实有所进展,先后收复了大金川所占的毛牛、马桑等地,小金川土司泽旺也闻风投诚,并出兵协同清朝攻剿大金川。
大金川的主要据点一个在勒乌围,由色勒奔细亲自把守。另一个在刮耳崖,处于大金川要路。为了攻打这两个据点,张广泗分兵两路,从西南两个方向进攻。
乾隆帝同时传谕张广泗,对金川“不若尽兴剿灭”,“不必专以召徕抚恤为剪金酋之胜算也”。
由此可见,乾隆帝对剿灭大金川势在必得,同时信心十足。
七月末,清军西路军打到距刮耳崖官寨仅二十里地。南路军攻得大金川碉卡数处,使金川番兵退守独松碉寨。
但到了八月,在大金川的战碉面前,清军束手无策了,张广泗此时才意识到攻打碉卡之艰难。清兵用掘地、断水、炮轰等种种办法均不能奏效。
至此,乾隆帝有些动摇了,只得传谕张广泗暂且移师向阳平旷之地,稍为休息,待第二年开春之时再战。
乾隆十三年正月初二日,大金川兵攻占江岸的噶固碉卡,守碉的八十余名土兵开碉门随大金川兵渡河而去。十日,再攻取郎建业所立的卡伦七处,并杀游击孟臣。二十日,在大金川兵的追击下,郎建业率部退至巴底,总兵马良柱所部也撤退到了孙克宗碉寨,致使军装、炮位多有遗失。
张广泗损兵折将,进攻大金川的计划完全破产。
再战失利
张广泗进剿失败后,乾隆帝计划派遣岳钟琪入前线,但因为张广泗与岳钟琪有隙,乾隆帝降旨岳钟琪以提督衔赴军前效力。同时命班第留驻军中,协助张广泗。
班第自知自己难以影响张广泗,遂又建议乾隆帝遣一员重臣前往军前料理,即所谓“能谙练机宜,识见在张广泗之上”者。
乾隆帝因而派出军机大臣讷亲为经略,赴金川前线指挥战事。
乾隆十三年六月初三日,讷亲驰抵张广泗所在的小金川美诺军营。
但奇怪的是,次日张广泗便离开美诺,前往卡撒军营。由此可见,二人并未仔细商讨破敌之策。二人间隙由此埋下伏笔。
乾隆十三年六月六日,讷亲也赶赴卡撒,会同张广泗察看昔岭等处地形后,决定集中优势兵力从昔岭的色尔力山梁突破,直捣大金川老巢刮耳崖。
十四日,署总兵任举、副将唐开中、参将买国良分兵三路进攻昔岭。结果却是买国良、任举先后阵亡,唐开中身负重伤。清军败退。
此次惨败之后,讷亲锐气尽无,对大金川束手无策,不敢再言进攻。且事事听张广泗调度,不再主持军事。临战则避于帐房之中,遥为指示,自然受人耻笑,军威日损。
乾隆十三年闰七月,乾隆帝接到讷亲、张广泗二人意见向左的奏疏。讷亲前后所奏不一,已是胸无谋略,方寸大乱,而且把劳师糜饷的责任全部推到张广泗的身上。
讷亲作为经略,却似毫无责任可担,其原因则是“与督臣势难共事”。
八月初八日,乾隆帝接到岳钟琪两份告发张广泗的奏折,乾隆帝对讷亲、张广泗彻底失望,决意临阵换将。
九月初十日,乾隆帝传谕召讷亲、张广泗驰骤来京,面议机宜,川陕总督印务命傅尔丹暂行护理,所有进讨事宜会同岳钟琪相机调度。十三日,又命尚书班第即赴军营,与傅、岳同办军务。
纳降
因张广泗、讷亲二人久居无功,乾隆十三年十月初六日,著将傅恒从协办大学士升任大学士。初九日,命为保和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
为了配合傅恒出征,乾隆帝拨下重饷,增兵添炮。降谕从陕甘、云南、湖北、湖南、 四川及京师、东北增派满汉官兵三万五千名,加上原有的汉土兵丁,共计六万人。
除了在金川本地铸造铜炮多位外,还命从京师运去极具威力的威远炮等。
再令广储司备银十万两派员运至金川军营,另命傅恒携带花翎二十、蓝翎五十,以为傅恒抵营奖赏官兵之用。又从户部库银和各省拨银四百万两,以供军需。
