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辰陨落“大学之城”：疫情中去世的武汉学者们

来源 | 南方周末

撰文 | 记者杜茂林、特约撰稿李霁、实习生任淼琳

3月6日，在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医护人员护送一名新冠肺炎患者去做CT检查。（新华社记者 费茂华/图）

远在香港的哥哥徐迎桥四处打电话找关系，甚至找到武汉市领导，也没能帮上妹妹忙。“那个特殊的时刻，多厉害的人似乎都找不到床位。”

“生化是门枯燥的课程，更何况红老师带的还是英文班，同学们学习积极性不太高，所以他才会这么努力地想要教好这门课吧。”

众多追忆段正澄的文字里，有一组数据常被人提起。工作六十余年，他只带了32名博士、6名博士后。

华中科技大学机械学院6楼拐角处的办公室，一周总有三四天，门常开着。这里比一般的办公室宽敞许多，阳光透进来格外明亮。墙边立了两个装满书的大书柜，木桌上常摞着论文。

这是工程院院士段正澄的办公室。独自一人时，他常常伏案而书，有人拜访时，洪亮的腔调会不时传到隔壁的实验室，实验室的研究生们便知道，他又聊至尽兴。2020年1月21日，湖北省常务副省长黄楚平还来过，对他作新春问候。

在研究生们看来，这位86岁的学术老人能活过“百岁”。

“有力、心安、专属于他”，研究生这么形容隔壁传来的声音，如今，这个声音消失了。2月15日，武汉下了一场大雪，“能活过百岁”的段正澄因新冠肺炎去世。

“您这一生求实、求真、勤奋、乐观、助人，创造了太多精彩，演绎了一个传奇。”段正澄的学生、华科党委书记邵新宇获悉噩耗后，如此评价他的老师。

拥有“大学之城”名片的武汉，1500万常住人口中就有百万在校大学生，学者众多。

而在刚过去的冬天里，“传奇”谢幕。南方周末记者不完全统计，武汉1月23日“封城”后的三十多天里，各大高校至少有6位学者确诊新冠肺炎后逝去，另有8人因病去世，有的人未及确诊新冠肺炎，有的人死于特殊时期未及救治的其他疾病，还有人至今徘徊生死边缘。

讣告一次次出现，特殊时期简单料理后事，没有灵堂，没有告别仪式，哀思静默传递。

中国工程院院士段正澄（1934-2020）

1

“我的世界轰然倒塌”

“封城”消息公布时，绝大多数高校学生已经离校。原以为是又一个愉快的假期，不想，到来的是一场大疫，甚至是老师病逝的消息。

公开报道中，第一位因新冠肺炎逝去的学者是54岁的红凌，华科的生物学家。他人生的大半时间都是与各类疾病做斗争，研究与人体重大及稀有疾病相关的基因分子机制。

1月22日，武汉“封城”前一天。红凌在实验室的微信群里提醒同学，“要注意身体。”3天后，他却发病了。

2月5日，红凌确诊，成为当天官方通报新增的3694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中的一例，住进武汉市协和医院。

短短2天后的深夜，红凌的妻子接到医院通知：他已经走了，殡仪馆很快就会来人，你来看看，只能远远看看。

“我的世界轰然倒塌。”红凌妻子在一封信里写道，“殡仪馆的车很忙，我在楼下等了4个小时，我抬头望着10楼跟你说话，我知道你在附近，肯定看得见我，听得见我。”

几乎同一时间发病的学者有林正斌，华科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科教授。

林正斌的同事、同济医院感染科主任宋建新在接受采访时回忆说，年前林就开始咳嗽，大年初二入院治疗，很快被确诊了。病毒在其体内触发“炎症因子风暴”，不到一周，林正斌就进入重症监护室，2月10日上午离世，享年62岁。

在同行评价中，林正斌手术一流，是器官移植领域的翘楚。死亡降临时，这位医生流露出从未有过的脆弱。弥留之际，他把最后的希望通过短信发了出去，“宋主任，我上呼吸机了，救救我。”

对华科来说，噩耗一个接着一个。87岁的刘筱娴、41岁的柯卉兵分别于2月13日、2月19日也因病去世。

柯卉兵任职于华科社会学院，致力于中国社会福利政策研究，是非霍奇金淋巴瘤患者，从2019年7月开始一直在化疗。原计划，到1月能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手术，他开心地同妹妹约定：“等我病好了，我们就回乡下老家。”

