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的8个人是“事前诸葛亮”吗？

在《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的访谈中，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说到，1月初时武汉有8人因为对疫情的预警而被公安约谈，“这8个人是可敬的。”“他们是事前诸葛亮。”

可敬与否是感情判断，关键在于他们是否“事前诸葛亮”。还是那句老话：有什么信息，做什么判断。这8个人是“事前诸葛亮”，只有在他们的预警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前提下，而不仅仅是个人的感觉或者猜测。

现在还不知道全部真情，或许有人知而不言，或许没人知道，但相信在疫情过后会有严格的回顾和审查过程，关键不在追责，而在于吸取教训，为下一次疫情未雨绸缪。

如果这8个人有科学依据，被压制下来了，有关当局瞒报、谎报，这是违法、违规、罔顾公众安全的，必须追责到底，绳之以法。如果武汉公安也属于知情人圈子而成为帮凶，至少有连带责任。如果是这样，曾光所说的可敬都是言轻了，这8个人是民族英雄，只是悲剧的英雄，在最需要的时刻而不被理解的英雄。

相反，如果这只是个人猜测和感觉，没有科学依据，甚至是唯恐天下不乱，那就只有按照谣言处置了。对于这样严重危害公众秩序的谣言只有坚决处置，这是公安维护社会秩序的职责。哪怕事后证明说准了，那也是巧合，不改变谣言的性质。如果是后一个情况，武汉公安的处置完全得当。各地现在对谣言的强硬处置依然是这样的。如果是这样，曾光说的“可敬”就有问题了，尽管他补充的“但是科学讲究相信证据，做出判断得拿出依据”似乎都被直接忽略了。个人认为，曾光实际上指的是后一个情况。

对于疫情，任何事前诸葛亮都是英雄，很多措施都是在事后才被动采取的，疫情总是抢先一步，应对总是被动。这是不明的全新病毒的注定特征。人们无法预测未知，只能见招拆招，任何未雨绸缪都只能是根据过去的经验，而新冠病毒“不明、全新”的特点使得过去的经验和知识常常不管用，使得事前诸葛亮实际上不可能。眼下最大的意外也正是来自于此：

1、 新冠具有人传人的能力

2、 新冠在潜伏期已经具有很强的传染性

新冠是冠状病毒在很早就确定了。冠状病毒在人类很少见，现在已知的只有7种（包括新冠），具有人传人能力的只有3种（非典/萨斯、MERS、新冠），在潜伏期已经有传染性的只有1种（新冠）。有人会指出，感冒就有在潜伏期传染的特点，还有其他病症，但感冒和其他病症与冠状病毒是很不相同的病毒，冠状病毒之所以凶险和诡异，正是因为这个很不相同，所以并不能把其他病毒的特征套用过来，只能重新认识。

在一开始，只知道这是“不明肺炎”，因为症状像肺炎，所有已知药物和治疗都不见效，但来源不明，传染机制不明。肺炎是常见病，有很多种，大多数是不传染的，但传染性的肺炎（如非典、新冠）又是很厉害的。怎么办？

医院和社会一样，每天都有大量不明病例，一刀切地统统采取最极端措施，结果只能是社会停摆。比如说，一出现不明发烧，立刻全国封城，这肯定能减慢传播开来，但在没有确认必要性之前，也是不可取的。事实上，即使在新冠成为全国性威胁的现在，封城这样的极端措施也只有在湖北（尤其是武汉和周围地区）实行，北上广深采取了各种减少不必要出行和加强监测的措施，但并没有封城，邻近的河南、安徽、湖南、江西、四川也没有封城。同样，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法国等都出现病例，也没有因此封城。

根据公开报导，新冠具有人传人的能力即使在现在也只是观察推断的结果，并不是在有控制的实验室条件下可以复现的结果。同样，新冠在潜伏期已经有传染能力也是观察推断的结果。当然，现在已经有足够的病例可以证明，这样的推断是足够可靠的，因此必须当作科学结论，并作出相应政策决断。武汉封城决定正是在新冠具有人传人能力的推断之后作出的，各地来自武汉和湖北的人员自我隔离14天和全国性春假延长则是根据新冠在潜伏期已经具有传染能力的推断之后作出的。

现在已知的新冠特征已经完全了吗？未必。2-10天是冠状病毒从感染到发病的一般周期，14天之后一般认为已经过了潜伏期。但考虑到新冠的全新特点，潜伏期是否可能更长或者更短？更短的话，14天自我隔离是没有必要的，更长则使得14天可能低估了危险。但14天是现在已知的最好信息，所以有关决定只有相应制定。

回到那8个人，如果今天有人指出，新冠的潜伏期可高达30天，所以全国性的疫情将急速加剧，应该怎么对待这样的预警呢？处置的依据依然是科学依据。他们如果有科学依据，赶紧上报卫疫部门。要是怕有人瞒报，可以直接向最高领导层或者公众媒体直接呼吁，这是事关亿万人安全的超级大事。但要是没有科学依据，甚至有意蛊惑人心，那就只有当作恶性谣言处置了。

