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坤舆万国全图》与“郑和发现美洲”——驳李兆良的相关观点兼论历史研究的科学性​

来源：微信公众号“中国历史研究院”

摘要：中外学者公认，明末意大利来华传教士利玛窦于1602年在北京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晶。但近年来，美洲郑和学会会长李兆良在一系列论著中提出，《坤舆万国全图》其实是郑和为了“准备第七次”下西洋而绘制的，“成图时间为1428—1430年”，该地图证明了“明代中国人比哥伦布先抵美洲”。李兆良的著作在海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有专家甚至将其誉为“石破天惊”之作。但认真分析李兆良所依据的中外文资料，可知其观点在史实上是错误的、在逻辑上是乖谬的，完全违背了历史研究的科学性，因而根本不能成立。

关键词：利玛窦　《坤舆万国全图》　梁辀　《乾坤万国全图古今人物事迹》

1602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在北京绘制出《坤舆万国全图》，比较全面地介绍了欧洲人在地理大发现中获得的世界地理新知识。这幅地图不仅猛烈地冲击了中国人传统的“天下观”，而且还影响到日本、朝鲜等周边国家。即使在今天出版的中文世界地图上，仍然可以看到利玛窦世界地图的痕迹。中外学者公认，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晶，是东西方共同的文化遗产。但近年来，美洲郑和学会会长李兆良在一系列论著中提出，《坤舆万国全图》并不是利玛窦的作品，而是郑和为了“准备第七次”下西洋绘制的，“成图时间为1428—1430年”，该图“证明明代中国人比哥伦布先抵美洲”。李兆良的观点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重视。明史学者毛佩琦教授把李兆良的著作誉为“石破天惊”之作，并认为该书“挑战了世界史三大经典学说：（1）明代郑和下西洋止于东非；（2）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3）利玛窦把西方的地理知识带来中国”，“对世界三大经典学说的改写，不仅仅是要改变一两个历史事件的记录，实际上改写的是数百年世界历史的叙述格局，改变以西方为中心主导的历史话语体系。这件事意义之重大，比物理学上广义相对论迈进到狭义相对论还要大，直可比于日心说取代地心说”。地图学家廖克研究员认为，李兆良“为我们纠正延续几百年的错误历史论断提供了有力证据，为改写世界近代历史和明代地图学史作出了重大贡献”。高俊院士在总结近年来中国地图学研究动态时写道：“最近的一件事影响很大”，那就是李兆良提出了关于利玛窦世界地图的“颠覆性的新论据”，他的“结论不单是对利玛窦个人评价的问题，也不仅仅限于地图学的争论，而是势必引起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新认识”。针对上述种种观点，我们必须从学术的角度进行认真分析，以明是非，避免讹传。

一、利玛窦绘制世界地图的过程

及李兆良的“新发现”

在分析李兆良的观点之前，先介绍利玛窦在中国绘制世界地图的过程。

1578年3月，利玛窦与几位传教士一起乘坐帆船，从葡萄牙里斯本港出发，越过好望角，

9月抵达印度果阿；1582年8月，搭乘葡萄牙帆船，从果阿来到澳门，从此开始了在中国的生活。1583年，利玛窦获准在广东肇庆居住；1584年，在肇庆绘制出第一幅近代意义上的中文世界地图。虽然利玛窦在用意大利文撰写的书信及回忆录中都提到了这幅世界地图，但没有记下该图的中文名称。1935年，洪业（煨莲）提出，利玛窦在肇庆绘制的世界地图中文名称应是《山海舆地图》。这个观点很快被国内外学者普遍接受，几成定论。2015年，汤开建、周孝雷根据新发现的中文史料指出，利玛窦在肇庆绘制的世界地图中文名称是《大瀛全图》，从而解决了一个学术难题。遗憾的是，《大瀛全图》并没有保存下来。

1595年4月，利玛窦离开广东韶州，6月来到南昌，直到1598年6月底才离开。在南昌期间，利玛窦绘制过多种世界地图，但多数已经失传，只有两种保存在南昌学者章潢编辑的《图书编》卷29中。第一种为《舆地山海全图》，是用正轴椭圆形投影绘制而成的单幅世界地图；第二种为《舆地图》，由上（赤道以北）、下（赤道以南）两幅组成，是用正轴方位投影绘制而成的南北两半球图。这是我们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利玛窦世界地图。

