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不敢信专家说的话了
比耶男孩官方账号专家又出来说话了。
2月13日晚，武汉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说，康复的患者体内有大量的综合抗体，能对抗病毒。在此也恳请康复患者，积极来到我们医院，捐献宝贵的血浆，共同拯救还在与病魔斗争的病人！
一个朋友的直觉反应是，都不敢信了。
先不讨论张院长的后半句——血浆能不能救治新冠肺炎患者的问题，前半句就让人疑问重重。
康复的患者体内有“大量的”综合抗体，有多大量，能不能给个准确点的说法？
抗体能对抗病毒，是在多长时间里可以对抗病毒，半年、一年，还是就仨月？
往前追溯，张院长在2月10日说得还很保守：所有患者出院治愈以后，体内会产生一段时间的抗体，但是至于是否能够达到终身保护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再往前，1月31日，国家卫健委召开新闻发布会时还说，有的抗体可能持续时间没有那么长，所以这些已经痊愈的患者还是有再感染的风险。
关于抗体的问题，这三次专家的说法，已经让人彻底蒙了。
事实上，这次疫情，专家天天在给我们灌输前后不一致的信息，不准确的信息，北京说的跟武汉的不一样，同一个专家前后两次说的也不一样。
我们都知道，新冠肺炎是个新的病毒，专家可能对很多问题也拿不准。如果你拿不准，就不要说，或者，知道多少说多少。
我们要是每个专家说的都信一遍，估计会精神分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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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脸最狠的专家莫过于王广发。
1月10日晚，国家医疗专家组专家、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呼吸和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王广发表示，目前武汉不明原因肺炎病人的病情和整体疫情处于可控状态，大部分患者病情属于轻到中度。
1月10日“专家解读武汉不明原因肺炎”
可防可控，自此诞生。
高福院士紧接着又说，没有证据显示人传人。
不过，之后发生的残酷现实，把他们的脸打得啪啪的响。
还有双黄连闹出的笑话。1月31日，新华社记者从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所获悉，该所和武汉病毒所联合研究初步发现，中成药双黄连口服液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
2月1日，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所在网站上发布的声明
消息一出，网友立刻连夜抢购，双黄连口服液也很快卖断货。
“丁香医生”立刻给大家科普，想要证明一种药物真实有效，至少要这几步：
第一步，动物实验
第二步，一期临床试验
第三步，二期临床试验
第四步，三期临床试验
完成前两步，才能证明“安全”，完成后两步，才能证明“有效”。而很多人都没看清，那条新闻最后是这样一句话：目前，双黄连口服液已在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开展临床研究。
明明才开始临床试验，离有效还远着呢，为啥这些专家对媒体说，可以抑制病毒呢？
更让人无语的是，连话都说不清楚的专家。
2月9日，华中农业大学教授陈焕春介绍：新型冠状病毒属于SARS冠状病毒。一时间舆论为之哗然。
没过多久，陈焕春回应称，该说法属于口误，应为“新型冠状病毒属于SARS相关冠状病毒”。
但这说法也很快被钟南山打脸。钟南山说，SARS冠状病毒是一个专有名词，是专门指急性呼吸综合征的病毒，它与新型冠状病毒不是一回事，是两回事。
再往后，陈焕春教授就没动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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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也不是没有可信的专家，比如广州的钟南山，比如上海的张文宏，还比如当初说“武汉肺炎感染规模也要比SARS多得多”的管轶。
这些专家的公信力是怎么树立起来的，一是专业，二是实事求是。
专业是靠经过检验的事实证明的，比如钟南山说“新冠肺炎可以人传人”，管轶说“此次感染规模最终可能会是SARS的10倍起跳”，现在他们的话都应验了。
专业还在于说实话，实事求是，知道多少就说多少，不知道的你就说你不知道。就像王广发说的“可防可控”，是按照事实说话的吗？
这次疫情，让我们再次意识到权威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并不是靠你的权力有多大，你的声量有多大，而是靠严谨扎实的科学态度建立起来的。
