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柏村：日本投降跟苏联参战没有任何关系！

郝柏村，江苏人，毕业黄埔军校，抗战老兵，毕生追随两蒋父子，官至一级上将，行政院长，于3月30日下午病逝于台北，享年101岁。

一九三八年七月二十三日，日军以十二个师团、约二十五万兵力，大举进攻武汉；防守武汉的国军为四十七个军、约七十五万人，双方在此展开大战，是谓“武汉会战”。

会战至十月二十五日结束，国军主动放弃武汉；本战，国军伤亡十九万余人，日军伤亡两万余人。

就在这个时候，日军又於广东大鹏湾登陆，十月二十一日占领广州，中国仅有的出海口陷落。连外补给线只剩下两条脆弱的陆路，一条是由云南昆明穿越怒江、澜沧江纵走河谷，通往英国殖民地缅甸，盘旋在崇山深壑的滇缅公路。

另一条是由昆明经红河河谷，进入法国殖民地越南，蜿蜒于峰峦之中的滇越铁路。虽然中国抗战进入了最艰苦的阶段，但这也是日军落入“持久战略”漩涡之中，攻势不继、进退失据的开始。

八年抗战可大致区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是从一九三七年七月“芦沟桥事变”，到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会战”，一共一年又四个月。

国军本着“战略守势”、“阵地防御”、“逐次抵抗”、“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指导原则，一面诱迫日军主力进入对我最有利的长江“作战线”作战；一面争取时间，西迁物资，完成后方基地的整备。

第二时期是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岳阳陷落，到一九四一年底“第二次长沙会战”结束（即“太平洋战争”之前），约两年十个月。

国军利用平汉、粤汉铁路以西地形，本着“战略持久”的指导原则，会战而不决战，持续消耗敌军，保持有生战力，维护抗战基地安全，实施敌后游击。最重要者，就是至少要维持一条国际交通线，以支持抗战持续战力不辍。

这两个时期国军都是独立作战，也都是以“持久战”为核心指导概念，不同之处在于第一时期的持久战，是用空间换取时间，要诱（迫）使敌人进入对我有利的作战在线，以拖住敌军为最高原则。

第二时期的持久战，是依山地之利，固守最后抵抗阵线，不再后退，以拖垮敌军。其后，再依情势发展，转取攻势，争取最后胜利。

第三时期，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第三次长沙会战”，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一共三年八个月，为“联盟作战”的“战略攻势”阶段。

此时国军已取得抗战基地空优，轰炸敌后方，并由滇西远征军与驻印军与美军并肩作战，发动联盟攻势，打通中国通印度、缅甸的陆上交通线，以准备全面反攻。

世人常说，日军败于美国的两颗原子弹。此一说法出于“结果论”，不仅忽视了战争过程中，中国对“联盟作战”的贡献与牺牲，亦使战后中国的主权受到极大侵害。诸如外蒙的独立，钓鱼台随琉球转由日本行政管辖等，中国真成了英国教授Rana Mitter书中“被遗忘的盟友”。

从军事的观点而言，日本宣布投降，应是其海军已殁于美国，陆军将灭于中国，原子弹只是“压死骆鸵的最后一根稻草”，更和苏联的参战没有关系。

一九四五年春，驻印军在美军协力下，与远征军会师芒友，肃清缅北与滇西的全部日军，在昆明成立“联盟作战”陆军总司令部，准备接收美援装备，全面反攻。

另一方面，国军也在接下来的“豫西鄂北会战”（一九四五年三月至五月）及“湘西会战”（一九四五年四至六月）中，连续重创日军。

凡此，均足显示敌我在战争中的优劣情势，已完全逆转，日军在中国战场已成强弩之末，并正策划全面撤退。五月上旬，我置于敌后苏、浙地区的第三战区，即发现日军有此征兆，而采取了一些防止日军脱离战场的牵制行动。

简单地说，一九四五年以后，日军在华战力呈现衰竭现象，只能在其“一号作战”所留下来的残局中苦守点线，据隅顽抗。用军事评论胜负的角度看，日军实已战败，其投降只是时间问题。

反过来看，国军则战力不断增强，在广大正面上开始掌握主动，并准备反攻，有极大可能歼灭日本陆军。

犹记日本宣布投降之初，其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接奉国民政府颁给的受降“第一号命令”时，就曾有他不能代表日本海军，而有意让日本陆军单独向中国投降之反应。可见日本陆军已承认被中国击败的事实。

无论如何，我们是第一个起来抵抗日本侵略，而且作战时间最长，战场幅员最广，牺牲最重，对盟邦贡献也最大的国家。

国军在中国战场上牵制住一百多万日军，使其不能转用于其他方面，否则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中，恐怕伤亡会更惨重，结果也难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