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20年，我们应该以什么视角看待台湾问题（前言——第五章）

这篇文章是我去年在知乎专栏写过的一篇长文，现转到观网。由于发帖最多只能是20000字，因此文章拆成了几部分，这是第一部分，是原文的前言到第五章的内容

六到十章在这里： 未来20年，我们应该以什么视角看待台湾问题（第六章——第十章） 评论 6 国际

十一章之后在这里： 未来20年，我们应该以什么视角看待台湾问题（第十一章之后） 评论 14 国际

发表日期：2017.12.17

本文是继《 20年内，最好别去真的统一台湾 》和《 未来20年，大陆应该如何更优雅地处理台湾问题 》之后的第三篇文章，也是“新思维”系列的第十一篇文章。

零、前言

一、金厦两边的标语

二、统一与解放

三、字缝之上的“仁义道德”

四、超越《1984》

五、映射

六、即将还完的贷款

七、硬而脆的壳

八、革命的首要问题

九、操纵台湾民意

十、爬不出的温柔陷阱

十一、对大陆对台政策的建议

十二、台湾的学术价值

十三、不同的材料

十四、两朵乌云

十五、结语

2016年1月15日，也就是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投票的前夜，写过一篇《 20年内，最好别去真的统一台湾 》，去年五月份左右，又写过一篇《 未来20年，大陆应该如何更优雅地处理台湾问题 》，这两篇重点讨论了台湾问题的实质及解决方式，基本上概括了台湾问题的方法面面。

如果把《 20年内，最好别去真的统一台湾 》作为上篇，把《 未来20年，大陆应该如何更优雅地处理台湾问题 》作为中篇的话，那么本文就是这个系列的“下篇”。相比于前两篇，本文在大方向上没有根本变化，但会从更深入和多元的角度讨论前两篇文章中提到的一些思路，并对前两篇中尚未论述或者尚未充分展开论述的一些内容和细节、以及前两篇文章中网友提的一些问题做出进一步的阐述。

【提醒】【提醒】【提醒】如果您之前没有看过上篇和中篇，请一定要先看这两篇文章，因为本文会直接沿着前两篇文章的一些思路继续往下走，之前论证的东西不一定会再次提及，因此如果不看前两篇而直接看本文，有些地方可能会看不明白，有些地方可能会觉得没说全。

为避免造成阅读障碍，建议在读本文之前，请务必先阅读上篇和中篇。不建议直接阅读本篇文章。

在金门的大担岛上，有这样一幅耳熟能详的标语：

在对岸的厦门，同样也有一幅：

不过，看上去是两幅标语针尖对麦芒，但仔细分析一下，你就会发现其中词句的有意思之处。

“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这句话的意思，是用台湾自己的制度去代替大陆的制度。

“一国两制统一中国”，这句话的意思，是大陆保留大陆的制度，台湾保留台湾的制度。

换句话说，这两句表面上对立的标语，其实都有一个共识——台湾的制度要保留。

而大陆的制度呢？

大陆方面长期以来就有这样的声音：“只要统一，什么都可以谈”。甚至有香港媒体报道过：上世纪80年代，大陆方面甚至同意，“统一之后，国歌国旗国号都可以协商”。

直到几年前（2012），大陆方面还有这样的台湾问题专家表达过类似的观点：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英津21日表示……两岸达到“一中共表”之后，从理论上说，两岸一国中的“一国”，不排除可以是两岸统一时共同缔造的“新中国”，而这个“新中国”的国号则留待两岸双方通过谈判来商定；两岸之间可用一个国家（新中国）来共表，彼此在各自内部则以“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各表。　　他认为，大陆当局在巩固“一中框架”的前提下，无须急着去解决“一中涵义”（即一中是中华民国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应持续增加两岸政治互信，累积彼此共识，等条件成熟后，再来解决一中涵义的问题。大陆学者：两岸“一中共表”后国号可协商_新闻_腾讯网

如果对台海情况不熟悉的外国人读到上面这些内容，大概还以为台湾方面是更强大的一方。

不是吗？

“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潜台词——我还是我，你也得随我

“一国两制统一中国”的潜台词——放心，你还是你，但我也许可以考虑改，让你适应

这到底谁是处于攻势的一方？到底谁在大陆谁在一个小岛上？

中国大陆的面积二百六十倍于台湾，人口五十倍于台湾，为何竟然在两岸关系上如此被动呢？

当然了，有人可能会说，台湾后面有美国撑腰啊。

这确实是一个因素，但问题可能有更为复杂之处。

如果稍稍提前几年，在2014年之前。无论是台湾民间还是大陆民间，都有很高的比例认可这样一个观点：台湾的社会制度优于中国大陆、台湾比大陆更美好。（其实现在也有相当比例的人这样认为，只不过2014年“太阳花”之前则更加明显）

大陆网络对台湾的赞美，在2012年某位知名博客写手的那篇《太平洋的风》之后，达到了一个阶段性的高峰。

也许是我的命好，遇见的都是好人，也许是我走的肤浅，几乎所有人都和气。毫无疑问，如果我在台湾多停留几天，我当然能看见他不如人意的一面，也许他硬件不够新，也许他民粹也涌现，也许他民怨从不断，也许他矛盾也不少。没有完美的地方，没有完美的制度，没有完美的文化，在华人的世界里，它也许不是最好的，但的确没有什么比它更好了。这篇文章里不想谈论什么政治和体制。作为一个从大陆来的写作者，我只是非常失落。这些失落并不是来自于这几天浅显的旅行，而是一直以来的感受。我失落在我生存的环境里，前几十年教人凶残和斗争，后几十年使人贪婪和自私，于是我们很多人的骨子里被埋下了这些种子；我失落在我们的前辈们摧毁了文化，也摧毁了那些传统的美德，摧毁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摧毁了信仰和共识，却没有建立起一个美丽新世界，作为晚辈，我们谁也不知道能否弥补这一切，还是继续的摧毁下去；我失落在不知道我们的后代能不能生存在一个互相理解而不是互相伤害的环境之中……是的，我要感谢香港和台湾，他们庇护了中华的文化，把这个民族美好的习性留了下来，让很多根子里的东西免于浩劫。纵然他们也有着这样那样的诟病。而我们，纵然我们有了丽兹卡尔顿和半岛酒店，有了gucci和lv，我们的县长太太也许比他们最大的官员还要富有，我们随便一个大片的制作成本就够他们拍二三十部电影，我们的世博会和奥运会他们永远办不起，但走在台湾的街头，面对着那些计程车司机，快餐店老板，路人们，我却一点自豪感都没有。我们所拥有的他们都拥有过，我们所炫耀的他们的纳税人不会答应，我们所失去的他们都留下了，我们所缺少的，才是最能让人感到自豪的。文化，法制和自由是一个民族的一切，别的国家不会因为你国的富豪疯狂抢购了超级跑车和顶级游艇而尊敬你的国民。坐在空客330的机舱里，飞翔在两万英尺的高空，一个半小时就到了上海，窗外望去，都是海水。既然我们共享着太平洋的风，就让它吹过所有的一切。 太平洋的风_韩寒_新浪博客

