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当如何悼念李文亮

戴雨潇
自由撰稿人

观察者专栏作者思想与文明观察者2020-02-11 21:44

2020年2月7日凌晨，武汉眼科医生李文亮因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经全力抢救无效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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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亮之死令人扼腕叹息，在过去的这几天里也引发了媒体和公众的广泛关注。

去年12月30日，在新肺炎尚未被确认存在人传人风险的时候，李文亮在武汉大学的同学群发布消息称「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了7例SARS」，并同时表示「不要外传」。

同日，武汉市某委曾针对「不明原因肺炎」作出紧急通知，令各医疗机构「及时跟踪统计救治情况，并按要求及时向辖区疾控部门上报有关信息。未经授权任何单位，个人不得擅自对外发布救治信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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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日，武汉警方发布通报称，一些网民在不经核实的情况下，在网上发布、转发不实信息，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公安机关经调查核实，传唤8名违法人员，并依法进行了处理。两天后，李文亮也收到警方的训诫书，内容称「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了7例SARS」的不属实言论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李在训诫书末尾签字承诺听从警方规劝，不再发表不属实信息[2]。

随后，李投入到了他在医院的工作当中，回到眼科继续接诊病人。但不幸的是，在1月8日，李文亮被一位当时没有肺炎症状的青光眼患者传染新病毒。两天后，李文亮出现咳嗽发热等症状[1]，2月初病情不断恶化，最终不治身亡。

李文亮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一、李文亮是谁

首先毫无疑问，李文亮是一个善良的人。在发现可能出现的危机之后，他选择在第一时间通报给自己周围的人。由于消息当时并未得到100%的确认，李文亮为了防止引起潜在的和不必要的公众恐慌，在发布消息后谨慎地提醒群里的人不要外传。后来李在接受财新的采访时也表示，自己当时对有人把「确诊了7例SARS」等言论截图发了出去「还不打码」表示「很生气」[1]。可见他当时非常清醒地意识到——公布疫情并非他的职责所在，后来消息被有心人散播出去进入到公众视野也不是李的本意。

第二，李文亮是一个敬业的人。李在去年年底通过来自其他科室的二手消息认为有人感染不明肺炎之后，并没有选择躲藏，而是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为国家和人民服务。近些日子全国各地因为新冠肺炎的影响，很多人都在家静静地等待着开学复工，但是也有很多像李文亮这样的人，依然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他们是医生、护士或警察，他们是维持社会基本运作的各行各业的工人或奋斗在一线的公务员和干部。正是有了他们在外辛劳奔走，我们才能安心在家度过这段「无聊」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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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李文亮是一个合格的党员。据不完全统计，时至今日，已经有至少46人牺牲在了战疫的一线，他们中的大部分是因过劳而死，其中有六成多的人和李文亮一样是党员[3]。他们真正践行了「为人民服务」的信条，值得全国人民的敬重，也应当有资格被追封为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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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李文亮过去的生活和他在社交网络中留下的痕迹中我们也能看出他是一个乐观、勇敢和积极向上的青年。在去世几天前接受采访的时候，李文亮还坚定地表示「康复以后我还是要上一线的，现在疫情还在扩散，不想当逃兵」。尽管李文亮不是呼吸或感染科相关的医生，但毫无疑问，这样一位优秀医生的离世依然是我们的重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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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亮的社交媒体截图

李文亮是一个善良的人、一个敬业的人、一个合格的党员。他的离去令人痛心，但与此同时，一些别用有心的人和势力对李文亮的歪曲甚至利用则让人感到愤慨！

二、李文亮不是谁

在李文亮过世之后，很多媒体和公众舆论「不约而同」地开始用一个新词来描述他——「吹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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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词其实是对英文 Whistleblower 的直译，意思是揭露私人或公共组织内被视为非法、不道德或不正确的秘密信息或活动的人[4]。其来源可能是19世纪的警察曾有看到不法行为吹口哨警告公众和同事的做法，也可能是得名于体育裁判吹哨表示犯规。这里的「揭露」可以是在组织内部进行，比如向自己的同事或直属上级通报，也可以是直接对外公告[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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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最著名的「吹哨人」爱德华 · 斯诺登至今被美国政府通缉（图：卫报）

「吹哨」的前提条件是组织内部存在不当行为（通常是贪赃枉法等）。比如前美国情报部门工作人员爱德华 · 斯诺登举报美国政府利用微软、谷歌、脸书和苹果等公司的服务监听国内外的用户，他就是一个典型的「吹哨人」；另外去年一位匿名者从情报部门内部举报特朗普在电话里中施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让其调查自己的政敌乔 · 拜登之子，这个人也是「吹哨人」。

李文亮所在的单位目前并没有发现在防止疫情的过程中存在违规违法的情节。李也没有向上级「举报」或者对公众「披露」他所在的单位或部门的做法有什么问题，他只是出于善意在小圈子里提醒大家注意防护一个可能出现的新传染病。为了防止消息散播出去，他还特地在群里警告不要外传。

