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成功解决了落后挨打的问题，下一步如何解决被动挨骂的问题？

一、

美国能成为当今世界的超级霸主，并不完全靠硬实力，还靠软实力。美国的软实力之核心，是源于基督教的那套价值观。美国人满世界都有盟友，这些盟友可以分为四类:

一类是，同文同种，又有共同价值观者，比如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

第一类是，有大致相同的宗教背景，价值观也相同者，如德、法等欧洲诸国。

第三类，虽然文化背景不同，但愿意认可、学习、接受其那套所谓的普世价值观者，如日本、韩国、新加坡、印度、以色列等。

第四类，文化背景迥异，也不愿意接受美国人的那套普世价值，但与美国有共同的现实利益者，如沙特阿拉伯、土耳其等。

中国当前的国力，虽然仅次于美国，排名世界第二，却只有硬实力，几乎没有软实力。没有软实力的结果是，我们中国满世界都有基于物质利益的“酒肉朋友”，却很少有基于相同价值观的道义朋友。

2014年7月4日，习总在首尔大学演讲时，化用王通的话说：“以利相交，利尽则散；以势相交，势去则倾；惟以心相交，方成其久远。国家关系发展，说到底要靠人民心通意合。”

习总的话只能说到这里，因为他不能够进一步讲，“人民心通意合”，还需要有共同的价值观念，“三观”不同的人，很难成为真正的朋友。这是习总的无奈，也是我们中国当前的无奈。

我们中国当前的尴尬在于：我们清晰地意识到，欧美推行的所谓普世价值，既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也有许多弊端；尤其对于中国、伊斯兰世界这样的异质文化体而言，更是如此。

但我们认为它不好，却拿不出更好的替代品，只能守着一堆破碎的陈旧价值观，茫然无措。于是，我们在人家眼里便成为了“怪物”的代名词——自己没有信仰、没有拿出门去的价值观念，还拒绝接受人家所谓“先进”的普世价值观。

西方人带着有色的眼境看待我们，对我们指指点点，其实是有道理的。人家的眼镜上涂的是道义的颜色，这道义来自人家的价值观念，无可厚非。难道我们希望这个世界上的人，都是没有道德观念的好利之徒？

我们在国际上老是出于受审判、受批评的地位，是因为人家站在了道德的高地上。人家在人权、道义方面，随意抛出个话题，就能让我们手足无措；我们除了胡乱为自己辩护，却没有底气对等地抛出自己的话题，还击人家。

打个形象比喻，我们中国当今就像一个暴发户式的土豪，人家看在钱的份上，表面上尊敬你，但骨子里却看不起你。

因此，中国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全球性大国，就不能做经济上的巨人，文化上的矮子。而要解决文化上的问题，只有两个途径，一是全面认同与接受西方的所谓普世价值，与它们站在同一个平台上；第二，如果不愿认同他们所谓的普世价值，那么就要发展出一套自己的价值体系，以补充西方文明的不足。

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曾说：西方文明无法引领世界的未来。世界的未来在中国，人类的出路在于中国文明。

引用汤恩比的这类话，好像有些矫情，但汤恩比并非信口开河。在世界上诸多非欧文明体中，或许只有中国最有资格融合欧美文明，在未来发展出一套更为完善的新价值体系。而中国所能依赖的思想资源，则主要是古老的儒家学说。

那么，质疑声肯定就来了：古老的儒家文明，真能与西方文明相嫁接，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吗？

 二、

五百年前，地球上大约只有两个最为发达的经济与文化中心，一个是欧洲，一个是中国。那时，中国的人口数量，约占全球人口总数的20%左右；中国的经济规模，约占世界经济总量的30%左右。

但是，在英国的工业革命发生后，欧洲迅速崛起。以工业制造能力为例，1860年西欧的工业产值，约占全球工业总产值的72%；而中国的工业品制造能力则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到1949年时，中国的经济规模，只有区区180亿美元左右，仅及美国（约2700亿美元）的十五分之一。1952年，中国的人口占世界人口总量的22%，但经济规模仅及世界经济总量的5.2%。