1598年6月25日，利玛窦离开南昌前往北京；7月5日或6日到南京，7月16日离开南京继续北上。大概就在南京逗留期间，利玛窦将自己带来的新绘世界地图交给了南京吏部主事吴中明。利玛窦离开南京北上后，吴中明将此地图刊刻出版，这就是《山海舆地全图》。《山海舆地全图》失传已久，但吴中明等人为此图撰写的序文却保存在明末冯应京所编《月令广义》卷首及清初刘凝所编《天学集解》卷3中。

1598年9月，利玛窦首次进入北京，由于无法获准居留，只得于1599年2月回到南京；1600年5月离开南京，于1601年1月第二次到达北京，并获准居留。在北京期间，利玛窦绘制过多种世界地图，其中最为著名的是1602年李之藻版《坤舆万国全图》和1603年李应试版《两仪玄览图》。《坤舆万国全图》原刻本由6条屏幅组成（总长度4.14米，高1.79米），在欧美及日本都有保存。《两仪玄览图》原刻本由8条屏幅组成（总长度4.44米左右，高约2米），目前所知仅有两幅存世，分别收藏在中国辽宁博物馆和韩国崇实大学基督教博物馆。

利玛窦本人在中外文著述中都说《坤舆万国全图》是他亲手绘制的，李之藻、陈民志、杨景淳、祁光宗在《坤舆万国全图》的序文中也有同样的说法，阮泰元《两仪玄览图》序文中亦提及此事。19世纪末以来，中外学者从未对此产生过怀疑。而在李兆良看来，利玛窦、李之藻等人都在撒谎，因为“《坤舆万国全图》的原图是明代内府藏的世界地图，约1430年成图，远早于利玛窦和李之藻的时代”；“利玛窦与李之藻对《坤舆万国全图》的地理测绘没有贡献”。因此，李兆良的观点不仅彻底推翻了利玛窦、李之藻等当事人的陈辞，而且全盘否定了一百多年来中外学者的研究结论，同时也完全颠覆了国内外普遍接受的基本常识，真可谓惊世骇俗、耸人听闻。

那么，李兆良凭什么提出这些惊人之论呢？他是不是在中外文献中发现了什么新史料？仔细阅读条理紊乱的冗文，可知李兆良根本没有找到任何新的史料，而只是在严重缺乏历史知识的背景下，通过凭空想象演绎出自己的观点。李兆良所有演绎的逻辑起点是：《坤舆万国全图》“是利玛窦以奥特里乌斯的1570年世界地图为蓝本绘制的”，但《坤舆万国全图》上面共有“1114个地名，全部中文标注，比奥特里乌斯的世界地图增加了几百个”，于是，李兆良发问，《坤舆万国全图》上这些多出来的几百个地名是从何而来的呢？他的结论是：这些多出来的地名“只能得自中国资料”，即15世纪前期郑和环球航行时所绘的中文世界地图。需要说明的是，李兆良此处所说的“奥特里乌斯的1570年世界地图”，指的是奥特里乌斯（Abraham
Ortelius）所编地图集《地球大观》（Theatrum Orbis
Terrarum）中的一幅世界地图。《地球大观》于1570年首次出版，是世界史上第一部近代地图集。

不过，李兆良在《坤舆万国全图解密：明代测绘世界》一书中，显然没有想好如何回答以下问题：1602年在北京生活的意大利人利玛窦，是如何获得170年前郑和所绘世界地图的呢？在李兆良陆续发表的几篇论文中，他终于逐渐形成了一个带有浓厚“阴谋论”色彩的答案。他写道：《坤舆万国全图》完成于“1430年左右，即郑和第六次大航海之后”，它本来就是“中国文献”，“与欧洲测绘无关”；“成化年间，宪宗朱见深有意再下西洋，但是有人禀告，郑和文档已毁，只得作罢。其实，原来的地图，即《坤舆万国全图》前身，还存内府”。为了自圆其说，李兆良后来进一步提出，这里所说的“内府”是指明朝第一个都城南京，而不是指北京。李兆良这样推论道：“郑和文献失踪，万历皇帝当然知道。郑和时代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原图不能再出现，不然就有人要担当欺君之死罪”，所以，当明朝官员“知道利玛窦来华”后，就“准备把《坤舆万国全图》借利玛窦名义公开，怕万历知道有欺君之罪，只得假利玛窦之名出版，所以利玛窦顺利担当了《坤舆万国全图》的作者”；或者说，“李之藻等众臣为公开保存这份珍贵的地图，宁可把作者让给利玛窦，免去杀戮之灾”。李兆良还写道：“《坤舆万国全图》有原本藏在南京，官吏们密谋以利玛窦顶替作者”，“官员们在原图上添加序言和有限地名，利用利玛窦名义公开”，这样，利玛窦虽然因为《坤舆万国全图》而被后人誉为“中国的托勒密”，但实际上，“《坤舆万国全图》的内容与利玛窦的时代和身份严重不相符。”因此，在李兆良心目中，利玛窦是个欺世盗名的伪君子。

