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李医生、武大教授、言论自由与幸存者偏差
年轻的李医生走了,让这场席卷全国的病毒悲剧达到了阶段性高潮。“病毒威慑纪元”开始的时候,人们有太多怨气需要倾泻,太多情绪需要寄托,太多后悔无处安放。葬礼上是很难冷静的,但如果冷静下来,这是个多么难得的观察人间百态以及人类特性的机会。
人总有一死。有的人死了,却让很多人忽然诈活过来,比如销声匿迹多年的大V李大眼和笑蜀重回人间24小时,滔滔不绝一番又马上消失不见。比如不是李医生,我都不知道原来中国还有那么多写对联很厉害的人——
有个老板群的群聊记录传的很远。一个做金融的说杀死李医生的是病毒,不是别人,大家还是要理性。一个做浏览器的立刻大骂对方是SB,几个人一起嚷嚷要退群,还说想要大家不退群就要道歉。我只觉得,老板们脾气真大,与民同怒,喷起人来比我们乌合之众还厉害,恨不得每个毛孔都喷出“人渣”二字。
这件事的后续是,做浏览器的向群主道歉并重新回到群里,群主可是他的投资人啊。但是跟着他退群的一大波人能不能回到群里可就不知道了。更多的普通人群里,当天稍有不同意见就回被踢出。踢出就踢出吧,反正也不想回去。
葬礼期间做理中客是不合时宜的,倒是非常符合《乌合之众》里的说法。勒庞还说,当场不要讲道理,等事情过去了再说。
还是有人坚持发出不同的声音:
一个妈妈写给孩子:“不要忘记,警察不是坏人。”这话让人感动,也让人感叹。难道内地也会像香港一样糊涂?一篇文章说李医生是好人,但要警惕上纲上线,警惕隐藏在悼念背后的阴谋,比如香港废青已经组织了文宣团趁机发酵。这文章传播较广,又引发几场舆论互殴,此处不多说。很多文章属于常规动作——鼓舞大家在致敬李医生的同时继续奋斗,相信国家人民一定能战胜病毒。微博id“2049年的世界”撰文论及官僚机制强大惯性是双刃剑,方向对了就会产生巨大效率,方向错了就会产生严重拖延,也被很多人认为比较公允。还有很多人争论李医生是不是第一个报信者,争论李医生到底救了多少人……但我觉得意义不大,为什么,后面再说。
网上谣言无数,这里我仅围绕小人物命运、警方责任以及大众扮演的角色,谈几点被包括武大教授们在内知识分子们忽视的道理。
李医生与知情者困境
小人物的悲剧令人流泪,但更深的小人物悲剧会让人无泪可流。人们认为李医生被辜负了,以为警方本可以不训诫他们,让真相自由流通。但是,如果时光倒流,李文亮就真的不会被辜负吗?我们来推演一下——
如果那8个人没有被领导谈话,没有被警方训诫,疑似SRAS的消息进一步传播,引发广泛警惕,同时当地政府也没有耽搁那5天,更没有搞什么匪夷所思的社区万家宴,这次疫情在一开始就被控制住,没有大爆发,于是大部分人得救了。于是大部分人都会感谢李医生和那8个人??
不,如果大部分人都没有感受到疫情,没有感受到恐慌,日日笙歌,就不会体验到我们现在体验的煎熬,就根本不会去感谢谁。别忘了,就算钟南山宣布病毒会人传人之后,还是有一大波人无所谓,嚷嚷着自己不怕死不戴口罩。在那个没有爆发疫情的时空,如果有人想起那8个人来,甚至还会骂两句,“就你们大惊小怪,害我囤积一大批口罩没用上,假期旅行也取消了,但是没发生什么大事嘛。”
再糟糕一点,警方训诫了他们,但是地方政府真的做到了“内紧外松”,控制住了疫情,仿佛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可能很多人就会说:造谣死全家,罚的太轻了,怎么不关他们两个星期?