起源于西欧的工商业文明（有人称之为蓝色海洋文明），以其无与伦比的技术强势，在全球扩散，势不可挡。其扩散过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殖民阶段，二是东西方阵营对立阶段，三是全球化阶段。

数百年间，全球各非欧民族，要么主动学习，要么被动接收，无不被裹挟其中。可以说，处于全球化浪潮情势下的各个非欧民族，除非想自取灭亡；否则，它除了选择学习西方文明自强，几乎没有其他任何选择。

然而，在这个主动或被动应战西方的过程中，有些国家成功了，有些国家勉强支撑，有些国家却趋向失败。

打开2014年的世界经济地图，就会发现，当今经济发展最具成绩及活力的地区，主要有三个，一个是工业文明的原始策源地西、北欧洲，一个是工业文明的次发源地北美洲，再一个便是奋起直追的东亚地区。

2014年，全球的经济总量为77.3万亿美元。

其中：东亚19.4万亿美元（中国10.4万亿+日本4.6万亿+韩国1.4万亿+香港0.3万亿+台湾0.5万亿+新加坡0.3万亿+印度尼西亚0.9万亿+马来西亚0.3万亿+泰国0.4万亿+菲律宾0.3万亿），雄踞第一，占全球份额约为25.1%。

北美19.2万亿美元（加拿大1.8万亿+美国17.4万亿），居于第二，占全球的份额约为24.8%。

欧盟二十七国集团18.5万亿美元，排名第三，占全球的份额约为24%。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排列，它说明近一个世纪以来，世界各个非欧美国家，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只有东亚跑到了前面，以至于能够与欧美老牌资本主义经济体并驾齐驱。

那么，问题就来了。

学习西方最为成功的为什么是东亚，而不是中东、中亚或北非？这些地区距离欧洲更近，受西方的熏陶更为强烈，它们为什么没能率先发出光明？

假如我们把目光单独投向美洲，则会有类似的困惑浮上心头：同为欧洲的前殖民地，同为欧洲人的后裔占主体，为什么北美发达，而南美落后？南美洲开发的比北美洲要早，开始时也更富庶，它为何反而逐渐失去了光彩？

甚至在欧洲内部，也有类似的问题：为什么西欧有活力，北欧富足，而南欧与东欧黯淡？

传统上，对世界发展不均衡、不平等的解释，主要有四种。

第一种为善恶说。这种观点认为，西方发达国家怀着邪恶的目的，故意打压、剥削、压榨各落后的国家，致使它们不能翻身。这种说法虽然有道理，却难以解释欧洲内部的不平衡，更难解释东亚的崛起，难道西方列强对东亚诸国，会比对南美诸国更仁慈？

第二种为地理气候说。这种学说认为，一个国家的发达与否，与其地理气候有着莫大的关系。生活在热带的人们，为了尽量少产生热量，倾向于尽量静止不动，换句话说，容易变得懒散；而生活在温带或寒带的人们，为了使身体获得足够的热量，则倾向于勤劳多动。因此，生活在温带或寒带的人，比生活在潮湿炎热地区的人，工作效率要高，头脑也较清醒。

但这种学说，很难解释东欧及中亚的落后；也很难解释，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发达。事实上，生活在中国广东的潮州人之勤劳，并不次于中国的东北人。

第三种为人种说。这派人认为，人种之间是不平等的，有些人种低劣，有些人种优秀。比如当年的希特勒就认为，日耳曼人是世界上最为优秀的种族，而斯拉夫人（俄国人）、犹太人，则是世界上最为低劣的种族。但这种理论，显然没法解释俄国人与犹太人在现代社会中的成就。

