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奇葩经济学家正名“国难财”说起

1.

最近很火的薛姓经济学家为“国难财”正名了。

薛经济学家的理论很简单，认为“发国难财”是市场的正常反应，不能以行政手段压制，应该让价格机制发生作用：高价格自然会吸引更多的商家生产和投入，自然提高商品的供给。如果人为压低价格，商家厂家没有动力增产，就一定会出现物资匮乏的状况。

当下，在我生活的城市，口罩价格严格控制，但药房和超市门前都有一张告示：“口罩无货”。 

看样子似乎被经济学家说中了，价格扭曲导致商品匮乏。

对于老百姓来说，口罩贵总比缺货好吧？薛教授快要说服我了。

但是仔细一想，这个推论很有问题。现在这个情况下，价格的信号功能真的能发挥作用吗？

这次口罩的需求急剧增加，是冠状病毒感染和地方政府处置失当，全民自我防疫的必要采购。用经济学的话来说，口罩需求急剧增加，需求的价格弹性由大变小。

通俗地说，一个商品原来的客源固定，一夜之间变成所有人的必需品，而且大家都怕染病，理论上无论口罩价格涨多少，需求也不会明显变小，毕竟绝大多数人还是惜命甚于惜钱。

 如果没有政府的价格管控，商家为追求利润极大化，囤货维持一定高价，这个高价产生的超额利润，就是所谓的“国难财”。

当然，要平稳发到“国难财”，商家应该要巧妙地定在一般消费者勉强接受的最高价格上，避免引起消费者众怒，如果囤积居奇得太过分，消费者会携手来砸你的店的。

此外，价格机制不会发挥作用的更重要的因素，是时间。

从武汉宣布封城到现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对于口罩市场来说，属于意外突发性的需求增长。虽然现在的疫情严重，但相信没有人认为这个急剧扩大的市场能长期维持下去——疫情终将会平息，无论几个月。到时候口罩的商品的市场和价格弹性又会恢复到以往水平（也许会增加不少，但不会如这几天一般地抢购）。

现有的生产能力能够多快增产，存疑；生产出来能多快送到最需要的地方，也存疑。

而且对厂家来说，扩大生产投资，扩大多少不容易掌握，而口罩生产据我所知，并非单单增加劳动力就能增加产出的，需要增添机器设备。

扩大多了，未来商品积压滞销、设备闲置的风险都是现实存在的。

假如没有国家的鼓励和指挥，如果我是口罩企业的决策者，恐怕也很难做出增产投资的决策，别发不了“国难财”，倒把姥姥赔进去。

实际上，要解决现在这种突发事件中的商品匮乏，恐怕只有在加强物资调配上下功夫才是正道。

当然，鉴于特殊时期的物流成本，这类商品价格稍微调高一点，相信广大群众也能理解，只要不太过分。

其实，商家的眼光也不会这么短浅，关键时刻能够维护人民的健康利益，吃相不要难看，这对企业形象的塑造可比花钱在广告上大吹法螺有用多了。

光从这个角度来说，稍微有脑子的商家也不会去发“国难财”的，这不是捡芝麻丢西瓜么？

2.

薛姓教授上赶子为“国难财”正名，如果不是存心以奇葩观点刷存在感，那就是读西方经济学读傻了的书呆子。

所谓的市场经济、价格机制，发挥合理的资源配置的功效，是有条件的。

那就是商品的价格弹性足够大，以及价格机制的时间成本较小。

对于这两个论点，再举两个例子来解释一下。

还记得长春长生的问题疫苗事件吗？

本来疫苗这种药品，是完全不具备价格弹性大、以及价格机制的时间成本小这两个特点的。

无论是幼儿接种疫苗，还是宠物接种疫苗，如今都是国家强制规定的卫生制度，是一个现代国家的标志。

文革时期接种疫苗的宣传画

国家法律强制，你若在上面攫取利润，老百姓接种免费还是不免费本质都一样——无非就是利润来自于老百姓直接给钱或是老百姓交的税（财政拨款），有区别吗？合适吗？

消费者的反馈快，时间成本小，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才能发挥作用，比如一家饭馆味美服务好，口碑就会很快做出来，反之，倒闭也很快。我所在城市成都，餐饮业的竞争就很激烈。

