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支持者的几个论点辨析

方方日记的争论还在继续。支持方方的各种言论，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论据，我们不妨一一辨析。

为民请愿说，这是很多人的观点。

大意是说，方方日记是在替老百姓发声，替普通人争取利益。这种说法很有迷惑性和鼓动性，但实则经不起推敲。为民请愿应该有两个关键，一是时间上的先后顺序。也就是面对重大公共利益受损，官方还没有采取针对措施，有人站出来鼓与呼，这才算得上为民请愿。但方方显然不是，湖北、武汉1月23日全面采取封城措施应对疫情，方方1月25日才开始写日记。二是从内容上的建议性。为民请命者必须对请的事项很了解，有充分的调研，并提出针对性措施。比如，2000年湖南农民李昌平致信国务院总理，直言“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这源于他在农村长期生活的观察和体会，大量的讲事实、摆数据，终于撬动三农问题成为重大关切。反观方方，对新冠肺炎疫情有研究？对疫情下的湖北武汉社会经济有调研？对疫情防控有什么实际建议？好像都没有，她只是坐在家里凭借真假难辨的信源无病呻吟而已，这是哪门子的为民请命？

作家不是喜鹊说，这源于某位文学学者的解释。

大意是，方方作为职业作家，她的职能不是赞颂，而应该是批判。这个说法成立的前提是方方日记在文学创作的范畴内。方方日记属于日记小说？小说基于生活思考的升华和再创作，往往都是虚构的。显然，方方日记不是虚构的文学创作，如果是虚构的，那就失去了在公共舆论传播和讨论的基础。这一点方方本人估计也没有什么异议。方方日记属于报告文学？报告文学接近于新闻题材，需要大量的实地采访，方方疫情期间一直宅在家里，显然也不是。方方日记属于新闻时评？新闻时评是针对某个新闻事实发表看法，最关键的在于引述新闻事实的准确。方方日记可以说无限接近于该文体，但也存在问题，她日记中大部分信源以“据说、某医生朋友说”的方式表述，可信性存疑。如果在文学创作范畴找不到方方日记的定位，那么所谓职业作家的批判不就成了天大的讽刺了吗？

勇敢说。这源于某自称著名历史学家、学者、教育家的赞扬。

大意是，方方很勇敢，敢于面对事实和痛苦。细想起来，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疫情防控期间，大量的医务工作者身着厚重的防护服，夜以继日与病毒鏖战，争分夺秒的抢救生命；上百万的党员干部和志愿者下沉社区，一起协助秩序维护，协助物资运送和分发，保障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无数的快递小哥，冒着被感染的危险走街串巷，为封闭生活下的人民群众送去各种物资。等等。这些人算不算得勇敢？和这些人相比起来，隔离在家养尊处优的方方，她哪一点配得上勇敢？有人说，方方让我们知道了疫情很严重，疫情下的人们很惨，失去亲人很痛苦，所以她勇敢。但作为一个成年人、具有正常思维的人，对方方所揭露的这些事实不应该很简单能想象得到吗？如果疫情不严重，国家会下令封城？会调动全国医疗资源向武汉集中？什么时候失去亲人不痛苦？更何况，方方所告诉的这些事实，都是她坐在家里听来的，她没有在疫情防控的第一线，也没有经历任何的生死离别，对所谓的惨、苦都是听说加想象。这又是哪门子的勇敢？她勇敢的像个懦夫倒是真的。

健康的社会不能有一种声音。

这种说法就像万金油，哪里都能用。事实上，我们很容易找到这种说法的理论支撑。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理论中有一个很著名的“意见自由市场”的论断。意思是说，对公共事件的评价，什么样的声音和观点都允许自由发表，各种观点相互碰撞、争斗后，错误的观点会得到纠正。而且，古典自由主义理论的根基在于，人人都是理性的。

概括起来，意见自由市场理论有三个关键：一是每个人评价和发表观点都处于对公共利益的关心；二是每个人都具有独立做出评价和判断的能力；三是错误的观点会得到纠正。

就方方日记来说，我们不怀疑方方对公共利益关心的出发点，她的确也有作出“武汉疫情是人祸、是中国人不懂的反思的延续”等等这样判断的自由，也有一再提及文革，映射政治体制的自由，但问题在于当她面对不同声音时，是否从内心深处认同和践行“健康的社会不能有一种声音”？是否按照“意见自由市场”的理论纠正错误的认识？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她一再坚持自己那种布道者的唯一正确性，批评她的都是有组织的极左力量。她简单粗暴的告诉别人，我要说！我要说！我不听！我不听！如果这样的话，再反向逻辑思考，用健康的社会不能有一种声音为方方开脱还站得住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