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政治儒学的回归，对当代政治的启示

我们知道孔夫子不只是教育家、思想家，他还有自己鲜明的政治抱负。

他的政治抱负是什么呢？那就是重新复兴周代的封建制度。

夏商周三代都奉行封建主义。到西周时期，我们中国的封建社会达到最为辉煌的顶点；但是进入春秋时代以后，封建制度出现了衰败的景象，礼崩乐坏，社会陷入动乱。

孔夫子一生用心政治，孜孜以求的梦想，就是要拯救要崩溃的西周封建制度。然而，他这个政治主张，与现实相矛盾，根本不切合实际；周朝的封建制度，到那时已经不可挽回，注定要衰败了。具体原因，这里我们这里不做详细分析。

实际上，到晚年的时候，孔子也知道封建社会必定要崩溃，不可挽回了；但他悲天怜人，实在不愿意看到天崩地裂乱局所造成的灾难。

孔子的政治态度，给后来儒家造成了很大的困扰。也就是说，在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基本的政治基调，是与现实政治相脱节的，这也注定了儒家在那个时代，在政治上不可能有所作为。

但是，孔子还是留了后手。

孔子去世后，他的弟子子夏到魏国的西河讲学，发挥《春秋》中的微言大义， 开始根据实际政治需要大讲改制——也就是改革传统的政治制度。

战国时期最早的变法运动，无论是魏国的，还是楚国的，都与子夏的弟子相关。魏国的变法主要由子夏的弟子魏文侯、李悝等推动；楚国的变法主要由子夏的另一弟子吴起发起。

商鞅在秦国的变法，其实也受了子夏及其弟子的影响。他最初给秦孝公进献的变法方案，带有鲜明的儒家王道色彩，但秦孝公没有兴趣；他权衡再三没有办法，最后才拿出霸道方案，受到秦孝公的热烈赞同。

战国末期，荀况之徒韩非、李斯，继承商鞅的余绪，决然走到儒家政治教条主义的对立面，坚决反对封建制度，积极设计、鼓吹与推广一种崭新的政治制度——中央集权郡县制。

他们的那套主张，被称为法家霸道主义。

秦王嬴政完全采纳韩非、李斯的法家霸道主义，荡平六国，实行郡县集权的政治制度，建立起了秦王朝。他自称始皇帝，准备打造万年基业，传之百世千世。

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秦王朝只存续了十五年，传到二世暴亡。

汉高祖刘邦起于草莽，他与他的同事们从现实主义出发，分析秦朝败亡的原因主要有二：一在于严苛残暴，二在于彻底废弃了封建。

汉朝开国，刘邦君臣为了矫正秦朝弊病，相应地确定了两项国策：

一是采取陆贾的儒家无为主义，自由放任，与民休息；二是分封部分诸侯，使郡县与诸侯杂陈。初期封韩信为齐王、彭越为梁王、英布为淮南王等；但刘邦不放心，后来又把这些异姓王都灭了，改封自己刘姓家族的人为王。

但汉初的这两项国策，很快都遭遇到了挑战。

首先，诸侯国与中央在政治上存在结构性矛盾，一直磕磕碰碰不能有效化解，到汉景帝时，酿成了七国之乱。刘氏皇族自相残杀。

第二，陆贾的儒家无为主义，在胶西盖公的影响下，慢慢演化成了道家的黄老之治。黄老之治，主张彻底的自由放任，相当农耕社会的亚当.斯密主义。

黄老之治，虽然创造了汉朝早期的繁荣，但到汉景帝后期却显露出了它的深层弊端。这弊端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不能有效地保卫国家，在北部及西部边疆老是受匈奴人欺凌。

第二、陷进了“马太效应”陷阱，富者愈富，穷者愈穷；强者愈强，弱者愈弱。贫富差距严重，用当时人的话说“富者拥有的土地跨州连县，而广大贫民竟然没有立锥之地”。

这其实是自由竞争的必然结果，不管在农耕社会，还是在现代工商社会，如果没有外部力量介入，自由放任、自由竞争，一定会导致马太效应。近代马克思主义的兴起，实际上就是为了矫正亚当斯密自由放任主义的弊端。

第三、政府过于宽柔软弱，造成豪强、游侠、及黑恶势力横行，社会秩序陷入混乱。

汉武帝执政之初，社会上的改革呼声四起。武帝决定矫正汉初国策之弊，开创一个新时代。

汉武帝认为，法家过于严苛，而黄老主义又过于宽柔，都非长治久安之道。他要打造一种健康的政治新秩序，就必须回到儒家，回到中庸之道上去。

但是，汉朝继承的是秦制，也就是中央集权郡县制；而儒家主张的是周朝式的封建制；如果要回到儒家，就必须解决这一矛盾，调和儒家政治主张与秦制的关系。

汉武帝需要强有力的理论依据，解决这一问题。为此，他三次颁下诏书，向天下士人问策。

 广川人董仲舒应对武帝的问询，建议武帝摒弃百家偏狭极端的思想，以中庸的儒家之道为原则，指导现实政治。这正合汉武帝之意。

同时，董仲舒又以《公羊春秋》为依据，认为孔子虽然表面维护周朝的封建制度，但实为不得已。他推演孔子之意，指出：虽然天不变，道也不变，可是人为设计的政治体制，却可以根据时势的变化而相应改变。

