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记女性如何浮出历史地表，是对妇女节最好的纪念

纪念和庆祝，或许是两种不太相同的态度。许多人都不太知道，妇女节于1910年8月第二次国际社会主义者妇女代表大会确立，诞生于各国妇女的不懈努力和斗争之中。

在古代中国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男耕女织并且父子相继，女性作为男性秩序中被除名的工具，她是女儿、妻子、母亲、媳妇却非“女人”。在许多文学和文化作品中，女性被物化为空洞的能指，男性通过宣示这种窥视和控制的权力，在普遍存在阉割焦虑的男权社会里获得自我安慰。

女性的解放始自何时又走到了哪一步？我们都知道那不是一个简单的完成时。女性在长达两千多年的沉默之后，如何突破封锁自我言说和抗争，如何处理自身和历史进程的关系，又有哪些隐而未发的声音，不仅关乎那些逝去的岁月。

“五四”运动整整三十年后，新中国的成立成为中国妇女生活史上又一不可磨灭的事件。新社会制度对男女两性在法律、政治、经济地位上的平等相待，终于正面否定了两千年来对女性理所当然的奴役与欺侮。同工同酬、婚姻自主等政策法律的颁布，使女性社会成员第一次在人身和人格上有了基本的生存保证。无怪新中国的成立一直被视作劳苦大众的解放，以及妇女解放的同义语。

于是，五四新文化和新中国诞生便如同两条轴线，一条标志着妇女们浮出历史地表，走向群体意识觉醒的精神性别自我之成长道路，一条则标志着妇女从奴隶到公民、从非人附属品到自食其力者的社会地位变迁。两轴互相参照，无乃衡量中国妇女解放的横纵坐标图，它包含着由这两个过程本身产生的两大衡量标准：精神性别的解放和肉体奴役的消除。

现代史与当代史的交迭更替之际，这幅坐标已为我们显示了两个令人欣喜的读数。一方面，妇女们在社会生活中翻身做主的程度已于世界上领先一步；另一方面，在文化上，从女性们难以计数的文字中已隐然可见一个成熟起来的性别自我形象，一批堪称“女性文学”的创作已悄然临世，至少，女性的视点、女性的立场、女性对人生和两性关系的透视，连同女性的审美观物方式等因素，正从男性或中性文化的污染中剥离而出，并将烛照这男性文化的隐秘结构。

然而，正是在这同一伟大瞬间，随着社会生活的改观，妇女解放的命题连同这一坐标本身实际上已经被悄悄掷向时间的忘怀洞。这乃是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即将结束这段对女性精神生活与文学创作的回溯时，不得不特别提到的一件事情，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今天中国妇女们的处境，而历史和死者又都缄默不言。

新中国成立之后，女性群体精神性别的成长与社会性奴役的消除这两方面的成就所获得的话语处境完全不同。在文学中，对妇女翻身做主人的歌咏以及对翻身做主的女性的歌咏，在很长一段时间是百写不尽的主题，而现代女作家们在从女儿到女性的自我成熟中寻找到的性别立场非但不复成为一种传统，甚至几乎无人敢于问津，更谈不到发展和深化。而且不知何时起，“性别”在文学中成了多余字眼，除非有革命真理与谬误之争，否则两性之间是河井不犯。翻身做主的《白毛女》和《红色娘子军》流行文坛几十年，是不止几代人所受的共同的艺术熏陶，而与喜儿同时问世的沦陷区女作家的作品文本，不仅多数人闻所未闻，即便在藏书丰富的图书馆中，也是稀有之物。

如果想到，歌咏翻身女性与表现精神性别自我之间有“女性被讲述”与“女性自述”的区别，属于两种不同的话语传统；如果进一步想到，在现代文学史上，主导文化阵营的话语传统与女性自我的话语传统曾有过间接和直接的冲突，那么，也许便值得注意，这两种传统的不同处境说明了某些事情。