在举世闻名的《坤舆万国全图》上，李兆良认为自己“发现”了明朝官员的一个惊天阴谋。那么，李兆良的依据是什么呢？反复阅读他的文章，可以发现，李兆良主要依据两种文献：一是明代梁辀的《乾坤万国全图古今人物事迹》，二是《利玛窦中国札记》。下面分别讨论这两种文献。

二、梁辀的《乾坤万国全图古今人物事迹》

《乾坤万国全图古今人物事迹》（以下简称《乾图》）全图纵172.5厘米，横132.5厘米，木刻墨印。此地图于18世纪由欧洲来华传教士从中国带至欧洲，曾经是英国收藏家罗宾逊（Philip

Robinson）的藏品，1974年在大英博物馆展出过，1988年出现在索斯比（Sotheby）拍卖行的目录上（编号85号），现在下落不明。1977年，日本学者榎一雄撰文介绍过这幅地图，并很快被译成中文，作为“外国史学动态”在《历史研究》上发表。1987年，任金城也对这幅地图进行过探讨。

《乾图》上方的长篇序文，落款为：“常州府无锡县儒学训导泗人梁辀谨镌。万历癸巳秋南京吏部四司。刻于正巳堂。”由此可见，这幅地图的绘制者是无锡县儒学训导梁辀。至于这幅地图的缘起，梁辀在序文中写得非常清楚：

尝谓为学而不博夫古，无以尽经理之妙；好古而不穷夫远，无以尽格致之功。是以《禹贡》之书，历乎九州，《职方》之载，罄乎四海，班氏因之而作《地理志》，则图史之从来久矣，考古证今者所必资也。此图旧无善版，虽有《广舆图》之刻，亦且挂一而漏万。故近睹西泰子之图说，欧逻巴氏之镂版，白下诸公之翻刻有六幅者，始知乾坤所包最巨，故合众图而考其成，统中外而归于一。

此处的“西泰子”就是指利玛窦，“欧逻巴”是对Europe的音译。万历十七年（1589）就与利玛窦相识的刘承范曾为利玛窦写过传记，首句就是：“利玛窦者，西域高僧也，别号西泰”。利玛窦还告诉刘承范说，自己是“欧罗巴国人也”。而尚未与利玛窦见过面的梁辀，则误以为“欧逻巴”是个人名。梁辀在序文中非常清楚地说：中国人自古以来都很重视地图，但一直没有好的版本；最近南京（“白下”）有人翻刻了利玛窦地图，共有6条屏幅；我见到这幅地图后，才知道世界是多么广大，因而将多种地图综合在一起，绘制出《乾图》。

李兆良引述了梁辀的这篇序文，但他却别出心裁，从梁辀的序文中得出如下结论：“梁辀的序言说南京的‘六幅地图’其实就是《坤舆万国全图》原图，正式公开以前，在《乾坤万国全图天下（‘古今’之误——引者注）人物事迹》的序言里作了舆论准备”。对照一下梁辀原文，没有一个字可以支撑李兆良的观点。李兆良的观点完全建立在对史料的错误解读之上，根本无法成立。

