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20年，我们应该以什么视角看待台湾问题（第六章——第十章）
凯申日记本官方账号这篇文章是我去年在知乎专栏写过的一篇长文，现转到观网。由于发帖最多只能是20000字，因此文章拆成了几部分，这是第二部分，是原文的第六章到第十章的内容。
前五章在这里： 未来20年，我们应该以什么视角看待台湾问题（前言——第五章） 评论 6 国际
十一章之后在这里： 未来20年，我们应该以什么视角看待台湾问题（第十一章之后） 评论 14 国际
发表日期：2017.12.17
本文是继《 20年内，最好别去真的统一台湾 》和《 未来20年，大陆应该如何更优雅地处理台湾问题 》之后的第三篇文章，也是“新思维”系列的第十一篇文章。
目录
零、前言
一、金厦两边的标语
二、统一与解放
三、字缝之上的“仁义道德”
四、超越《1984》
五、映射
六、即将还完的贷款
七、硬而脆的壳
八、革命的首要问题
九、操纵台湾民意
十、爬不出的温柔陷阱
十一、对大陆对台政策的建议
十二、台湾的学术价值
十三、不同的材料
十四、两朵乌云
十五、结语
六、即将还完的贷款
有的朋友会问：你鼓吹二十年内都不去统一台湾，但是一天不统一，其他国家就可能会拿台湾作为筹码，来从中国大陆勒索利益，这怎么办？
这话不能算错，但是，说的有点太晚了。
如果你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就开始关注时事政治的话，你可能会对某个国家与中国“断交”有印象，比如下面这些：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非洲），1975年7月12日，中国与圣普建交。1997年5月6日，圣普宣布同台湾当局进行所谓“建交”；7月11日，中国政府宣布自即日起中止同圣普的外交关系，并停止执行两国政府间一切协议。布基纳法索（非洲），中布于1973年9月建交。1994年2月2日，布政府与台湾当局签署“复交”公报，2月4日中国政府宣布中止与布的外交关系。瑙鲁（大洋洲），1990年8月，瑙鲁与中国台湾建立全面外交关系。2002年7月21日，瑙鲁与中国建交，并与台湾当局“断交”。2005年5月14日，瑙鲁不顾中方反复劝阻和交涉和台湾当局“复交”。5月27日，中国与瑙鲁断交。马绍尔群岛共和国（大洋洲），1990年11月16日，马绍尔群岛同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1998年12月11日，因该国与台湾当局“建交”，我国宣布中止同马绍尔群岛的外交关系。基里巴斯（大洋洲），1980年6月25日，基里巴斯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2003年11月29日，由于基里巴斯不顾中国政府抗议，坚持与台湾当局建立所谓的“外交关系”，中国政府决定中止同基里巴斯的外交关系。伯利兹（中美洲），1987年2月6日中伯建交。1989年10月11日，伯利兹与台湾当局“建交”。10月23日，中国政府宣布中止与伯利兹外交关系。尼加拉瓜共和国（中美洲），1985年12月7日两国建交。1990年11月6日，尼宣布与台湾“复交”，11月9日，中国政府宣布中止与尼的外交关系。圣卢西亚（中美洲），1997年9月1日，中国与圣卢西亚建交。2007年4月30日，圣与台湾当局恢复所谓的“外交关系”。同年5月5日，中方宣布中止同圣的外交关系。和中国建交又断交的8个国家，为了利益阳奉阴违！
确实是有些小国，在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玩讹诈式的捞钱把戏，而在中国国力不强的年代，两岸靠“金钱外交”来抢夺一些国家的承认，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
但是，上面那份名单，到了2007年之后，就再也没有了。换句话说，距离我们最近的一个和中国断交的国家，时间也是十年前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个问题其实换个角度想想就明白了。
如果今天的夏威夷和美国的政治关系，如同今天台湾和中国的政治关系的话。那么对于世界各国而言，是选择和夏威夷建交呢？还是选择和美国建交呢？
对于一个正常的国家，当然是选择和美国建交，而且和美国建交，美国不会为了建交给你钱。
和夏威夷建交而抛弃美国，那几乎可以肯定是夏威夷给钱了。
海峡两岸的实力差距当然比美国本土和夏威夷的差距要小，但结果是可以类推的。
今天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国际上能说的上话的场合很多，在政治、经济、国际等各领域，各国几乎很难绕开中国的影响力，除非那些与世无争的小国，本来也偏安一隅被人忽视，这才有可能愿意借机敲台湾一笔钱。
只不过随着中国的发展，对于这些小国而言，即使台湾建交给钱而中国大陆建交不给钱，也越来越不划算了。
九十年代时候，大陆和台湾争夺“邦交国”还一副认真吃力的样子。而到了2017年，画面是这样的：
我们已经进化到了可以精确控制什么时候剥夺你一个“邦交国”，什么时候剥夺你两个“邦交国”的玩法了。
现在台湾还剩下20个“邦交国”，都是些又小又穷在地图上找不到的渣渣。这个时候可以用钝刀子割肉，慢慢来，让台湾多向“友邦”出点血，一年断两个，资源要省着点用（即使这样省着用，20个也只够用10年），不断刺激台湾的神经。
所以说，今天的中国，再也不是曾经那个被各种小国拿台湾用来讹诈的中国了。即使留着台湾暂时不收复，各小国也不敢在台湾问题上和中国讨价还价。
不止是小国，连一般的大国，在台湾问题上现在也基本已经消停了。当年有个五常国家，自恃实力强大，效仿美国向台湾卖武器，受到教训之后再也不敢了。