第四种为文化决定说。1904年至1905年间，德国有个叫马克斯.韦伯的学者，发表了一系列社会学论文。后来这些论文汇集成书，取名为《新教伦理及资本主义精神》。

韦伯在该书中提出一个观点，他认为：西欧资本主义的兴起及成功，与基督教新教精神，存在着某种隐秘的联系。

他说：“在任何一个宗教成分混杂的国家，只要稍稍看一下其职业情况的统计数字，几乎没有什么例外地可以发现这样一种状况：工商界领导人、资本占有者、近代企业中的高级技术工人，尤其受过高等技术培训和商业培训的管理人员，绝大多数都是新教徒。资本主义愈加充分，这一状况亦愈加明显。”

韦伯认为，新教精神之所以能够促进资本主义事业的兴盛，主要有五个原因。

1、在对财富的态度方面。新教认为，财富本身没有善恶，但如何获得，及如何使用，则有善恶的属性。一个人如果用不正当手段谋利，或者谋利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获得肉体享受，那么财富便代表了一种罪恶；反之，如果通过正当手段合理谋利，并用理性约束欲望，节制消费，那么财富便能荣耀上帝。

加尔文告诉自己的信徒：上帝预订了要拯救的人，这些人灵魂圣洁高贵，他们混迹人间，必须显露自己的善迹，以证明上帝的伟大，这是一种使命。

2、在对时间的态度方面。新教认为时间是上帝借给人的，是无价之宝，空耗时间是对上帝的大不敬，所以特别注重做事的效率。加尔文教派的牧师，经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是：时间苦短，而工作却长。

3、在对待职业的态度方面。新教伦理一方面强调“自助者，天助之”。另一方面特别尊崇“不劳动者不食”这一宗教箴言，认为不论穷者富者，每个人都应该勤奋尽责，埋头工作，以履行上帝赋予的天职。

4、在对待商业的态度方面。新教认为，一个人无论做官、种田、经商逐利，都同担任教会职务一样神圣，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均可视为受命于上帝。换句话说，从事商业也是上帝安排的一种生活与工作方式。教徒经商，是为荣耀上帝，致富只是诚实劳动的副产品，而并非首要目的。

而且，教徒在经商的过程中，必须不受财富带来的奢华生活的诱惑，努力把自己从世俗的欲望中超拔出来，全心全意致力于自己神圣的任务。

5、在对待教育方面。天主教会不倡导信徒个人读《圣经》；但新教相反，它鼓励所有的信奉者，都须尽力读书识字，自己阅读《圣经》，摆脱教廷这一中介，直接与上帝沟通。其结果是，新教人群的知识文化水平普遍较高，对教育也最为热心。

韦伯的观点，尽管受到了一些人的质疑与批判，但从社会统计学意义上讲，他的判断大致是对的。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人的行为，由其精神决定；而人的精神，则很大一部分由其社会文化背景决定。与社会文化背景相比，气候、地理及种族因素，对人气质之影响，相对要小一些。

在19世纪时，有个叫阿方斯.德.康多尔的植物学家人，曾做过如下统计：在1666年至1866年期间，入选法国科学院的92名外籍院士中，有新教徒71人，天主教徒16人，犹太教徒或宗教信仰不明者5人。而这些外籍院士所属国的人口基数则分别为，新教徒6800万，天主教徒1.07亿。

2014年，在全球范围内，主要十个有新教背景的国家的GDP，合计高达30.98万亿美元，占全球经济总量的40%以上；而其人口规模，则仅占全球总量（约71亿）的8%左右。

它们分别是：1、美国17.42万亿美元，3.21亿人；2、德国3.86万亿美元，0.81亿人；3、英国2.95万亿美元，0.64亿人；4、加拿大1.79万亿美元，0.35亿人；5、澳大利亚1.44万亿美元，0.24亿人；6、荷兰的0.87万亿美元，0.168亿人；7、瑞士0.71万亿美元，0.082亿人；8、瑞典0.57万亿美元，0.099亿人；9、挪威0.50万亿美元，0.05亿人；10、丹麦0.34万亿美元，0.056亿人（十国同期的人口合计，约为5.7亿）。

