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恨国贼到工业党和“爱国贼”的转变（之二）

上一篇文章，我讲述了从一个恨国贼，变成爱国者的转变。我把文章转给一个校友，校友也是一家上市的IT公司的高管，他回复了这么一段，也算是说的是我的心里话：”刚才仔细阅读了你的文章，我也经历了一个类似的心历路程，从恨国到爱国，当然恨国更多的是怒其不争”。

我自己做生意也有十多年了，在2013年之前，感觉身边经商的朋友们都是忙着在国内赚钱，然后忙着拿国外的身份。

尤其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美国为了吸引外部资金流入美国，在投资移民方面加大了力度，五十万美元投资到美国的移民项目上，就可以办理全家移民。我身边不少在国内赚了钱的人，选择移民了，很多是把老婆孩子放在国外，自己在国内赚钱，长期两地分居，家庭破裂的也不少。大家为什么移民，说到底是对国家没信心，作为个体的人，选择走这条路，为了孩子，为了家庭考虑，趋利避害，我个人认为是无可厚非的。

实事求是的讲，我也不是没有考虑过移民的事情，只不过，我在做任何事情之前还是希望自己能够去考察一下。于是，就有了上文我提到的去了西方诸多国家，去的越多，越不想移民。

当然，真正断了移民想法，是2013年之后的事情。在2013年之前，我在经商的过程中，耳闻目睹了很多明目张胆的官商勾结的事情，不少官员公开的作违反国法党纪的事情，也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举个例子，一次我听一个所谓的朋友绘声绘色的讲如何参加一个庆生活动，是为当地的某官员的小三庆生，政商人士都有参与，我听完之后，很震惊。诸如此类的事情听多了，也就见怪不怪了，但是我的心理会发生变化的。

腐败在任何国家都是存在的，包括现在的反腐力度这么大的中国，依然也是有腐败，但是，当腐败不被查处，腐败者引以为荣的时候，参与其中的人对腐败津津乐道，那么，社会风气就坏了。当一个国家的价值观向崩塌的方向走去的时候，大家是看不到希望的，内心里面对政府、国家都很失望，失望之后，就会有一种怨恨和不满，这恐怕是与我有相同经历的人的很多人的心态。

2013年，十八大之后，国内政治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刚开始反腐的时候，我身边的一些人认为是搞运动，是一阵风的事情，结果“这阵风”一刮就是六七年，如今反腐作为常态化工作开展起来了，并且成立的专门的国家级监察机构，把常态化的工作又制度化了。

过去六七年的反腐工作是得人心的，这是让我彻底打消移民念头的关键性的事件。毛主席说过，“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干部队伍的风气都出了大问题，作为先锋队的党员队伍都出了大问题，我说对国家有信心，那就是彻底的自欺欺人。

除了反腐问题决定性的增强我的信心之外，还有环境治理问题。记得2014年到2015年，很多北方的城市，PM2.5的指数都是爆表的。今天我们戴口罩了为了防止新冠病毒，那时候戴口罩是为了防止雾霾。尤其有孩子和老人这些弱体质的亲属的中年人，比如我和我孩子同学的家长们，都很焦虑，但是也无计可施。学校也不给配置净化器，那时候家长就行动起来，在污染最严重的的那段日子里面，净化器都脱销了，好在我们当时有个家长有条件搞到净化器，给整个年级的班级每个班级捐赠了一台净化器。至今，我也不知道这位家长是谁。

后来，著名的央视培养的女公知柴静和她的朋友们推出了爆款的纪录片《穹顶之下》，说句实在话，在当时雾霾压力之下，对于身为父母的我们这些中年人，这个纪录片是非常有感染力的。雾霾又是导致大家对政府的不满上升的的关键事件。

后来，中央开始下大力气抓环保，几年时间过去了，空气中PM2.5大幅度改善。我一直是做实业的，能够理解PM2.5大幅度改善背后的操作之难。柴静还在在央视的时候曾经采访过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科院院士丁仲礼，面对柴静问到中国要更多承担二氧化碳减排任务的时候，丁仲礼冷静的回答，二氧化碳排放权就是发展权，外国人是人，中国人难道就不是人？中国人不能放弃自己的发展权。

环境治理和经济发展在发展中国家本就是是一对矛盾，我们无法像发达国家那样转嫁污染。按照英国和美国治理污染的时间表，我对中国治理空气污染是没有指望的。

不曾想，国家层面治理污染的举措在几年之内就如疾风骤雨一样的开展起来，有人又说是搞运动，一阵风。这阵风又刮了好多年。相比于北京几年前动辄空气中PM2.5达到四五百，今天，我写文章的时候，北京天气晴，气温25度，空气质量51，良。

包括这次疫情从武汉爆发的时候，很多人对武汉政府、湖北政府，甚至中央政府产生很悲观的情绪的时候，我一直是很乐观的。相比于疫情，治理污染的决心、难度和代价也是很大的，我相信形势会逆转的，而且风平浪静后，对这次疫情处置绝对不会是一边倒的负面评价。所以，在李文亮去世当天，我写了一篇关于他的文章，因为我看得很清楚，在疫情期间，很多魑魅魍魉都跳出来了，吃着李文亮的人血馒头，搅乱舆论而已。