但疫苗这玩意，会有什么即时的反馈？你能想象，头天妈妈带孩子去打疫苗，第二天就在社交群里发言：“各位宝妈，昨天我家宝宝接种了XX疫苗，回来神清气爽，既不尿床，也不怕被狗咬，强烈推荐哦~”

疫苗生产只需要标准化，又没有差异化竞争的空间，却交给追求利润的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这种市场化只能说是很“骚”的操作了。

另一个例子，就要讲历史了，19世纪70年代中后期，光绪年间的大饥荒：丁戊奇荒。

这次饥荒持续四年，波及长江以北数省，估计一千万人饿死，其中山西省受灾最严重。

造成这次灾难的有多方面的原因，除了大旱之外，清政府开禁鸦片种植，是不能忽视的重要原因。

众所周知，清代中后期鸦片输入造成了中国白银大量外流。清政府为了扭转这个趋势，想了一个“馊主意”：放开国内的罂粟种植，以“土药”代替洋鸦片，按现在的话就是“进口替代”。这样既能减少国内瘾君子们把白花花的银子送给外国鸦片商，而且还能抽这个利润丰厚产业的税，可谓一举多得。

1859年，清政府颁布《征收土药税厘条例》，将国内的鸦片种植合法化。

在高利润的引诱下，又无新开辟的土地资源，山西农民把原先种粮的土地改种罂粟，甚至达到“弃田之半以种罂粟”的地步。

“土药”给农民带来了不小的收入，自产的粮食不够怎么办？没事，向外地、外省买。

四海升平的时候，商路通畅，山西农民很开心，外省产粮地也很开心，显示出市场经济资源配置的优越性。

但是，大旱来了，恶果也来了。

粮食和鸦片这两个商品，价格弹性完全不一样。虽然鸦片瘾来了直犯困，但饭一顿不吃饿的慌，几天不吃就要见阎王。

于是山西省鸦片价格崩盘，粮食价格飞涨。清代中国糟糕的物流运输条件，更助长了外来粮食的成本——更何况外省也是大旱，粮食自己吃也不够。

假如按市场机制，一种商品价格高涨，生产者为追求利润，会扩大这种商品的生产。

但一般粮食是春天播种，秋天才能收获，种满罂粟的土地，也不可能短时间换成小麦蜀黍。这就是粮食价格机制的时间成本。

这种价格和时间成本，历史证明，有几百万的山西人没有能力承受。

以前有位著名的茅姓经济学家大力抨击18亿亩耕地红线，认为是计划经济的落后政策。本人虽然认为18亿亩这个数字可以商榷，粮食市场可以一定程度发挥价格机制，但红线就是红线，耕地变成水泥地，资源不可逆，这种条件下，怎么能完全交给市场呢？历史殷鉴不远啊……

（网上流行一句话：都怪袁隆平让你们吃太饱。其实现代中国人告别饥饿，可以说是工业化的综合成果，而袁院士所代表的粮食品种改良，只是其中一个功臣。除了农田开垦、水利、农用机械、化肥等，很多人忽略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作用——只有高效的交通运输降低物流的成本，也就不会出现古时候隔一座山，一边粮食吃不完、另一边闹饥荒的情形）

3.

最后多说两句。市面上流行的经济学读物，尤其是热门的普及读物，我也翻过不少，都是围绕着市场机制怎样发挥作用、配置资源来讲很多通俗的案例。他们不是没有提及“市场失灵”这个概念，却很少详细阐述。

而价格机制达到经济学家们所说的资源配置功能，是需要时间的，这个时间的长短，中间产生多少社会成本，这个成本谁来承受？好像时间成本这个概念很少有西方经济学家愿意纳入他们的理论体系。

也许，资本主义的奥秘就在没有说出来的“时间成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