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大陆防疫下的真实心声

一月底我回到北京之后和大部分人一样,在隔离期间一边吃外卖吃得膘肥体壮,一边刷新闻刷得血压高升。那时在我身边的台湾圈子中,回到中国大陆的算少,一些人隔着海峡担忧地问,要带什么东西回北京啊?泡面要不要多带?

“不用、不用,咖啡奶茶麻辣烫随你选!”这话在一个月前我就不知道吼过多少次了。

一月底到三月的这段日子常跟一位也在北京的台湾朋友交换心情,我俩在北京都是差不多的模式──不看脸书也少看微博,“看到有认识的一个台湾同学在骂台商是生物武器,吓死”他苦笑。这阵子脸书把大陆(连同台商)骂的惨,微博把台湾人也骂的惨,我们这种玻璃心的和平派就默默退出舆论场。

但是我在二月时还是下载了微博的APP,不但朋友圈发的比往常多,且紧跟舆论热点:二月初对湖北官僚体系的愤怒、凤凰和财新等部分媒体内容的整改、李文亮医生、乃至于比较近期的“官员要民众感恩”、“发哨人”一文屡遭删除等事件。疫情至今少出门,晚上抱着手机刷微博,时而咳声叹气、时而义愤填膺。

疫情这些日子我发现身边的台湾朋友也是如此,以往只发吃喝玩乐朋友圈的人,开始痛批官僚害人。有一个也在两岸圈混的大陆友人偷偷问我,这次你们台湾人跟着义愤填膺做什么?

阴险一点的猜测,是冷嘲热讽、是藉机挑事、是以此声称“台湾民主”之优势──这一说套在对大陆反感、意识形态较浓的人身上是说得通的。但是对在这里生活多年的台湾群体而言不太准确,毕竟这批人许多长年累月地受到大陆同事的言论洗礼,就算不甚认同,了解的也多、想法也更丰富些。

为什么此次疫情大陆发生的一些现象会让我少见得义愤填膺呢?这可以分两个层面去说。其一,我,身为一个被大陆朋友洗脑数年的台湾人,还是会在一些敏感时刻反射性地跳起来,质问“凭什么啊”──这个敏感时刻,往往就是文章遭大规模删除、或是谁因为骂政府而如何如何之时。

其二就是,疫情之下发生的一些现象,确实加深了一些台湾朋友“幸好台湾没有这样”这种“两岸果然不同”的分隔感,但是毕竟食衣住行、生涯规划都在对岸,就算嘴上平时不承认,对于这里发生的事情也有很大代入感和共鸣感。

以下,就分两大点来阐述一下心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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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人看大陆:言论自由之辩。

这一次疫情先在大陆内部扩散,而后是海外,所以在疫情前期,因为瞒报、因为吹哨人事件,大陆舆论也有很大一部分在质疑媒体管控(和言论管控)方面。那时和身边的大陆朋友聊天,他们对此也非常义愤填膺,认为这种专家不敢言、媒体不敢言的现象非常严重。

但语毕,都会跟我强调,“许多事情有两面性,你看一下方舱医院多快建好”、“也不能因此断定疫情严重是体制之过”。

跟大陆朋友交往过程挺有趣,当跟大家讨论起“控管”这类话题时,许多人会先跟我说,“我们有自己的舆情和环境,就是这样,没办法啊”,然后话锋一转,“但是许多事情是一体两面的”、“每个体制都有自己的毛病,台湾也是”。

我常笑着回应,知道知道,许多事情要“辩证地看”。因为我是台湾人,跟大陆朋友讨论这种话题,很容易对方就会产生“你凭什么否定我的体制?台湾这几年还不是如何如何”的保护心理。

在当下的氛围,当我跟台湾朋友或大陆朋友讨论“言论自由”时,究竟在想什么?首先得強調,批评言论管控,与“否定大陆体制”完全不能画上等号。

近年台湾非常害怕对岸崛起后,自己的生活方式会被改变──意即,台湾青年其实并不相信大陆的体制会改变,做好了“对岸体制不变,会持续存在,我们必须长期面对它”之准备。台湾年轻一代,对大陆的“政治抗拒”,是出于“害怕大陆会改变台湾体制”。

在此情况下,远渡重洋到对岸打拼的台湾人,在大陆碰到的一些工作机遇,是过去没有想到的。同样地,若碰到这类“官僚瞒报”、“吹哨人”删文之事件,这种事情完全符合台湾社会对大陆“管制”的想象,那就会产生一种有趣的心理现象。

比如,若你问我,“你在大陆写文章时,会不会觉得不自由?”

