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线心理医生讲述封城下的武汉:“我们有10%来访者是一线医务工作者”

(21世纪经济报)

“腊月29(1月23日),我本来要乘飞机去哈尔滨看雪,但当时觉得情况有点不对。”神经科主任医师、蓝天卢林武汉心理工作室技术负责人卢林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那个时候想,真去了哈尔滨,到时候见不见朋友都是两难,而且也怕飞机上会传染,所以放弃了出游的计划。第二天,武汉就封城了。”

作为资深心理专家,她的反应很快——1月25日,正月初一,卢林就组织了各地的一批心理专家,参与到培训中来;1月26日,蓝天联盟心理咨询服务热线正式上线。

至今,热线已经开通接近两周。“我计算了一下打热线的人,60%都是武汉人,40%是武汉外地的。”卢林说,“其中,10%是医务工作者,他们太忙了,没太多时间打电话。”

但是,卢林接到的热线第一位来访者,就是一位医务工作者。

拨打热线10%为医疗一线人员

曾经是儿科副主任医师的卢林,医学知识非常丰富,她一开始觉得挺乐观的:“当时真没想到疫情会发展到全国,只是觉得武汉牺牲一下,封一周、两周就好了。”

但是情况急转直下。

“尤其是封城之后,感觉武汉人可能会惊慌。因此我和同事首先编写了一本冠状病毒小蓝书,让大家知道怎么正确的洗手,怎么正确的戴口罩,怎么了解冠状病毒。这个本来是用武汉话读的,但是后来很多人都来问,我觉得可能很多人还需要再讲一下,就开始办热线了。”卢林说。

热线最重要的就是培训。“参与热线的,有600位心理咨询师,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其中很多人没有危机干预的经验,毕竟,面对疫情下的个体和平时心理咨询是不同的。”卢林说。

为此,她将所有人编成了五个组:专家组,用于为参与的志愿者咨询师讲授危机干预的知识;督导组,用于解决热线中志愿者遇到的问题;热线组,用于接听来访者电话并了解情况;调度组,用于分配志愿者咨询师资源;咨询师志愿者组,用于为来访者解决心理问题。

“我们把咨询师志愿者组分成21个团队,三班倒,第一班是早上8:00-12:00;第二班是2:00到下午5点,第三班是下午5点到晚上11点。”她告诉记者,“督导组则为咨询师志愿者解决问题,上午一次,10:00-11:30,下午一次5:00-6:30。”

卢林本身在督导组中,但是也会接待来访者。“我们咨询师们是志愿者,必须保护好他们。因此当他们感觉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时,就会把来访者转回到调度组,调度组会把这个来访者转到更为资深的咨询师那里,实在不行,最难的都会到我和其他督导师这里来。”

据卢林的统计,打热线的人中,10%为医疗一线人员,20%是自己隔离或者家人被隔离的人,还有一些人则是被恐慌、痛苦情绪所包围的普通人。

担心和恐惧都不是羞耻的情绪

卢林的第一个来访者是一个医务人员。

据她回忆,这位来访者是一位护士,在武汉一家医院的新型冠状病毒的重症病房工作。“她长期在重症病房中,值班的时候面对的都是上着呼吸机、情况很糟糕的病人,传染性也很强。这位护士穿着防护服,在大量的出汗,工作非常辛苦,平时也没时间聊天。然而一个夜班倒白班,她感觉被外界遗忘了。”卢林说。

卢林表示,不上班的时候,这位来访者住在医院包下的一个宾馆,也基本是隔离状态,她的恐惧感、隔离感和孤独感,都要远远强于外面在家自我隔离的普通人。

面对这样的情况,卢林首先做的是正常化对方的恐惧。“告诉她这种感觉恐惧、隔离感和焦虑都是很正常的。”

第二步,卢林进一步关心这位医疗工作者的现状:情绪有没有好一些?团队的关系怎么样?然后关心她的饮食,吃得如何,防护服是否足够等等,逐步让她和外界好的东西连接。

“她的同事已经有好几个被感染了,这也让她很担心。”卢林说,“对此,我告诉她我知道一些捐助医疗物资的群,我说你们医院要不要?她说是需要的,我说随后我就跟你的院长联系,把他拉到群里去。这时,这位护士就又觉得和外界的资源有一些连接。”

 “她是一个专业的护士,非常优秀,当我告诉她这些,她的自信就一点一点回来了。”卢林进一步强调:在这样的一个非正常的事件面前,我们所有的情绪都是正常的。“担心、恐惧、崩溃,这都不是羞耻的情绪,我们也不是一个人面对这个事件,要做好和自己内在好的资源,以及和外界好的资源的连接。”

当普通人被懊恼焦虑击倒

被这次疫情“击倒”的,不仅仅有医务工作者,更多是普通市民。

“还有这么一个案例也让我印象深刻,这位来访者已经躺在床上一周无法起身,无法入睡,想放弃治疗。”卢林说,“这个人在武汉长大,父母都在武汉,但自己在南方的城市工作。这次回武汉是为了探亲,带着女儿先回来,老公随后才到。没想到来到武汉第二天,封城了,她一下就被懊恼和焦虑击倒了,拒绝任何东西。”

“我就先听,听她哭。”卢林说,“她很悲观,什么也不想要。”

卢林感受到她的情绪:首先是愤怒,对自己的愤怒:“我为什么要在封城前一天带着孩子来武汉?!”

“我和她说,这首先不是你个人的责任。其次,我向她科普,说这次的事件传染病疫情,类似情况在古今中外也多次发生。第三,我们也经历过严重的非典事件,最后怎么样?我们都克服了。说到这里,她慢慢的好一些了。”

然后卢林就请她能否把枕头垫得高一些,她解释说,因为这位来访者之前一直是躺在床上,这用心理学来描述就是“退行”, 退行到无法坐起来的婴儿时期。然后就引导她关心家里现实的事情,包括吃饭怎么办?孩子怎么办?父母怎么办?

 “我发现这家人其实没有人感染,父母的状态也还好,有两个状态比较稳定的人。最后我们聊到现实问题,她最担心两点:工作保不住,孩子的学习成绩会下降。因为南方城市开学和开工的日期,肯定比武汉早。”卢林表示。

对此,卢林表示,对方的担心是对的,但是不是没有解决办法:一个是跟上级报告,封城在武汉暂时无法回来;其次和孩子的班主任讲清楚情况。“首先要保住对方的工作岗位和孩子的学籍。后来,她的领导挺好的,和她说你放心。”

卢林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普通人面对疫情,并不是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但是当极度的恐慌、懊恼、愤怒等等,这些过度的情绪占据了个人,人很容易和这些东西失去连接。“这时候,可以寻求外界进一步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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