近些年，有人举东亚新兴经济体的例子，反驳韦伯的文化决定论，认为东亚地区资本主义的兴起，有力地证明了新教伦理并非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唯一决定因素。

可这种反驳显然苍白无力，因为东亚经济的蓬勃兴起，虽然有力地证明了新教伦理并非是资本主义精神唯一的决定因素；但却不能证明社会文化对资本主义精神没有影响——而且恰恰相反，它正好佐证了文化因素对资本主义精神有着巨大的作用力。

理由是：东亚所有充满活力的经济体，无论是中国大陆、日本，还是亚洲“四小龙”、“四小虎”，都或多或少，有着儒家文化的底色。这说明，该地区资本主义的成功，并非出于偶然。

戴维.S.兰德斯在他的《国富国穷》一书中，谈到东亚“四小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与菲律宾——的华人时说：“这些华人在当地是少数民族，却是出类拔萃的经商者，是东南亚贸易的酵母和润滑剂，而且从东南亚遍及世界各地。他们的勤劳美德令信奉韦伯学说的加尔文派教徒也自叹弗如，而且这一美德还代代相传，贫富都一样。”

“从荷兰人统治印尼和西班牙人统治菲律宾，以及后来法国人统治印度支那的时候起，华人就在当地经济成就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那些国家独立以后，华人在当地的生意继续兴旺。各国的华人之间建立了跨国伙伴关系。他们从香港、台湾和新加坡伸展到泰国。泰国的华人为了更好地适应当地社会，许多人起了泰人的姓名。他们也延伸到马来西亚，成为那里的商贸骨干，但出于民族和睦的考虑，他们也得接纳马来人作伙伴。泰国自豪地声称它能超越民族区别，其措施之一是强烈反对单独的华文教育。华人彬彬有礼地微笑，公开表示赞同，然而往往在接受泰文教育之外，又出国补习华文。

......在（马来西亚）西北沿海的槟榔屿，那里出产世界上40%以上的磁盘驱动器，大部分的经理和工程师职务都是由华人担任。一位经理形容说：‘他们更像是美国人，他们生活就是为了工作。’

......由于这一大批海外华人的成就，人们就有理由把所谓的东亚和东南亚奇迹称之为民族的胜利，即文化的胜利。在印尼，华人占人口的4%，而在20世纪初，全国最大的25家实业集团中，有17家是掌握在华人手中。在泰国，华人占人口的10%，而90%以上的最富家庭是华人，他们在全国工商业财富中也占有同样的比例。他们没有把所有财富占尽，与其说是由于本地人的竞争，不如说是由于华人内部的政治家不希望把事情弄成那样子：他们已经建立了享有特权的企业，希望别人也多多少少得一份好处。”（引自该书第680页）

三、

起源于西北欧的现代文明，是个完整的有机体，它由三个层次构成，一是外壳，二是肉体，三是灵魂。

所谓外壳，即所谓的物质文明，它是西欧科学革命及工业革命的成果，主要表现为丰富多彩的工业制品、精巧的机械工具及与之相关的科技知识。

所谓肉体，分两部分，一部分指制度文明，它是欧洲政治革命的成果，主要表现为政治、经济、社会、市场等一系列制度安排；一部分指生活方式，主要表现为人的衣食住行。

所谓灵魂，主要表现为基本的价值观、历史记忆、思维模式、行为习惯、情感趣味、处世态度等方面。

对于现代文明的物质部分，全球各个民族，不管对欧美的态度如何——即便怀有深仇大恨——也无不喜欢与羡慕，都希望拿来，为己所用。

对于现代文明的肉体部分，各非欧民族情感复杂，爱恨交加，有的赞同，有的抵制，但在西方巨大的政治、经济及文化优势面前，大家一般会承认现实的无奈，主动调整自己，以适应其挑战。

