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景式回顾抗美援朝战争（240）朝鲜战争时期印度对华政策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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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未知

　　摘要：朝鲜战争时期，一方面，印度基于中立大国的立场，坚持正义，在相关问题上给予中国大力支持；但另一方面，它又曾干涉中国内政，非法掠夺中国边境领土。印度对华政策的这种两面性，很大程度上是由其实施所谓的大国战略决定的。正是基于中国在其大国战略实施中的重要地位及中印之间的广泛共同利益，印度最终回归了较为务实的对华政策。因此，友好是这一时期印度对华政策的主流。 　　

　　 　　一、 友好――印度对华政策之基调 　

朝鲜战争时期，印度对华政策的积极表现如下：印度强烈反对美国在亚洲挑起“局部热战”――扩大朝鲜战争，并要求联合国尊重亚洲大国中国的意见和反应。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不久印度总理尼赫鲁亲自致电斯大林和艾奇逊，请求早日从事斡旋，以结束在朝鲜的流血冲突。电文中，他强调苏联回到安理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联合国的必要性，[1]但为美英拒绝。此后，针对美国出兵朝鲜，尼赫鲁进行了严厉的谴责，强烈反对扩大朝鲜战争。然而，美国仍一意孤行，于9月5日在仁川登陆，并且把战争不断向中国推进。为此，10月2日深夜，周恩来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请转达中国对美国的严正警告。尼赫鲁再次致电艾奇逊建议探索政治解决的途径，但又被拒绝。紧接着，美国大举越过三八线。为此，对中国介入战争印度采取了理解和包容的态度。尼赫鲁说，“朝鲜战场的变化必须以现实主义精神来对待”。[2] 　　

11月24日，苏联向联大提出要中国派代表参加安理会讨论中国控诉美国武装侵略台湾案，印度投赞成票，该案以高票通过。1951年1月17日，美国向联合国提出宣布中国为“侵略者”,对中国实行封锁的提案。此后的讨论中，印度代表不仅反对此提议，而且宣读了中国外交部致印度驻华使馆的备忘录，认为把中国的态度说成是“拒绝谈判”是没有根据的，要求搁置美国提案。最后，联大政委会以27：23票通过了印度的建议。[3]作为联合国的成员国，印度还顶住美英等国的压力，拒绝派兵参加朝鲜战争。印度明确声明：“印度军队只能用于印度的国防目的，印度军队没有到海外服务的远征部队”。[4] 　　

1952年11月17日，以K.P.梅农先生为团长的印度代表团向联合国提交了一个议案，即设立一个特别遣返战俘委员会，由社会主义的“中立”国家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资本主义的“中立”国家瑞典、瑞士组成，或由其它任何四个中立国的代表组成，但安理会成员国的代表不得参加。[5]印度的提议首先得到了急于退出朝鲜战争的英法的支持。23日，英国外长艾登说英国已放弃反对“强制遣返”的立场，并称印度的提案是“迄今为止为签署停战协定提供的最好机会”。[6]美国由于在上甘岭攻势中再遭惨败，面临多方压力，不再坚持以前所谓的“不以武力遣返原则”，转而支持印度的这一“折衷”提案，但认为其过于迁就“共产党中国”。中国虽认为其中含有“自由遣返”的痕迹，有利于美国达到恶意扣留战俘的目的，但认为可对其稍加修改。因此，加入这样一个委员会，似乎不会得到中美双方的好感，但明知如此，印度还是参加了遣返俘虏委员会并且担任主席。在此期间，面对南朝鲜当局和美方破坏朝鲜停战协定、阻挠战俘释放工作甚至是武力威胁，印度都进行了严厉谴责和有效抵制，为战俘问题的解决做了大量的工作。 　　

