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西方舆论战中，我们究竟是应该站对还是站队

在生活中，每每面对重大舆论或有巨大争议的议题与事项，或者在我们熟悉的同事领导中，我们有一个常常纠结的地方是：在两种或者多种观念分成不同派别又分别代表各自立场观点，而我们又不得不表态的时候，是只站对不站队，还是只站队不站对？

只站对不站队是指以观点对错或事项的真假作为判断标准，符合自己的观点对错或事项真假认知的，自己仅仅以对错真假而不以人的身份表态。

只站队不站对刚好相反，是指以人的身份划线而不以观点对错或事项的真假作为判断标准，凡是某人说的话做的事，不管对错真假，一律坚决拥护。

亚里士多德从17岁起就跟随其师柏拉图学习，时间长达20年之久。对亚里士多德来说，柏拉图既是他非常崇敬的恩师也是他的挚友，正所谓“良师益友”。

亚里士多德曾这样赞美过柏拉图：“在众人问之中，他也是唯一的，也是最初的。……这样的人啊，如今已无处寻觅！”

然而，在探究真理的道路上，亚里士多德表现出极大的勇气。他毫不掩饰他在哲学思想的内容和方法上与老师所存在严重的分歧，毫不留情地批评自己的恩师的错误观点。

这就很自然引来一些人的指责：亚里士多德究竟是背叛自己恩师的忘恩负义之徒呢？还是坚持真理的“真理之子”呢？

亚里士多德对此回敬了响彻历史长河的一句名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显然，亚里士多德属于那种“只站对不站队”的一派。

但现实社会远不是亚里士多德“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句话这么简单。亚里士多德的格言作为一种抽象的人的精神信念不用说是可以的，但这句话在认识论上却是有问题的。

“吾更爱真理”的真理究竟是什么？你认定的真理就一定是真理？真理究竟是否有适用范围？存不存在永恒的普遍适用的真理？

牛顿的经典力学是真理，但不是普遍真理。经典力学将天上运动和地上运动统一起来，从力学上证明了自然界的统一性，这是人类认识自然历史的第一次大飞跃和理论大综合。

但经典力学遇到微观世界的物理运动时，经典力学就力有不逮甚至荒谬。

经典力学的应用受到物体运动速率的限制，当物体运动的速率接近真空中的光速时，经典力学的许多观念将发生重大变化。如经典力学中认为物体的质量不仅不变，并且与物体的速度或能量无关，但相对论研究则表明，物体的质量将随着运动速率的增加而增大，物体的质量和能量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经典力学无法解释X射线现象、电子运动和放射性现象，以及微观粒子的波粒二相性。有关微观粒子的本质需要爱因斯坦、波尔等科学家创立的相对论来解释。

“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看似简单明了而又似乎无可辩驳的一句话，一旦遭遇现实就复杂了吧！

这还仅仅涉及到科学。科学是最适用真理大于一切的，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什么师道尊严都可以不顾。

因为人们普遍认为：科学是造福全人类的，技术可以由人申请专利，形成专利垄断，而科学是自然规律普遍原理的发现，是全人类的宝贵财富。因此，当我们必须在吾师与真理之间作选择时，我们应该选择真理，而且选择我们认定的真理实际上并不困难。

当我们把究竟是站队还是站对纳入一个组织实体内部考察的时候，问题就远比科学来得复杂。

比如“站队还是站对”发生在公司单位的时候，我们会如何处理呢？我们究竟是以对错真假站队，还是以身份站队？

当你的直接上司与公司一把手就某个事项发生严重分歧，分歧大到关乎每个人必须毫不含糊地用脚表态时，你是站对还是站队？

这里面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公司一把手在某个议题事项上代表着正确，不用说，我们就会既考量事项的对错真假，也会考量身份高低，几乎百分之九十以上会选择站队公司一把手；另一种是一把手在某个议题事项上并不代表着正确，这个时候，绝大多数人考虑问题的角度更多偏向于利益，毕竟我们需要饭碗生存生活，不用说，选择站队公司一把手肯定占绝对多数。

残酷吧？相当的残酷，但是没有办法，这就是社会。除非你准备甩开公司另谋出路，根本不用鸟你公司的一把手。不过，虽然利益让人们选择和公司一把手站在一起，但我们要在道义上对坚持自己的主张和立场，不向利益与权贵屈服的人内心投上赞赏的一票。

如果我们把议题事项更进一步扩展到国家与国际呢？问题就更加复杂纠结。

以西方的民主选举为例，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普遍现象，就是当选民一旦认同的候选人被选举登上总统宝座后，很多时候不管总统的主张和行为是否正确或符合实际，他们都会不由自主的以站队的方式维护总统的权威与形象，极端的甚至到了脑残的地步。

这就是国家政治生活中典型的只站队不站对，通俗的说就是“我要维护我的人”，为了“我要和我的人在一起”，选民们可以枉顾事实，不管对错，只认身份。

在大选之年，或者涉及国家、地区重大议题的时候，为什么会出现为政治议题事项而父子反目、夫妻失和现象？就是因为一家人在站队还是站对问题上纠缠不清，纠结不已，谁也说服不了谁。

