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S报告:孙杨母亲证词作假 她或对儿子起最坏作用

上周五，国际体育仲裁法庭（CAS）宣布对孙杨禁赛八年。时隔5天，其官网公布了长达78页的仲裁报告，对案件背景、审理过程、判罚原因等敏感问题一一作答。报告中，孙杨母亲的名字被12次提及。CAS甚至直言不讳地写道：“她的母亲似乎对儿子起了最有害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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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2018年9月4日晚，在中国杭州一名运动员的住所，进行了一次采集血液和尿液的的检查，这是一次“赛外检查”，运动员由他的母亲陪同。

浅析：报告显示，事发当晚，孙杨的母亲从一开始就陪在孙杨身边，目睹了事件的全过程，也应该是除了孙杨之外，对整个事件细节掌握最完整的人。

显然，这也为后文孙杨母亲的多次出现，和对她行为的描述，包括听证会前后的表态内容，埋下了伏笔。

2， 第5页

译文：这名运动员现场对DCO（兴奋剂检察官）和BCA（血样采集助理）的官方文件表示关心。随后，运动员和他的母亲通过电话联系了运动员的助理人员，以寻求建议。

浅析：这是本次事件孙杨母亲第一次实质上的介入，从结果看，两人除了叫来了巴震医生、韩医生，还试图打了很多电话。听证会上，WADA法律顾问就证词中的报警一事提问道：“你当时要报警，是吗？”孙杨母亲回答：“我说不是我要报警，是我要给警察打电话。”

随后她就报警一事做了补充陈述，称自己事后十分的后悔：“我是想请警察来把整个尿检情况过程记录下来。我虽然说了我要报警，但是我没有那样做，之后一年到现在我都很后悔。应该让他们来，把这些都记下来。”

后文里，报告中提到了孙杨身边的随行人员越来越多，同时，报警一事显然也是CAS方面关注的内容之一，至于报警一事的意义，CAS方没有特别提及。

3， 第13页

译文：WADA方面声称（如在上诉书中所述），运动员否认自己对事件过程中威胁恐吓证人负有责任。然而，该运动员证实，他的母亲（杨明女士）以“收集案件信息，寻求他们的帮助”为目的，找到了BCA（血样采集助理）和DCA（兴奋剂检测助理），但她并未恐吓和威胁他们。

浅析：孙杨否认了恐吓和威胁，但他说出孙杨母亲主动联系了证人，且动机受到CAS方面的怀疑。这里的“动机”并不直接构成恐吓和威胁，但引出了报告中的另一段内容——

WADA在药检官（DCO）和血检官（BCA）的陈述了解到，孙杨和他的随行人员已经与俩人取得联系，并表达了对他们及其家人在身体健康和经济方面的“担心”。他们都感到十分“恐惧”，担心自己如果同意在诉讼中作证，可能会遭受孙杨和他的团队、支持者们在不同程度上的报复。WADA进一步指出，国际兴奋剂检查管理公司的样本采集人员很少愿意出庭作证，之前也没有这样的案例。

4，第24页

译文：杨明女士，运动员的母亲，证人。

浅析：孙杨母亲在听证会上的身份是孙杨方证人，这里只是一句介绍。业内人分析，听证会上，孙杨母亲回答问题时的表现不算优秀，面对很多简单问题，她的回答不够明确。

5， 第24页

译文：2019年12月5日，WADA通知CAS法院办公室，有人违反了专家组2019年9月27日的命令，该命令禁止在诉讼过程中恐吓或接触证人。

更具体地说，WADA指出，运动员母亲录制的一段描述DCO（兴奋剂检察官）和BCA（血样采集助理）的视频，已经被公开发布，而这一动作只能由运动员或其代理人完成。

同时，WADA表示，已获悉有人代表运动员与BCA所供职医院的监督机构联系，要求与BCA见面。在此基础上，WADA要求专家组下令，“立即停止[运动员]或其任何代表与DCO或BCA联系、发布他们的个人信息、以任何其他方式恐吓或报复他们的一切企图”。

浅析：这里CAS已是直接提出，孙杨母亲拍摄的视频不该出现在网上，尽管这条视频并不一定是孙杨母亲发送，但如果熟悉诉讼期间的规则，她有义务保护好视频，避免产生不必要的负面效果。

6，第27页

译文：当DCO（兴奋剂检察官）要求提供尿样时，运动员质疑DCA（兴奋剂检测助理）陪同观察运动员提供尿样的授权和文件。运动员拒绝在DCA在场的情况下提供尿样。这名运动员和持续增多的随从（他的母亲和私人医生在场，另两名中国体育官员通过电话参加）坚定地坚持表示，DCA没有出示充足的文件，因此不会提供尿样。

浅析：尿样细节上，孙杨母亲对事件起到的比较重要的推动作用，即阻拦工作人员收取孙杨的尿样。对此，同时也需指出的是，CAS认为造成了无法收验结果，检测小组也可能要承担部分责任。