当时的法国政府，对中方的原则立场和忍耐限度显然有了错误的估计，不思罢手，反而得寸进尺。 1992年1月31日，法国外长迪马在联合国安理会与我会晤时，又提出了法国正在考虑向台湾出售性能先进的“幻影2000”战斗机。这距法国外长迪马1991年7月4日会见田曾佩副外长时所做的相关承诺以及法外交部1991年8月27日发表公报的时间，还不到半年。言犹在耳，墨迹未干，法国政府又背信弃义，想故伎重演。 “幻影2000”战斗机不是一般性的武器，而是一种进攻性的武器，其作战效能较高。法国在售台军舰时曾辩解说，护卫舰是防御性武器，法国不会出售进攻性的战斗机给台湾。现在，又想售台“幻想”战斗机，连先前的托词也不要了。…… 法方还辩称，此项合同属一般性商业行为。法国反对在任何市场上的任何歧视。如果美国能向台湾卖武器，法国为何不能?法国对华贸易存在巨额逆差。法国航空工业处境困难，需要寻找出路。 当时的法国社会党政府正面临国内大选，乏善可陈，于是言而无信，孤注一掷，想捞取眼前实惠，以售台60架“幻影2000—5”战斗机的近40亿美元的合同，作为执政“业绩”。而当时法国决策层内还有不少人，甚至将中方在法售台军舰一事上顾全中法关系大局的做法视为软弱可欺，以为中国会咽下法国售台战斗机这杯苦酒。 法国的如意算盘打错了。中方开始做出反应，其猛烈程度完全超出法方预料。 中国政府宣布：撤销部分拟议中与法方的大型合作项目，如广州地铁、大亚湾核电站二期工程、购买法国小麦等；不再与法国商谈新的重大经贸合作项目；严格控制两国副部长级以上人员的往来；立即关闭法国驻广州总领事馆。 这些外交行动，使法国社会党政府受到痛击，开始感到疼了。…… 1993年3月，法国社会党政府的大选中失败，法国传统右翼力量保卫共和联盟取而代之，组成了新政府。 新政府上台伊始，便谋求改善对华关系。…… 中法磋商是秘密进行的，经过长达半年的多轮磋商，两国终于就恢复两国关系达成协议。 12月28日，外交部副部长姜恩柱与弗里德曼草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联合公报》。 联合公报中最核心的内容只有一句，即“法国政府承诺今后不批准法国企业参与武装台湾”。光明书评 - 法国向台湾出售武器内幕
随着中国实力的一步步增强，一个个国家被挤出了胆敢在台湾问题上触碰中国核心利益的队伍。
换句话说，如果“台湾长期不统一”这个问题确实是容易被外国抓住的软肋，确实是一个长期从中国身上抽血的“高利贷”的话，那么这个贷款到今天，已经差不多快还完了。
如果真要是武统，那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该武统。这笔“高利贷”也就几乎不存在了。但当时没有能力这样做，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也没有能力这样做，高利贷的利息不得不交。那么到了今天，已经差不多快还完了，又何必急于这一时呢？陆台实力正在快速拉大，接下来“穷统”就要逐渐看到成效了，此时“断供”，贷款连本带利基本没少掏，房子（穷统相对与武统的收益）还叫银行收了。
当然了，现在确实还有最后一个仍然敢于拿台湾问题和中国叫板，甚至真的有能力介入台湾问题的国家——美国。
但是，也要看到，美国本身对台湾的兴趣，是来自它对中国的兴趣。换句话说，台湾如果不是在大陆身边，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棋子，那在美国眼里什么都不是。
美国内部也有人看到了中国崛起带来的危险，比如特朗普的前“国师”班农：
“对美国来说，与中国之间的经济战争是重中之重，美国必须集中一切资源打赢这一仗。如果我们输了，5年以后，最多10年，我们就会到达一个无法挽回的临界点。过了那个临界点，美国就一点翻盘的机会也没有了”，班农的语气中透着焦虑。史蒂夫·班农眼里的中国_观点_亚太日报
如果美国想通过战争打断中国复兴的脚步，那么非要在台湾吗？不一定，在其他地方也完全可以。
如果美国真的下了决心，它可以把军舰放到高雄，也完全可以把军舰开到南海去。美国在南海的优势，搞不好比在台湾开战还大那么一些。
帝国主义者找碴打仗，还怕找不到地方？台湾在不在手里，根本不是中美是否开战的关键。
对于美国，我们要做的就是继续“军改”，继续备战、继续下饺子。用强大的军事力量，吓阻任何帝国主义侵略分子发动战争、试图“赌国运”的野心。
强军备战，是为了能战而胜之；强军备战，是为了不战而胜。
美帝国主义者很傲慢，凡是可以不讲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讲理，要是讲一点理的话，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毛泽东，《抗美援朝的胜利和意义》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二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
只要我们的军事力量在家门口能顶住美国，那就不怕台湾暂时不在手里。否则就算台湾拿到手了，对方如果想打断你的崛起，照样可以照别的地方打。
七、硬而脆的壳
在上篇和中篇我们曾经讨论过，“穷统”的思路，是要抽掉台湾的经济基础，让其社会发展水平随着经济的下滑而溃烂，变成一个道德沦丧、自相残杀、丧失文明、没有小民尊严的社会，最终让台湾民众产生“无论怎么政党更迭都在不断下滑”的绝望，进而对“自由民主”的信仰出现崩盘，再看到大陆的快速进步和文明，从而产生对大陆的倾慕和渴望大陆拯救的想法，认可大陆价值观为新“普世价值”。
这算是一个宏观层面的操作过程，下面我们进一步来“精细化”分析一下：
如果台湾现有的政治信仰崩溃，那崩溃曲线到底是如下图中的A对我们更有利，还是如B曲线那样对我们更有利？（如果AB两图中，曲线最后都收敛到相同的纵轴数值的话）