“会啊。在台湾写文章,只怕会被网民骂;在大陆写,主要怕会被删文。”我会这样回答。

若台湾创作环境自由,为何不留在台湾?那我会回答“因为市场大,想写给更多人看,而且内容相关行业工资比较高”。

那为什么大陆内容创作者机会比较多、工资比较好?我会说,废话,经济因素。

那为何台湾经济差了这么久、官员还无解方?不是很自由、注重民意?我会回答,“体制不同啊,台湾四年就得选一次,官员都搞选举去了。而且大陆政府也比较雷厉风行啊。”

这与此次疫情,我对大陆防疫的看法,乃至于对吹哨人事件及媒体管控的心态是一样的。某些官员要民众感恩、急于宣传正能量的丧事喜办,“发哨人”一文不断被删除,这些让我感受到大陆朋友的深深无奈,我跟一位朋友说“台湾官员再无能,也不敢这么傲慢地面对老百姓”。

我和身边的台湾朋友会因为李文亮医生而熬夜刷微博,会接力转发“发哨人”一文,但我俩私下讲起在北京感受的防疫狀況时,也会说“其实北京做的还可以了。”

“对啊,在这种情况下人民不抢物资、不恐慌,物流也很畅通,疑似病例都可以去医院检测,其实已经不容易了。”

恩,因为体制吧,一方面能管控谣言,一方面比较雷厉风行。”

批评,与“颠覆体制”、“全盘否定政府”完全是两回事。大陆一些舆论让我比较难以理解的就是,很容易把“批评政府”上升为“难不成你要变中东”?

更有甚者,官员看见一点批评,就认为“今天批评,明天就会上街,再后天领导看到了怎么办”,所以很多事一删了事。这种很强烈的维稳心态,都是我到大陆之后较不习惯的。

至于“言论自由”这种需要辩证的哲学问题,就个人经历而言,不太会用“没有言论自由”这样的词,我更喜欢说,在言论管制这一块,大陆百姓与政府部门,是在拔河。

有些时刻,舆情反应大了,可以看到中央灭火,也可以看到一些态度上的转弯。且自从微信公众号普及之后,常可以看到各种“出乎预料”的文章和民意出现,舆论场也更五花八门。

官僚管制思维依旧,但互联网造成舆论场的百花齐放是客观事实,不可全然无管制也是事实,箇中尺度如何定?舆论场,中央,相互拉扯下,并不是“无自由”一词可以解释清楚。

我只能说未来是持久的拔河比赛,好多时候,希望真实的声音可以赢吧。身为一个平头老百姓,也只能不断转发,期望看到一点改变。

疫情下的“同仇敌忾”之心

身為一個久居大陸的台灣人,很多时候生活在这里,为一些事情生气,其实分不太清,究竟是“为身边的大陆朋友生气”,还是跟其他大陆人一样,觉得“怎么能这样,能不能好好改进”。

或许自诩外人,但长久生活下来,“内外”的界线也会逐渐模糊。

不论是台湾还是大陆朋友,这阵子我身边的人发出批评、接力转发、给“方方日记”点赞,从朋友圈那些文字中其实根本分不清哪些是台湾北漂发的、哪些是大陆朋友发的。

界线都是人画的,碰到事情的反应、会有的情绪,在我看来大同小异。

老百姓啊,就想质问政府“为什么情况都这样了,还没有人给一个交代”──这是跨越海峡的人之常情,跟是哪种体制根本无关。

最近因为疫情关系赋闲在家,偶尔看看研究生时期同学的朋友圈,他们中的许多都已经结婚生子,我不是个善于跟同学维系感情的人,所以如今跟北大的同学们基本仅有“你若安好,便是晴天”的君子之交。但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那时刚来北京不久,跟同学偶然之间聊起戈巴契夫(戈尔巴乔夫),很讶异地发现大陆同学竟然对他评价负面,我激动地说“他成功让苏联民主化,支持选举和言论自由,是个了不起的人耶”──噢,那时该同学用“你这个傻孩子”的慈爱眼神看着我。

那时我跟同学教育不一样、立场不一样,常常大喊“你们好奇怪噢”。但是正因为受到许多友善的对待,才让我在今日的两岸关系冷冻之下,还是情愿相信所谓的“爱与和平”吧。能看见一次次舆情事件被重视,能与经济崛起后的大陆小青年分享看法,能开公众号写些“看这篇会不会踩线”的文章,这都是我十年前想象不到的冒险。

他乡亦是我乡,祈愿都好──批评与赞扬皆源于此,希望这份心往后也不会变。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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