7， 第27页

译文：关于运动员及其随行人员阻止DCO（兴奋剂检察官）采集血液样本的行为，他们讲述的原话如下。

运动员承认：“我很不满，并告诉他们，他们无权带走采集的血样”，“因此我坚持保留血样。”运动员的私人医生（巴震，曾违反反兴奋剂规定，给运动员服用违禁药物，后来，他违反规定，在禁赛期内继续为运动员从事保障和支持）来到现场，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告诉（DCO）她不能带走血样”，然后“我重申了我们的立场，即血样不能带走。”

这位运动员的母亲回忆说，巴医生“强烈反对”IDTM团队的“带走血样”，另一名运动员随行人员，韩医生“明确表示，（BCA）不能带走血样。”

浅析：这里是对现场的还原，引用了孙杨、孙杨母亲、巴医生、韩医生的原话。但CAS也直接备注，巴震是有过“兴奋剂禁赛前科”的医生，听取他的意见显然不够明智。

8，第62页

译文：专家组指出，事件的相关证据并不完全清楚。运动员表示DCA（兴奋剂检测助理）在房间内给他拍了照片和录像。运动员的母亲在书面声明中表示，DCA在“未经运动员本人许可的情况下，用自己的手机一直拍摄照片和视频”。DCA说，他从背后给运动员拍了两三张模糊的照片，但不承认有任何录像。

浅析：CAS直接指出孙杨母亲指出的“录制视频”，与对方证词不符合。结合下一条，CAS方倾向于采信兴奋剂检测助理的说法，即没涉及视频的录制。

9，第63页

译文：DCA（兴奋剂检测助理）没有当面作证，也没有接受讯问和交叉盘问。专家组的结论是，运动员、运动员母亲和DCO（兴奋剂检察官）的证词证实了DCA的书面陈述。专家组认为，检测收集过程中，DCA至少拍摄了三张运动员的照片。

浅析：与上条一样，还是拍摄照片的证词。但CAS在报告中指出，尽管IDTM兴奋剂检查助理（DCA）在检查过程中存在拍照的不当行为，但这无法构成孙杨“暴力抗检”的正当理由。

CAS还强调，此类事件正确的处理行为应该是，运动员需在当时（如有必要，也可以在随后）记录自己对整个检查过程的反对意见，并允许兴奋剂检查官带着已经采集的血样离开。

10，第65页

译文：专家组根据Troicki（特洛伊基）案的推论（6年前，WADA令特洛伊基提供尿液和血样以供检测，特洛伊基仅提供了尿样，并没提供血样，被禁赛18个月），指出证词中，运动员、他的母亲和巴震医生的证词，没提到DCO（兴奋剂检察官）警告运动员可能面临的法律后果。

然而，根据此前收集的证据，专家组结论认为，DCO反复警告了、或至少试图警告了运动员不遵守血样采集程序的后果。

浅析：孙杨母亲的证词没有提及被警告这样做（拒绝带走血样和尿样）的后果，但调查显示，这个证词与事实有出入。

同时，特洛伊基的案件对于孙杨案是重要的判例，当年特洛伊基提供了尿样，拒绝提供血样，仍被禁赛了长达18个月。如果当晚，有法律专业人士在现场提醒孙杨等人其中的利害，孙杨本有机会逃过这次八年禁赛。

11，第66页

译文：专家组同意国际泳联兴奋剂专家组的意见，即警告很可能因现场噪音而被忽略。然而，与国际泳联兴奋剂专家组的结论相反，（CAS）专家组的结论是，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应归咎于运动员的行为，由他负责。运动员应尊重DCO（兴奋剂检察官）的权威，因为DCO经验丰富，运动员熟知这一点，根据已知证据，运动员非常清楚地没有这样做。

根据收到的证据，专家组无法得出以下结论：DCO对运动员未能听取警告负有一定程度的责任；或者说，孙杨，他的团队，还有她似乎对儿子起了最有害作用的母亲，有权无视DCO的观察，即当时的事态发展是孙杨可能无法遵守（这次“赛外检查”的流程）。

浅析：“as well as his mother, who seems to have played a most unhelpful role to her son”，这里CAS直截了当地指出孙杨母亲“似乎”对儿子起到了最有害的作用，可以看做CAS对此次事件中，对孙杨母亲做法的总结，甚至表达了对孙杨母亲的态度。同时，CAS点出孙杨一方应该尊重检察官的权威，也是一个重要的补充说明。

12，第68页

​译文：即使运动员和他母亲的回忆完全正确——在专家组看来，还远远不能被确认是——DCO（兴奋剂检察官）告诉过运动员“如果你能拿出血样，就去吧”和“你自己想办法”。这些并不足以证明DCO建议运动员去销毁血样，也不能表明DCO是主动结束了血样采集工作。

浅析：“即使孙杨母亲的回忆完全正确。。。也不足以证明”，这里CAS对孙杨母亲作证价值的总结很清晰，即她的证词无法得出她的结论，解释她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