我之前在很多答案中都说过：想要更好的通过“穷统模式”来解决台湾问题，需要到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大陆去寻找灵感。因为那正好也是一个信仰崩溃的样本。
如果把时间轴拉到更长的话，上世纪80年代打开国门之后从精英到百姓的信仰崩溃，其实有个现象是比较值得玩味的。
要知道，中国大陆在1949年的时候，工业基本上是一塌糊涂，发电量是美国的68分之一，钢铁产业也少的可怜，主要工业指标大部分不如印度。民众在水旱兵匪轮番祸害中朝不保夕麻木活着。到了1978年，已经是成为了世界第六大工业国，有了两弹一星，有了初步完整的工业体系，人均粮食产业也大幅提高，人均寿命更是大幅增加了差不多30岁。已经是明显缩小了和西方的差距，用了30年实现的这个成绩，虽然不能说完美吧，但也算是可以交差了。怎么反而打开国门之后，面对西方反而信仰崩溃了呢？
这个问题在中篇也简单提到过，但没有完全展开论述。原因之一，在我看来，是建国之后对民众的信息管的太严，大陆民众不知道自己的国家和世界相比究竟是在一个什么位置上，也不知道自己的生活水平放在世界上是个什么状态。反而，官方媒体还常常宣扬“解放世界三分之二受苦受压迫的民众”，这就会给群众一个错觉：我们已经挺牛B了。
实事求是说，建国前30年的成绩确实很伟大，但是如果把1949年中国的相对力量比作100的话，到了1978年算是800，这其实已经不错了，如果始终让国民保持对基本面的客观认识，那么应该不至于80年代崩的那么厉害。但是官方错误的宣传思路，使得百姓产生了“我们的这个数值是5000”的幻觉。然后打开国门一看人家有彩电有冰箱的小日子：我靠，你之前全是“骗我”的，全是错的！这样信心产生了一个“脆折”，由此把之前整个信仰体系都抛弃掉了，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
所以，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启示。如果让台湾丧失信心，那么效果最好的曲线是B，而不是A。
“信仰上的脆折”比“缓慢接受改变”要来的更猛烈，皈依的效果会更好，也更容易产生“皈依者的狂热”。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其实没有必要去过于打击台湾社会的自信心。如果我们每出来一个先进的东西，比如移动支付之类的，大家就跑到facebook上去炫耀，那么只会让台湾的信心走势按A曲线走。这当然也不是不行。事实上，本章节是在“优”和“更优”之间做选择。即使最终台湾走的是A曲线，穷统效果也是不错的，只是B曲线效果会更刺激一些。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台湾并不是像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大陆那样信息封闭，它的民众是有可能感知到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此长彼消的，因此天然走势会更倾向于A而不是B，那该怎么办呢？
答案是：为台湾搭一个壳，一个硬而脆的壳。
硬，表示这个壳可以暂时挡住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投射效应。当社会存在变化的时候（陆台差距拉大的时候），它会尽可能阻止台湾各界对此的敏锐感知和心理变化。说的直白一些，就是拉长从“社会存在改变”到“社会意识改变”之间的这个时间滞后期。
脆，表示这个壳的承受力是有限的，当“社会存在”相对于“社会意识”已经变的太多了，积蓄的势能太大了的时候，这个壳可以轰然倒下，势能倾泻而出，从而走出图中漂亮的B型曲线。
在台湾社会内部搭建这个壳，需要借我们的老朋友之力了。
八、革命的首要问题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1925年的雄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开篇段落。处理台湾问题也是一样的，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有左中右”，那么，在台湾，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呢？
在上篇和中篇曾经讨论过，红统（能够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台湾）是朋友，绿营是助手，国民党是敌人，除国民党外的蓝营需具体群体具体分析。
红统虽然是朋友，但现在力量太过弱小，帮不上什么实质性的忙，但它是未来的火种。
而绿营在台湾树大根深，实力不俗，搭建硬而脆的壳，靠的就是这位“助手”。
绿营已经形成了贬低中国大陆的习惯，翻翻苹果、自由这样的媒体，中国距离崩溃基本不远，就算暂时没有崩溃，也是一个野蛮落后的国度。
20多年来的宣传，绿营媒体成功搭建起了这样的一个“壳”。虽然“新闻自由”，但是却能成功在很多台湾人心目中树立起大陆这样的刻板形象。而且更妙的是，它们成功的找到了让“壳”变硬的方法——面对大陆快速进步的各种表现，它们将其归结为“造假”、“面子工程”。这样，台湾人再听到大陆的各种进步，在脑子里也会下意识地将其归类为“无用”的东西。就像是听到了先进的移动支付和共享经济，也会自动觉得“这东西没用”，不会改变我的大陆的看法。
没花大陆纳税人的一分钱，这个壳就搭建起来了，并且绿营媒体还在每天向上浇灌混凝土以修补裂缝。
我们有时候去facebook和台湾同胞交流的时候，不要老用什么大陆科技新成果之类的新闻去捅那个壳，万一捅漏了算谁的？
不但不要捅，还可以为这个壳添砖加瓦呢。