第三件让我对国家有信心的事情是从中央到地方的扶贫工作。去年，我代表公司去中国的西南省份的某贫困乡的小学捐赠一批物资，我做为企业代表跟随与这个贫困乡结帮扶对子的某民主党派的团队一起前往。去之前，我以为当地会一贫如洗，还类似于六十年代的中国农村。

到了当地，当地的经济确实不发达，但是也远远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么贫困，学校也是三层楼的希望小学，但是卫生间还是在操场边上的室外专门建的公厕，从公厕能够看出来，还是没有那么先进。在远处的山坡上，一所新的学校正在施工中。

我跟校长了解到，这里义务教育适龄的孩子入学率是100%，听到这个数字，我非常惊讶，在我印象中，贫困地区孩子失学应该是普遍的现象。校长说，现在政府要保证每个孩子有学上，如果家长不让孩子上学，政府会找家长解决问题，直到孩子正常上学为止。

孩子们中午都是在学校吃饭，是免费的午餐。当时我去的时候，孩子们的那顿学生餐是白米饭，猪肉炖萝卜，孩子们自己从食堂把装有饭菜的大桶抬到教室，然后分给每个同学。

校长还告诉我，他们目前经费还是很缺的。国家每年给学校的经费只有100万左右，当然这不包括老师的工资，仅仅用于学校的运营，这些钱省着花，也不太够用，毕竟学校有一两千个孩子。我们这次去的民主党派给他们捐赠了自己筹集的100多万的现金，还有电脑，图书等等物资。

在九十年代，我的父母也是双双下岗，那个阶段是我们家庭最艰难的时候，我和弟弟还在读书。被逼无奈，我也去边读书，边打工，不过恰恰是那段时间对我的锻炼很大，但是也确实挺艰难。我能理解这些贫困家庭在无助的时候的状态。

返程的时候，我们几个熟人，租了当地乡里一个乡民的车子，他送我们去一个比较远的景区去游览一下。我们和司机聊了一路，这个乡民30多岁，从15岁就在广东、浙江、江苏一带打工，前几年和几个朋友回到乡里，包了一大片荒山开始种植艾草，雇佣了一些乡亲帮他们种植，去年的收成还不错，每亩艾草的收入能有数千元。他下一步想筹集两百万，在乡里面做艾草的深加工，这样能卖上更好的价格。

他也讲，贫困地区很多时候不是没有机会，一个是乡民的视野不够，再有一个就懒惰，他说现在政府的政策是对的，不能只给扶贫资金，而是应该找扶贫项目。

在离开那个贫困乡的时候，我看到乡政府的楼旁边有个电子显示牌，上面写着“2019年09月04日，离脱贫攻坚剩余484天”。

从国家大刀阔斧的反腐，到雷厉风行的环境治理，再到坚定不移的扶贫，我觉得政府做的事情的大方向是对的。

相比较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他们的发展基础比我们好，但是，他们总是在大的决策上出现失误，无论是英国的脱欧，还是美国从2000年之后的一系列战略失误，根本问题出在价值观上，对短期利益的追逐迷失了对问题本质的认知。

还记得若干年前，我去给通用电气下面的一个子公司培训，看到墙上贴着几句话“股东第一，客户第二，员工第三”。在几年前的达沃斯经济论坛上，有记者问任正非，对他有影响的世界级企业家是谁？比如杰克韦尔奇。任正非的回答很简单：杰克韦尔奇是谁，我不太知道，对我们帮助最大的是IBM，IBM教会了我们如何服务好客户。

任正非的阅读量是惊人的，不可能不知道通用电气的前CEO杰克韦尔奇，但是，他居然说不知道，我个人认为就是对杰克韦尔奇的不认可，原因很简单，杰克韦尔奇是为了追求股东的短期利益，让通用电气脱实向虚，丧失竞争力的罪魁祸首，任正非敬而远之还来不及，怎么可能向他学习。华为诞生开始就是把客户放在第一位的，正因为如此才能海量的研发投入。

而现在以华尔街为代表商业界，本末倒置，为了股东的利益，作了无数蠢事。波音过去三年花费200多亿美金，也就是一千四百多亿人民币，回购公司股票，而不是投入到产品研发上，由此，波音737 MAX出现致命的产品缺陷也就不足为怪了，相比较华为过去十年投入六千亿到研发上，才能在美国的打压之下拿出备胎来，备胎都是利润投入到研发后的产出呀。

美国过去数十年，花费数万亿的美金投入到各地的战争，而不是投入在国内正确的地方上，不去强化自己通过和平竞争手段的竞争优势，总是想做我小时候胡同里面的大哥，仗着自己胳膊腿粗壮，到处收保护费。

有人说最近几十年中国的国运一直很好。我认为不是这样的，人间正道是沧桑，人的运气也好，国家的运气也好，取决于自己选择的目标，行走的道路，从目下看来，中国无论提出来的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还是科技上投入，最振奋人心的可能就是可控核聚变，这都是大格局，大视野。

我对中国是有信心的，是从2013年开始的，到2016年是彻底有信心。三十年前的国家领导人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爱着我的祖国”，2013年以来的领导人说“我将无我，不负人民”，他们只有对自己国家有深深的爱和责任才能说出这样的话，也只有这样，才能有大格局的，他们不会仅仅看中眼前的利益，而是会为中华民族的长远福祉考虑，也才能带领中国人民走向星辰大海。

最后，上一篇文章，有人批评我用“爱国贼”这几个字。我还是坚持用了，这本身就是对某些居心不良的公知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