李兆良还认为他在梁辀《乾图》上找到了关键证据：“梁辀的地图有亚伯尔耕，没有亚墨利加，利玛窦来华之前，中国是不知道亚墨利加的。利玛窦带来的奥特里（原文中此处及以下均缺‘乌’字——引者注）斯1570年世界地图没有亚伯尔耕，新大陆主要为亚墨利加。假如地图是利玛窦按奥特里斯地图绘制，应该有亚墨利加，没有亚伯尔耕，这是重要的疑点”；“1593年以后，西方的美洲地图才稳定地有亚伯尔耕这一地名”。这里包含两个主要观点：第一，《乾图》上没有亚墨利加；第二，利玛窦带来的奥特里乌斯1570年世界地图上没有亚伯尔耕。

尽管《乾图》原图不知收藏何处，但影印本还是比较容易见到的。《中国古代地图集（明代）》收录了这幅地图，中国国家图书馆也藏有此图的复印件。只要稍加留心，就可以在《乾图》的亚洲大陆北部沿海找到“亚墨利加国”几个字（图1），因此李兆良第一个论点是完全错误的。“亚墨利加”是America之类西文词汇的音译，此词源自意大利航海家亚美利哥·维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之名。我们知道，哥伦布虽然于1492年发现了美洲，但他认为自己到了亚洲。1500年前后，亚美利哥几次从欧洲横渡大西洋到美洲进行探险，并且提出美洲是一块前所未知的“新大陆”。1507年，德国制图学家瓦尔德泽米勒（Martin

Waldseemüller）首次用亚美利哥的名字来命名美洲。利玛窦来到中国后，将西方文献上的America音译成“亚墨利加”。郑和下西洋时，亚美利哥还没有出生，更没有人用他的名字来命名美洲。因此，《乾图》上面出现的“亚墨利加国”，本身就证明这幅地图并非郑和下西洋时代所绘。只不过尚未与利玛窦见过面的梁辀误将“亚墨利加”当成了一个国名，并且根据自己的需要，将其错误地标绘在亚洲大陆的最北部。

图1　《乾图》上的“亚墨利加国”

确实如李兆良所说，梁辀《乾图》上出现了“亚伯尔耕”地名；他还知道，“亚伯尔耕”一名就是Apalchen的音译，而且“西方地图对亚伯尔耕有各种不同拼法，如Apalache,
Apalaci,Apalatci,
Apalache,Apalacelm”。不过，李兆良说“利玛窦带来的奥特里斯1570年世界地图没有亚伯尔耕”，这就完全错了。只要浏览一下奥特里乌斯1570年版《地球大观》，就可以在这部地图集的《美洲地图》（Americae
Sive Novi Orbis Nova
Descriptio）上面，看到颇为醒目的Apalchen一名（图2）。这样，李兆良的第二个论点也是错误的。

图2　1570年《地球大观》中《美洲地图》上的Apalchen

《乾图》虽然非常著名，但学术界对其缺乏深入研究，许多基本问题尚不清楚，包括绘制年代。梁辀序文所署时间是“万历癸巳秋”，即万历二十一年，学者在探讨《乾图》的绘制年代时，都是根据这一时间进行推测的，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1593年，利玛窦尚在广东韶州，根本没有到过梅岭以北地区。因此，一些学者认为，早在1593年，有人已经在南京翻刻利玛窦在肇庆绘制的世界地图了；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梁辀序文中的“癸巳”可能被误刻了，应当是癸卯年（1603）或乙巳年（1605），甚至可能是丁未年（1607）。李兆良更是以梁辀序文中的“万历癸巳”为依据，认为“1593年，利玛窦还在韶州，没有到南京”，因此，“梁辀的序言说南京的‘六幅地图’其实就是《坤舆万国全图》原图”，即“1430年明代中国人完成的”世界地图。

李兆良的这个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他根本没有认真看过《乾图》。《乾图》上有许多信息表明，此图是在1593年之后绘制的。其中最直接、最明确的证据，就是关于“遵义府”的注文：“一州四县。杨应龙叛，万历卅年征平，立府县。”（图3）此外，地图下方关于四川省户口赋税的说明中，也有类似的文字：“播州，杨应龙叛处，今改遵义府，管一州四县”。万历二十四年，播州土司杨应龙公开起兵反叛，直到二十八年六月才被明朝军队彻底镇压，杨应龙自缢而亡。这就是“万历三大征”中的“平播之役”。《明实录》明确记载，万历二十九年四月丙申，“命分播地为二郡，以关为界。关内属川，关外属黔。属川者曰遵义，属黔者曰平越。遵义领州一，曰真安；县四，曰遵义，绥阳，桐梓，仁怀。平越领州一，曰黄平；县四，曰湄潭，余庆，瓮安，安化。”万历三十一年八月，川贵总督王象乾报告，“遵义城垣公署营建告成，田地粮差丈摊已定”。因此这幅地图无疑是在万历三十年之后绘制的。此外，在万历二十九年新置的州县中，遵义府所属真安、绥阳、桐梓、仁怀在《乾图》中也都出现了。