不要觉得台湾人对大陆充满各种错误的理解就是不好的。壳的承受能力有限，虽然硬，但是脆。只要我们和台湾的优势扩大到根本不通过媒体，就能自身全方位感知的程度，壳自然会碎，而且碎的恰到好处。
有人可能会说，民进党就这么听话？万一它们什么时候反应过来，主动要求一国两制统一，那怎么办？
确实，台湾在10年内主动要求一国两制统一，是我最害怕出现的场景。但好在民进党做不到。
它们花了20多年，好容易构建了一个以“爱台湾”为政治正确的氛围，就算他们自己想抽身，也已经抽不回来了。
被洗脑20年的新一代台湾绿营小将们会喷死他们，然后把他们的选票收走，再推出一个能“爱台湾”的新绿政客出来。
台湾现在的政治氛围，就像一颗钉子一样，把民进党死死的钉在了和中国大陆交恶争斗的擂台上，它即使想跳出擂台，也做不到。
为什么我们要慢慢的，一个一个的，细水长流的收走台湾的“邦交国”？因为这样最有利于长期保持台湾社会对大陆的敌视，这样，这颗钉子就会把民进党或者其他什么绿营政党钉的更死。
而以台湾的实力，被钉在和中国大陆争斗的擂台上，无疑是耗血最快的模式。
而作为普通大陆人，如果你闲的蛋疼，也可以通过网络到facebook上去为这颗钉子加点分量。
如果两个实体相互敌视，那么毫无疑问实力弱的那个受损会更严重。这也是为什么美国总统特朗普对盟国如此颐指气使，日韩仍然只敢诺诺的原因。
而世间竟然有台湾这样愚蠢的对手，面对比自己强大这么多、而且迅速发展的中国大陆，不思搭上顺风车，反而用自己的小身板主动挡在中国大陆这辆呼啸的列车前面。当然了，说台湾愚蠢也有点心虚，毕竟此前被马英九这个政治诈骗犯曾经得手过，一边搭顺风车一边暗独，好在无耻的国民党反动派如今已被台湾人民赶下台，这是民主的胜利，也是正义的胜利。
刺激两岸民众对立，其实对强大的大陆一方并无多少害处，损失更多利益的是台湾一方，而最滑稽的是，台湾民间在网络上居然更乐于向大陆挑衅，像“支那贱畜”这种话，大陆这边是很难对台湾人民说出口的，虽然“支那”这个词更多时间里是用来称呼“中华民国”而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既然台湾民间都不怕死，以弱小之身敢挑衅强者，那大陆网民完全可以笑纳，只需被动还击（就像帝吧出击那样）即可，这样即可刺激两岸民众对立，把台湾更深地钉在擂台上，又能借此在大陆内部维稳，还可在道德上立于高地（我们是被动还击的一方），几种好处都可沾。
九、操纵台湾民意
前面一章提到，绿营自己制造的民意，已经像钉子一样把它们自己钉死在了擂台上。但是台湾民众毕竟不全是狂热的政治信徒，如果民进党执政糟糕到了一定程度的话，他们可能会出于非两岸的原因把民进党赶下台，甚至把国民党迎回来，这该怎么办呢？
本章节的内容完全来自我之前写的这个答案，如果之前已经看过，可以跳过本章：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0521901/answer/128656614
写在前面的声明：
本章内容全都是脑洞，仅供娱乐调侃吹牛，如果有人按此实践，引发一切后果与本人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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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13亿人口，在普通的网络事件上，再努力在互联网上操纵民意，其产生的影响往往也局限在少数圈子的人当中。例如知乎的童瑶事件，在知乎很热乎，但放在全中国的人口中一稀释，基本上就可以称之为“一无所知”的级别。所以，也对现实产生不了什么太大影响。
对于普通大陆网友来说，接下来有一个可以操纵2300万人民意，并且实际影响现实，甚至一省政局的机会。当然，不是现在，而是在2018年，或者说是在2020年。后者是更合适的时间。
现在的国民党反动派，已经是处于颓势，但到2020年的时候，是否一定会消亡呢？或许会，但也有可能不会。如果是最坏的情况，到2020年，奇迹出现，国民党不但没因为党产被打压而萎靡不振，反而借助蔡主席执政四年民怨沸腾之机，选情看好，甚至有微弱领先之势，那就不太妙了。
打着九二共识的幌子来诈骗让利的行为可能重启骗到让利和各种政策之后，台湾衰落的趋势可能被大大缓和一边骗让利，一边养台独的过去八年，又将再次重现
如果过几天就是2020年台湾N合一选举，国民党、民进党、甚至亲民党和时代力量都推出的自己的“总统”、“立委”候选人。对于普通大陆网民来说，该怎么去操纵台湾选举，怎么避免诈骗团伙国民党再次上台呢？
从2004年到2016年，不难看出，历次选前，从两颗子弹到周子瑜，经常会有异动。而往往是这些异动，会左右到一定数量的选票。而如果彼时国民党和民进党的民调数字较为胶着、相差不超过50万票的话，就是操纵的好机会了。2004年那时候，网络还不发达，两岸的民众在网络上基本是隔绝的，大陆网民基本上无法影响到台湾；但2016年，一切都不同了。到2020年，互联网的发展会使得这种联系会更加紧密，大陆网络对台湾选举可以起到的影响也会比2016年更大。
参考：半年后再看，周子瑜事件对台湾政治的影响 - 海峡青年评论 - 知乎专栏 周子瑜选前道歉至少给绿营贡献50万票
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第一步：在选前十天左右开始，密切关注台湾方面网络媒体的动向。尤其是自由时报、苹果日报、三立电视台、民视等绿营媒体。潜伏在台湾的这些绿营同志会发出挑衅性质的新闻，这就是行动开始的信号。
当然了，每次的剧本肯定不会一样。周子瑜的玩法2016年用过了，2020年完全就可能换一种，但千换万换，本质不变，都是要用挑衅性质的新闻来刺激大陆民众。所以，我们重点关注的，应该是这方面性质的新闻。至于具体会是什么，那要看“三民自”的同志们到时候怎么写剧本了。
