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中才知道什么是大政府和小政府

疫情之中，在中国政府不惜一切代价，确保“三尽（应收尽收、应治尽治、应隔尽隔）”、“四早（早发现、早隔离、早诊断、早治疗）”，全力实施这个最有效办法的时候，突然传来英国可能采取“群体免疫”的防护策略应对新冠疫情，为此准备“接受五十万英国人死亡（英国卫生部长语）”。似乎德国、法国也准备这样干，惹得一干西欧小兄弟蠢蠢欲动，而西方老大美国则早就悄悄地上路了，只干不说。

本人不懂医学，不知“群体免疫”为何方神圣，但觉其本质其实就是中国的俗话“有命该生、无命该死”，这倒符合社会达尔文主义和马尔萨斯人口论的“科学原理”。

有人疑问，中国闭卷考优秀成绩的试卷，为什么他们不会抄？其实他们不是不会，而是不能。

追根溯源，就是文化不同惹的事。一是中国社会文化产生的无限责任政府，与西方宗教文化产生的有限责任政府，所承担责任的不同；二是两种文化对民众提供确定性的方式不同。

一、大政府和小政府的区别，其实就是无限责任政府还是有限责任政府。

汉文化传播到欧洲后，最让欧洲学者困惑的问题，就是无法理解“仁义”的真正含义，因为仁义是基于社会层面的，而社会是西方狩猎宗教文化所没有的。

狩猎经济只需要个人层面的自发组织，对个人而言，那是主动的、自由的。而农耕经济才需要社会组织，以应对自然灾害，那是被动的、强制性的。

而另一方面，对于宗教文化，人与上帝（自然层面）之间更不可能有一个中间环节，哪怕是基于个人层面的、个人与上帝之间的桥梁——教会组织，也被认为是多余的，500年前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给废除了。他们不能理解、也更不能容忍的是，个人与自然（上帝）之间存在一个中间环节（社会）。

至于人的精神层面，那就更不存在了，因为在那里，只允许存在对上帝虔诚的信仰。如果有例外，那也只允许有一个，就是赎罪。

因此，基督徒面对复杂的世界，只会、也只能考虑两个因素：神和契约。

西方也有人群的意识，因为客观存在，但那叫群体、而非社会。

社会与群体的区别，就类似兄弟与朋友的区别。社会中，兄弟之间的关系是客观的、被动的、是不可选择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哪怕是打得头破血流、哪怕是成为仇人，都得一锅吃、一炕睡，必须包容、没有自由。而群体中，朋友之间的关系，则是主观的、主动的、是可以选择的，和则聚、不和则分，充满了自由。

没有社会意识，关于人类的存在和组织形式必然发生扭曲，这才有了法国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这个“现代民主制度”的基石，即：个人让渡部分权力和自由给国家，换取国家对个人的（有限）保护。

这里插一句，《社会契约论》里的“社会”，英文是Social，意思是群居、人群，当年日本人自作聪明地误译为“社会”，遗患至今。

也就是说，“现代民主制度”下，政府是基于个人授权产生的，政府的“合法性”取决于个人（选票）授权，政府对个人的责任是有限的（个人层面的契约范围之内），个人（选民）关注的，是政府是否损害个人权利（根据契约），而不是政府能否对自己提供充分的保护。

个人让渡有限，政府责任自然也是有限的。

正因为如此，那个连教会组织都不要的新教国家——美国，政府的对个人承担的责任着实“有限”，比如说2005年，美国最高法院对石城镇冈萨雷斯案的司法解释，明确了“警察在提供警察服务时不对任何一名公民有任何公共责任规定下的具体责任”这一原则。

什么意思？换句话说，警察在执行任务中如果认为公民是威胁，其拥有第一时间内根据自身判断剥夺其生命的权力，但同时他拥有不对任何公民受到侵害时具体保护的豁免。警察的职责叫做执法，即保证破坏法律后的追诉责任，但是对具体的侵害则没有任何保护的义务。

再通俗点说，美国警察有保护死人（犯罪证据）的责任，而没有保护活人（犯罪目标）的义务。

这是导致美国枪支泛滥的根本原因，当政府不提供安全保护，那就只能靠自己了。

这就像过去欧洲人的决斗，一定要在现场的法官、警察，其责任是保障决斗的过程符合契约，而当事人的生死结果并不在其责任范围之内。

这就是基于个人契约的、有限责任的政府，即小政府。

中国的政府不是基于个人契约、个人授权的，其合法性不取决于个人。中国政府是基于社会要求、社会授权、由社会精英选拔组建，对社会中的每个人承担无限责任，其合法性取决于社会所有成员对其尽责结果的认定、而不是其产生的过程。也就是说，在汉文化中，社会是个人的存在方式，作为社会的管理机构（政府），必须“以民为本”，对所有人的生存和发展负责，这就是基于社会的、无限责任的政府，即大政府，