也就是说，他认为依照《春秋》的微言大义，儒家在政治上不必固守周式的封建主义。

据此董仲舒建议，汉朝应该遵循“改制而不变道”的原则，光明正大继承秦朝的政治体制；但同时需要给秦制注入儒家的灵魂，独尊儒术。

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意见，他一方面雷厉风行，颁布“推恩令”，削减诸侯的势力，将内地的诸侯国泡沫化，使它们名存实虚，成为郡县的附属物。另一方面，他又推动政府的有为化改革，积极用政府的有形之手，调节贫富，抑制豪强，并扩军经武，反击匈奴。

汉武帝的积极有为政治，把汉朝推到了极盛。

但物壮则老，盛极则衰，况且，汉武帝还有些矫枉过正，他把儒家的有为政治推到了极端。因此，到他执政后期，府库空虚，民众疲困，社会出现了动荡的迹象。

汉武帝醒悟，意识到自己偏离了中道。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春，他封禅泰山后，对众臣说：“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

同年，汉武帝颁布《轮台诏令》，向全社会宣布他要改变此前激进的政策。这标志着汉朝政治的在剧烈的右左摇摆之后，又回到了夏、商、周所遵循的道路上，只是政治体制发生了变化。

到这时，注入了儒家灵魂的秦式政治体制，应当算成熟了；按道理，它也应当让人满意了，但实际上儒家士人们并不完全满意，他们认为汉朝的政治制度还有一项重要缺陷，这一缺陷夏、商、周三代也存在。

这一缺陷，就是“私天下模式”。

 私天下模式有个重要特点，就是君位“传子不传贤”。在这种政治模式下，执掌天下权柄的天子，不一定贤能，不一定是成年人，甚至不一定心智健全。

而更让人忧虑的是，在汉朝的政治条件下，皇帝掌握的实际政治权力，要远大于夏商周时代的天子；所以如果皇帝幼小或者昏庸，将给整个社会带来巨大而难以预测的风险。

士人们的忧虑并不多余。

汉武帝去世，汉朝的帝位传给了年仅八岁的刘弗陵，是为汉昭帝。汉武帝托孤霍光、金日磾、上官桀、桑弘羊四人，让他们共同辅佐少主；还令画工绘“周公辅成王”的图画，鼓励他们。

然而没过几年，霍光与上官桀、桑弘羊为争夺对小皇帝的影响力，结怨成仇。元凤元年（公元前80年），上官桀、桑弘羊准备联合燕王刘旦发动武装叛乱，杀死霍光，废黜汉昭帝。霍光察觉，先下手为强，发兵诛杀上官桀、桑弘羊等人，灭了他们的宗族。

这一血腥件事加重了部分士人对家天下政治模式的担忧，他们很自然地开始怀念尧舜时代的禅 让制度。他们认为只有恢复某种形式的禅让制，才能避免血腥的权力斗争及改朝换代之痛苦，才能开出百世之太平，让中国社会真正拥有美好的未来。

同时，社会上还出现另一种思潮，一些更喜欢怀旧的儒生，对中央集权郡县制忧心忡忡；他们认为，孔子所推崇的西周封建主义，与孔子所赞扬禅让制结合，要好过秦制与禅让制结合。

汉昭帝元凤三年(前78年)初春，泰山地区的莱芜山区突然发出巨大的声响，有块巨石自己竖立起来。

没多久，在离泰山不远的昌邑国（都今山东巨野），社庙中早已枯死倒地的树木，又复苏活了过来。这个昌邑国当时的国主，就是后来的海昏侯刘贺。刘贺后来当皇帝，又被废黜贬到江西南昌，就是这个事件的连锁反应。

几乎如此同时，长安皇家上林苑中一株枯卧的大柳树，竟自己竖起，抽枝发芽，重新迸发出了生机。有虫子啃这棵树上的叶子，居然啃出了这样几个字：“公孙病已立”。

这些奇异的事情引起了朝野的议论。

有个名叫眭弘的儒生，当时担任符节令，他根据《春秋》推演这些征兆之意，认为:“如今大石自立，枯柳复生，它们非人力所为，这说明有匹夫要成为天子。社庙中已枯死的树木复生，这表示以前被废的公孙氏一族，可能要复兴了。”

然而，眭弘并不知道这公孙氏所在何处，便说：“我的先师董仲舒曾说，即使有按照法定程序产生的君主存在，也不会妨碍圣人受命于天。汉家是尧的后代，有以禅让的方式传国给他姓的运势。汉帝应该普告天下，征求贤人，把帝位禅让给他，而自己退下来，做一个拥有百里封地的列侯，像殷、周二王的后代那样，以承顺天命。”