这还是2012年，如果再往前推到80-90年代台湾钱淹脚目的时期，这种差距就更加清晰而刺眼了。

为什么台湾方面只有区区一个小岛，却敢说“我来统一你，你要按照像我一样的制度”；而大陆拥有数百倍之地，却只能讪讪地说“你的制度我不会动的”。

因为连大陆人自己，从官方到民间，在面对台湾的时候，对自己的一切都没有信心，都心虚。

换句话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面对台湾的时候，没有理论自信，没有制度自信，没有道路自信。

而且，“自信”并不是能凭空就自己壮胆生出的。就像上面引用的那篇博文作者一样，你看到了那样的台湾社会，是那么的“精致”、“美好”、“先进”、“文明”、“富裕”、“优越”，然后再和自己对比一下，大陆从官到民，又能有什么脸面对台湾去说“统一吧，走我们的路吧，我会让你过上比现在更好的日子”。

说不出口。

因此，80年代之后，大陆方面只能放低道德上的姿态，转而改以民族主义叙事的角度，用“同胞”、“祖国统一”、“民族尊严”这条“呼唤亲情”的道路，来退而求其次，求得台湾的认可和接纳——“看在我们都是一家人的份上，统一吧，你觉得我不好，统一之后我不干涉你的生活还不行吗，我就要个名分，这你都不愿意吗？”。

对内呢，也不再提“解放台湾”，转而改以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叙事的“祖国统一”。因为后者的民族主义叙事至少还可以吸纳到尽可能多民众的支持，而前者的革命叙事风格在两岸生活水平的映衬下，更像是个讽刺性的笑话。

金门厦门，两个小小的标语的背后，体现的是整个台湾问题最本质的核心矛盾，也是彻底解决台湾问题的锁眼。

台湾问题的产生，是源自蒋介石集团于1949年后占岛割据。而大陆这边最初的口号，也是喊了三十年的“解放台湾”，就像解放战争时期的“解放南京”、“解放北平”、“解放海南岛”那样自然。

为什么在1949年的时候，共产党胜局已定，蒋介石集团盘踞的一个个城市被攻占，但面对四十年分裂之后的中国再次统一的曙光，共产党却很少使用“祖国统一”这样的宣传口号，而更多的是“解放全中国”呢？

“祖国统一”是个典型的民族国家的叙事标语，而这对当时广大没有受到过教育的民众而言，并没有太多的民族国家的立场。民族国家的意识之所以能够形成，要求这个国家的国民有共同的叙事记忆，否则，像古代那样，很多人一辈子就在自己住的小村庄里，不知有汉何论魏晋，连皇帝是谁也不需要知道，顶多知道个本地“乡贤”的名字。这样的国家，其国民是不可能普遍形成“想象中的共同体”的（但不代表精英阶层一定没有）。

对于这样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下的国民而言，皇帝由谁做，不过是城头变化大王旗而已。紫禁城里的老佛爷，和英法德俄美日意奥没有什么本质区别，所以，当英法联军劫掠圆明园的时候，中国百姓后脚跟着进去抢劫是正常的；外国军队攻城的时候，中国老百姓帮忙扛梯子，也是正常的。

直到现代，某些在社会结构上没有完成现代化改造的中东国家，很多人还是认部落长老不认国家元首的。

要让国民普遍认可“想象中的共同体”，要让东北、广东、山东、陕西这些相距遥远的地方的绝大多数国民（而不仅仅是精英这样想）彼此都坚定认可属于同一个国家，坚定到把这种信念作为政治正确的程度，坚定到谁要分裂出去就是全国人民敌人的程度。这首先要求国民有识字的能力，不能是文盲，这样大家才能知道，我们读的都是一样的书，都是一样的文明体系（当然，各地有不同的亚文化）、都用一样的货币，看一样的电视节目，知道都有一样的中央政府，有共同的国旗和国歌，有共同的历史。

另外，还要求国家要发展工业化。因为农业经济下，各地的联系是非常微弱的，大家都是自给自足、经济上彼此独立性很强，那就不觉得分裂有什么问题。实际上，高铁、统一市场、移动支付、快速便捷的物流、西气东输、南水北调、村村通、手机普及、中央转移支付……这些都使得今天中国各地的经济联系越绑越紧，而经济上的密切联系也自然会反映到上层建筑层面。

而在四分五裂且政权不下县的民国时期，这两个条件都是不满足的。相当比例的百姓根本就没有什么清晰坚定的国家概念。抗日战争使得中国国民面对共同的敌人，起到了一定程度上构建民族国家的作用，但还远远没有完成。在我看来，中国（大陆地区）真正具备了民族国家构建所需的基本硬软件，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上述两个条件才得以达成。

那个年代如果以“祖国统一”作为解放战争的主打口号，大多数普通民众的感觉，更可能是莫名其妙——这种虚无缥缈的东西值得我们去用命换吗？

插一句话，某些国粉喜欢把“国民党抗日了啊，国民党是抗战时期的中国合法政府而不是共产党”作为粉国民党的依据。其实讽刺的是，你今天之所以能把“参加抗日了”的国民党抬到这么高的地位，恰恰是因为共产党建国之后构建了民族国家形成的条件（工业化+扫盲）。

不然，就以国民党对待民众那种残暴，在没有民族国家构建完成的中国民众心中，他们和日本人又有多大区别呢？不过是两只互相攻击的害民军队而已，没有一方是“自己人”。下面引文的描述情形，和更早的晚清时期中国百姓为联军抗梯子，其实是一脉相承的：

随后，有几十万河南农民被赶到一起，让他们用马车和手推车把粮食送到征粮中心，为军马找寻饲料，修筑公路，和开挖一条300英里长的反坦克巨型壕沟——最后证明着完全是无用的。将近100万人被征募去参加沿黄河的堤坝。对于这样的劳动，农民得不到工钱，他们常常甚至不得不自备饭食。1944年春，他们常常深沉的愤懑变得表面化了。当中国士兵在日本的一号作战面前撤退时，农民们勇猛地攻击他们。他们用农具、匕首和土炮武装起来，解除了5万名本国士兵的武装，杀了一些——有时甚至活埋了。（《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八节）