十一月初三日,经略大学士傅恒出师,所行甚急,日行二百里,甚至三百余里。
十二月二十一日,方到卡撒军营,即将小金川良尔吉、阿扣和汉奸王秋及其妻斩首示众,以良尔吉之弟小郎素统领土兵。并立即向乾隆帝报告舍战碉而捣贼巢的作战方案。
十二月十五日,当乾隆帝获悉大金川土司色勒奔细、郎卡乞降后,立即指示进剿金川机宜,期望明年三月内成功,若过三月,应允许其求降,以省努费,以惜人力。将来若得勒乌围、刮耳崖,倾其巢穴,三两日内,经略大学士即当凯旋,迅速还朝,一切善后事宜交策楞会同岳钟琪办理。
面对乾隆帝对金川战事态度的转变,傅恒似有壮志未酬之憾,仍坚持扫庭犁穴,歼灭金川。
大金川在被清兵围困了近两年的情形下,己是弹尽粮绝,兵马疲困,也无力将战争继续下去。于是,大金川土司色勒奔细屡次在战场上喊降,傅恒则坚持要求色勒奔细、郎卡叔侄亲缚赴辕,方贷以不死。
大金川土司色勒奔细又遣人至岳钟琪所在的党坝军营乞降,岳钟琪允准代奏,随即禀告傅恒。第一次金川战事结束。
二次叛乱
乾隆二十三年,大金川与革布什咱因结亲而构衅。乾隆帝本意,既不愿对金川轻起兵端,以致重蹈覆辙。然而,亦不愿大金川坐大,吞噬邻邦。
乾隆帝的以番治番政策并非仅图安稳局势,或培植某一忠于清廷的强部来镇摄众土司。而是希望凭借边臣的干预,扶弱凌强,以达到互相钳制的均势。
所以,诸多土司联兵攻打大金川,正是乾隆帝求之不得之事。
乾隆二十五年,大金川土司莎罗奔病故, 其侄子郎卡为承袭土司职而讨好清朝,郎卡刚承袭土司之职,就立刻出兵攻掠党坝。各土司立即集兵协助抗拒。 乾隆帝因势利导,指示开泰听从各土司协力剿除金川。
乾隆二十八年,正当绰斯甲布等九土司合攻大金川之时,开泰却多次接见郎卡所遣之人,常加慰抚。这势必引起九土司的疑虑。乾隆帝因而革去开泰总督之职,以阿尔泰代之,表明清政府支持九土司的立场。
乾隆三十年十二月,大金川攻破党坝的额碉,占领巴旺的卡卡角,其他土司闻风丧胆,裹足不前。
因为清政府的干涉,乾隆三十一年九月,郎卡表示愿意退还所占各土司土地,但以清政府发给土司印信为交换条件,阿尔泰应允。
乾隆三十二年,乾隆帝又得知郎卡将女儿嫁给小金川土司泽旺之子僧格桑,立即意识到“此又一伏衅端”,并谕示阿尔泰“当留心,不可隐讳”。
果然。乾隆三十五年四月,小金川僧格桑借口鄂克什土司信用喇嘛,咒诅泽旺、僧格桑父子,以致泽旺病倒,而发兵攻占鄂克什的三个寨子。
鄂克什遂向四川总督求援, 阿尔泰委员调解不成,又与提督董天弼亲往弹压,僧格桑被迫撤兵,但拒不退还所占土地。
其时,小金川土司泽旺已年老昏馈,不理政务,退居底木达官寨。小金川事务则由其子土舍僧格桑掌管印信,居住在美诺官寨。小金川此前因娶大金川土司郎卡之女为妻,故小金川与鄂克什发生纠纷时,大金川也从旁声援小金川土司。因乾隆帝出面干涉,僧格桑慑于官府大兵,叩头谢罪,表示愿意退还所占鄂克什的土地及人口。
乾隆三十五年四月,大金川土司郎卡病故,土司职由其第四子索诺木承袭。
乾隆三十六年,大金川土司索诺木与小金川土司僧格桑(泽旺子)再次发动反清叛乱。
再度进剿
乾隆帝命温福、桂林分别自汶川及打箭炉(康定)攻小金川。
索诺木派兵助僧格桑抗击清军。乾隆三十七年五月,桂林兵败被黜,乾隆帝以阿桂代桂林。十二月,清军攻占小金川美诺官寨,僧格桑奔大金川。次年六月,小金川藏族反攻清军,收复美诺,清军死三千人,主帅温福战死。
