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承认，日本对中国的现代化帮助很大！

来源|    史遗

在记者会上，邓小平解释中国的情形时说，长得很丑却要打扮得像美人，是不行的，“我们是个落后的国家，需要向日本学习！”

1977年夏天，邓小平获准复职，分管外交政策。他意识到，中国发展的当务之急是得到两个国家的合作和协助，他们可以提供资金和技术指导，帮助中国建立现代工业经济——这两个国家就是日本和美国。

与日本合作的第一步，是解决一些阻碍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问题。日本外交官提议，如果条约声明反霸权条款并非针对第三国，他们也许能接受。日本之所以特别强调这一点，是因为考虑到苏联的关系。

1978年8月12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正式签署。

一般来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后，应该会有一位中国领导人访问日本。但在中日关系史上，中国最高领导人从未访问过日本，在过去2200年的历史中，也从未有一位中国领导人与日本天皇会面。

1978年10月，邓小平访问日本。

抵达日本后，邓小平宣布此行有三个愿望：代表中国与日本互换批准书，感谢为改善两国关系做出努力的日本友人，以及寻找当年徐福想找的“长生不老药”，邓小平解释，他找的“长生不老药”，就是实现现代化的祕密。

邓小平的访日之行非比寻常，除了在历史上独一无二，还因为它开启了有史以来中日关系最紧密的时期。

1978年10月25日，有400多位记者参加了邓小平在东京的日本记者俱乐部举行的记者会。在记者会上，邓小平解释中国的情形时说，长得很丑却要打扮得像美人，是不行的，“我们是个落后的国家，需要向日本学习！”

他说，尽管自己访日时间短暂，但希望中日可以永久维持友好关係。在回答中国对于钓鱼岛争议的看法时，邓小平说中日还没有就此达成协议，甚至连这些岛屿的称呼都不一样。但他说，中国和日本应该搁置争议，找到合作的方法。

会议结束时，记者们都站起来鼓掌，热烈的掌声持续了好几分钟。

在日本，邓小平还会见了曾在北京接见过的四十个代表团的多位来宾，称他们是老朋友。中日人民从未见过两国领导人会面，历史上也从未有过一次外交事件把这么多中日人民联系在一起。

邓小平访问京都的二条城时，日本东道主解释说，他在京都看到的所有文化，都是他们的祖先从中国学习并引进的。

邓小平访日期间参观的工厂，都是精挑细选过的。尽管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先后表示不要求日本进行战争赔偿，但邓小平有理由期待日本比其他国家提供更多的经济和技术，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而大部分日本人觉得他们对中国的帮助，是有赔偿之实、无赔偿之名的自愿援助。

新日本制铁株式会社的会长稻山嘉宽，是日中经济协会的会长。他亲自陪同邓小平搭乘在中国尚不为人知的气垫船横跨东京湾，参观当时世界最高水平的钢铁厂君津制铁所。

参观时，邓小平戴着一顶该厂工人的安全头盔。那时，稻山已协助武汉钢铁厂成为中国最现代的钢铁厂。此外，以君津制铁所为范本，上海郊区建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新工厂宝山钢铁厂。

邓小平也参观了神奈川县座间市的日产汽车厂。该厂刚在流水线上引进了机器人，算是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汽车厂。中国那时的主要交通工具还是自行车。邓小平得知座间工厂每位工人每年可以生产94辆汽车，他说这比中国最好的汽车厂长春一汽制造厂工人每年生产的汽车多93辆。

邓小平访日之时，中国还尚未开始兴建高速铁路。邓小平坐上了从东京开往大坂的东海道新干线。有人问他搭乘新干线的感受，他说“很快”。

邓小平在京都参观了日本汲取隋唐时期所学、遗留至今的文化景观外，还前往大坂参观松下电器产业工厂，会见了创办该公司的松下幸之助。松下的创业产品是以电池供电的自行车车灯，但他将公司发展成当时引领全球的消费性电子产品制造商。

邓小平会见松下幸之助时，称呼他为“经营之神”，这是大众媒体给他起的绰号。松下幸之助说，他的愿景是为中国所有贫穷的老百姓制造低价的电视机和其他电器。

邓小平建议他来中国建厂，他马上同意了。但当邓小平要求松下幸之助转让他的最新技术时，他解释说，私营企业耗费大量资源发明和开发新产品，这意味着投入不计其数的时间、心思和金钱，而公司靠这些技术盈利，才能继续投资新技术。

松下幸之助说，他愿意帮助中国发展低成本的消费性电子产品，供给中国的消费者，但就像其他地方的企业家一样，要在市场上生存，就不可能分享高科技。

松下幸之助说，可以迅速在中国建立多个消费性电子产品工厂，并传授一部分技术和管理知识，但并非其最重要的核心技术。

邓小平还是和松下幸之助聊的十分投缘，邓小平对他的真诚很有好感。

邓小平在访日时还咨询了一些更大的问题，比如日本如何从二战时期政府主导的经济体制转为市场主导的经济体制。很明显，邓小平在思考他该如何领导类似的经济转型。

当时，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因为卷入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美国航空航天制造商）贿款案而遭到软禁。邓小平坚持要拜访田中私邸，以感谢其为改善两国关係做出的贡献。邓小平的要求终获同意。

与田中见面时，他说了“饮水思源”这句话。邓小平告诉田中，田中访华时他未曾出面迎接，因为那时他身在“桃源”（邓小平对文革时期被下放的委婉说法）。

邓小平对田中说：“我们不会忘记您为两国关係所作的贡献”，并邀请田中以中国政府的客人的身分访华。

会面之后，田中告诉记者，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是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最大的一件喜事。他又说，在见过的外国领导人中，周恩来给他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见了邓小平也有类似的感受。

在东京，邓小平与昭和天皇在皇宫共进午餐两小时。为了让天皇在会客时可以畅所欲言，天皇的私人对话向来没有任何记录。

午餐会后，两国外交部长黄华和园田直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正式文件，邓小平给了首相福田赳夫一个拥抱。福田一开始还有些不知所措，但很快回过神来，这是高兴和善意的表示。

在交谈中，邓小平说：“中日两国人民要友好，要团结，中日两国要和睦，要合作，这是十亿中日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历史发展的潮流……让我们为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为迎接中日关係更加光辉灿烂的前景，为亚洲和世界和平而共同努力吧！”

邓小平访日后不久，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大约78％的日本民众对中国有好感。

那时，不少日商认为，他们这一代人回应日本侵略给中国带来的伤害最好的办法，不是不断道歉，而是帮助中国发展工业，改善人民生活条件，从而使中国可以与邻国和平相处。

于是，日本外务省辖下的“国际协力事业团”派出了一批又一批的专家帮助中国工业发展。

1981年，前往日本的中国人超过17000人，而前往中国的日本人更是高达11万人。两国互访总人数几乎是1978年的五倍！

1981年，大约有250个中国科技考察团访问日本，了解各自负责的领域在日本发展的最新情况。

1979至1982年，大约有480名日本学生进入中国的高等教育机构学习，同时有960名中国学生进入日本大学和研究机构深造。留日的中国学生数量持续快速增长。那个时期，日本给予中国留学生的奖学金和贷款总数约2610亿日圆……

实话实说，日本对中国改革开放、实现现代化确实有很大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