1943年在湖北，一位中国司令抱怨说：“乡民偷偷穿越战线，把猪、牛肉、大米和旧送给敌人。乡民情愿让敌人统治，却不想在自己政府下当自由民。——《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八节。

在1949年，革命叙事的“解放”，远比民族主义叙事的“统一”更能号召民众，更有吸引力。

别说那个年代，就算是2017年的今天，在知乎上搜索一下，还有“国家强大和我有什么关系”的提问呢。

我们今天面对的台湾问题，恰恰就是当年解放战争的遗留。但由于第一章所论述过的原因，在开国30年后，“解放”逐渐被“统一”所替代。

但问题是，因为台湾和大陆已经分割了快70年，彼此早就没有了共同的记忆，甚至双方对一路走来的现代化经历的理解都是大大不同的。香港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双方没有共同的成长记忆和理解，也就没有认同感。

所以说，“祖国”、“同胞”这种的既饱含深情又一厢情愿的口号，台湾人听到根本就没有感觉，甚至还有反感，认为这是426在吃他们的豆腐。

“统一”其实是个防御性的口号，是在大陆内部凝聚最大共识用的。因为民族国家的构建工作此时已经基本完成，“反对国家分裂”已经被绝大多数国民认可。相比于“解放台湾”口号的尴尬和争议性，前者算是大陆内部的一个“最大公约数”了。

但它对“外”，对于已经分裂日久的台湾，几乎没有作用——我又对你的国家叙事没感觉，你们的“大国梦”感动你们自己去，关我什么事？我从小就知道我是台湾人。

而“解放”则是一个进攻性的口号，它的含义是：你对你的民众不好，我要来解救他们，我和受苦的民众站在一起。这个口号的“逼格”、道德味道、“普世”味道毫无疑问要明显高于前者。当然了，这个口号需要相对于对方的实力优势才能撑起来。

这个口号同时会对内对外两方面凝聚共识，对内来说，是他们过的不好，太可怜的，我们要解救他们；对外来说，是你看看你的政府太坏了，加入我们吧，我来解放你，让你过好日子。

因此，如果“解放”的条件满足，那么“解放”才是对台湾更有杀伤力的口号。因为大多数人相比于“星辰大海”、“大国崛起”，更看重“小民尊严”、“个人幸福”。

从需求理论的角度看也是这样，对于一个社会中的多数人而言，要先感知到“个人幸福”的提升，才能有“星辰大海”的期望。否则，后者就只是一块空画的大饼，或者是只存在于少数人的头脑。

如果说“统一吧，共享伟大祖国的光荣”是为台湾人展示的“星辰大海”的前景，那么“统一吧，过更好的日子”，则是为台湾人展示的“小民尊严”的前景。而后者才是更有吸引力的东西，前者对于大多数台湾人来说基本无感，远不如“小确幸”更实在。

就像当年的解放战争，普通农民不会为“大国梦”、“统一”而拥护共产党，但会为“打土豪、分天地、不再卖儿卖女、过好日子”而拥护共产党。

如果强行“统一”，统一后必然要抽8000美元的大陆的血往22000美元的台湾输送（这种抽血也包括各种超国民待遇的优待政策），以此营造“你看我说你们统一之后生活水平会提高吧”的结果。而如果不这样逆向抽血，则台湾统一后必然是一个充斥民众不满的包袱（即使武统也白搭，你难道要因为本国民众的生活水平下降的不满而武力镇压？到时候台湾人可就是“本国民众”了），很容易会被外国各种借机搞事，严重消耗中国崛起的精力和资源。

台湾人反对统一的原因之一，是在他们看来，今天的中国大陆，更像是一个举着“民族大义”幌子的“征服者”，而不是“解放者”。而台湾人现在日子过的还算“小确幸”，那有什么必要冒这种“被野蛮者征服”的险呢？

让台湾人像当年国统区受蒋介石集团和土豪劣绅盘剥的民众那样，从自己“过好日子”的角度出发，再也无法忍受水旱兵匪、从而拥护共产党、抛弃国民政府那样，这才是解决台湾问题最彻底、最干净、成本最低、最没有后遗症的路线。

大陆这边很多人争论到底是“和平统一”还是“武力统一”效果更好，但却很少有人想过“解放”的效果其实是最好的。别的不说，坚决拥护祖国统一的各位，所处之地，当年不都是“解放”来的吗。

“解放”不一定是武力途径的，也可以和平解放。

我理解很多大陆网友不希望再采用香港模式的一国两制方案来解决台湾问题的想法，理解希望把台湾作为一个省份而不是特别行政区的期望，但吸收台湾之后的效果如何，关键不在于和平还是武力的手段，而在于对方是否有“被解放”的需求，你是否能提供“解放”这种服务。别忘了，当年北平、湖南、云南都是和平解放的，并不比武力打下来之后的效果更差。如果想要“台湾省”而不是“台湾特别行政区”，那就应该从1949年之前的解放战争中去寻找经验和灵感，毕竟那场战争之后归附于新中国中央政权之下的，正包括一大批的“省”。

当然，现在“解放台湾”的条件暂时不具备，那就先创造条件。

晚上总是睡不着。凡事须得研究，才会明白。他们——也有给知县打枷过的，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也有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他们那时候的脸色，全没有昨天这么怕，也没有这么凶。……前几天，狼子村的佃户来告荒，对我大哥说，他们村里的一个大恶人，给大家打死了；几个人便挖出他的心肝来，用油煎炒了吃，可以壮壮胆子。我插了一句嘴，佃户和大哥便都看我几眼。今天才晓得他们的眼光，全同外面的那伙人一模一样。……他们会吃人，就未必不会吃我。你看那女人“咬你几口”的话，和一伙青面獠牙人的笑，和前天佃户的话，明明是暗号。我看出他话中全是毒，笑中全是刀。他们的牙齿，全是白厉厉的排着，这就是吃人的家伙。……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书上写着这许多字，佃户说了这许多话，却都笑吟吟的睁着怪眼看我。我也是人，他们想要吃我了！狂人日记（鲁迅作品）_百度百科

这是鲁迅一篇非常著名且精彩的文章。《狂人日记》整篇作品几乎都是狂人内心世界的表白。狂人认为周围的人都在吃人，自己也要被迫吃人或被人吃。狂人被关起来，拒绝家人送来的饭菜，拒绝被医治，一直劝说周围人不要再吃人。直到最后狂人发现，也许自己就曾在无意中吃过自己妹妹的肉。绝望中的狂人发出“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的呼喊。

