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台湾问题，需要耐心，更需要决心

就在新型冠状肺炎疫情肆虐之时，台湾问题也在发生着微妙而深刻的变化。一方面，台独底色的民进党又一次在“大选”中胜出，充分说明民进党在台湾具有相当的民意基础；另一方面，败选的国民党开始集体“反思”，强调年轻化、向民进党立场靠近的声音很强烈，这从郝龙斌等党内大佬的发言中可见一斑。新当选的国民党主席江启臣就任讲话中讲到：他的基本原则是坚守自由民主的制度价值，并力求两岸和平及共同福祉。“我们毕竟得先重新赢得台湾社会的信任，才能有意义去谈如何拉近两岸共识。”很明显，国民党为了能够在台湾立足，从价值观到人员进行本土化改造在所难免。这一轮改造后，将从“中国国民党”变为真正的“台湾国民党”。

基于这种变化，我们可以更为清晰看到台湾问题的严峻性。岛内认同九二共识，两岸同为中国人、追求中华民族统一的政治力量越来越小。洪秀柱成为国民党的边缘人物，郁慕明的新党在此次选举中，得票率不到1%，其他政治力量也只是明独和暗独的区分而已。

事实上，台湾岛内的这种怪状是特殊历史演进一再扭曲和异化的结果。

1895年，清政府在朝鲜半岛上惨败给了日本。不仅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东北的龙兴之地也基本落入日本人之手。根据中、日两国政府签订的《马关条约》，处于东南方向台湾岛也成为战争失败的一部分割让给日本。当时岛内人民对这种命运安排并不甘心，以台湾本土进士丘逢甲为代表的台湾上层人士坚决反对割让台湾，提出建立“台湾民主国”的构想，想在中日之间中立，名义上奉中央政府为正朔。但这种政治努力很快归于失败。迫不及待接受台湾的日本军队，则遭遇守台清军和台湾民众的激烈反抗，大大小小的战役十余场，日军也损失惨重。

但急于息事宁人的清政府，对台湾岛内的政治反抗和军事反抗均置若罔闻，不仅没有提供应有的支援，还陆续撤走了在台湾的官方驻兵。就这样，台湾在经历三个多月悲壮凄惨的抗争后，还是沦为了日本的殖民地。

台湾再次回到中国，已经是50年后的1945年。半个世纪的感情隔阂和日本人的殖民统治，台湾人对大陆和中央政府的认知产生生疏、偏离也在所难免。国民党政府在接收和治理台湾的过程中又出现偏差，无形中加剧了这种历史造成的生疏、偏离感。1947年爆发的“二二八”事件，则是这种别扭关系的集中爆发。而随之而来的国民党武力镇压，更是给本来撕裂的伤口撒了一把盐。

1949年，国民党政府整体败退台湾。一则带去了上百万人口，打破了岛内的原有利益格局；二则国民党政府参照大陆，在岛内实施了广泛而彻底的土改，触动了岛内很多人的利益；三则为防止共产党的渗透，国民党政府在岛内实施全面戒严，以战时体制管理经济社会，制造了不少的冤假错案。

总的来说，特殊时期、特殊背景下的国民党政府，在接管台湾后并没有有效的抚平台湾和大陆之间的感情隔阂，甚至是拉大了认同的偏差。因此，岛内一些力量把国民党政府称为“入侵者”，蒋介石被骂为“独裁者”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台独也不是什么新玩意，蒋介石在世的时候，台独力量就此起彼伏，蒋介石也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87年，蒋经国宣布台湾解严，台湾社会迎来久违的和解。在这轮所谓的“民主化”改革中，台独势力也改头换面成为了台湾的正式党派。在国民党的一败再败、一退再退的脚步中，台独势力也逐步做强做大。同时，我们注意到，这个时期下的两岸互动陷入了多话语交织的局面，比如统一和台独、国民党和共产党、共产主义和“民主自由”等等。

我们一再提及的九二共识，事实上就是国民党和共产党对话和解的产物。在这个话语下，承认一个中国根本就不是问题，关键在于一个中国的表述而已。现在的两岸问题的关键在于，一个时期内的占据主流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对话体系正在逐步的边缘化。而台独势力在所谓“民主自由”旗帜的掩护下，逐渐占据岛内的主流，统一还是台独台湾问题的根结。

综合上面的分析，我们既要认识到台湾问题的复杂性，要尽可能的理解岛内民众所遭遇的特殊历史经历，照顾他们的情感，以最大的诚意和善意抚平历史的创伤。同时，我们也要从原有的两党对话机制中解脱出来，重新界定和认识台湾问题。如果最大的诚意和善意得到应有的回报，也不能坐视台湾问题久拖不决。怎么失去的就怎么拿回来，或许是最简单、最有效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