眭弘把让汉昭帝禅让的意见写成奏书，请朋友替他转奏给了朝廷。

大将军霍光管理朝政，看到了眭弘的奏书，非常讨厌，把眭弘的奏书交给廷尉，并上奏皇帝，指责眭弘妖言惑众，大逆不道，随即将他打入牢狱诛杀。

眭弘虽然死了，但让想让汉朝公天下的思潮却仍然存在。

汉宣帝出身民间，有儒生的背景，很多人希望他能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但他对社会上流行的禅让思潮保持高度警惕，所以刻意与儒家士大夫们保持一定的距离，并故意任用一些非儒生出身的人，牵制儒家士大夫。 

这件事引起了一些大臣的不满。神爵二年(前60年) 司隶校尉（相当于京师警察局长，兼纪委书记）盖宽饶，秘密上奏章，指责皇帝“把宦官当周公、召公，用法律代替诗书。”

他还特意引用《易传》中的话，提醒皇帝说：“五帝公天下，三王私天下。家以传子孙，公以传贤圣。”

汉宣帝阅罢，认为盖宽饶有让自己禅位的意思，非常不满，下令让司法部门调查他。盖宽饶刚烈，听说后悲愤长叹，引佩刀自刎于未央宫北门之下。 

盖宽饶有两个好朋友，一个叫韩延寿，一个叫杨恽。这两个人都是能臣，其中杨恽是司马迁的外孙，《史记》能够流传，杨恽发挥了关键作用。

汉宣帝疑心他们与盖宽饶的政治主张一致，也暗暗猜忌他们，不久找理由将这韩延寿与杨恽处死。

皇太子刘奭喜爱儒学，他见父亲因小事而诛杀杨恽、盖宽饶等人，似是故意清洗那些有理想主义倾向的士大夫，心中很不安。

有一次侍奉宣帝进餐时，他忍不住进言说：“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意思是让汉宣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但汉宣帝却变了脸色，教训他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杂之，奈何纯任德教，而效仿周朝的制度呢！”他随即叹息说：“败乱我汉家江山者，将是太子！” 

公元前49年，汉宣帝刘询病重，他担忧自己死后，皇太子刘奭被儒家士大夫们忽悠，稀里糊涂禅让，断送刘氏江山；所以他在寝宫病榻前做出一个重大决定，封外戚史高为大司马、车骑将军，而且让他主管尚书事。

 这种安排，非同一般，影响深远。

依照当时汉家的制度，朝廷高层，以皇帝为核心，有三个职务最为尊贵，第一是宰相，第二是御史大夫，第三是大司马。他们统称“三公”。

宰相主持朝廷行政，相当于国务院总理；御史大夫为副宰相，分管政法、监察工作；大司马相当于武装力量总司令。

本来大司马不如宰相尊贵，但是如果大司马由外戚担任，他的权势就会超过宰相与御史大夫；假如再加上“录尚书事”之职，他就成了辅政大臣，权势无与伦比，他甚至有废立了皇帝的权威。

自吕后乱政之后，汉朝本来很忌讳外戚，一般不用他们掌权；现在汉宣帝不得已，希望重用外戚，以平衡儒家士大夫集团的影响。

可是，人算不如天算，汉宣帝万万没有料到，外戚中实际也有理想主义的儒生。而且，其中有一个比其他儒生还要激进，他不仅对禅让制感兴趣，而且还热心于继承孔子的政治理想，准备全面恢复周朝的封建主义制度。

这个外戚中的儒生就是王莽。

王莽后来利用自己的辅政地位，逼迫汉帝禅位给他，建立起“新朝”。他的新朝，实际是个旧朝，他准备以《周礼》为蓝本，参考其他古书的记载，全面恢复周朝的封建制度。

为了恢复井田制，把分散在私人手中的土地重新收归国有，他甚至准备把整个国家军事化，建立类似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人民公社模式。

然而，王莽没有成功，他的复古改革最终以失败告终。他本人也被叛军杀死，以身殉了他的理想与事业。

王莽的失败，也标志着孔子政治复古理想的失败。

这个世界并不完美，完美的理想虽然看起来美好，落在现实的土地可能是一场灾难。自此之后，儒家的士大夫开始以理想迁就现实，不再执拗地坚持禅让制度，也不再试图恢复孔子的理想，复古封建主义。

儒家士大夫的这种妥协是务实的，从此帝王不再忌讳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儒学彻底得以回归政治，与历代王朝融为了一体。

现在我们生活在全球化时代，实际也面临着汉初的局面，儒家需要要重新回归当代政治。

而儒家要在新时代回归，就不能再怀念周代的宗法封建制度，也不能再怀念秦以后的皇权郡县制；而应该本着“改制而不变道”的原则，积极探索一条符合当今中国实际的新型政治制度。

只是不管未来的政治制度是个什么样子，最好它的灵魂仍旧不失儒家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