时乾隆帝在热河,闻报后,决定以阿桂为定西将军,加派健锐营、火器营兵两千、黑龙江及吉林兵两千入川增援。
十月,复攻占美诺。清军第二次征伐金川以来,受到当地藏族人民的坚决反抗,深陷重围,屡遭失败。乾隆帝恼羞成怒,命令阿桂等人在讨平小金川后,立即以全力征伐大金川。
为抵抗清军的进犯,大金川增垒设险,严阵以待,其防守远较小金川为严密,坚持斗争长达两年,终以众寡不敌而失败。四十年七月,索诺木鸩杀僧格桑,献尸请降,不准。
八月,清军攻破大金川勒乌围官寨。
次年正月,复攻破索诺木最后据守的堡寨噶尔崖,索诺木出降。
政治变化
乾隆年间,清政府通过两次金川之役、杂谷事件,一步步加强了对嘉绒地区的统治。金川战后,清朝在两金川地区设镇安屯 , 专令成都将军管理当地大小事务及文武各员。清廷在小金川设美诺厅,大金川设阿尔古厅。
乾隆四十四年,,裁撤阿尔古,入并美诺。乾隆四十八年改为懋功厅。
懋功厅管辖有两金川地区的懋功、抚边、绥靖、崇化、章谷五汉屯及河东、河西、八角碉、汗牛、别斯满和宅垄六番屯。后来鄂克什、绰斯甲都改归懋功厅管辖。
这样,清政府通过乾隆年间对嘉绒的几次战争,改变了金川地区的政治格局。由原来的土司分割统治区 , 变为中央政府流官管辖下的土屯区。
这一变化,使杂谷、大小金川三个势力强大的土司被废除,代之以十一个番屯和五个汉屯,出现了屯土共存的局面。
清政府对嘉绒土司定期到京城朝觐的规定,更强化了各土司与清朝的联系,促使清王朝与嘉绒各土司的君臣关系趋于密切,地方臣属中央的观念在土司头脑中深化了。
直到清末,嘉绒各土司对清王朝还朝贡不已。
清朝将这些大大小小部落、村社的头目动员起来,让他们充当大大小小的土司,听从清朝中央的管理,这不能不说是清朝统治对嘉绒藏区基层管理的深入,通过对各土司的管理来实现清政府对嘉绒藏区的统治。
同时,将势力强大的土司集团分割,划整为零,以减少地方割据势力的膨胀对中央王朝产生的威胁,以利于边疆的安定和统治。另一方面,对嘉绒藏区的统治,较元明时期更为加强,使这一时期成为嘉绒藏区土司设置的鼎盛时期。
结语
此次川西平叛是清朝中期的一次较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此战花销之重,居乾隆帝所谓十全武功之首。不过积极作用也很明显,对保持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稳定和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虽然战争给大小金川地区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给嘉绒藏区带来了痛苦,但战后乾隆帝在嘉绒藏区实行的一系列积极经营措施,对金川地区,乃至嘉绒藏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有利于嘉绒藏区的民族融合和发展,促进了这一地区的封建化进程。
大小金川之役的结束标志着从明中期开始的改土归流政策终于取得了最终的成功,明清两代耗费200年付出惨烈代价推行的改土归流政策,使得中原王朝在南方的经营终于取得了成功,基本划定了今日中国的南方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