玩过狼人杀或者杀人游戏的都知道,无论平民还是警察角色,即使知道了谁是杀手,也很难说出口,弄不好自己反而成为怀疑对象被咔嚓掉。李医生是有责任感的平民,有责任的平民知情者是最痛苦又无奈的,结局一般都不会太好,这就是“知情者困境”(这是我生造的词),这才是人类的永恒悲剧。
风云学会的群里有人贴出一条微博——
【泰坦尼克号】瞭望塔上的水手看到船要撞上冰川时大喊:不好了,要撞船了!旁边听到的乘客说:“不要散布负能量的东西!”,“要相信船长!”,“未经证实的话不要乱说,谣言会造成恐慌”......水手说:唯一能证实的办法就是撞上去。结果,证实了。
很多人认为这段话是批评船长的,我看这段话实际指向了“人性”。生活和工作经验稍丰富点的人都知道,一个群体中总有人能提前发现问题,甚至能积极解决问题,把问题消弭于无形,不让恶果出现。可是这样别人就不知道原来有问题,因为没有看到后果嘛,从而也不会感谢他,甚至觉得他多事。只有问题爆发了,大家都遭殃了,才会一个个忙着吃后悔药。一大波人在喊“为人抱薪救火者,不可使之冻毙于风雪之中!”,但是抱薪救火者一开始都是会让人讨厌的,只有火势大了你才可能感谢他。
基层警方与幸存者偏差
“知情人困境”的另一面就是“幸存者偏差”。举个媒体人熟悉的例子:两个网媒编辑,甲编辑积极干活,一人一天签发了二十篇稿子,还改出来50个语病或事实错误,但是有两个地方改错了。乙编辑消极怠工,一天只改了两篇稿子,然后作为读者还发现了甲编辑改错的地方并且还在跟评里张贴出来。于是领导和读者都认为甲编辑不称职……确实有人不称职,但未必是甲编辑。
同样,负责国家与社会安全的有关部门,相当于这个社会的“守夜人”,每天都在默默处理大量恶性谣言,多数处理对了,避免了社会无端恐慌与损失,但有些也会处理错。错了要好好检讨,但有些人因此就要求取消一切言论管理,这不是天真就是坏。果真如此的话,他们不知道要被多少恶意谣言伤害。
“幸存者偏差”这个人类常犯又不自知的错误,就算哲学教授也不能幸免。比如十个武大教授写公开信要求官方不仅要道歉赔偿,还要“以此为例,杜绝限制言论自由的作法”。我随便举个例子,1938年美国发生过一次事件,收音机节目里说外星人来了,在当时背景下很多人相信了,引发了大逃难,辟谣的没人相信,导致损失惨重。类似谣言如果出在中国,要是一开始官方没管控谣言,事后这些教授们准该联名痛骂警察没有早点管控,浪费纳税人的钱。
他们认为真理会在言论竞争中胜出。而我的朋友、经济学者张佩问:“那么你觉得反转基因言论和挺转基因言论哪个会在竞争中胜出?”很遗憾,真理往往都只能通过惨烈的事实结果胜出,可以参考《失控》里所言:进步总是通过摇摇欲坠的惨胜实现。
有人说如果自己是当事警察,就会正确鉴定信息真伪。要知道,警方见过的各种破事太多了,就像鉴黄师比你看过的片子多得多,多数时候比我们的判断力更强。而这一次,他们一听见SARS,就怕引起巨大社会恐慌。如果他们事先向卫生单位求证过没有疫情,那就很难说是警方的错。如果警方部门是独立判断了8个人的言论,那就只好检讨。但我还是要引用风云学会一位群友的话:
“在某个真相没有出现的时刻,各种信息纷至沓来,无法分辨真伪,基层组织也没有那个精力分辨,对社会最好的处理办法就是统一按照谣言算。如果按照无限制的自由,完全放开,那么与真理并行的是无数的谣言,也就意味着真理没有了价值,社会会陷入巨大的恐慌。”
这是了解基层部门疾苦的人说的话。看看那张图,基层工作者连填表都来不及。没有他们,我们将失去最后的保护。不要忘了,在此番抗击疫情的行动中,至今已有十多位警察劳累牺牲在岗位上,他们连解手的时间都难得,更别说上网发牢骚了。
有人说:可是疫情这么大的事情,警方不该轻易下结论啊。再说一次,在当时并不知道严重。有群友举了股市的例子:你现在看腾讯的股票走势,肯定后悔10年前没有买。可是回到十年前你还是不敢买,你怎么知道不会跌?就我自己来说,一月初听到警方宣布SRAS疫情是谣言的时候,心里松了口气,因为可以出游了。等钟南山出来说话之后,我还犹豫了好几天,才不情不愿地把本来的行程都取消掉。周边很多朋友都是这样犹豫的。谁愿意失去家人的团聚,生意的红火,旅行的舒适?谁不希望平平安安过个好年?人都不想听到坏消息。
不是说警方就没有错。但是有很多事情要等待调查,到底哪些关键环节出了问题。一位风云群友说:“第一次专家组下了‘无明显人传人证据’的结论,以及1月上旬当地政府各种迷之操作,只有把这些迷之操作的锅找准了,李医生事件的警醒才有意义。”
负责任政府总是会遇到幸存者偏差的困境。政府维护社会稳定,本是一件善事。但我们总觉得维稳维出了问题,因为有许多隐患被维稳摆平了,没有给我们带来灾难,只是我们不知道,就只会看到维稳失败时候的问题。反观美国,平时就不让民众指望它负责,加州洪水没好好救援,还能说成州权不可侵犯,甲流杀人没好好防疫,传遍世界,反而没多少人抨击政府。官僚机制的困境很值得一谈,不过不在本文阐释。
余论
最悲哀的仍然是李医生。他还有很多名气比他大得多的先辈。
比如马克思就很悲催,他当年说资本主义这样发展下去会灭亡,等于是向资本家吹哨。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汲取警告和教训,调整分配,缓和矛盾,没有如期灭亡,很多人就骂马克思说谎。伊格尔顿写《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恰恰就拿医生类比马克思——医生说你这个病不治会死,然后把你治好了,你却怀疑医生只是敲诈了你。中国人难道忘了报警者扁鹊见齐桓公的故事?忘了报警者华佗与曹操的故事?这些故事不是说王侯傲慢,而是说即便聪明如王侯,也还是会辜负。
这一次,其实1月3日官方就公布了措辞谨慎的消息:是不明肺炎(但不是SRAS)。同时也向美国等国家通报了疫情。可是人们只有听到SARS才会警觉和恐慌,因为我们仍然生活在SARS的后遗症里。虽然这次的新冠病毒看似没有上次那么可怕,但是其特性更复杂,引发的“踩踏”伤害巨大,可以说是SARS穿越十七载对我们进行了延时打击。但我们无法穿越,无法让时光倒流,只能继续带病生存。
余亮 2020年2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