图3　《乾图》上的“遵义府”

通观《乾图》还可以发现，梁辀非常重视平播之役，天启元年（1621）同样发生在西南地区的奢安之乱，在《乾图》上却不见任何踪影；万历四十四年，后金建立之后发生的一系列关系明朝生死存亡的事件，历史意义远比平播之役重大，在《乾图》上也无一丝痕迹。据此推断，《乾图》应绘制于平播之役结束后不久，所以在梁辀的心目中，“平播之役”就是新近发生的最大事件。因此可以确定，梁辀序文中“万历癸巳”一定是误刻，因为这一时间比平播之役整整早了十年。此外，《乾图》虽然提到了“万历卅年”（壬寅年），但将“癸巳”误刻成“壬寅”的可能性不大，因为这两组干支年代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而且，如果这幅地图是万历三十年绘制的话，那么，遵义府下方的“万历卅年”更可能用“今岁”之类的词汇。从语气上来看，“杨应龙叛，万历卅年征平，立府县”，不像是指当年发生的事件。所以笔者推测，梁辀序文中的落款“万历癸巳”，应当是“万历癸卯”的误刻。也就是说，《乾图》应是在万历三十一年绘制的。这一年，距离杨应龙死亡只有三年，而此后导致明朝灭亡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尚未发生，因此梁辀将平播之役当作近期发生的重大事件记入地图。

前已述及，1598年，吴中明在南京刊刻了利玛窦的《山海舆地全图》；1602年，利玛窦在北京绘制出《坤舆万国全图》。因此，1603年梁辀在绘制《乾图》时所参考的“西泰子之图说”，既有可能是指《山海舆地全图》，也有可能是指《坤舆万国全图》。但有两条证据表明，梁辀所参考的，正是《坤舆万国全图》。一是李之藻在《坤舆万国全图》上写的一段话：

白下诸公曾为翻刻，而幅小未悉。不佞因与同志为作屏障六幅，暇日更事杀青，厘正象胥，益所未有。

这表明吴中明在南京刊刻的《山海舆地全图》面积并不大，而且也不是由六屏幅组成的，否则李之藻就无需点明北京版《坤舆万国全图》是由“屏障六幅”组成的；而梁辀所见到的利玛窦世界地图，恰恰是由“六幅”组成的。据此推断，梁辀所参考的就是《坤舆万国全图》。二是《乾图》上的一段注文：

伯西儿国：无房居，开地为穴。衣鸟毛，食兽肉人肉。

对照奥特里乌斯等欧洲制图学家绘制的地图，可以知道，这个“伯西儿”就是Brasilia的音译（现在译写成“巴西”）。在《坤舆万国全图》上也有类似的注文：“伯西儿，此言苏木。此国人不作房屋，开地为穴以居。好食人肉，但食男不食女。以鸟毛织衣。”显然，《乾图》上的注文是从《坤舆万国全图》简化而来的。而在利玛窦1595—1598年在南昌期间绘制的《舆地图》上，就只有“食人”，而没有“伯西儿”之类的地名。1598年在南京刊刻的利玛窦《山海舆地全图》虽然失传了，但其摹本却保存在明代冯应京的《月令广义》和王圻的《三才图会》中。在这两部书所收录的摹本上，巴西一带同样被称为“食人国”，而非“伯西儿”。因此，如果梁辀参考了在南京出版的《山海舆地全图》，那么出现在《乾图》上的就应当是“食人国”，而不是“伯西儿”。可事实上，《乾图》和《坤舆万国全图》一样，都在这一区域标出了“伯西儿”，并写下了长段注文。因此，《乾图》所参考的一定是《坤舆万国全图》。