正因为如此，所以中国警察的首要责任是保护社会每个成员的人身安全，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将土地、矿产资源等属于全民所有的财富以及关乎国计民生的产业纳入国企，为全民的未来托底。而政府更要倾全力扶贫，倾全力防疫抗疫，保障所有人的生命、健康和幸福。

这就是基于社会要求的无限责任政府，和基于个人契约的有限责任政府之间的区别。

二、由社会还是资本提供确定性

三千年前，周公姬旦撵走了神，结束了中国的宗教文化时期，但建立于宗教文化的二元权力架构并不能随之自动消失。

人最怕的是不确定性，不知道明天会怎样？下辈子会怎样？子孙会怎样？因此，文化最基本的功能就是提供确定性。

不确定的存在并不能提供确定性，因而自身也不确定的政权（王权），无法提供确定性，只有稳定且确定的神权，才能担负起提供确定性的重任，而成为权上之权，从而与政权形成二元权力架构。

提供确定性、为政权合法性背书、对重大事项决策，就是神权的三大职责。从而形成后台神权与前台政权（王权）的稳定配合，管理权的所有权属神权，管理权的使用权归政权。如同诞生于宗教文化的“现代”企业制度，相当于神权的董事会拥有企业的所有权，相当于政权的公司（总经理及各部门）拥有使用权，各得其所、分工合作。

当周王朝抛弃了神，有困难找社会，当然应该由社会提供确定性。但问题是，社会是个抽象概念。周公想到一个天才的主意，即用明确的社会“制度”来保障确定性，这就是礼乐制度，我们的汉文化也因此被称为礼乐文化。礼乐文化的内容虽早已湮没于历史，但其思想至今仍主导着人类的发展。

用今天的话说，“礼”就是宪法，“乐”就是春晚，礼乐制度就是人类最早的宪政制度。

“礼”就是一套成文的制度性安排，让掌握政权者明白应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同时也让民众清楚将会面对什么，以做好自己的安排。

这也就是现代宪政理论所说的，用制度约束国家权力、规定公民权利，并建立与宪政的基本要求相统一的宪法基础、政权结构及其保障机制等构成的体系。

过去，每年一次的家族祭祖，其根本目的在于，让平日里难得一见、甚至有些不睦的族人，明白大家同属一个家族，以此增强凝聚力。同样，每年一次的春晚，其实就是国家级的制度性祭祀活动，以强化中国人的同属感，这就是“乐”的本意。

我们不能约束神，但我们需要约束人，我们就用制度代替神来约束人。什么是宪政？不论学术专业，简单通俗地说，其实就是用制度代替神权，对全民提供确定性。

而时至今日，宗教文化之下的西方国家，仍保留着这个神权与政权形成的二元权力架构。只不过，随着西方启蒙运动之后的发展，神权逐渐势弱，国家的董事会逐步被资本势力所取代，通过其掌控的学术、舆论资源，稳定国家秩序、为政府合法性背书、对重大事项决策。

于是，资本凌驾于一切之上，成为西方世界的主宰。

三、是人民的生命重要，还是资本的利益重要

到这里，就能说清楚面对这次疫情，为什么中国政府选择“三尽四早”，而西方国家普遍选择“群体免疫”。

西方国家之所以抄不了中国的作业，无非两点，无力抄和无责任。

中国政府是无限责任政府，首先必须保障生命，即所有人的生存权，也就是最基本的人权。为此不惜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武汉封城、全国冻结，停产、停课、停止人口聚集，力图隔离人群、阻断病毒传播。只要人在、就是希望，“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经济损失是暂时的。至于个人资本的利益损失，并不是顶层决策的优先考虑。

汉文化“义”的思想深入人心，不仅“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而且处处彰显着社会利益大于个人利益的光芒。海外华人不惜代价捐献口罩、方舱医院场地说捐就捐、战“疫”物质半卖半送，“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医护人员要住免费住、要吃免费送，社区员工不顾风险、不计报酬、不辞辛劳，民众宅家、不给社会添乱。凡此种种，在“人权、自由、民主”之地，只能在电影中看到。

西方有限责任政府的权力，只被个人有限授予，无权也无责任对所有人的生命负责，更不可能以“专制”方式封城。看看意大利，即使出动军队，也无力真正实现隔离。

但另一个问题却至关重要，那就是股市。川普大统领公开发推，只要不影响经济，一年多死七万人又有什么关系。欧洲领袖们纷纷含蓄婉转地表示，移峰填谷能够延缓和减轻疫情压力，保持经济稳定。

这当然是资本所希望的。

轻症不检，确诊自然就少，说是有利于把医疗资源集中用于危重症，显然是忽悠，不设防导致轻症多了，重症必然就大幅增加，有限的医疗资源能扛得住吗？当然，这是以后的事了，也许是下一任的事，“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法国路易十四语）”

另，若对什么是汉文化有兴趣，可参阅《纲举目张——认识和理解汉文化的路线图》（https://zhuanlan.zhihu.com/p/112503669），通俗简要地从总体上说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