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第一医院背后的武汉医废“日产日清”升级战

本文转自新京报，记者：韩沁珂 

3月24日，武汉市第一医院已经恢复了正常门诊，龚汉民和其他武汉市民一起，准备迎接正常生活的回归。

医废转运人员正在武汉协和医院西苑转运医疗废物。新京报记者 陶冉 摄

疫情发生前，50多岁的清洁工龚汉民（化名）已经在武汉市第一医院工作了3年。

他负责管理医院的医疗废物暂存间，平常，各个科室收集、包装后的医疗废物（简称“医废”）会运到他这里，进行称重、登记，再交由专门的医废处理公司转运走。3年来，龚汉民住在医院里，早晨7点多开始忙碌，晚上医废清运走后下班，一切按部就班。

然而，从去年12月底开始，龚汉民发现，医院产生的医废变多了，其中，来自发热门诊的变化尤其明显。到了2月初，医废产生量从每天60多桶增加到最多时230多桶。

和武汉市第一医院一样，在新冠肺炎疫情发展前期，武汉各大医院的医废产生量也直线上涨。生态环境部的数据显示，武汉市医废日产量从疫情前的40余吨，飙升至最高240余吨。

为了应对这一局面，有关部门采取了多项措施提升医废处置能力。截至3月21日，武汉医废处置能力由疫情发生前的50吨/天，快速提升至265.6吨/天。当日，武汉市收集处置178.0吨医疗废物，全部得到有效处置。

“最辛苦的时候已经过去了”龚汉民说。3月24日，武汉市第一医院已经恢复了正常门诊，龚汉民和其他武汉市民一起，准备迎接正常生活的回归。

2月20日，武汉市第一医院门诊楼。新京报记者 向凯 摄

从1天3次到24小时值守

在武汉市第一医院，每张病床旁都放着一个印有“医疗废物”标记的黄色垃圾桶。使用过的医疗用品、患者产生的生活垃圾等都会投入其中。

这些垃圾属于《医疗废物分类目录》中的感染性废物。除此以外，医疗废物还包括病理性废物，即手术及诊疗过程中产生的废弃人体组织、动物试验的组织；损伤性废物，即能够刺伤或者割伤人体的废弃的医用锐器；药物性废物；化学性废物等。

通常情况下，医院清洁人员每天分早、中、晚3次，将医废装入专门的包装袋运出污染区。在进入清洁区前，清洁人员会加套一层包装袋，确保废物不会泄漏。接下来，这些废物将通过专用运输通道和专用工具运往医院暂存间，由龚汉民接收。

为了不影响医院诊治，清理工作被安排在医护人员上班前后和午休时间。医院还单独留了一部电梯，用于医疗垃圾的院内转运。

到了2月上旬，武汉市第一医院成为定点医院，提供上千张床位，专门收治确诊的新冠肺炎患者。“1月份医院医废产生量就有所增长，成为定点医院后就更多了，最多的时候每天产生量是疫情前的3倍左右。”武汉市第一医院院感管理办公室主任刘志刚告诉新京报记者，疫情之前，全院医废日产生量是60-70桶，2月中旬最多一天能达到200多桶。

与之相对应的，是清洁人员工作量的倍增。医院清洁人员轮值，一天24小时都有人上班。源源不断的医废很快把医废暂存间堆满了，“暂存间能放80多个桶，放不下的只能放在暂存间外。”龚汉民说，“为了保证安全，医院要求一天消杀三次。”

刘志刚告诉新京报记者，感染性废物在日常医废中占比最大，此次疫情期间，定点医院的医废也基本上是确诊患者治疗过程中产生的感染性废物。因此，虽然医废会堆放在暂存间以外，但“我们基本保证把医疗废物都装在桶里，并加强存放区域的消杀工作。”

为了减少医废积存造成的二次感染可能，武汉市第一医院不得不请求转运公司增加转运频次，并为转运人员提供防护物资以提高其积极性。

在疫情防控期间，根据环境部门的要求，属地医疗废物要求“日产日清”，基本保持12小时清理一次，最长不超过24个小时。

以往，每晚7点半左右，医废处理公司的转运车会来武汉市第一医院拉走一天积存的废物。每当车来，龚汉民会把车上的空桶卸下来，再把暂存间内装满医废的周转桶搬上车。每天，转运车会拉走1-2车医废到处置点，每车可以拉36桶。

而2月中旬疫情高峰时，医废迅速增加，转运车一天要来5趟，即使这样，仍有大量医废滞留在医院，龚汉民只好将存放时间较长的医废周转桶优先搬上车。

对龚汉民来说，最困难的事并不是工作量增加，而是要一直穿着防护服工作，“很闷热。”转运车到达医院后，由于车内空间有限，有时他需要把桶叠放在一起，“每桶重量都不一样，重的三十几公斤，放下面，轻的十几公斤，放上面。”“有时一次搬上百桶，特别累。”