就像英国《柳叶刀》杂志，创办于200年前，是享誉国际的医学杂志。本次新冠肺炎疫情之后，它发布的好几篇文章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柳叶刀》“冠状病毒”专题
《柳叶刀》发表的关于第一批临床病例的描述挑战了“病毒来源于华南海鲜市场”这一假说。
文章称，最早的病例在12月1日患病，但并未有报告称这一例病例与海鲜市场有联系，并且在第一批41个确诊案例当中，有13个病例与华南海鲜市场并无接触史。
研究者在论文中称，第一个病人与后续的病人之间并没有发现流行病学联系。
《柳叶刀》的权威性就在于，它长期一以贯之地在专业问题上发表专业看法，虽然这些看法并不一定都对，但一旦出现问题，它也能坦诚面对，及时予以纠正。
1988年，它刊载的一篇文章提高了麻腮风三联疫苗、自闭症以及一些疫苗接种争议（Vaccine controversy）这三者间有关联的可能性，一时引起巨大争议。
他们也意识到自己可能错了。到了2004年，《柳叶刀医学期刊》发表了部分撤回这篇有争议文章的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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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专家被黑得最惨的一个故事是跟末代皇帝溥仪有关的。
新中国成立后，溥仪先是去劳改，后来被特赦，回到北京研究文史资料。有一次，他重回故宫，进行实地采风。
进到光绪帝寝宫之后，他对工作人员说：
挂着的光绪的照片有错误，那不是光绪本人，而是醇亲王载沣。
工作人员立刻向溥仪解释：
这是故宫的文物专家选的照片，应该不会有错。
恰巧房间里有一位历史专家，就是他亲自挂的照片。他听说后，好好地教训了溥仪一顿，告诉溥仪，不要不懂装懂。
溥仪也被气到了，只说了五个字，光绪是我亲爹。
难道连亲爹都会认错？事实上，就是专家搞错了，他只好跟溥仪道歉。
这个例子只能说碰巧了，要不是溥仪，估计很多人都会被所谓的专家误导了。我们这个社会，被权威蒙蔽时间太久了，告诉你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不鼓励你质疑，只鼓励你服从。
说到底，是因为太缺乏独立思考的受众，才纵容了一大批专家可以毫无逻辑、不讲事实地发表观点。
索尔仁尼琴说过：
除了知情权以外，人也应该拥有不知情权，后者的价值要大得多。它意味着高尚的灵魂不必被那些废话和空谈充斥。过度的信息对一个过着充实生活的人来说，是一种不必要的负担。
我们被专家误导得太严重了，尤其是广大老年人。每当他们转发一个专家的言论，八成都是错的。
怎么那么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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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疫情中，很多专家说的话确实成了我们的负担。
当最初政府没有发出权威声音的时候，专家一会说“不能人传人”，一会说“有限人传人”。
对此，中国疾控中心原副主任杨功焕认为，专家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内部关起门来探讨，而不应该让专家各说不一地去发布。
特别在传染病这种情况下，应该是由政府来发布，要不然民众会无所适从。
她反思，专家可以发表看法，但不能替代政府的发布，而发布会更不该发布不严谨的说法。疫情防控不亚于一场战争，一个国家应该把公共卫生建设像军队建设那样重视起来。
专家的话某种程度上代表一种权威，相信权威当然有好处。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需要进行很多很多决策，没时间来进行批判性思维。
作为智力上的懒人，我们会采取各种简便策略，相信权威便是一种简便策略。比如，我们去医院求医，去律师事务所咨询律师，我们会选择相信他们的结论，而不是自学医学和法律。因为我们的时间有限。
这就是权威带给普通人的用处，权威让普通人降低了决策成本。
但权威也有坏处，一些权威试图在自己并不专业的领域内充当权威，另一些权威试图利用大众对自己的信任为自己谋取不合理的私利。
这也就是大学通识教育的必要性，生物学、物理学、化学、心理学、社会学、计算机科学、经济学、统计学、逻辑学等等学科，为什么这些都是本科生的必修课，就在于它教会一个大学生在相当广的领域内都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从而能在一定程度上辨别该领域内权威的真假。
你要记得，真正的权威，并不一定说的永远对，真正的权威或许就是那群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可能不正确的人。
就连钟南山，也有说错的时候。
2003年非典时，《南风窗》采访钟南山，问他假设非典再来一次，我们在哪些方面可以做得更好？
钟南山说，不会再瞒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