第二步：由于网络的发达，接到行动信号后，这些消息就可以被快速复制到大陆网络，出现在微博、知乎、微信朋友圈等各个社交网络上。然后就是迅速跟进传播，等待发酵。大概需要一两天的时间，其影响力或许就可以等到有一定影响的账号和主流媒体的关注了。而这会进一步产生传播上的链式反应。
第三步：
大陆网民的愤怒和攻击，通过潜伏在台湾的绿营媒体和网民，会再次返回到台湾舆论圈中，在选举之前向台湾民众大量灌输。
措辞和操作手法一定要到位，努力让台湾民众产生类似“这么欺负子瑜，I‘m angry！一定要出来用手中的选票来教训中国！怎么教训中国呢？自然教训它的走狗国民党”的想法，并在投票当天付诸实施。
据岛内媒体透露，周子瑜事件的原委是这样的:“周子瑜拿中华民国的国旗就是台独”这句话不是黄安说的，黄安曾举报过周子瑜有“两国论”言论，但这件事已经过去了。这次黄安说的意思是，三立电视台(“台独”电视台)这么捧周子瑜，周子瑜的立场一定与三立一致，一个“台独”立场的人再挥舞“中华民国国旗”，也是装的，假的。但这话被三立电视台操作成了“一个挥舞中华民国国旗的人就是台独分子”。
第四步：善后。这一步尤为重要，就是要把操纵的痕迹抹掉，要让整件事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这一步分两个部分，台湾部分和大陆部分。这一步要达到什么目的呢？选举投票结束后，复盘整件事时，要同时让台湾民间和大陆民间，都感觉整件事是大陆民众被民进党戏耍，在爱国心和愤怒之下只想到去骂民进党，却不知道自己已经被民进党利用。好心办了坏事，想帮国民党却害了国民党。换句话说，要让两岸民众都认为：这件事是民进党操纵的，大陆民众小粉红很傻很愚蠢，只知道傻呼呼“爱国”，白白帮了敌人，害了统派盟友国民党。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我们在台湾和大陆分别要请出一位“盟友”——要用对手的嘴，说出我们想让他们说的话。
台湾部分：请出的盟友是台湾深绿觉醒青年和台湾蓝营媒体。在台湾，现在民间普遍有一种观点：对大陆而言，千方百计想扶植国民党，民进党是大陆的敌人。这一点正好可以利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由于大陆网民表面上是谩骂民进党和台独，那么很自然，蓝营媒体肯定会痛心疾首——你们这些年轻人啊，太天真，太年轻，不知道你们骂民进党反而会帮了民进党吗！同时给出大陆年轻小粉红是如何傻乎乎被民进党操纵的证据。台湾的觉醒青年是台湾方面的第二个盟友。他们一直认为国民党是大陆走狗，每当中国大陆惹他们不高兴了，他们就叫嚣要“用选票教训中国”。这次教训成功了，他们必定很高兴，在台湾选后的民间网络，也必定会散布着“又把中国人耍了”的得意洋洋。他们的“选票教训论”，会进一步巩固台湾民众心中对整件事情呈现这样的来龙去脉——“大陆小粉红真笨蛋，这次选举又被绿营忽悠，他们根本不知道台湾人在想什么，结果适得其反，好蠢哦”的印象。至于绿营媒体的同志们呢？他们是受益者，自然不会出来点破。甚至还会跟着嘲讽一下“爱国支那人”多么傻。
大陆部分：请出的盟友是“公共知识分子”。大陆“公知”一向对“帝吧小粉红”们极度鄙视，甚至是当对方是义和团一样的愚忠爱国者。这就给了我们可以将计就计的机会。由于大陆公知消息比较不灵通，反映较为迟钝。所以在选举之后，有必要把选后台湾媒体和网民对这次选举的评论再搬运到大陆网络并at公知们。故意卖个破绽——你们快看啊，这些傻五毛又被台湾给耍了！哈哈。在公知们的心中，观念也是“大陆深爱国民党，民进党是大陆的敌人”。同时又因为公知们往往“逢共必反”，所以他们肯定会把国民党的选举失利，视为中共的失利，从而会得意洋洋的大肆说嘴。如果此时再给他们递上台湾方面的这些舆论，那真是“鲜花着锦 烈火烹油”啊——台湾选举结果会自然呈现一幅“土共惨败，五毛被耍”的图景，多爽啊，公知届时必定不疑有诈而大肆嘲笑并广为讥讽。也自然在大陆这边舆论上帮我们抹去了操纵的痕迹，而用扮猪吃老虎的方式为我们披上“愚蠢的棋子”的外衣。
在以上四个步骤中，其实如果仔细想想，作为一个大陆网民，每一个步骤里都有可以去操纵、去做推手的空间。甚至在选前很长一段时间前就可以开始布局了，比如facebook账号是大家都能注册的，那么其实在选前就可以组队去对岸，各种不经意地表明“大陆最喜欢国民党了，国民党上台之后我们就可以拿走台湾的利益”、“我们最害怕时代力量上台，那真是大陆对台政策的重大失败，如果那样我们真的就保不住台湾了”、“我们面对民进党和时代力量的强硬，将会完全无所适从，好悲哀”之类的观点。 要注意的一点是：潜伏一定要自然，别太过火太造作了。可以把自己就想象成一个忠党爱国的好孩子，一心盼望统派国民党上台，国共第三次合作共同诛灭绿营。自己要先“真诚地”认为自己信了，才能让别人认为你真信。用自己人和盟友来操纵民意固然有效，但如果能操纵对手来为自己说话，那就更美妙了。公知们一向“逢共必反”，虽然被钓鱼钓过多次，仍然坚持不改。这一点以后可以巧妙加以利用，让他们做一些我们不方便去做的事，说一些我们不方便去说的话。只要设计缜密，是可以做到卖了公知，还让他们得意洋洋数钱的结果的。
国民党就算2016年这次党产事件侥幸不死，硬熬到2020年，也必然极为耗费力气。看看洪秀柱，靠自己向郭台铭借了9000万新台币，也只是续两个月的命而已。就算蔡主席四年里民怨沸腾，国民党活到2020年，也不太可能领先优势很大，更大的可能是明显落后、轻微落后、轻微领先这三种中的一种。而只要国民党不是选前优势很大，本文所提到的操作手段，就可以重重打击国民党。
要知道，周子瑜事件，大概给绿营添了50万张选票。而民进党最终获得的选票，也不过是689万张而已（明报：689万票 成就首位女总统 民进党府院皆胜）。如果双方选情胶着，这50万张选票起到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而且，不止是“总统”选举，“立委”选举中的影响也同样明显。我们要把更多的“时代力量”和深绿民进党员送进立委人选，这样只会搞社运、对立攻击和意识形态、却对治国一窍不通的人在台湾“立法会”里面越多，台湾内斗就越激烈，就越无暇经济并做出各种荒唐举动，越能加快台湾经济自己玩死自己的衰落进程，越有利于统一。