但对于有一定但不完全可靠的科学依据的预言呢？钟南山和曾光都对未来两个星期内疫情达到拐点有信心。相信他们不是挑人们喜欢听的在说，而是有科学依据的。但他们也都只能做到谨慎乐观，因为这里面有太多未知和不定因素，只能凭经验和推断。人们都衷心希望他们的预见是正确的。另一方面，香港大学的团队根据数学模型和现有数据预测，疫情高潮可能到4、5月才来到，此后因为转入初夏，病毒威胁自然消亡。港大预言算有科学依据的，但这算科学预言吗？个人认为，他们依据的数学模型是基于人口自然流动的。历史上没有过今日中国这样严格而广泛的封城、限行和自我隔离措施，因此模型的可靠性是有问题的，可能严重高估了。反过来说，如果模型预估是准确的，那全国性的限行和局部封城是否应该延续到4、5月？这就是判断问题了。到了事后，容易说应该还是不应该。关键是现在就要作出这样的决定。公众的信息只能来自可靠的学术机构和媒体。钟南山、曾光和港大都是可靠的学术来源，在这样矛盾、不完全可靠但又必须决断的时候，公众只有不自作聪明，信赖具有更全面信息的当局作出正确决定，并共同承担决定的后果。

另一方面，不少人热衷于追责。个人在前些天提到，武汉与湖北当局做到了due diligence，这是根据当时的公开信息。现在众说纷纭，但可证实的公开信息依然没有武汉和湖北当局失职的证据。

武汉和湖北当局肯定是有可能做得更好的，但凡事有一个最高标准，也有一个最低标准。Due diligence（不知道中文里怎么说，意思就是本职、法律和条令规定该做的都做到了）是最低标准，，没有做到是要吃官司的。但最高标准就是above and beyond，那是上帝视角，能做到的是超人的，做不到则是人之常情。

人之常情包括两个方面，政府和社会各有一个方面。在疫情爆发和封城后，武汉医院一时告急，市民生活也遇到困难。政府肯定有责任，但医院和市民也不能说没有责任。这么说遭人恨，但是实事求是的。医院的医材储备不足，市民家里缺乏应急的食品和其他供应，当然是疫情爆发太急，没人来得及准备，但政府何尝不是呢？片面要求政府常年为所有不测而大量储备，而自己不做任何准备，在平时只想着自己的权力，在有事的时候只想着别人的责任，这是很双标的。不说疫情，地震、火灾、水灾、风灾甚至战争都是随时可能的，有多少人家随时备足食品、饮水、药品、应急衣物并定期更换呢？人们只能根据足够可信的预警做相应准备，从政府到医院到个人都是一样的。

但疫情确实暴露了很多问题。在非典/萨斯之后，中国建立了全国性的疫情警报和管理体系，置于卫健委之下。在几次大型自然灾害后，中国更是把原先分散在各条块的应急部门合组为应急管理部。卫健委与应急管理部是平级的，但两者互相支援。问题是，中国的政府体系讲究上下级关系，没有国务院一级的协调，卫健委指挥不动应急部，应急部也指挥不动卫健委。有人因此而建议组建更高级的副国级机构，统筹跨越卫健委和应急部的防疫抗疫工作。

这是错误的思路。

职能部门只有专业，没有级别。涉及自己专业的事务，就是主导部门，其他部门都应该辅助。这应该是新一轮政府改革的重点。在更高层设置协调机构不仅叠床架屋，而且在道理上就说不通。更高级的领导具有更高级的政治责任，但在涉及专业或者具体的问题上，只有倾听专业建议，基本上没有不照做的选择。解放军曾经也大量依赖更高级的协调机构的做法，弄得副司令、到副连长一大堆，打仗的时候逐级加强，因为在任何合成作战（空地合成、步炮合成、步坦合成）中，都需要更高一级副主官来协调，本级指挥调动不动。现在的军改大量推动扁平化、合成化，只要有需要，合成营长可以直接呼叫空军支援。在未来，班长指挥军衔比自己高的飞行员或者炮兵连长轰击某一目标也是很现实的事情。在防疫抗疫和防灾救灾问题上也是一样，不管相关责任落在哪个部门、哪个级别，在相关事件发生时，主管职能部门就是最高领导，其他部门（哪怕平级甚至更高级）也应该听指挥。这样的机制应该有法律保障，事件的确认和机制的启用需要有严格的程序，只有例外才需要临时取得上级授权。对机制的滥用当然也要有严格的防止机制。

但高级领导加强到第一线，有时候还是必要的，尤其是第一线指挥官因为初期指挥不力而影响部队信心的时候。在十月战争中，负责苏伊士运河方向的以军南方司令部司令戈南在一开始判断失误，指挥混乱，增加了不必要的损失，甚至人为导致了防线漏洞，如果埃军果断突破，战斗就不再是沿运河前线了，很可能深入西奈。在最初的两天里，常备军的曼德勒师基本被打散架了，增援的阿丹师和沙龙师在匆忙中紧急开赴前线，没有协调和配合，随到随打。在这样的情况下，埃军的绝对数量优势和初期主动造成分割包围不是没有可能的。那时，从苏伊士运河到特拉维夫就没有可以成建制投入战斗的以军了。