其中最经典的是这一句：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这篇文章一语道破中国封建社会“吃人”的社会本质，揭露封建家庭、封建礼教吃人的性质。封建礼教用“仁义道德”这种冠冕堂皇的“普世价值”把“吃人”包装起来，一直鲜血淋漓地吃了许多个世纪。

但是如果逆向思考一下：

这样一种鲜血淋漓的残酷礼教，却居然能被作为那个年代“普世价值”，被人们广泛信奉尊崇，严格奉行，时间超过数个世纪。如果连这种东西都能成功上位“普世价值”的话，那么这种现象可以给我们提供一种什么启发呢？

《狂人日记》里的这句话，也完全可以反过来这样读：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字缝里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之上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是“仁义道德”！

满本书的“吃人”，之所以能被“仁义道德”掩盖起来，并能成为普世价值。是由中国封建社会的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小农经济时代，男耕女织，自给自足，共同抚养子女，这种生产关系在客观上要求建立相对稳定的经济组织，也就是家庭。而以古代落后的生产力，抵御天灾人祸的能力很低，如果一个家庭人数很少，那么就容易在稍微大一些的动荡中被清理出局。因此，为了获得更大的稳定性，组成十口人以上的大型家庭就是一个有意义的选择。而要保持这样的大家庭的稳固性，那就必然需要有一套规章制度，谁尊谁卑要有序，大家都要遵守，并使其制度化。

在这样的客观生产力水平带来的需求上，必然会在上层建筑层面衍生出相应的“道德”，从而把这种关系固化起来，神圣化起来，道德化起来，形成强大的普世价值和舆论氛围。你若违反，周围的人就先容不得你。

为什么对封建礼教的攻击，在鲁迅那个年代要远比更早的时代猛烈呢？

很简单啊，原来没有更强大的对手做比较啊。中国是中央王国，威慑四方，就算有落后民族打过来，但文化上他们仍然是落后的，要么大量学习中原的制度，要么最低程度上也不多改动中原的礼教和价值观，那么中国的价值观自然是普世价值。

1840年以后，特别是1900年以后，西方势力强势渗入古老的中国。中国开眼看世界的人们发现，这次和以往不同。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下，中国遇到了同时在军事上和文明发展程度上都超过自己的对手。

而在这个前所未有的强大对手映衬下，中国的一切都像被镜子照过一样，一切都要被重新审视。被枪炮、机器、新政体撕破了旧普世价值的神圣外衣后，已经落后于时代发展的礼教也就自然会遭到进步中国人的迎头痛击了，也就会发现处处是荒谬、处处是漏洞了。

那过去几个世纪的人都没发现中国古代的封建礼教有这些问题吗？也许有，但它在当时仍然是最先进的，是没有强有力竞争对手的。那它就会被牢牢锁在当时中原大地“普世价值”的位置上。

从过去数个世纪以来的历史，给我们带来的启发有以下几点：

1、一种价值观是否能成为“普世价值”，不在于价值观本身内容如何，而在于持有这种价值观的群体生产力水平是否比其他群体更加先进。换句话说：我不需要比狮子跑得快，我只需要比你跑得快。

2、价值观的产生是生产力水平在上层建筑层面的映射，什么样的生产力水平，就会产生什么层级的价值观（只是决定大致的层级）。

3、价值观本身存在缺陷不重要，如果你的生产力水平相比其他群体足够强大，你甚至可以把你的价值观中的bug说成是feature，而别人也会倾向于认可。

4、价值观本身的优点不重要，如果你的生产力水平相比领先群体差距较大，别人甚至可以把你的价值观中的feature说成是bug，而你自己也会倾向于认可。

5、占有“仁义道德”和“普世价值”的解释权非常重要。如果你的军队、经济、科技、民生各是100分，那么“仁义道德”和“普世价值”这个名头能再给你加上100分。

有些台湾同胞，随着台湾经济的萎靡不振，已经把对大陆的优越感转移到了意识形态层面。认为台湾从西方搬来的价值观才是“普世价值”，而大陆则是背离了“普世价值”，就算现在经济发展快，也是走在错误的道路上，将来肯定会完蛋。

——我们台湾要遵循代表人类未来发展正路的普世价值，这是区区的经济问题无法动摇的决心。

这种追求进步，渴望走正路的心态，完全可以理解。你想要个“普世价值”来遵循，给你就是了。

要圣旨？好啊，咱们给他写一张。

未来20年，我们要逐渐初步具备这种“写圣旨”的能力。

“武统”这个词在相当数量的大陆网友嘴里，是个绕不开的结。这可以理解，很多大陆网友之前因为天天听政府谈“台湾同胞”、“两岸一家亲”，想当然地认为台湾那边也把自己当做同胞，至少是“反Gong不反华”的。但随着网络信息传播，发现对岸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一代，不但不认为你是同胞，还对你极度仇视，视为“zhina猪”。这种巨大反差导致由爱生恨。

另外，还有一部分网友是看了香港和平统一之后的种种乱象，认为和平统一效果不佳，“只有武力打下来的才是服服帖帖的”。甚至有些人幻想像当年日本人占领台湾后执行的政策那样，连杀带洗脑，以确保台湾统一后不再反弹。

当然，这些想法的不靠谱，在上篇和中篇中都已经用较大篇幅讨论过了。但是台湾问题又确实面临着和平方式统一后的不确定性，那该怎么办呢？本文第二章、第三章已经分析了：用“解放”来代替“统一”，并用“普世价值”和“仁义道德”在外层再进行一次包装，从而成为里子和面子都具备的双保险。

很多人过于迷信武力，但其实武力的后遗症往往比想象中的大，越靠近现代，这种后遗症可能会越大，因为现代社会传媒信息传布速度快、方式多、更直观，而且富裕起来的民众必然会更加“圣母化”（中性描述），眼里更难以揉进沙子（虽然沙子甚至可能比以前小的多）。同等级别的黑暗，十年二十年前可能掀不起什么波澜，放到今天恐怕就未必。2017年末的几次舆论事件，就是一个直观的例子。