需要说明的是，在二十世纪，非欧民族曾经面对两种相互敌对的“肉体”，一种叫资本主义，一种叫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外壳部分完全相同，都推崇工业文明及科学主义，都致力于生产更多的物质财富。但这两种制度有一个根本的区别，一个主张用计划之手段理性配置资源、分配社会财富；一个主张用市场之手段自由配置资源、分配社会财富。

由此，社会主义发展出一套与资本主义，完全迥异的社会制度。事实证明，制度对生产效率有着巨大的影响。同是致力于现代化，资本主义的那套制度设置，在效率上要胜过社会主义的那套制度设置。

以朝鲜半岛为例，朝鲜与韩国同属一个民族，文化背景完全相同，但因为两个国家选择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所以一个极端贫穷，一个极为富裕。

在今天，假如一定要找出两个最能影响现代经济发展的因素，那么第一，无疑是社会制度；第二，无疑是文化背景。

社会制度因素比较直接，文化背景因素则比较根本。

例如，以前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垮台后，该阵营除了朝鲜、古巴等少数国家仍坚持原有的体制外，其他大多数国家，都迅速制度转型，采用市场手段配置资源与分配社会财富。

但这些转型后的国家，有的表现出来了蓬勃的生命力，如中国大陆、越南；有的表现平平，如俄国与东欧诸国；有的则比较失败，如南也门、安哥拉、埃塞俄比亚、老挝、柬埔寨等。

这些原社会主义国家转型后的表现，当然受各种现实因素的影响，但文化的因素毫无疑问至关重要。中国大陆与越南改革的成功，不能不说与它们共同的儒家背景相关。

甚至我们可以断言，假如未来北朝鲜实行改革，那么其迸发出的经济活力，肯定也会惹人注目。北朝鲜人的勤劳与守纪律传统，并没有因为他们国家的制度而被磨灭掉。据环球网2013年7月的报道称，朝鲜对外输出的劳工，非常受一些当事国的欢迎，例如外蒙古人，本认为中国劳工在建筑工地就够能干了，可见过朝鲜劳工后，说：“一个人干5个人的活。我们更倾向于选择干活认真的朝鲜人。”

新教伦理所具备的资本主义精神优势，儒家伦理几乎全部具备，譬如勤奋、节俭、责任、效率、重视教育、自助精神等。

但是，由于儒家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相比，长期处于劣势地位，其上层枝干部分，已受到到了严重摧残；尤其在中国大陆、越南、朝鲜这类地区，它的枝干部分，基本上已被革命主义摧荡殆尽，只有根还残留在泥土中顽强地生存。

在原儒家文化圈，儒家传统当前只能算是一种隐性文化，它残存在人的灵魂中，虽然于应对西方优势文明的挑战时，不经意间迸发出了强劲的资本主义精神——在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中国大陆——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经济奇迹；但是仅此而已，它难以外化到政治、经济、教育、法律、信仰等显性领域，创造出儒家特色的文化软实力。

这是儒家文化圈所有国家的短板。这些国家不管经济多么发达，其外在的表现无不惟西方的知识、制度、文化之马首是瞻。大家甚至有种普遍的观点，认为西化越彻底的国家与地区，越容易成功。或者说，认为彻底西化，是一个现代化国家与地区成功的先决条件。

这种观点看起来似乎有道理，譬如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等，莫不是从社会制度，到生活方式，统统追求与欧美接轨；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假如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些国家与地区的文化底色，其实与欧美社会有着显著的不同。它们无一不是有着鲜明的儒家特点，尤其在价值观、精神原动力方面，更是如此。

比如，日本企业在管理方面，深受美国学者威廉•爱德华•戴明的影响，1991年丰田汽车总裁丰田喜一郎在一次演讲中说：“没有一天我不想到戴明博士对于丰田的意义。戴明是我们管理的核心。日本欠他很多!”