可以说李文亮是一个小范围内的「预警者」，但他并不是什么「吹哨人」。

实际上，正如「吹哨人」这个词汇是舶来品，国内的某些人用这个词来形容李文亮也是从外面学来的。不少西方媒体在第一时间对李文亮的评价就是「吹哨人」，从这些文章的正文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他们使用这个词就是为了将李文亮塑造成「反体制」的悲情英雄，利用他的死污蔑全中国上下为防治疫情所做出的努力，进而诋毁和攻击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这种可耻的行为是对李医生的玷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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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媒这次「不约而同」地将李文亮称作「吹哨人」

事实上，李医生也不是最早汇报疫情的医护工作者。

早在去年12月26日，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与重症医学科主任张继先注意到，医院附近小区里的一对老两口出现与其他病毒性肺炎完全不同的检验结果。他们的儿子在当时没有任何症状，但是照CT片也出现了一样的表现。

12月27日，张继先医生将把这几个人的异常情况向业务院长、医院院感办和医务部作了汇报，医院立即上报给江汉区疾控中心。

12月28、29日两天，门诊陆续收治了3名来自华南海鲜市场的病人。张继先敏锐地意识到情况不对，立即又向医院进行了报告，并建议医院召开多部门会诊。

29日星期天，医院研究决定直接向省、市卫健委疾控处报告。省、市卫健委疾控处接到报告后迅速反应，指示武汉市疾控中心、金银潭医院和江汉区疾控中心前往医院，开始流行病学调查。

2月1日，各方信源均证实是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最早上报疫情，并评价给政府及早监测疫情争取了时间[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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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上报第一人——张继先（图：武汉晚报）

实事求是地讲，在这场抗击肺炎的战役中，是张继先医生等众多充满正义感的医护工作者按照我国《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上报给负责单位和有关部门，用最科学和最可靠的方式帮助国家尽快确定了疫情传播风险，进而指导政府对新冠肺炎进行全面控制。李医生转发的二手信息和其他八人或杜撰或道听途说的言论本身也许并无恶意，但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评估和控制并无实质性地帮助。

一些媒体人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将英文里「吹哨人」可以指「对内（上级）举报」也可以指「对外（公众）公布」的定义篡改成只有「对外公布」的部分，然后将李文亮塑造成英勇无畏的「吹哨人」，同时诋毁张继先是为了「政府奖励」所以不配「吹哨人」的称号。这种做法令人不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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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基百科关于「吹哨人」的描述：「吹哨人可以通过对内或者对外的方式披露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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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对内上报」和「对外公开」两种吹哨》的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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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记者王志安的拙作《李文亮是吹哨人么》节选 [7]

最近两天很多新闻媒体和网民开始用一句「为众人抱薪者，已冻毙于风雪」来缅怀李文亮。这句话从字面意思来看是形容世态炎凉——有人在严寒为众人送柴火，自己却因无人照料被冻死在风雪中。他们将李文亮在微信群的预警比作「为众人抱薪」，他被染病而死则是「冻毙于风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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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境外反华媒体和某加拿大移民号

个人认为这样的类比非常不恰当。「抱薪者」因在风雪中为众人抱薪而被冻死，但李文亮之死和他在微信群发布消息毫无关联。在李文亮不幸染病的1月8日，全国绝大多数的医护工作者和其他各行各业的人员都和李一样在自己的岗位上正常工作，如果将工作比作「抱薪」，那么他们都是抱薪者。另外，「冻毙于风雪」的描述也很有问题，李文亮在染病之后立即得到了妥善的医疗救助，并没有被众人不管不顾抛弃于风雪之中。

这几天网上浮现出的这些话术，无论是「冻毙于风雪中的抱薪者」还是所谓「吹哨人」，其本质都是偷换概念，将李文亮之死用于某些人反国家反体制的政治目标。

网上流传的多张李文亮的照片更是有意无意地「漏掉」了李文亮胸前「为人民服务」的党员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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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为李文亮本人自拍，右边两张图为网上传播很广的李文亮画像

在李文亮死后，有人立刻在网上发起「运动」，有所谓的「女权」走上街头，甚至还有极端分子模仿香港之乱提出了「诉求」，他们的野心昭然若揭——无非是想吃李医生的人血馒头，在中国的土地上推动「颜色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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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的行径不可谓不卑鄙，用心不可谓不险恶。他们当然不配悼念李文亮。

李文亮医生也绝不应成为这类无耻之徒的政治工具！

三、「谣言」与「言论自由」

在这场抗击肺炎的人民战争中，已经有很多的英雄相继倒下。但到目前为止，只有李文亮的病逝引发了新闻媒体和社会各界最广泛的关注。究其原因，最主要的自然是李医生本人善良敬业的优良品质，但我想也有一部分原因和他曾被武汉警方训诫的特殊经历有关。