1950年7月，尼赫鲁就台湾问题答记者问时说：“上次大战将结束时，大国间就决定台湾应归还中国，我认为这个决定仍是有效的。”[7]9月19日，五届联大第一天，印度代表向大会提议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出席联合国大会，并指出：“中国人民政府是能够控制中国并尽中国责任与义务的唯一政府。”[8]21日，尼赫鲁在国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说：“在今天旧国民党在中国连影子都不存在的情况下，如果仍以为国民党代表应留在联合国中，这就是不顾事实”。[9]1951年2月12日，他在印度议会又说：“假如没有犯把中国摒于联合国之外这个错误，那么以后所发生的许多麻烦就可以避免。”[10]同年8月27日，就台湾问题尼赫鲁再次指出：“台湾应归还中国，如果不顾以前的国际协定，使问题悬而不决，那就不对。”[11]1953年2月2日，当艾森豪威尔发表关于“台湾非中立化”的声明后，尼赫鲁在议会里不仅进行了严厉的谴责，而且补充说:“战争(更不用说和平)是非常严肃的事情,不能委托一个大兵去管”。[12]17日,尼赫鲁在议会就这一声明而举行的辩论会上再次指出：“任何人都不能说联合国是为了代表实行这样政策的国家利益而成立的。不幸的是，这种趋势在联合国中已经占了上风。结果，对待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就好像它不存在似的，而中国沿海的一个小岛却在联合国中代表中国。”[13]

　　 　　二、 阴影――印度对华友好背后的问题 　　

贡纳尔・米达尔曾说：“每一个新生的政权几乎是本能的反应，就是紧紧保住遗留给它的那份领土。凡是殖民国家曾经统治过的地方，新生的国家就一定要统治”。[14]独立之初，印度继承了英国在西藏的特权，在拉萨、亚东、江孜以及噶大克等地驻有商业代表和贸易站，并在亚冬和江孜等交通要道驻有军队。[15]但印度并不满足于这些非法权益的获得，朝鲜战争时期它还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并非法掠夺中国边境领土。 　　

1950年10月21日，印度针对中国解放昌都一事竟恐吓说，假如中国在西藏的军事行动使反对中国参加联合国的国家获得机会来歪曲中国和平，那么中国的地位将因此而削弱。[16]8日，印度再次照会中国，表示：“命令中国军队进军西藏的决定对我们是最为遗憾与惊异的。”“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中，中国军队之侵入西藏不得不被认为是可悲叹的。”[17]11月1日，印度第三次照会中国，提出：“调整西藏在中国宗主权范围内自治的合法的要求。”[18]这更是对中国内政的露骨的干涉。12月12日，尼赫鲁在印度议会说：“我们渴望西藏保持自治……我们无意挑战或否定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19]他甚至还把西藏说成印度的“邻国”，与尼泊尔相提并论。除了在外交上进行干涉外，印度还向西藏地方政府提供军火，阻止途径印度的西藏代表赴北京谈判。对此,中国予以坚决反对。 　　

此后，面对中国恢复西藏地方主权的既成事实，印度采取了现实主义的态度。1951年2月12日，尼赫鲁在议会说：“我们对发生在西藏的事件感到伤心，但我们不允许这影响我们的政策或我们与中国人民政府保持友好关系的愿望。”[20]印度不再支持西藏的分裂势力和阻止西藏地方谈判代表团赴北京谈判。 　　

战争期间，中印边界纷争也一直存在着。朝鲜战争爆发后，印度乘中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而无力西顾之机，大肆掠夺中国边境领土。西藏和平解放后，尼赫鲁虽然继续执行对华友好政策，但也同时下令把行政管辖范围扩展到整个所谓“东北边境特区”，即“麦克马洪线”南面的藏族部落地带。在其后不长的时间内，印度在中印边境的中段又侵占了中国桑、葱莎，并建立了20个非法哨所。[21]到1953年底，麦克马洪线以南的中国领土几乎都被印度占领。对于印度的领土掠夺政策，中国政府一再强烈抗议并严正警告，同时建议将之留待条件成熟时再寻求解决。印度也采取了较为务实的政策，在短时间内再没有过激的行为，中印友好的大局得以维持和加强。    　　