2月19日晚11点，医疗废物转运车驶入武汉市第一医院。受访者供图

110%超负荷运转

负责武汉市第一医院医废转运的是武汉汉氏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下称汉氏环保）。该公司也是武汉市唯一一家具备医废处理资质的企业。在疫情发生前，汉氏环保的清运范围一度覆盖武汉市80多家定点医院和发热门诊以及少量生物公司、社区医院。

公开信息显示，该公司经营规模为1.8万吨/年，约合50吨/日。另据生态环境部数据，2016年-2019年，武汉医废日均产生量在45吨左右。疫情发生前，该公司基本可以满足武汉市医废的日常处理需要。

疫情发生后，武汉确诊和疑似患者一度“井喷”。武汉市卫健委官网数据显示，截至2月中旬，武汉35家定点医院提供的床位数已经超过1.4万张，10多家方舱医院和由部分学校改造的定点医疗点的床位数超过1.8万张，此外，还有用于密切接触者和疑似患者集中隔离的4000余张床位。

与床位数同步增长的是医废产生量。龚汉民说，每个床位平均每天产生3.5公斤左右的垃圾。生态环境部3月10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武汉市医废日产量从疫情前的40余吨，飙升至最高240余吨。

这一数字显然超出了汉氏环保的处理能力。汉氏环保的负责人李凡（化名）告诉新京报记者，从1月中旬起，公司的医废处理压力就很大，“高峰时，每天医废收集量达到了处置装置设计产能的110%。”近2个月，公司的处置装置一直维持24小时运转。

3月8日晚10点，汉氏环保的转运人员仍在清运武汉市第一医院产生的医疗废物。受访者供图

除了处置能力不足，大量的医废需要从医院转运到集中处置点，汉氏环保的转运能力也出现了瓶颈。

“包装袋、周转桶、转运车辆都存在缺口。”李凡说，疫情发生后，汉氏环保紧急从大连、天津、南京等地调集医废转运车和周转桶，“转运车辆每天出动频次也增加了，原先一辆车一天跑一两趟，现在最少跑3趟。”

目前，汉氏环保共有26辆医废转运车，6800个转运桶在武汉各大定点医院间流动。李凡表示，疫情前，每位转运人员都有自己对应的转运车、熟悉的路线和医院对接人员，而现在，转运人员需要去很多没跑过的医院，“因为不清楚从哪个门进医院而绕路的情况也有，”此外，周转桶也需要等待清空和消毒后再送往其他医院。“以往各环节间很流畅，现在几乎每个环节都需要等，每一趟转运可能需要多花近1个小时，甚至更多的时间。”

此次疫情期间，医废的成分也较往常发生了变化。李凡说，医废中包含大量防护服，体积大、重量轻。此前，一个240升容量的医废周转桶大约可以容纳31公斤左右的医废，而现在，每桶只能装15公斤左右。这也对转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转运频次和所用的周转桶数量都需要增加。

1月下旬到2月下旬，汉氏环保几乎每天都会接到100多个求助电话，要求尽快派员去医院处理堆积下来的医废。“有30%的车次都是当天计划外的临时调度。相比之下，平时临时调度的比例不到10%。”李凡说。

由于无法满足所有转运需求，汉氏环保只能优先处理危险性最大和医废产生量最大的地方——病床数超过400张的定点医院，比如集中了大量重症患者的金银潭医院，病床数最多的武汉市第一医院、同济中法新城院区等。

对此，生态环境部应急办主任赵群英曾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一段时间内，武汉市医废处置设施和从业人员持续高负荷运转，医废及时有效收集转运和处理处置还面临压力。

 医废转运人员正在武汉协和医院西苑转运医疗废物。新京报记者 陶冉 摄

改造工业废物处理企业

为了应对这一局面，武汉市采取了多项措施提升医废处置能力。其中一项重要的举措是，将部分原先处置工业废物的企业进行工艺改造，使其迅速转变为医疗废物处置点。

1月21日下午，武汉市生态环境局相关领导，来武汉北湖云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下称“云峰环保”），希望其能暂停工业废物处置工作，参与到医疗废物的应急处置中来。

土生土长的武汉人、云峰环保总经理梅钢当即决定，“责无旁贷。”

梅钢告诉新京报记者，云峰环保作为武汉市环境应急基地，此前曾多次参与环境应急处置工作，但没做过医废处理，“当时心里确实有点没底。”

在武汉市环保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在随后的48小时里，云峰环保快速完成了处置设备的紧急改造，制定了针对医废的处置操作规程，并对操作人员进行了培训和演练。1月24日，第一桶医疗废物投入了云峰环保的焚烧装置。

考虑到疫情期间的医废感染性更强，云峰环保对转运车进厂、开车门、卸车、上料等各环节制订了详细的防护消杀规范。为了打消工作人员对接触感染性废物的顾虑，梅钢也带头上到一线，直接参与了上料过程。

“比较大的改变在于上料系统。”梅钢表示，在将医废从周转桶投入焚烧装置的过程中，原来的上料系统会对医废包装袋造成破坏，进而造成医废泄漏，为此，他们将备用的上料系统也投入使用，“一桶一桶上，尽量不把包装袋弄破。”