计划突然被中断，柯卉兵不得不停止化疗。妹妹在微博上多次呼喊求助，希望能让哥哥转院或去外地治疗。

没有任何回复，柯卉兵与世长辞。

妹妹在微博上贴出柯卉兵生前的照片。她回忆哥哥化疗时的坚强，也记录去武大一起看樱花的场景。字里行间，是哥哥对生的眷念。

哥哥头七那天，妹妹记录道：我的哥哥回来吃饭吧，今天嫂子和妈妈做了你爱吃的饭菜，你不要害怕不要孤独不要忘记回家的路，我们为你点亮回家的路灯。

2

遭受重创的学者家族

与他们不同，有些身故的学者，直到现在，家人都没明白他们的死因是什么。

94岁的江汉大学中文系学者徐志雄，2月2日在家里的床上离世。几个月前，他获颁发一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在漫长人生的末端，荣誉加持，儿孙满堂，晚年祥和美满。

整个家族却突遭重创。

根据其家人说法，徐志雄夫妇此前长住武汉市第四医院的离休干部病房。疫情中，病房被征用作隔离病房，两位九旬老人被送回了家。“医院说两位老人当时也发热、肺部疑似感染。”徐志雄的大女儿徐晓慧说，几天后，由于只有母亲一人在身边，父亲在家休克了几回，在悲愤中离世。

徐志雄去世时并不知道，小女儿、武汉理工大学理学院教授徐晓英已先行一步，1月30日在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去世。

徐晓慧回忆，徐晓英从1月24日开始发烧、咳嗽，连续四天，她独自开车接连到五家医院求医，都排不上核酸检测和床位。身在香港的哥哥徐迎桥也是江汉大学学者，他四处打电话找关系，甚至找到武汉市领导，也没能帮上妹妹忙。“那个特殊的时刻，多厉害的人似乎都找不到床位。”徐迎桥叹息。

到了1月28日，徐晓英求助学校领导，才总算住进了医院，然而为时已晚。

当时同样自我隔离的徐晓慧，说到妹妹的死因，“应该算是新冠肺炎吧。”

徐晓英后来发生了什么，徐迎桥只能推测。他一月中旬从武汉到了香港，原本准备出国过春节，结果从1月25日开始也发热咳嗽、头昏无力，在香港的医院隔离。等他意识有所恢复，才知道妹妹已经住进医院。他猜测，一定是确诊了，才能住进去。

病毒侵蚀着这个家族，徐晓慧一家在隔离中，等来了妹妹和父亲的死讯。

徐晓英的女儿远在美国，她想回国，料理母亲的后事。徐迎桥劝住了外甥女，太危险，况且武汉还封着城。

电话里，外甥女哭哑了嗓子。她说自己成宿地梦见母亲，每天醒来，就是不断在家族群里发母亲的照片。

徐迎桥在广州的弟弟，试图开车回武汉奔丧，半路被拦下，未能成行。

“难以言说，就像你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死去，但又摸不到的感觉。”徐迎桥哽咽，“母亲现在仍在医院住着，没有一个子女在身旁。”

徐迎桥一家已经康复，他就盼着“封城”结束，他想回家，找到尚不知何处的父亲与妹妹的骨灰。妹妹生前在帮父亲出版诗集，他也想接过来，完成两人的心愿。

更多的逝者，亲人都不愿再想起痛苦的回忆，因而婉拒了采访。少有人知道，去世前的他们在想些什么，是否会记起事业或学生。

（南方周末记者 杜茂林/图）

3

 他们留下了什么

可以确认的是，很多学生在这个异常艰难的季节，会想起这些遭遇不幸的老师们。

华科生科院本科生刘茹回忆，办公室和实验室是红凌最常待的地方。办公室在生命科学学院六楼，楼下是一大片草坪，绿油油地冒着生气。工作繁重时，红凌会在办公室里睡觉，屋外枝头上灰喜鹊的热闹也打扰不了。

这一点，华科前校长李培根也印象深刻，他说，红凌很实干，经常就睡在办公室里，是踏踏实实做学问的人。

隔壁就是红凌的实验室，他和研究生在那里开组会。多数时间，他都在这两个房间度过。

红凌给本科生开的课叫《生物化学》，课程总是安排在晚上。在学生的记忆里，倘若18:00刚过，你在东十二的教学楼看到一位身着黄色小马甲，搭条深色的休闲裤，左肩背着方方正正的小包，身材有些微胖的老师，那就是红凌了。

红凌始终早到，等待18:30开课的那段时间，他通常坐在讲台上，一边滑鼠标看课件，一边啃面包。

学生们对他上课的特殊印象是流利的英语和洪亮的嗓门，讲到动情处，会微微闭眼。“生化是门枯燥的课程，更何况红老师带的还是英文班，同学们学习积极性不太高，所以他才会这么努力地想要教好这门课吧。”生命科学学院本科生林语闲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红凌2007年到华科任职，两年后被评为楚天学者。他总说，科研很重要，但教书育人同样很重要，一个教授不能光搞科研而不教书。