显然，朝鲜战争时期，印度对华政策具有明显的两面性。在坚持对华友好的背后，为维护并扩大英帝国遗留的非法殖民权益，印度曾干涉中国内政，并掠夺中国边境领土，表现了其消极的一面。但是，基于种种考虑，印度最终回归了现实主义的态度，中印友好之大局没有因此受太大影响。从总体上说，朝鲜战争时期印度对华政策的主流是友好的，积极方面远超过消极方面。

　　 　　三、 矛盾――印度大国战略中对华政策初步实践 　　

“印度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文明，其文化曾广泛传播到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亚洲国家。然而，印度全部的历史是一个又一个征服者的历史。[22]独立后，以尼赫鲁为首的政治家决定把饱受异族统治屈辱的祖国建成一个强大的、统一的、在国际社会受到尊重并发挥重大作用的世界大国。早在独立前夕，尼赫鲁就幻想建立一个从中亚到太平洋的印度。他在《印度的发现》一书中断言：“印度以它现在所处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中间地位不能引动我，我也不相信任何中间地位是可能的。”[24]印度认为自己的国际地位不是与巴基斯坦等南亚国家相比，而应与美国、苏联和中国相提并论。[25] 　　

这种由来已久的大国思想，成为印度独立后对外政策的基础。为了实现既定的大国梦，印度在外交上首先推出了不结盟战略。按照尼赫鲁的说法，不结盟是一种不等于中立，也不意味着要与整个世界孤立起来，而是企图按照自己的方式判断行事的政策。其实质就是印度想游离于美苏两大集团之外，以便在某种范围内，特别是亚洲国家范围内，扮演中心的角色，形成一种与两极相互制约的“第三势力”，为其大国战略服务。而中国在印度当时以此为手段的大国战略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印度对华政策与其大国战略的实施密不可分。 　　

实施积极的对华政策是印度推行大国战略的需要。不结盟政策提出时，印度在美英两极都不受欢迎。苏联认为印度是英美帝国主义的走狗，美国则对印度拒绝加入西方阵营感到不满，其国务卿曾指责不结盟是“不道德的”。[26]

中国建国前就已明确宣布实行“一边倒”，对印度不结盟也持批评态度，认为“中立是一种幌子”，“第三条道路是不存在的”。尽管如此，中国对外政策有许多重要内容与不结盟所倡导的是一致的，如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应和平共处，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对第三世界的奴役，反对军事条约的存在等。周恩来曾说：“我们在反对殖民主义、保卫民族独立、反对分裂活动、主张国际合作、反对战争和保卫世界和平这些方面的态度是完全一致的。”[27]另外，朝鲜战争爆发时，中国早已作为一亚洲乃至世界大国登上历史舞台并发挥重大作用，世界事务尤其是亚洲事务的妥善解决没有中国的参与是行不通的。同时，中国又是当时印度邻国当中唯一有实力与之相抗衡的大国。因此，在美苏主宰的两极格局下，面对美苏对不结盟的冷面孔，印度企图建立第三种力量，单靠自身远远不够。若能得到中国的支持，不结盟政策显然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因此，为获得中国对相应问题的积极响应，印度在朝鲜战争时期不能不坚持以友好为基调的对华政策。这些政策同美国意愿完全相左，印度是要利用中美之间存在的矛盾和冲突，把中国拉到自己一边，组成第三种力量。同时，要实行不结盟政策，印度首先要在亚洲事务中起到应有的作用，也必然要借重亚洲大国中国的力量，来反对美国对亚洲事务的干涉，其积极配合中国强烈反对美国插手朝鲜战争更有这一层面的考虑。例如，中国声援印度收复长期被葡萄牙占领的果阿，即使在中印关系恶化之后也是如此。朝鲜战争中，基于对印度的信任，中国通过印度转达对美国的警告，后来又建议由印度担任朝鲜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主席。中国还曾委托印度协助处理在美国的中国平民返回本国的问题。[28]这些无疑都大大增强了印度的国际影响。1955年4月在印尼万隆召开的第一次亚非会议，是印度不结盟政策转变为不结盟运动的标志。期间，中印合作使印度大放异彩。万隆会议有29个亚非国家参加，代表着当时世界半数以上的人口，从此不结盟政策在世界范围内有了广泛的影响。印度追求国际角色的大国战略达到了其初步目的。尤为值得提出的是，作为朝鲜战争时期中印友好的延续，1954年中印签署了关于中国西藏地方与印度通商和交通协定。印度承认了中国对西藏地方的主权，接受了周恩来首先提出的五项原则并将之写入协定，这就是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国际协定中的最早表达。后来这些原则被广泛接受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印度的国际影响因之大为增强。 　　