可是，戴明的质量管理理论，是配在日本文化的底色上发挥作用的，正如美国管理学家威廉.大内所言：日本企业成功的关键因素，是它们独特的企业文化。

这种独特的企业文化有些比较明显，譬如其森严的等级制度、其团队精神等；有些则特别微妙，有时需要用心体会才能发现。理查德·帕斯卡尔在与人合著的《日本企业的管理艺术》一书中，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说：“在一处禅院中，园中有几块大石头立在鹅卵石堆成的小池塘中，西方人看到的是石头，日本人却习于注意石头所形成的空间。”

中国大陆过去三十多年经济高速增长，发展成为令人敬畏的“世界工厂”，一般学者认为，这一成功，应归功于“三大红利”，即全球化+后发优势红利、市场化改革红利、人口红利。

但这种看法显然有所偏颇，它忽略了最为关键的传统文化红利。假如没有中国产业工人的蓝蚂蚁精神，没有中国创业者的勤奋、坚韧与节俭精神，仅凭前面的那三项红利，恐怕很难带动中国大陆的经济腾飞。

四、

有人认为儒家不是宗教，不能给人提供信仰；这完全是一种误解，信仰不一定必定由神提供。

儒家设神道教化世人，有宗教的一面；但它又非常理性，有哲学的一面，超越宗教。用西方的信仰比拟，儒家兼具了基督教，及康德、伏尔泰式的世俗理性主义。而且，儒家的根本是理性主义的，所以它极高明而道中庸，能够包容各种宗教。从古至今，世界上的宗教战争此起彼伏，惟独中国从没有发生过宗教战争。

从宋朝之后，中国还出现过一道动人的文化奇观，佛、道两种宗教主动与儒家合流，形成了三教合一的局面。而且有趣得是，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东来后，在明末清初也迅速与儒家合流，出现了信仰基督教的“耶儒”、信仰伊斯兰教的“回儒”。这种情况在世界其他地区的人们看来，简直不可思议。

儒家的生命力之强大，也是经过了时间考验的，世界上曾存在过五大文明古国，埃及、印度、巴比伦、中国，古希腊，现在除了中国的文明仍在延续之外，其他各大文明早已灰飞烟灭。

儒家在历史上，曾遭过二次厄难。第一次，发生在秦朝，始皇帝在宰相李斯的支持下，焚书坑儒。第二次，发生在近代，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始，一直持续到文革，到现在仍余波未尽。

儒家遭遇的这第二次厄难，比秦火要厉害得多，但尽管如此，儒家古老的根，仍顽强地扎在泥土下，新文化运动的野火并没有将之彻底烧尽。这决定了我们的文化底色，至今没有改变；这也决定了我们中国能够创造出不输于西方的经济奇迹，重新崛起。

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是以文化为基础的；而一个国家的文化，则是以价值信仰为核心的。我们当今的中国，不可能全盘拿来西方的基督教信仰，更不可能全盘拿来中东的伊斯兰教信仰，我们能够利用的传统信仰资源，只有儒学，也只能是儒学。换句话说，我们中国未来需要打造的文化软实力，必须要建立在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相结合的基础上，舍此没有更好的选择。

古代的中国，曾以儒学为软实力影响东亚，乃至亚欧大陆，长时间被认为是人类文明的灯塔。到清朝末年，我们因为在经济、技术与制度方面落后于西方，致使它逐渐暗淡，以至于完全被西方文明的光芒遮蔽；可现在，我们经过近二百年的努力奋斗，通过学习西方，补齐了在物质、技术及制度方面的短板，它又到了需要重新明亮起来的时候。

我们今天如果不能重新点亮儒学，我们就没法站在文化的高度上，与西方乃至全世界平等对话，也很难令人信服地讲清楚我们国家崛起的基因与动力，我们只拿制度说事，是说不服人家的，也很难让人家理解。

我们现在已经具备了不被人随意打的硬实力，下一步的当务之急，则需要让人家理解我们的文化价值观，尊重我们的制度特色，从而解决一个动辄挨骂的问题。

再说得现实一点，我们如果建立不起足够的软实力，就永远不可能掌握舆论战方面的主动权，因为道德高地永远在人家手里，我们只能被动地应对人家设置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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