失去这些学者意味着什么？

红凌的一名学生举了个例子，老师所做的抑制膀胱癌的分子机制的研究和药物开发，可以以更高的效率治疗膀胱癌，数据显示，近年来，中国每年膀胱癌病发患者七八万人，占整个肿瘤病群体的2%。

这些研究成果帮助着许多人。例如段正澄主导研发的全身伽玛刀，是世界上首台大型放疗设备，现今在全国各大医院使用。

学术只是一部分。华科机械学院许多学生都会说，这个老头儿身体硬朗，年逾八旬的段正澄，一米八的个头，头发花白，独自走在校园里，从来不必让人搀扶。他常往学校跑，总觉得不到学院来看看老师学生，就像没尽到责任一样。学生杨哲回忆，“段老说，在家两天就感觉想我们。”

众多追忆段正澄的文字里，有一组数据常被人提起。工作六十余年，他只带了32名博士、6名博士后。他曾说，“我比较挑剔，每个博士研究生的论文至少看3遍，不过关就重来。”

邵新宇回忆：1997年在美国，您对我说，“回国，大有作为”；2009年您当选院士，说“这属于学校、学院和团队”；2019年我当选院士，您说“要看到学校和学院发展的危机”。

难以统计出他们教过多少学生，只能看到讣告的评论区里，有人说，他们上过这些老师的课，一起吃过饭，现在学校里的师弟师妹已经和自己相差三十多岁。

4

 “好好做人”

2月7日，江南芳做了一个梦。梦里，老师刘寿祥康复了，她和其他学生围拢在老师身旁，有说有笑。这个画面很真实，老师还像以前一样，躲在门后面，看自己来了，满脸笑容地出来突然叫一声“嘿”。

早晨醒来，江南芳以为梦预示着老师病情的好转。然而，事情没按她预想的发展。2月13日，凌晨5点，这位湖北美术学院教授、水彩画的领军人物之一因新冠肺炎在武汉去世。

江南芳打开自己的手机相册，寻找着和老师的合影。她把每一张都调成了黑白，发到朋友圈，附上一句“就在心里，离我们最近的地方”。

回忆这位老师，江南芳最先想起的还是他的画。她说，老师的水彩画里有光，不是那种来自太阳直射的光，而是通过构图、技法形成的某种力量，就像一个磁场吸引着你。

江南芳回忆，自己读本科时，一旦老师演示作画，周围围满了人。有些人甚至站到桌子上。“我那会儿性格比较内向，不好意思往前挤，常常看不见。”这个遗憾在读刘寿祥的研究生时得以弥补。

如今，江南芳已是湖南某高校的绘画教师，做着和老师差不多的事。这几天，心情慢慢平复了下来，老咂摸着老师挂在嘴边的话，“好好做人，认真画画。”她说，自己初为人师，能做的还不多，先把老师待学生以真、以诚的精神传承下去。

“做人”也是段正澄和学生交流时常提及的字眼。他说，抄袭是个现象，学术造假也是个现象，但不是本质。本质是做人。

有些人还在搏斗。2月底，武汉大学资环学院退休教授赵玉华的女儿发出求救，寻找O型血康复者的血浆救治母亲。更早的2月3日，同为武大学者的赵玉华丈夫何志已因新冠肺炎逝世。

3月1日，赵玉华的女儿诉南方周末记者，人都有求生的欲望，妈妈还在和病毒对峙，呼吸机还没摘，但精神逐渐好起来，“她很坚强”。

刚过97岁生日不久的天文学家、中国天文大地测量学科开创者之一韩天芑也在病房里。几个月前，他也获颁了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纪念章。

韩天芑的孙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两天前，爷爷发来了短信，“你让他们放心，我一定积极地与病魔抗争。”

更多身在病房里的学者，未能一一确认。

1950年代初，同济大学医学院从上海迁至武汉，与武汉大学医学院合并，定名为“中南同济医学院”，武汉重要的同济、协和医院体系，俱发端于此。新冠肺炎疫情中，这批大型医院是武汉人的求生希望。

几个月前，段正澄还开着一辆神龙富康，到华科机械大楼上班。皮鞋、夹克、牛仔裤，一身打扮精致十足。沿着南一路行驶，车窗外一排排法国梧桐树缓缓后退。这些梧桐树中有他当初种下的小树苗，它们已枝繁叶茂。

截至发稿时止，中国确诊新冠肺炎的死亡病例为3181例，其中武汉市为2436例。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刘茹、林语闲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