想想看，国民党就算侥幸鼓着一口气活到2020，四年以来狗撕猫咬之下苦苦支撑，盼望着孤注一掷翻盘，却被来自对岸的你的鼠标轻轻一点而再次葬送掉，个人的努力改变历史的进程，这样的操纵，也会有成就感吧。
如果国民党2020再败，那最后一口气，也应该会咽下了吧。
当然了，真实的操纵过程可以远远比描述的这几千字要复杂的多，过程也没这么单调直白。只要发挥想象力，思路放开，可以找到很多可以用来攻击的点。一个小例子，现在距离2020年还有两三年，那么如果现在布局，在facebook上以国民党支持者的身份出现，并有意和国民党官方账号和大V互动，营造或暗示出自己“国民党”的身份，看国民党大V和民进党吵架的时候自己也上去帮腔，潜伏四年，届时在选举前一两天玩个蒋干盗书、大概八点二十发之类的游戏（但要注意，必须盗个有致命杀伤力的“书”，否则意义不大还暴露了），那也是很有趣的。不用多了，二三十个活跃账户一起活动，就足以让嗅觉敏锐的自由时报、苹果日报们发现了。这比翻墙去facebook上，却只和台独分子骂架撕逼有意思多了。
当然了，以上都只是胡说八道的，切勿当真，只是娱乐扯淡。年轻人应该好好学习，努力工作，别整天花大把宝贵的时间去facebook上玩这些无聊的东西，一点好处都没有。再次声明，如果2018或者2020发生了类似的情况真的影响了台湾的选举结果，那和本人一丁点关系也没有。
十、爬不出的温柔陷阱
先来看一段文字：
在17世纪，失地农民进入城市，如果两周之内找不到工作就会被投入监狱，再被放出来之后，如果还找不到工作就会被实行烙刑，当第三次因找不到工作而进监狱就会被处死。帕尔墨和科尔顿在《近现代世界史》中说：“1835年，在英国棉纺织厂二十一万九千名工人中，十三岁以下的儿童占四万九千，十三岁至十八岁的少年占六万六千，成年妇女占六万七千。怀孕女工为了不被克扣工资或解雇，不得不进行堕胎或在机器旁分娩，产后一个星期就要上工。九岁到十岁的孩子，在大清早二、三、四点钟就从肮脏的床上被拉起来，为了勉强糊口，不得不一直干到夜里十、十一、十二点钟。他们四肢瘦弱，身躯萎缩，神态痴呆，麻木得象石头人一样，使人看一眼都感到不寒而栗。根据1840年的调查，利物浦工人的平均寿命为十五岁，曼彻斯特工人的孩子百分之五十七以上不到五岁就死亡。”“那些新兴城市的居民聚集区都变成黄褐色的地方，因为在早期不断受到大量煤烟的熏染。由于中部地区缺乏足够的阳光，这些居民聚集区不论怎样总是黑沉沉的。工人的住房仓促的建造起来，拥挤在一起。许多人全家都住在一间单房里，家庭生活趋于瓦解。格拉斯哥市的一个警官说，这个城市里有成片成片的平民住宅区，每个住宅区都聚集着上千个衣衫褴褛的儿童，他们只有教名，通常是诨名，用他的话说，就同畜生没有什么两样。……在许多新建工厂里，劳动机械化已经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于工厂主宁肯使用年仅6岁的童工，还有女工。她们的工资比较低，他们通常比较擅长于掌握一个线轴的工作。工厂里的工时很长，一天十四个小时，有时甚至还要更长一些，除了被解雇而闲得发慌外，工人的假日是少有的；而失业又是常见的灾难。工人一天无工可做，也就一天生活无着。”从以上所说的情形可以看出，工业革命时，英国工人的处境比起希特勒集中营里的囚犯实在好不到哪里去，有些方面甚至还要更糟糕一点。当然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是要对此作辩解的，那么他们又是怎么辩解的呢？帕尔墨和科尔顿又说到：“对英国劳动人民来说，工业革命是一次难以忍受的经历，但是应该记住，低工资也好，妇女和童工的使用也好，失业的痛苦也好，都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所有这些都存在了好几个世纪。”张义潮：为什么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发展没有一个国家发生全国性大面积大量死人的情况呢？
我们讨论清朝中后期历史的时候，经常会把同时期进行的英国工业革命拿出来做比对，感叹中国没有跟上世界潮流。这本身是没错的，但很多人往前进一步推论：既然他们工业革命了，那生活水平一定是提高的吧，生活一定是更幸福了吧。
但事实告诉我们，在一段时间内，恐怕未必。羊把人驱赶到了工厂，让他们像奴隶一样的工作，为英国贵族和资本家们的“星辰大海”服务，然后廉价地默默无闻死掉，成为工业革命的肥料。
不要以为这是英国工业革命中罕见的、可有可无的事例：
纺织业、煤矿业等是英国早期工业化的一些主要部门。因此，童工劳动一方面直接为这些行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另一方面也为社会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从这个意义上讲，“产业革命得以完成，实有赖于儿童的劳动……”[14]（P459）。关于童工对社会的贡献，就连资产阶级的一些开明人士也不得不承认，“和兰开夏的30万女童工的劳动的1／8相比，每天只要扣去她们两个小时的劳动时间，那些财富、那些资本、那些资源、英国的权力以至英国的荣誉就会全部化为乌有！”[7] 要知道这才仅仅是童工的一部分。即使英国议会在纺织业、矿业等行业中调查到的那些事实也并非这些行业童工的全部[15]（P229）。由此我们认为，童工劳动加速了英国的工业化进程，对英国的工业化起了重要的作用。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童工劳动-学习中国