有一本著名的小说叫《1984》，很不错，如果没有看过的话，建议看一下。

小说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你是图案上的一个瑕疵，温斯顿，你是个必须清除的污点。我刚才有没有跟你说过，我们和过去的迫害者不一样？我们不满足于负面的服从，即使是最奴性的服从也不满足。最后当你向我们屈服时，一定是出于你自己的意志。我们不是因为异端分子反抗我们而消灭他，而是只要他反抗我们，我们就绝不消灭他。我们改变他，掌握他的头脑并重塑他，把他的罪恶和所有幻想都从他的头脑中除去。我们把他争取过来，不是在外表上，而是实实在在、全心全意的。在处死他之前，我们把他变成自己人。对我们来说，不可忍受的是世界上存在一个错误的念头，不管它是多么秘密和无力。即使在处死一个人时，我们也不允许他有任何离经叛道之处。过去，异教徒在走向火刑柱时，仍然是个异教徒，同时还在宣扬他的异端邪说并为之得意。即使那些俄国大清洗中的受害者，在他们走过过道等着挨子弹时，他的脑袋里仍然有反抗思想。但是我们在把大脑崩掉之前，先要让它变得完美。旧专制主义者的命令是‘你们不许怎么样’，极权主义者的命令是‘你们要怎么样’，而我们的命令是‘你们是怎么样’。我们带到这里的人再也没有一个跟我们为敌，每个人都洗干净了。就连那三个你相信他们是无辜的可怜的叛国者——琼斯、艾朗森和鲁瑟福——到最后也被我们击垮了。我参加了审讯工作，我看到他们一步步垮掉，呜咽着求饶，在地上爬——到最后他们有的不是痛苦或恐惧，而是悔悟之心。到我们结束对他们的审讯后，他们只是徒具人形。除了对他们所犯之事感到悔恨和对老大哥的热爱别无其他，看到他们那么热爱老大哥，我真感动。他们恳求尽快被枪决，以便死时他们的思想仍然干净。

这段描述实际上讲了这样一个理论，消灭异端可以有三种模式。

第一种模式，就是肉体上的消灭。类似于少数网友喊的“留岛不留人”。但这样做的效果呢？很糟糕。因为它很容易制造出“烈士”，甚至还可能“被动地”制造出“烈士”，而这种“烈士”是具有煽动效果的——“异教徒在走向火刑柱的时候，仍然还在宣扬他的异端邪说并为之得意”。少数人肉体上被消灭反而激发了更多人的不满。

第二种模式高明了一些，就是在精神上的对异端分子的压服。用强力来迫使你臣服，你只有展现出奴性的满足，才能活下来甚至活的好。类似于少数网友喊的“用日本的方式高压治台”。但这样的效果也不是太好，因为人的大脑是他的保留地，你可以用强力来让他表现出奴性，但无法控制他的大脑仍然在仇恨你。一有机会，他就可能会反攻倒算。

第三种模式，就是《1984》中奥勃良等人采用的。当你屈服的时候，一定要是心甘情愿的。哪怕处死你，我们也要先把你变成自己人。让你的大脑是“纯洁”的，思想是“干净”的，人是真心真意热爱老大哥的。

第三种消灭异端的模式，其效果当然是最好的。如果统一之后的台湾同胞，能对大陆展现出这样的效果——就像现在部分台湾同胞对曾经屠杀自己的日本的真心倾慕那样——就再好不过了。

不过，《1984》毕竟是一本写自上世纪40年代的书。其方式现在看上去非常陈旧，而且不切合实际，成本极高，效果又差，用来做操作说明书的话，并不实用。

但它提到的理念是值得参考的——消灭“异端”最好的手段，是让“异端”真心实意地认可你，变成“自己人”，最好是再具有“皈依者的狂热”，那就更好了。就像书中写到那样：只要他反抗我们，我们就绝不消灭他。我们改变他，掌握他的头脑并重塑他，把他的罪恶和所有幻想都从他的头脑中除去。我们把他争取过来，不是在外表上，而是实实在在、全心全意的。

当然了，有大陆朋友一听到这种话，立刻头脑中就会想到，是不是又要搞“两岸一家亲”了？又要“让利”来讨好台湾同胞了？

让利不能解决台湾问题的根本。就像在上篇和中篇，以及本文第一章指出的那样：台湾问题的本质在于台湾领先于中国大陆的生产力水平，这种领先的生产力水平在上层建筑层面还投射出了良好的社会治理效果，并进而营造出了对大陆在意识形态上的优越感。打掉这种生产力上的优势，那么社会治理效果上的优势也自然不复存在，意识形态上的优越感也就没有了。

当然，可能会有朋友指责：你这是胡说，我根本就不相信！中国大陆现在连网络上的帖子都删，官员贪腐的这么多，在透明国际上的排名比台湾低这么多，福利也比台湾差，你居然说台湾人会喜欢你这种政权？居然会认为台湾人会愿意在这种环境下生活？你打算怎么洗这个脑？

靠欺骗和谎言来洗脑，那种效果并不好，第一是容易被戳穿，第二是无法做到保持长期效果。

真正有效且保质期长的洗脑方式，一定要用真实的材料。

说的再直白一点，就是要用真实的材料，导出可以不一定真实的结论（当然也可以用来导出真实的结论）。

在中篇的第八章中，我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

处于经济和技术实力明显落后的一方，如果自身国家或者文化并不完全封闭，面对强者必然会产生对自身的疑问甚至否定。而否定的内容，就是和强者不一样的地方。人们往往会直白地这样想——一、他比我强；二、他这个地方和我不一样；三、所以我把这个地方改的和他一样；四、我也就强了。

如果没有直观的感受的话，可以举个例子：

上个世纪曾经有不止一次汉字拉丁化的风潮（可以参考我这篇答案：常凯申：如果当年汉字真的拼音化了会怎么样？）。这场运动被现在的网友评价很低，尤其是在中华文明复兴的今天显得更是刺眼。但如果看看推动汉字拉丁化的人物，基本上都是有知识有文化的社会名流，而不是不识字的白丁。

要知道，如果真的汉字拉丁化成功了，并且也确实达到了识字方便的效果的话，那么白丁实际上是才是最大的受益者（这也是拉丁化的初衷：提高识字率），他识字了可以有利于接受教育，有利于找到更好的工作。但这对汉字拉丁化的提倡者们的实际利益并无太多帮助，甚至还有一定的损害。因为他们也需要重新学习并使用拉丁化的文字，对已经掌握了汉字的他们而言并不方便，增加了学习使用成本；而且，大家都认字了，文化人的相对优越性就要下降。

但这些精英还是选择了推动。原因是他们希望改变旧中国的落后，改变遍地文盲的惨痛。

在纷繁复杂的历史大潮里，深处其中的人们往往很难找到国家落后的根本原因，因为潮流之中的漩涡太多，影响变量太多，你现在跳出历史看可以看的比较清楚，那是因为时间已经替你把不相关或者弱相关的变量滤掉了。因此，身处历史，即使是社会精英，有时也很难找到真正能解决问题的那个线头。