与工业废物相比，医疗废物的燃点较低，在窑头即发生燃烧，形成窑头正压，这就需调整工艺，使医疗废物在焚烧炉内均匀燃烧。

“只能由操作人员人工掌握工艺节奏，根据实时状况完成上料。”梅钢说，处置工业废物时平均每小时上料4次，而处置医疗废物平均每小时要上料18次，并且，每次上料时都需要根据经验进行人工控制，工作人员的工作量也随之增长了五六倍。

截至3月25日，该公司一天可以处置约800桶医废，约合15吨左右。在过去的60多天里，共处置医废超过500吨。

云峰环保的操作人员正在处置医疗废物。受访者供图

就在云峰环保参与医废应急处置的同一天，生态环境部也启动了日调度制度。生态环境部应急办应急处处长刘相梅告诉新京报记者，生态环境部固体司、应急办组建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全国生态环境系统联络群，来自全国各地的150余位应急和固废管理值班人员，每天上报自己属地的医废处置设施运行情况，包括收集和处置数据。

刘相梅介绍，生态环境部在汇总分析每日数据后，就异常情况与当地对接。“对于超负荷的点，我们会重点对接，进一步了解情况。” 她提到，从2月10日开始，部领导每隔一天都会与湖北省相关负责人和专家进行视频连线。此外，生态环境部也会通过下发预警函的方式，就监测到的运行变化，提醒地方环保部门注意。

1月28日，生态环境部印发《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医疗废物应急处置管理与技术指南（试行）》，提出当区域内现有处置能力无法满足医废应急处置需要时，应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可以选择危险废物焚烧设施、生活垃圾焚烧设施、工业炉窑等设施，应急处置肺炎疫情医疗废物。

2月中旬，技术人员在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进行医疗废物无害化处理操作。受访者供图

​移动处理设备驰援武汉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医疗废物应急处置管理与技术指南（试行）》中还提出，可以选择可移动式医疗废物处置设施，来提高医废应急处置能力。

应武汉市生态环境局请求，2月10日，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固废及再生资源中心总经理助理赵燕妮带领团队从北京、河北、内蒙古等地赶往武汉，与他们一同到达的还有一套移动式医废应急处理系统。2月11日晚间，这套系统在江夏区人民医院园区内进行组装。

2月13日，设备投入使用。医废从医院运出后，将被直接送入移动式处置装置内。经过上料、进料、灭菌、出料、输送、卸料六个环节，整个流程约需要80分钟。该设备每天可以对1.5吨医废进行高温蒸汽灭菌处理，处置后的无害化废物将交由环卫系统进行进一步处置。

同样是在2月10日，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接到生态环境部固体司通知，希望他们带着移动式医废处置设备驰援武汉。

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此前曾参与研发了一款移动式医疗废物焚烧车，可以就地实现医废焚烧处置，避免转运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二次感染风险。

仅5天后，首批 3台移动焚烧车就抵达武汉，分别到黄陂、江夏和新洲协助处理医废，并在2月17日实现10吨的日处理能力。

南京师范大学环境学院教授王风贺是该焚烧车的研发者之一。2月19日晚，他所在学校收到武汉市环保局工作联系函，希望能将移动式医废焚烧车用于火神山医院，并询问他可否作为技术人员到武汉提供协助。

1月22日，王风贺44岁生日当天，他一早从南京出发，驱车千里赶往武汉，武汉市环保部门已经帮忙协调好了通行所需证件。“高速上车况极好，开着车也顾不上想太多。”当天晚上5点多，他就赶到了火神山医院。

王风贺告诉新京报记者，焚烧车研制成功以来，“这样大规模处置医疗废物是第一次。”为此，他和团队用了三天时间对焚烧车进行了紧急改造，到现场后又花了一周时间来调整运行状况。

火神山医院产生的医废在这台焚烧车上完成高温焚烧后，仅产生废气和少量废渣。王风贺联合南京师范大学的另一位教授，花两天时间研发了一套在线监测系统，用以监测排放的废气是否达标。该系统同样可以应用在其他移动式医废处置装置上。

2月底，王风贺所在团队正在用移动式医废焚烧车处置火神山医院产生的医废。受访者供图

在多项举措的共同作用下，武汉市医废处置能力得到显著提升。生态环境部的数据显示，截至3月21日，武汉医废处置能力由疫情发生前的50吨/天，快速提升至265.6吨/天。当日，武汉市收集处置178.0吨医疗废物，全部得到有效处置。

2月24日，国家卫健委和生态环境部等十个部委联合印发《医疗废弃物综合治理工作方案》，明确到2020年底，全国每个地级市都要至少建一个规范的医废处置设施。到2022年6月底，全国每个县都要建成从收集、转运到处置的完整体系，彻底地解决全国医废处置能力不足的问题，最终实现平稳、安全、可靠的处置。

刘相梅向新京报表示，2014年印发的《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对应急预案的操作流程已经进行了规定，但是具体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涉及的医废处置情况，此前还没有细化规定，这次疫情中，相关内容也在逐步梳理完善。疫情结束后，生态环境部将就期间医废处置情况进行总结评估，进一步规范相关管理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