严重的就是社会两极化，立场尖锐对立，双方互不相让，毫无回旋余地，甚至爆发社会冲突。

当我们把“站队还是站对”话题延伸到国际政治与国家关系领域时，事情也不会比一国内的“站队还是站对”议题轻松。

拿这次的新冠肺炎病毒起源争议来说吧！美国的政客齐声说中国武汉是病毒的起源地，中国的网民和国家有关部门的发言人愤怒地说美国才是病毒的起源地。

钟南山院士说：中国武汉是新冠肺炎的爆发地，但不一定就是新冠肺炎病毒的起源地。

面对同样的话题，另一位年轻气盛的张文宏医生则说：美国不会是新冠肺炎病毒的发源地，如果是发源地的话，美国新冠肺炎的爆发应该会和武汉爆发期大致一致。

尽管病毒的起源问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科学问题，但在美国政府用赤裸裸的甩锅来掩盖自己在抗击疫情方面的失误，甚至企图将国家损失转嫁中国，要求中国赔偿的时候，这一事实的对错真假问题已经就变成了中美两国互联网上民众的站队问题。

在这个并不纯洁的世界里，只谈科学不谈国家就是天真和幼稚，就是既愚又蠢的书呆子。

在国家之间利益错综复杂，中美之间博弈异常尖锐的情况下，不用说，除非有百分之百证据证明病毒起源地是中国，否则，只是部分证据指向中国，中国也是断不会承认的。

因为在国家利益面前，如果所有的国家心平气和以追求事实真相为己任的话，那么大家就都会只站对不站队。

但西方国家不会这样。在西方国家历史上也曾经有过只站队不站对的先例。

1495年2月，法国军队进攻意大利那不勒斯。攻陷不久，军中便出现大批士兵染病现象。这疾病便是后来人们命名的梅毒，梅毒随后在欧洲迅速扩散蔓延。

法国军队从意大利撤退后，来自各国的雇佣兵返回家乡，梅毒也随之带回。1495年，这种新的疾病出现在法国和德国，同年晚些时候出现在瑞士，1496年出现在荷兰和希腊，1497年出现英格兰和苏格兰，1499年出现在匈牙利、波兰和俄国。

梅毒不仅传遍了全欧洲，还传遍了欧洲人所到之处。葡萄牙人把它带到了非洲和东方，当时的中国广州也深受欧洲带来梅毒的祸害。

关于梅毒这种丑陋的性病的起源，国家间互相指责谩骂与甩锅，都认为应该由别国承担责任，以至于事实真相最终成为一笔历史上的糊涂账。

意大利人将梅毒称之为“西班牙病”或“法国病”，法国人称之为“意大利病”或“那不勒斯病”或“西班牙病”，英国人称之为“法国病”或“法国痘”或“大痘”，俄国人称之为“波兰病”，阿拉伯人和奥斯曼土耳其人干脆称之为“基督徒病”。

看到没有？凡是相互对立的国家都是以对方国家或对方城市命名。例如：法国与意大利是死对头，就相互污名化；英国与法国是死对头，还是相互污名化；俄国与波兰是死对头，也是相互污名化；阿拉伯和奥斯曼土耳其人与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为敌，最后则干脆称之为“基督徒病。”

看吧！在国家名誉和利益面前，就根本没有事实真相。谁讲事实真相谁就是被人唾骂的大傻瓜。

没有办法，是残酷的国家竞争格局与国家利益，迫使人们只能选择以国家利益站队。

有人说，2020年有可能会成为全球化历史的转折点。如果以十五世纪大航海开始算作全球化的开端，在传染病方面，从来就是西方祸害世界而不是相反。

这次在新冠肺炎病毒面前，西方因为傲慢自大以及国民的桀骜不驯而集体沦陷，至今还在苦苦挣扎看不到希望，他们从灾难中上岸后必定会集体甩锅寻找替罪羊。

美国等国家已经在这么做了，他们一直在想将新冠肺炎病毒这汪水搅混后浑水摸鱼，才不会管事实真相到底是什么。就是有一天，关于病毒的事实真相完全指向美国，美国会接受吗？我不相信。我认为美国远在病毒事实真相指向自己之前，会想方设法阻挠对事实真相的追寻，让世界永远也接近不了真相。

没有办法，中国人民在国家利益面前，只能选择站队自己的国家！

因为世界上很多时候根本就不存在纯而又纯的所谓事实真相问题，相反，有的只是间谍、抹黑、打压、混淆视听与张冠李戴。在和平与霸权、阳谋与阴谋、依附与独立、公正与邪恶并存的世界里，国家仍然是对外博弈的屏障，国家利益才是最高利益！

最后，总结一下关于站队与站对的问题。在科学问题上的任何探索，我们应该毫不犹豫的选择站对而不站队；在一个单位内部，我们应该持宽容态度看待有人站队而不站对，但要对站对而不站队的人保持一份敬意；在一国内部，我们应该鼓励国民选择站对而不站队，只有这样，国家才有希望未来，社会才能公平正义；但在国际政治斗争中，我们应该坚定的选择站队自己国家一边，因为很多时候，国际间只有利益没有是非。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会为了维护自己国家利益，置规则、道义与不顾而竭尽全力，不择手段打压他国，对一个不讲规则和道义的国家就只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