这种情况下，人们往往会选择看上去最直观的答案。

1、发达国家全是表音文字，而中国是表意文字。

2、发达国家科技强大，识字率高，而中国科技贫瘠，识字率低。

这两者之间，难道不是存在着强烈的“因果关系”暗示吗？

这两者是否都是真实的？是的。

但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成立吗？不成立。

用真实的材料，导出貌似真相的结论，可以做到吗？可以。

有人可能会说，你这只不过是暗示，我有独立思考能力，我能察觉出其中的问题。如果把我放在那个年代，我一眼就能识别出“中国用汉字——>所以科技差”这种逻辑推导存在的问题。

但问题是，真实的历史会给你这种机会吗？

第一、社会群体在面临焦虑的时候，会倾向于尽快找出解决这种焦虑的办法，也就是“我们一定要做点什么”的群体心态。在这种心态下，群体会选择尝试各种降低焦虑情绪的动作，而并不会进行冷静的选择，即使群体中的部分个体可能保持冷静思维。

回到中国山河破碎的那个年代，一群文化精英本着并不利己的态度，呼喊着“打碎千年枷锁”这样政治正确的、忧国忧民的“汉字拉丁化”口号。你上去说：“嗯，我觉得不是这样，你们要冷静，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你们看到的这只是表象……”，如果那个年代有“五毛”这个词的话，你也许要多一顶帽子了——这个国家都糜烂到这种程度了，你还为腐朽的文化洗地，你还有没有良知？在这种惨痛面前，你居然还“冷静”的起来？你居然不愤怒？不想改变这一切？你姓赵吗？

如果对这种群体意识氛围没有亲身体会的话，可以想想就在11月底发生的某个舆情。

第二、如果把你洗去对那段历史的记忆，保留你的逻辑分析能力把你扔回去，你也很难找到中国落后的真正原因。因为你根本就没有全面宏观的资料和视角，你只能看到自己周围的一点世界，并根据这点世界来得出判断，这就是“只缘身在此山中”。

现在已经是2017年了，知乎在网上也算是个相对而言比较精英的网站，然而就在这样的网站上，还经常出现“一会儿星辰大海，一会儿绝望移民”的情绪呢？这还仅仅是对局势基本面的判断，还远不到对基本面抽丝剥茧，分析原因的层面呢。

在那个年代，只有少数凤毛麟角的顶级精英可能有穿透历史的迷雾，同时还具备强大的组织能力和运作能力，找到中国落后的真正的原因并解决问题。这是很难的——有眼光的人不一定有实操能力，有实操能力的人不一定能找到真正的原因。

当年推动汉字拉丁化的那些人，已经是当时中国社会的精英了，但他们也很难得到正确的认识，最终也倾向于“汉字不灭，中国既亡”这条“看上去似乎是有因果联系”的推导。

至于当时社会上的普通人，其判断原因的能力就更是惨不忍睹了。那些朴素的爱国主义者，那些亲身感受到外国势力压迫但没有接受过现代教育民众也试图改变这一切，但他们产生的更多是像义和团这样以“挑铁路，拔电杆，海中去翻火轮船”的方式来反抗西方的想法。

做一个总结陈述：

1、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中，极少数个体有可能表现出对社会真相的卓越判断能力，而这对于群体则很难。

2、洗脑不需要把所有人都洗掉，只要达到一个足够高的阈值，那就算是成功了，整体效果就会很好。像《1984》那样试图把每个人都“纯洁化”的做法，边际成本太高。只要群体中对某个意识形态事务持相同观点人的比例超过一定阈值，那就会在群体内部形成“政治正确”的氛围，反对者就倾向于不敢公开表达他们的观点和立场，根据从众心理，他们本来就较低的比例会逐渐继续降低。而且，新的群体成员（例如年轻人）一接触该意识形态相关讨论的时候，首先接触到的就是这种“你周围的人都赞成”的“政治正确”的观点，那他们会更容易先入为主接收该观点，这样就能形成正向的反馈循环。

3、能保持第2条这样的正向反馈循环的前提是，你得向被洗脑受众源源不断地提供真实的材料，而且这些真实的材料能支持你想要的这种观点。如果由于形势变化，材料越来越少甚至出现了大量反向材料，那么就可能会逐渐走向被动（比如中国崛起的现实会对西方向第三世界推广自身政治体制产生障碍，比如会让少数台湾人开始产生之前对大陆认识的怀疑）。

4、走向被动的曲线如何，是陡还是缓，要看之前洗脑积累的厚度深度，以及新材料的冲击力和出现的速度如何。

5、材料如果不真实，那会对洗脑效果产生非常大的影响。除非你能用强有力的国家力量把洗脑受众完全包裹起来，不让他们接触任何外界信息（尤其是其他国家的日常生活状况），朝鲜那种强度是最低配置。但那样成本会非常高，而且难以持续。

6、群体或许有一定鉴别材料真实性的能力，但几乎没有能力鉴别从“真实材料”到“结论”之间的推导是否正确。群体的鉴别方式很简单，只要看上去可以从材料推结论就行了。比如：

材料1：中国人用汉字；材料2：中国弱小——结论：使用汉字导致了中国弱小

群体什么时候能发现这个推论不对呢？当使用汉字的中国不再弱小了（出现了新的反向材料），那么这个结论就会被群体抛弃。

再看另外一个：

材料1：台湾比大陆富裕文明； 材料2：台湾有“民主”制度——结论：台湾的优越体制导致了台湾更加富裕文明

至于上面这个论题，现在反向材料还不够有力，所以这个推导还能在台湾人心目中存在一段时间。

再比如：

材料1：中国搞应试教育；材料2：中国科技不如外国——结论：中国式应试教育阻碍了想象力

这个论题在九十年代和本世纪初尤为盛行，几乎成为举世公认。因为当时的材料非常坚实。但随着中国科技在2010年代之后的逐渐爆发，现在在社会上已经开始有成规模的反对声音了，虽然总体相比还不是主流。

再比如：

材料1：美国人富裕；材料2：美国允许拥枪——结论：美国拥枪体制保障了美国人享有美好生活的权利

这个推论往前十年，也是被很多人认可的观点，甚至不少人希望中国放开枪支管制，认为这样就不会有强拆了，治安也会变好，因为人们都有枪，犯罪分子就不敢动了。

换句话说，只要有了真实的材料，我们就能控制群体想什么。从生产力层面创造给群体真实的材料，让群体去自己去“独立思考”，最终在上层建筑层面产生我们想要的映射效果。这种从材料到映射的内在逻辑可能成立，也可能不成立，但这并不妨碍群体会根据材料产生这样的观点。