很多人对李文亮之死产生的强烈情感，实际上包含了他们对湖北和武汉当局早期对于疫情因应不及时的怨愤。这显然是一种迁怒。实事求是地讲，某些地方部门在疫情萌芽时的处理确实有很多可待改善的地方，那么武汉警方对李文亮的「训诫」是否也存在问题？

有观点认为李文亮不应当被训诫。某篇流传颇为广泛的文章给出的理由是——如果社会公众当时听信了李文亮和其他几人所散播的「确诊 SARS」的信息，并且基于对 SARS 的恐慌而采取了佩戴口罩、严格消毒、避免再去野生动物市场等措施，这对今天更好地防控新型肺炎可能是一件幸事[8]。

显然，这只是一种较为乐观的预测。实际上也有可能发生的是，老百姓在大型瘟疫将要爆发的恐慌下开始哄抢口罩、药物和消毒液等物资，引起当地市场乃至社会秩序的混乱。更糟糕的后果是导致很多当地人（其中可能包括已经被传染的人）开始疯狂逃离武汉，在政府还没有来得及采取封城等措施的时候造成疫情的提前扩张。

在元旦前后，基本的医学诊断对新肺炎无法得出定论、新病毒尚未被科学地测序和分析、以及没有足够的统计数据可以证实其传播风险的时候，人们很难预料病情最终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在这种情况下，以未来是否造成「有益」的结果来判断言论是否属实缺乏执法上的操作性。更为恰当合理的方式当然只能是通过已知的信息判断。

最近爆发的「新冠肺炎」（2019-nCoV 病毒）严格来讲确实不是 2002 年的「SARS」（SARS-CoV 病毒），李医生以及其他几名被传唤的市民所散播的「确诊SARS」的言论也的确「不属实」。除此之外，从李文亮一月初返回工作岗位之后「没有做防护」[1] 这一点也可以看出，他本人当时应该也并不确信武汉真的爆发了如同当年「SARS」一样严重的传染病。

最终武汉警方对李文亮（和早于他两天被传唤其他八人）没有拘留、没有罚款、更没有如谣传所言吊销其行医执照，仅仅是让其签字承诺不继续散播不实言论，这样的处理无可厚非，也符合执法应当遵循的「比例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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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大灾难面前，不实信息如果不受控制地传播往往会带来恶劣的后果。1986年苏联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发生之后，西方的很多媒体在公开报道中夹带有攻击性的言论和谣言。美、意电视网广泛传播的所谓核电站现场情况，实际上是一个意大利人把一个水泥厂着火的录像与一个医院接收病人的录像拼凑而成的。

美国和英国的几家主流媒体在事故发生后不久就报道伤亡 2000 多人，美国五角大楼也认定这一数字是准确的，美国的各种电视节目都把它作为头条新闻进行了报道，在当时这些数字被西方媒体用于大肆批判苏联的体制。后追查其来源，是出自基辅市的一位妇女之口，这位妇女说事故发生后有 80 人即刻死亡，2000 人在送往医院途中死亡。事实是，在灾难发生后的10年时间里算上辐射引发的癌症死亡总共也只有60人死于核电站的事故[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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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后疯狂的西方媒体（NewScientist）

一些西方国家喜欢对其他国家的「言论管制」指手画脚，但是这些西方国家在掌控自己国内新闻媒体和社交网络的时候从不马虎。

在冷战时期，美国就曾设立危机管理机构「防止虚假信息的传播」。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黑人民权运动和最近几年弗洛伦斯飓风和迈克尔飓风侵袭美国的时候，美国政府在全国设立了多个「谣言控制中心」旨在「阻止可能造成族群冲突或社会恐慌的不实信息的散播」。

美国国会在2017年引入的一项法案要求谷歌、脸书和推特等网站和社交媒体保留其平台上出现的政治类广告的副本以及背后金主的信息，并对其内容进行管制[11]。推特在同年禁止了几家俄罗斯媒体的广告，仅仅是因为怀疑他们尝试「干扰美国总统大选」。去年1月，纽约州总检察长曾对一家「制造虚假社交网络账号」的公司开出了数万美元的罚单[12]。

由此可见，所谓「言论自由」在哪里都不是无节制的自由，任何正常社会都会对可能引起冲突、带来混乱的言论进行一定程度的控制。

我们应当享有一定程度的「言论自由」，应当兼听则明经常了解反对意见。但我们同样应当享有免于接受虚假报道和不实信息的自由。

某些国内的媒体人利用李文亮之死大肆鼓吹放开「媒体自由」「言论自由」，实际上他们只是幻想自己有一天可以掌控不受限制的自由罢了。正如美国著名记者利布林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所谓新闻自由只属于那些掌握着媒体的人（Freedom of the press is guaranteed only to those who own one）」。当这些人得到了哪怕一丁点权力之后，立刻就开始威胁其他人的言论自由甚至人身自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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