请再取《白毛女》一析：喜儿的形象在描写翻身女性的作品中是一个最初始也最恒久的原型。

最能体现“女性被讲述”传统的不在于喜儿被置于一个描述和观看的客体位置上，而在于讲述的方式是传统男性中心文学惯例的沿用。从故事结构上看，喜儿早先和睦的父女之家被拆散、爱情遭到粗暴的截断，从此沦落地狱般的黄家备受折磨，最终被救还的过程，俨然是无数善恶王国争夺价值客体的故事中的一个，喜儿的遭遇落入了模式化的功能的限定：她注定被抢走、注定不会死掉、注定会被拯救，她的功能就是为了引发一个救生并寻回的行动。

从女性原型上看，喜儿与睡美人、灰姑娘那些由男性赋予价值和生命的原型相类，她与她们都在一个深藏、隐秘、洞穴式的神秘空间中等待，直到某一天某王子来到，将她发现、唤醒，由鬼变成人，由贱者变为尊者。喜儿的翻身解放就这样在对童话模式的沿用中，带着全副男性中心的文化传统信息，成为当代妇女解放神话的一部分。像童话故事一样，这神话并不是为女人而存在的。

不过值得注意，《白毛女》中的性别统治信息并不像童话故事那样单纯。不要忘记，“白毛仙姑”被救出山洞还归喜儿的故事情节，是《白毛女》剧组集体添加的。这段情节改观了整则叙事的象征内涵，在其童话叙事式的拯救者/被拯救者、主体/价值客体等单纯性别角色模式上，投进了政治象征意味。

具体而言，喜儿的获救与一般童话叙事的结尾不同，对于她，获救无异于再生。获救意味着从深山洞穴来到人间，由夜间出没于宇宙周围的游魂变成有血有肉有名有姓的活人，由白毛仙姑变回一头黑发，一句话，意味着喜儿从荒野、从黑夜、从鬼蜮再度降生人世，所谓“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这一具有特殊的再生意义的获救情节与其说是强调喜儿的翻身做主，不如说是为了引进一个具有赋生能力的隐在的拯救者。显然，这拯救者不是大春，大春只是拯救者伟大意志的执行者，而且这执行者的资格也是在他加入革命队伍之后才具备的，作为执行者，大春本人无力完成一个再次赋生的使命。这里，使喜儿再生而获得拯救的拯救者，已不是一般童话模式中的男性角色，而是一个特定身份的男性角色——一个象征意义上的“父”的化身——共产党八路军。这一结局与《白毛女》故事的开头形成了微妙对应；在故事起端，杨白劳作为喜儿的生父未能保护女儿，神圣的父女纽带被粗暴切断，而在故事终端，一个更为神圣的父女纽带重新在象喻层面上出现，尽管这一“再生之父”并不总是肉身。“父”借助喜儿新生还而生还，喜儿和大春的婚姻重新得到“父”的允诺，叙事达到了自身的完满。

随着这个象征越来越明确，喜儿的形象在不断修改中也越来越趋于重返其“女儿阶段”。最初剧本中她对黄世仁的幻想，她的怀孕，连同她在深山老林生下的孩子，一次次、一点点地被删去，到了最后我们看到的舞剧中，喜儿已从一个受尽凌辱的母亲还归为处女。她注定要保持处女之身以便从生父手中移交给再生的象征的父亲，以便保持父女关系的超越一切的神圣性：在父做出允诺之前，她只属于父亲。由此，喜儿被确立了一种“从父”的女儿的精神性别身份。