以尼赫鲁为首的印度领导人从其大国战略出发，一方面讨好中国，以求在众多国际问题上中国的支持；然而，另一方面他们又从狭隘的民族主义出发，担心中国的发展和影响超过自己，从而影响其大国战略的实现。因此，他们不时警惕中国，甚或做出不该有的举动，企图以此牵制和影响中国的发展。这也就表现了其对华政策的矛盾性。中国的存在和发展决非任何国家的威胁，中国对相关问题的态度也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中国无论从哪方面讲都是印度实现大国战略所必须倚重的力量，积极适当的对华政策是印度通向大国之路所必需的。这就决定了这一时期印度对华政策之友好主流。

　　 　　四、 趋势――印度对华政策历史的思考 　　

综上所述，朝鲜战争时期印度对华政策具有明显的两面性。一方面它实施对华友好政策：站在中立大国的立场上，强烈谴责美国对朝鲜问题的干涉，坚持要求尊重中国的意见和反应，为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同时，就此间涉及中国利益的台湾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问题，印度也给予中国大力支持。但另一方面，印度也同时导演了不光彩的一幕：为维护并扩大英帝国遗留下的非法殖民权益，它曾干涉中国内政并非法掠夺中国边境领土。由于中印对此都采取了现实主义的态度，使问题逐步得以解决或暂时搁置，中印友好的大局并未因此受太大的影响。纵观全局，这一时期印度对华政策的主流是友好的，友好是此阶段印度对华政策之基调。 　　

同时，独立前印度政界精英们就立志要使印度成为“有声有色的大国”，而印度对华政策与其大国战略实施之间则有着密切的关系。首先，积极适当的对华政策是印度推行大国战略的需要。独立后为推行大国战略，印度首先确立了不结盟政策。朝鲜战争时期，中国已作为一社会主义大国登上世界舞台并发挥重要作用；而且中印在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等方面有共同或相近的利益；同时，中国又是印度邻国中唯一能够与之抗衡的亚洲大国。因此，面对美苏对不结盟政策的不满和反对，为推行大国战略计划和赢得中国对相关问题的积极态度，印度基本实施了对华友好政策。反过来，对华友好政策的实施，也对印度大国战略的推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它使中国在国际场合与印度相应合作，印度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空前的影响，其大国战略达到了初步预期。然而，出于狭隘民族主义的考虑，印度生怕中国的发展和强大成为其大国之路的绊脚石，对中国不时保持警惕，甚至在若干问题上公开挑衅，这就形成了印度对华友好背后的阴影，体现了其对华政策的矛盾性。但基于对华政策在其大国战略实施中的重要地位以及中印之间存在的广泛的共同利益，经过一定的相互试探和磨合，印度最终回归了较为务实的对华政策，中印友好的大局在一段时期内得以维持和加强。 　　

因此，整个朝鲜战争时期，印度对华政策虽然具有明显的两面性，但其主流仍是友好的；而所有这些又与印度实施大国战略及对华政策在其中的重要地位密不可分。印度国家战略的负面因素决定了印度其后对华政策的曲折发展历程，经过长期的磨合和在国际关系中的实践，印度国家战略正逐渐走向成熟，融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趋势的意向也逐渐明确，因此，其对华政策积极方面也理应不断增强。回顾朝鲜战争时期的印度对华政策，应该给现今我们分析印度的政策走向提供某种历史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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