现代文明的起源之一，爆发工业革命的英国，是以这种丑陋的方式完成了自身的原始积累。
而英国还有庞大的殖民地，连本土公民都受到如此残酷的剥削，殖民地人民可想而知。
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在上层建筑层面产生相应的映射。随着生产力的进步，这种残酷的剥削逐渐被改变，经过工人阶级的不懈斗争，今天欧洲工人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这种残酷的工业化进程不但出现在英国，也同样出现在其他发达国家，也同样出现在那些后发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
而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发展，残酷逐渐退却，文明成为新的社会意识，升级为普世价值。
由于台湾的先发优势（1949年时的人均工业指标远高于同期的中国大陆），再加上冷战和西方转移技术的红利，以及台湾人口较少，只需要拿下不多的工业行业，人均GDP上就足以成为发达经济体。因此工业化进程较早完成，这使得在中国大陆尚存在或较严重的社会问题，在台湾已经消失或者明显减轻。
台湾同胞们没有系统学习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看问题总是从肤浅的上层建筑层面去考虑。遇到社会问题，往往首先想到的是文化层面的原因、道德层面的原因、政治体制层面的原因这些浅层的东西，而很少往更深层次的生产力和经济基础上考虑，更不用说主动思考它们的决定性了。
因此，当他们看到仍然处在快速工业化进程中的中国大陆存在的一些社会问题时，首先从脑子里蹦出来的就是诸如：“文革摧毁了传统价值体系”、“党文化抹杀了人性”、“传统文化的缺失使得今天的中国人没有了道德”、“没有选票，中国人是不可能进步的”。不止是台湾人，大陆的公知也是同样的调调。
有些朋友可能会说，你上面啰啰嗦嗦说了这么多，就是为今天中国大陆存在的社会问题，包括污染、贪腐、人心不古、冷漠这些洗地吗？
当然不是，其实只要你反过来换个角度去思考，你会在其中发现解决台湾问题的一把钥匙。
我们前面说过了，生产力会在上层建筑层面产生投射。也就是说，人们如果生活在一个生产力发达的现代社会，那么他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也会随之提升。
就像我在这个答案（https://www.zhihu.com/question/68561899/answer/266079830）中说的：
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如果仔细看看上面那篇微博上列举的让他“绝望”、“普通人没必要再奋斗了”的负面信息，除去最后一个红H蓝事件之外，其他所有的案例，放在10年前（2007年）或者20年（1997年），都几乎肯定不会成为像今天这样的社会热点。就拿江歌案来说，一个发生在日本的个例杀人案件，居然能让很多人悲愤到对中国社会产生绝望，这放在10年前是根本不可能想象的，放在20年前甚至30年前，当时的人有可能都很难理解：这种程度的案件值得全社会倾注这么激烈的情绪？——因为他们有远比那更严峻的现实要面对。（注，如果对二三十年前的治安问题感兴趣，可以参考这个链接：看一看二三十年前，甚至十年前的中国社会治安问题）换句话说，恰恰是因为近些年来中国社会的快速进步，才让这些严重程度原本根本不足以成为社会愤慨的事件，浮现到了表层，成为如此受人关注并产生极大社会情绪的热点。也是因为中国社会的快速进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身边环境的改善，才让人们对网络上看到的在全国范围内筛选出来的个例更加有触目惊心的对比。……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人民对社会黑暗的容忍度必然会越来越低（因为亲身能感知到的黑暗越来越少，越来越轻，那么在网络上即使看到原先程度的黑暗，其对比度也会比以前高的多）。1990年左右，劫匪在火车上用列车喇叭喊话，拿着刀子挨个搜身，有不服的捅上几刀，车匪路霸打死有奖，大家该坐火车还是坐；放到今天，一个乒乓球教练下课的消息被禁止讨论，知乎上的大家就要悲愤到难以言表，对这个国家丧失信心，纷纷喊着移民了。
也就是说，经济越发展，民众的思维越会趋向于“圣母化”（中性词，不含贬义，下同），越看不得黑暗的东西，哪怕这些黑暗的东西在十年前还是较为习以为常的。人们对社会公平、对环境、对正义的要求都会随着生产力条件的改善而提高。
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就是这样。人们在负面新闻面前变得更“脆弱”了，更“圣母”了。对于快速发展的中国而言，这并不是坏事，这会督促政府进一步提高自身的管理和服务水平。
但，“不是坏事”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经济必须同步保持增长。
就像我在这个答案（常凯申：如何看待红黄蓝幼儿园发生的虐童事件？）中对幼教问题的改进说的那样：