不仅喜儿，这一“女儿”的精神性别身份是新中国早期文学和现实中女性的共有身份。在与《白毛女》齐名的《红色娘子军》中，这一点更为明确。《红色娘子军》包含了两次拯救，一是对吴琼华肉体的拯救；洪常青把她从南霸天的水牢中赎买出来，指一条生路；二是对她精神的拯救或赋生：娘子军连帮助她学会臣服于党的意志，最后终于使她成长为党的精神女儿。注意，是“党的女儿”而不是“党的女友”，在吴琼华与党代表之间只能存在一种崇拜被崇拜的关系，而且洪常青这个拯救者必须把作为个体、作为男性的那一份完全消灭，以便使琼华原来那份极易转为爱慕的对他个人的崇拜感激之情全部转化为对党的崇拜，这样她也就不会成为个别党员的女友而首先成为党的女儿。“党的女儿”——这一活跃近三十年之久的正面女性文学形象，规定了新中国女性不可超越的精神性别身份。

唯其如此，《白毛女》才会几十年流行不衰。这个翻身女性的最初始也最恒久的原型，所代表的正是新的象征秩序为女性群体所设置的身份与地位。从这一精神性别身份自身的限定性以及它与象征之父的关系中，可以看到主导意识形态话语与女性的话语在哪里发生了冲突。“五四”以来的中国女性是从叛离家庭、叛离父亲始，才作为一个精神性别出现在历史地表的。“叛逆之女”的身份打破了几千年神圣不可侵犯的父子同盟，从而成为女性性别意识的成长起点。但《白毛女》《红色娘子军》中的“女儿”却不带有这样的历史性性别内涵。这份在女性性别自我成型并形成自己传统之后出现，并淹没了女性话语的话语，对女性精神解放的潮流实行了一场全线倒灌，一直倒灌至性别概念萌生之前：它高扬起一个不知性别为何物的女儿。

根据这两部作品的模式，似乎不论女性在生理、心理、体能及智能上如何差异，她的精神性别身份永远只能是一个阴性或亚阴性所属格——父女关系中的女儿，而且是忠实女儿。如果说，按照情节的规定，女儿的复现为的是父的复现，那么同理，女儿的恒久意味着父的恒久，这样，这恒而久之的父女关系式便可以杜绝任何性别觉醒及性别分野的可能性。

完全可以认为，将父女关系式设计得如此神圣不可侵犯，其文本性的目的之一正是要使父女关系凌驾于两性分野之上，并尽可能取消这后一分野。而父女关系之所以必须凌驾于性别关系之上，道理又很简单。在“父女”关系式中，“男女”之别并无多大意义，父的权威不容置疑。反之，在男女两性的关系中，性别是首要密码，“父”并无多少意义。因此，父要保留自己的身份，必须时时防止“女儿”的“女”变成“女性”的“女”，一旦“女儿”进入男女两性的性别对立，“父”便丧失了其权威和意义。女儿身份之不可超越的意识形态原因，也正在这里。

在某种意义上，女性话语被抹煞，只谈男女平等而不谈男女差异，女性自身神秘性的难于解破，女性自我认识上的种种禁区等一切中国妇女解放中的薄弱与匮乏，都与这样一个统驭多年的“父女”关系式不无干系。

“女儿”这样一种前性别意识的精神性别身份以及男女平等、妇女半边天的社会地位，标明了中国妇女的十分独特的处境，她在一个解放、翻身的神话中，既完全丧失了自己，又完全丧失了寻找自己的理由和权力，她在一个男女平等的社会里，似乎已不应该也不必要再寻找那被剥夺的自己和自己的群体。

置身于这一处境，中国妇女的前路也十分崎岖，她的解放与西方妇女解放的道路不尽相同，因为她有着另一种现实与过去。对于她，“男女平等”曾是一个神话陷阱，“同工同酬”曾不无强制性，性别差异远不是一个应当抛弃的概念，而倒是寻找自己的必由之径。中国的妇女解放面临的尚然是无数历史和现实的挑战而不是理论的设想。

迄今为止，她所需要说明也能够说明的东西，也许并非“什么是女人”，而是男人以及男性一贯主宰的历史，她应该说出来并正在说出来和说下去。而我们相信，这将会成为那幅妇女解放坐标系上新的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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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黄泓

观点资料来自北京大学出版社《浮出历史地表》

原题为《性别与精神性别——关于中国妇女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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