这个过程不需要造假，也不需要控制言论，也不控制思想，也不需要刻意愚民，不需要专制，也不需要极权。只生成材料，而且材料本身也是真实的。

《1984》里面，洗脑的方式极其落后，居然还要靠人工完全回收过期报纸并一点一点修改的方式来控制思维，也不想想这样做效率会低到什么程度，在现实中简直是个笑话。

再者，《1984》的洗脑方式，是典型的“中心节点”模式，由“党”和“老大哥”操纵全局，细节无微不至，在现实中，只要稍有点思考能力的人就能明白：这些观点是“老大哥”灌输的，而不是我独立思考想到的，进而产生对“老大哥”的不满，和对洗脑灌输的警惕。就像温斯顿在脑子中喊出的那样：“打倒老大哥”。这样的洗脑很容易产生反效果，当群众发现自己被愚弄，愤怒肯定会发泄到“中心节点”上。

而本文提到的方法，则是“网状去中心化”的。没有有形实体给你灌输观点，也没有有形实体强迫你该怎么想。一切都是你通过自己看到的材料，根据亲身体会的感知，去做自由思考、独立思考得到的结果。你想反抗，想改变这一切？你能找得到反抗的具形对象吗？就算你自己想明白了，你能改变整个群体吗？你要想改变的话，确实不会被“老大哥”打击，但会被你周围的“政治正确”所敌视。《1984》洗脑模式下，你反抗“中心节点”还有可能成为人们心中的英雄；而在这种模式下，你首先遇到的是你周围人的鄙视，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政治正确”对你的冷处理。你挥起拳头想打对方，但你面前是一团空气。

这种方法洗脑效果极为坚实有力，而且吃相非常优雅精致，不但不难看，还能戴上“仁义道德”的桂冠。

唯一要做的，就是制造符合我们期望的真实材料。

这就需要生产力。

比如，当2035年中国的科技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膨胀，“跻身创新性国家前列”的时候，很可能会出现“中国式应试教育是启发想象力的灵丹妙药”这类观点，甚至可能会取代“应试教育毁灭想象力”成为新的“政治正确”。

不要以为这不可能，当真实的材料摆在群体面前的时候，群体的脑补能力是很强的，会自动填补真实材料和结论之间的推论中，那些不够完美的缝隙。

比如我现在就能想出一段说辞：应试教育通过大量做题来刺激大脑，而题目来源非常广泛，换句话说，一道题目实际上就相当于一次对课本理论应用的检验。而大量做题，其结果相当于增加了很多对理论的反复加深理解，在这种填鸭式灌输中，大脑必然会反复捡取、存储理论，因此更有可能发现它的可改进之处，从而启发想象力，在现有理论基础上，提出或正或反的更新颖的科学观点。

你觉得上面的观点有道理吗？我自己也不知道。可能有没有想象力和是否应试教育根本就没关系，或许无论是应试教育还是素质教育都不是一个国家科技发达的主要因素。但即使事实如此，也不会妨碍群体会根据材料的风向往相应的方向去思考。

《1984》是我很喜欢的一篇小说，虽然它如果作为操作手册，已经明显落后于时代了，但它的观点具有启发性——必须要让对方心甘情愿认同自己。在现代生产力条件下，我们完全可以创造出比它效率更高、效果更好、没有操作痕迹、吃相优雅，还让大家都觉得自己独立思考能力棒棒哒的新方法。

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叫做：“多一个人阅读《1984》（奥威尔），自由就多一分保障”，这话说的非常好。我想再添加一句：“多一个人阅读《1984》，解决台湾问题就多一分灵感”。

在本章的最后说明一下，本章用了很多次“洗脑”这个词，原因是字数较少，写起来比较方便，读者在阅读的时候如果觉得过于直白，可以自行酌情替换为“公关关系策划”。

有的朋友看了第四章之后可能会嗤之以鼻，你以为靠这种手段就能对台湾同胞洗脑？说的容易，你觉得大陆能提供你所说的那些“真实的材料”吗？你以为这是靠钱就能堆起来的吗？大陆官员专横贪腐，还动不动删帖，你觉得在自由世界呼吸自由空气，享受廉洁政府服务的台湾人，会仅仅因为你有钱就臣服于你吗？

比如下面这段写自十年前的文字：

在台湾，城市与乡村人的生活水平、文化教养，包括房屋建筑差别很小，你会发觉到处像台北市。但在大陆内地你很少看得到有类似上海北京的发达城市影子。台湾人热情有礼貌斯文，周围环境舒适，半夜在街头行走感觉比大陆安全。另外两岸的导游对比素质也不一样，台湾导游态度真诚、互动性强，感情流露真挚。大陆导游表面功夫好，实质上虚假多、功利多。我跟小洪说：台湾最能影响中国大陆的两大力量，是民主和媒体。大陆游客进台湾带来的是无形的内心疑惑和有形的钞票消费；带回去的却是比去香港感受还强烈的洗脑教育。台湾人要知道：他们最能与大陆人民相比的资产与价值优势，是“民主、自由和人权，这是大陆人民梦寐以求想要的愿望。在台湾沿途的所见所闻也让我感叹，台湾的民主已经如同杜威所言“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而更重要的是，坚定了我的信念：所有中国人都能实现民主制，我希望大陆能加快推动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像台湾人一样让民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走访台湾 去了解你所不知的蒋经国

很有趣的是，这篇文章也用了“洗脑”这个词。

这段文字基本代表了大陆网民十年前的主流观点。其实即使是今天，也有相当多的大陆网民认同上面这段文字的表述。

不过这很快就将变得没什么意义了。这个“很快”大概在十五年到二十年左右。

在中篇里我们曾经论述过，台湾的经济能力被抽走之后，台湾对应的社会道德也会崩溃。那反过来，大陆获得了更多的生产力之后会出现什么变化呢？

往前数三十年，大陆的治安比现在糟糕很多，知乎的这个答案（你知道那些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车匪路霸事件？）可以作为参考。

如果按照部分台湾人的思维逻辑，这种现象说明大陆人没有道德，野蛮、没有底线，没有人性。其原因可能有：传统文化缺失、文革之后道德不再、钻进钱眼里了、专制下人民没有自由民主、没有文化……等等。

但如果学习过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会知道，这些都是表象，最决定性的就是一点：经济发展水平。