但以军并没有撤换戈南，而是派前总参谋长巴列夫前往，加强领导。戈南及南方司令部成为巴列夫的参谋部，负责协调具体行动。巴列夫靠声望和才干迅速稳定了苏伊士运河前线，这才有了后来的渡河反攻。值得指出的是，在整个战争时期，也没人对总参谋长埃拉扎尔的能力和决策提出质疑，埃拉扎尔也确实带领以军打胜了战争，但在战后因为对战争预见不足而遭到追责，一般认为是当了国防部长达扬和总理梅厄的替罪羊，战争准备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举国上下的过度自信和麻痹大意，所有人都忽略了越来越清晰的信号。

在更大程度上，华南海鲜市场的存在就是从政府到公众的麻痹大意的标志。非典之后，野味市场一度取缔，后来又悄悄回来了。各地工商和城管取缔活杀和卫生不达标的食品市场的举措经常受到粗暴执法的指责，一度成为众矢之的，说到底，不是因为政府不作为，不是因为没人关心自己的健康（中国公众对养生的热情可能在世界上名列前茅），而是对真实健康威胁的认识不足，甚至想方设法用种种似是而非的质疑为自己的不健康卫生-饮食习惯或者视而不见开脱。希望先有非典，现有新冠，野味、活杀等不卫生的食品市场能真正取缔了。

更具体地来说，现在对武汉-湖北F4的追责呼吁不断，他们也表示，如果对疫情有用，愿意革职。这和十月战争的情况出奇地相似。但F4只是显而易见的目标，要一路追责到底的话，武汉和湖北当局其他有关负责人（包括医院负责人）也都跑不了。但在疫情紧张的时候，维持武汉和湖北的公务员和医疗队伍的军心至关重要，武汉人民的日常生活、医院运作还需要他们的努力工作。所以李克强到武汉去加强领导是可以的，但应该像巴列夫加强戈南的领导一样，不是一脚踢开、重起炉灶，而是上下合力，互相补充，共度时艰。如果F4有过错，现在正好是将功补过的机会。即使事后追责，也应该以吸取教训为主，而不是惩治为主，尽管砍几个人头可能缓解公众的一时愤怒。

防灾救灾和防疫抗疫就像打仗一样，应变规程需要经常评估和改进，更需要经常演练。演练的重点不光是有关部门的具体行动，更重要的是各级领导的相关责任和通信机制，确保人人都知道在危险临头的时候自己的职责和应有的行动。延申到工业安全，这也是一样的。化工厂爆炸、泄露是个大问题，在精明的企业家对危害应对也未必是专家，到时候领导权不知道怎么用是常见的问题。在西方的化工厂里，各级中管、高管的培训有相当一部分是和规章与权限有关的，MOC（management of change）规章和ER（emergency response）规章是大头。前者规范各种技改，包括设计、生产条件和运作方式的改变，后者则针对事故应对。权限规定清楚，到哪一级问题全权处理，更高级的问题在上报待命时应该采取什么措施，都有明确规定。中国的各级领导也需要对防灾救灾和防疫抗疫有相应的制度化的培训。

应急物资储备也是一个问题。新冠疫情爆发后，不仅武汉，各地的护目镜和医用口罩纷纷告急。中国虽然是制造上的超级大国，但这样突如其来的需求也 是手忙脚乱，封城带来的运输问题加剧了短缺。应急物资不仅有成本问题，还有有效期问题。过度储备是不现实的，只有分储联用才行。在疫情爆发时，各地储备集中交由国家卫疫机构统管，根据前线情况按需分配，抗命扣留以重罪论处。海关、运输等部门也需要有相关制度。这些都需要有法规规定，所有相关单位明白职责、权限和指挥链，平时操演，战时应用，而不能样样都等到事到临头了再特事特办。

封城也是。在武汉之前，中国没有过封城的事情（实际上全世界都没有过），决定下来时，除了人员不得进出武汉的大原则外，所有的具体细则和运作都是临时决定的。对于武汉应该先封城再宣布还是先宣布再封城，封城后的市内交通和食品供应等，至今争论不休。应该说，在没有先例和规章可循的情况下，在只有非常有限的时间里作出这样重大的决定，并部署实施，是非常不容易的。武汉的做法可能不完美，但大体做到了有效。作为未来的改进之处，对于封城决定的实施权限、实施办法，《防疫法》或者相关法规里应该更明确地规定，而不是只有一句大原则。大祸临头的时候，最忌讳的就是给一句不着边际的大原则，但没有具体应该怎么做。挨了一闷棍后，能摇晃着站直就不错了，还要灵机一动、闪跃腾挪，那是在要求超人了。

20年代的挑战还会有很多，新冠是第一个。挑战不仅是具体的疾控，也是政府体制。不要一提到体制改革就往意识形态上扯，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和危机管理能力与意识形态无关，也绝对是符合党的初衷的。希望在新冠之后，能看到相关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