我不是教育方面的专业从业人士，仅以一个家长的角度提一些看法：1、可以考虑要求今后幼儿园必须安装实时监控并整园覆盖，并向家长公开，新建幼儿园则必须具备这样的硬件条件才能通过验收。政府可以考虑补助一部分资金，或者对贫困地区幼儿园的监控设备补助一部分资金，或者统一采购等等。2、加强立法环节，对侵犯幼童的犯罪行为加重打击力度。解决目前犯罪成本偏低的问题。3、加大对幼师培养环节的投入，并严格准入资质。幼师的工资应该适当提高以增加吸引力，政府是否可以考虑对满足某些条件（比如从业年限、级别）的幼师发放一部分补贴。4、政府应该进一步在学前教育环节加大投入力度，不要把学前教育都扔给社会资本，可以考虑以某种适当的形式将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或者多办一些普惠式幼儿园。近年来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投资持续增长，部分地区已经开始尝试免费高中阶段教育。但学前教育这块，已经越来越成为被忽视的短板。现在年轻人不愿意生孩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第一育儿成本太高（包括机会成本），第二看孩子太累，而统一看护则有利于降低成本。过去企业办社会的时候，有些托儿所是接收3岁以下的孩子的，而现在这样的公立机构似乎很少。但社会又有这样的需求，应探索这方面的经验。链接："幼托难题"引关注 当年那些托儿所是怎么"消失"的？不过，回头看一看以上几个改进措施，基本上都是要靠钱来堆的。经济持续发展是以上进一步改进的基础，同时也要靠全社会和政府部门的重视。
可以看到，这些全都是需要钱的，没有经济的增长，没有钱，也就无从改善社会环境。
其他问题也是如此，就拿治安来说，有了钱，就能建更多的工厂，吸纳就业；就能打造天网，震慑潜在的犯罪；就能盖更多的学校，提升文化水平，提升人的就业能力，减少犯罪。
如果经济停滞，那么会出现一个可怕的问题：人民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不断提升，但社会却没有资金去提升公平正义。那人民必然调转矛头，把“圣母化”后大大降低的愤怒阈值，发泄到政府和政治体制身上。
而且更麻烦的是，人民对公平正义的提升，虽然说是基于生产力的，但不一定是完全基于你所处社会的生产力的。举个例子，中国80年代生产力很差，但是人民完全可以通过看到美国社会、港台社会的良好社会状况，来提高自身对美好生活的渴望标准，进而导致其自身期望远大于当时中国社会所能承受的财力和资源。
所以我一直说，中国直到本世纪才普及互联网，是非常幸运的。如果上世纪80年代就有了互联网，以当时中外的巨大物质差距，以如此清晰的面目呈现在人民面前，其局面将会更加糟糕。
2000年之后，互联网把之前没有摆在明面的黑暗部分地展现了出来，很幸运的是，此时也正好赶上了中国新世纪的经济大爆发，中外的生活水平迅速接近，“期望”和“现实”的落差被保持在了一个尚能容忍的区间内，因此，互联网的到来虽然在中国社会产生了远超80年代的信息透明度和全民讨论参与空间，但却并没有产生类似80年代末的危机。
也就是说，“期望”-“现实”< “某阈值”的时候，这样的社会就较为平稳。
今天台湾民众的“圣母化”明显超过中国大陆，对公平正义的期望更加严格，连同性恋婚姻的法律都通过了。也就是说“期望”这个值已经非常高了。
那么，如果此时，通过外在竞争，逐渐敲掉它的半导体产业，搞掉台积电，让台湾经济大幅下滑的话，也就会使台湾的“现实”这个值大幅下降。社会上将会重新出现之前已经消失或者减轻的各种乱象。
而此时，“期望”↑、“现实”↓，那么“期望”-“现实”的值将会很轻松地越过台湾社会的那个“阈值”。
届时的台湾，雾霾会有的，贪腐会有的，凶杀会有的，冷漠会有的，互相仇视会有的，官民矛盾也会有的、医疗纠纷也会有的。
一切符合更低水平生产力状态的社会问题，都会随着台湾生产力的下滑而出现，有的可能是第一次出现，有的则是重新出现，有的是原本就有现在更加严重。
而此时的台湾，想爬起来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呢？
因为台湾人对公平正义和道德的期望值已经到了一个很高的程度，而从低生产力重新向上爬的过程，必然伴随着对“小民尊严”的侵犯。就像各国工业革命的初期一样。
举个例子，台湾的半导体产业被剥夺之后，如果想新建其他工厂，促进就业，但是这个工厂可能会存在污染，那污染治理的设备要不要上，要不要开呢？
如果你不上，那污染就会严重，就可能会出现癌症村、地下水污染，粮食重金属污染。
如果你上，那么由于你现在已经在技术上没什么优势，要靠价格才有希望和隔壁的“发达国家粉碎机”去竞争。那么你上了这套设备，你的产品还有价格优势吗？还能卖得出去吗？还能给工人发的起工资吗？
按照各国的工业化初期路子，这个时候应该舍弃环保，优先发展工业。但现在已经不是一个世纪以前，也不是几十年前了。都已经先进到通过了同性恋婚姻的台湾，还会容忍这种落后的产能来污染台湾的土地吗？
好日子过惯了，是回不到重新艰苦奋斗的时代的。
但不回到那个时代，台湾就无法重新站起来。
但是，这个过程非常痛苦，小确幸一代根本无法像他们的先辈那样承受。
更重要的是，这在道德上也是令人愤怒的——凭什么我们底层要忍受低工资、高污染，终日劳作，来为资本家的工厂重新起飞当炮灰？
那个时候的台湾，各种“两难”问题会层出不穷，往左也不行（不符合效率），往右也不行（不符合公平），就像今天的拉美一样，左右来回兜兜转，国家持续沉沦，看不到希望。
那个时候的台湾，会有之前养成的牢固的“人权”理念，消灭掉任何希望重新向上爬的努力。
这是一个爬不出的温柔陷阱。任何企图爬出来的强人，都会被台湾社会自己的“正义”力量拉回去。
对于我们中国大陆而言，要始终牢记，“大国崛起”不但与“小民尊严”不是对立的，而且前者还是后者的前提条件。试图以牺牲“大国崛起”来构建“小民尊严”的做法，最终同样会伤害的后者。用爱发电是不行的。要警惕任何不就事论事，打着“小民尊严”旗号在意识形态宣传上贬低国家经济发展重要性的声音。
当然了，对于台湾，那就可以反着来，在经济挤压台湾的同时，多帮它们巩固“小民尊严高于一切”的意识，多鼓励台湾“去工业化”，这也符合台湾同胞的环保理念，它们会很开心的。
下面这篇习作仅供参考：常凯申：如何评价台湾 2017 年 8 月 15 日的大停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