随着2000年后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中国的社会治安迅速好转。

生产力发展水平层面的高低，必然会映射到上层建筑，并产生对应的社会现象。上文中所谓的“热情有礼貌斯文”、“态度真诚、互动性强，感情流露真挚”都是这种映射的产物。

这种投射可能会产生很多意想不到的结果。比如在一些现在看上去很尖锐的话题上。

比如腐败。

现在的西方（包括台湾，甚至包括相当数量的大陆人）主流观点认为：中国的贪污腐败问题，原因在于中国政府领导并非全民一人一票选举产生，因此权力得不到来自基层的有效监督，因此腐败必然炽烈，这是体制所决定的。因此如果不搞一人一票，不搞多党选举，腐败问题是不可能解决的。

这种观点在几年前尤其盛行，现在也是在舆论场上占据主导的观点之一。但如果我们仔细看看周围，就会发现结论似乎没有这么简单。

现在中国人出国的也多了，到世界各国旅游、工作、生活，甚至定居或移民都不是一件罕见的事情了。大家会经常发现，在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无论这个国家的政体是什么样的，是不是照搬了西方的政治体制，其国内的腐败总是很严重。

相反，在透明国际清廉指数排行榜上名列前茅的那些国家，基本上同时也是人均GDP名列前茅的国家。

透明国际清廉指数2016排名（前十位）与2016人均GDP世界排名的对照

1 丹麦 9

2 新西兰 20

3 芬兰 15

4 瑞典 11

5 瑞士 3

6 挪威 4

7 新加坡 10

8 荷兰 13

9 加拿大 16

10 德国 17

10 卢森堡 2

10 英国 19

来源1：《2016年清廉指数排名》昨日出炉， 新西兰丹麦并列第一

来源2：权威发布，2016年世界银行版人均GDP排名

上表中，第一个数字表示该国在2016年的透明国际排行榜中的名次，后一个数字表示该国2016年的人均GDP在世界上的排名。

由于2016年透明国际清廉指数排行榜上第10名上有三个国家分数相同，所以是并列的。因此，这份名单实际上有12个国家。

而这12个国家，全部位于人均GDP的前20名内。

这份榜单包括178个国家或地区，2016年，中国并列第79位，处于榜单的前二分之一。

而2016年中国的人均GDP在世界上排在第68位，和清廉指数的排名区间相差不大（如果按IMF的第74名，两个数字则更加接近）。

在数据上，“清廉指数”与人均GDP排名的对应关系非常强，强烈暗示了二者之间的因果联系。

以上是从宏观数字上看，下面再从微观上来分析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因果联系。

在工业化时代，当一个经济体内部腐败炽烈到人民群众能明显感知、不满的时候，可能是颓废的王朝末世，也可能是蓬勃爆发的快速增长期。其共同特点是经济水平不高。

因为经济水平不高，所以产业比较原始初级，碟子很浅，官员捞钱的时候，没有高大上的途径，只能雁过拔毛，比如各种吃相很难看，大家一看就知道这家伙在贪腐的方式。而这里拔的毛，往往直接出自普通百姓，间接层数很少，大众感知非常明显。

而整个经济体普遍贫穷，更加剧了官员们捞钱的心理：这样我就可以过好日子了，也只有这样我才能过上好日子，走正路只能是受穷。

甚至连民间同样也具有腐败思维，因为工业产业较为低端，缺乏竞争力，没法靠科技优势挣钱，那靠和官员搞好关系，利用政策优势走后门，自然就是一条行得通的路子。而民间也不愿意过穷日子，如果和官员交好能获得收益，能把钱挣了，那很多人就不在乎是“站着把钱挣了”，还是“跪着把钱挣了”。

而当经济水平提升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整个国家从上到下的思维方式就会变得不太一样了。

“低端腐败”的特点，是腐败数量不大，但因其简单粗暴，对微观经济环境的破坏性很大。而要产业升级，挣更多的钱，吸引更多的投资，过更好的日子，就不能容忍“低端腐败”破坏市场发展，破坏投资环境。在这点上，领导层很容易会形成共识。

另一方面，当经济开始升级了，产业多了，路子广了，就业渠道多了。大家发现原来投入这些新出现的行业和渠道，不用跪舔官员（或者力度不用那么强），也能站着把钱挣了，那就会有更多的人愿意选择“站着”。

再一方面，经济升级了，大企业如雨后春笋般长起来了，就算官员还要贪污，还用吃相那么难看，那么“刮底层”，用原始的手段从基层群众身上搜刮，让大家都明显觉得不舒服，看了侧目吗？完全不需要了啊，可以有吃相更好看、更隐蔽效率更高的方式。

这样，整个国家在“腐败”问题上就进入了一个“良性”循环：国家打击低端腐败，净化投资环境，低级官员们逐渐不敢腐败，不能腐败；部分既想又敢还有能力腐败的，转入更高端隐蔽与普通人瓜葛更少的领域（更安全）；普通人不需要“人情关系”也能在社会上按照规章制度办事，自身也慢慢越来越少亲身感知到官员的腐败。整个社会风气就好转了，至少是表面上明显好转了，大家心情更舒适，更觉得这是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在资本主义生产力水平下，能达到这样的程度，就已经非常不错了。

我们上政治课的时候经常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但很少讲具体到微观层面，这个决定过程是怎么一步步起作用的。以上论述算是在反腐倡廉领域的一种作用方式。

所以说，其中关键的因素，在于经济是否能提振上去。腐败和是否多党，是否一人一票，关系不是太大。而在于经济发展水平、产业升级到什么地步。

当然了，我们上面的论述，不是说鼓励高端腐败，也不是说满足于把腐败现象从低端赶到高端、从亲身感知的程度到感觉不到的程度就满足了。而是说，即使腐败现象存在，在不同的生产力条件下，它的表现形式和烈度也是不同的。

不止腐败问题，其他的社会问题也是类似的。技术搞上去，产业升级上去，经济发展上去，就会让现存的社会问题明显减轻甚至消失（可以试着推导一下其他社会问题随着经济发展而变化的路线图）。社会的秩序、公众的道德水平、社会公平正义的程度，这些看上去都会有明显提升。

换句话说，经济崛起后的中国，将不像有的台湾人想的那样：是个只有钱的土大款。

对于一个个体而言，有钱不一定等于有素质和有道德。但对于一个社会整体而言，它的表现更服从统计意义上的规律，“科技、经济发达”和“对内有道德有素质”几乎是可以划等号的。

xx最美的风景是人，这话成立的前提是：xx社会生产力水平较高。

软实力基于硬实力，软实力的变化滞后于硬实力的变化。硬实力被剥夺之后，软实力也会随之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