李兆良认为，《乾图》是“1430年明代中国人完成的”。但这幅地图上关于“万历卅年”

平播之役的注文，有力地否定了李兆良这一观点；《乾图》上的“亚墨利加国”、奥特里乌斯1570年《美洲地图》上的Apalchen，则否定了李兆良关于《乾图》上“没有亚墨利加”“利玛窦带来奥特里乌斯1570年世界地图没有亚伯尔耕”的看法。因此，梁辀的《乾图》不仅不能支持李兆良的观点，反而可以证明他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三、关于《利玛窦中国札记》

李兆良论著中一个更大的错误，是他试图通过解读《利玛窦中国札记》来否定《坤舆万国全图》是利玛窦绘制的，因为他并不知道《利玛窦中国札记》的形成及流传过程。

李兆良曾经专门讨论过《利玛窦中国札记》的“不同版本”，并且认为：“《利玛窦中国札记》一书是另外一位比利时籍传教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577—1628）在利玛窦死后，根据他的笔记整理的。……利玛窦笔记原文为意大利文，金尼阁1615年首先出版的是拉丁文版本。随后几年，陆续发行了法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德文等翻译本，书名略异。之后的其他欧洲语本基本上根据拉丁文版，该书是欧洲汉学者首次认识中国必读的一本书。”李兆良还说，他“主要参考”了7个版本的《利玛窦中国札记》，其中最为重要的是“1622年意大利文版”。通过分析这些译本，他有两个发现。第一，关于《坤舆万国全图》的绘制地点，“意大利文版第352页”说是在“南京（Nanchino）”，李兆良因此写道：“值得注意是‘南京’的字眼来自利玛窦意大利文原文。后来拉丁文、法文、西班牙文翻译为京城／宫廷，没有指明北京或南京。英译本与中译本的‘北京’不是‘京城／宫廷’的规范翻译。朱元璋定都南京，朱棣于1421年迁都北京。这点差别是关键的改写。因为金尼阁没有见过利玛窦，他整理笔记，必然因为地图出现在南京而疑惑，因此首先出现的拉丁文版，把南京改为京城／皇城（Regia），以后的法文（cour）、西班牙文（court）没有出错。300多年后的英文版把皇城改成‘北京’是绝对错误的，翻自英文的中文版因此也出错”。李兆良为什么如此重视意大利译本中的“南京”呢？因为他要据此得出如下“新见”：《坤舆万国全图》是郑和下西洋时期绘制的，一直秘藏在明朝的第一个都城南京。他推论说：“利玛窦的笔记原文是意大利文，不应该有误。最可能的解释是南京的确原来就有《坤舆万国全图》的原本，利玛窦与李之藻在北京合作是在南京原有的《坤舆万国全图》上编修的”。

李兆良通过分析《利玛窦中国札记》多种中外译本得出的第二个结论是：“利玛窦描述地图尺幅不准确。札记拉丁文、法文、西班牙文描述的《坤舆万国全图》是一人高，没有宽度，顶多是方形，不是长方形地图，不是英译本的６英尺平方，也不是中译本的６平方英尺”，“假如利玛窦实际参与地图绘制，不致地图尺幅也含糊不清”，因此，利玛窦“对《坤舆万国全图》的制作参与非常有限”。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李兆良找来了中外文多种《利玛窦中国札记》译本，并且广征博引，不厌其烦地分析不同版本的翻译错误，甚至“按照中古时代欧洲人的墓与武士盔甲高度”来推算《坤舆万国全图》的大小尺寸，洋洋洒洒地写下了一万多字，貌似博学而严谨，但实际上非常可笑：因为他所依据和分析的，并不是利玛窦原作。

研究表明，早在1594年，尚在韶州的利玛窦就开始萌发撰写中国札记的念头，“直到1608年，利玛窦才真正开始将他的这个愿望变成现实”，此后他一直用意大利文坚持撰写札记，直至1610年去世。1612年，金尼阁带着利玛窦中国札记的手稿从中国返回欧洲。“在漫长的旅途中，金尼阁开始将这部用意大利文写成的手稿译为拉丁文，因为罗马天主教传统上一直用拉丁语作为教会的正式语言和礼拜仪式的专用语言”。1615年，金尼阁翻译的拉丁文版《利玛窦中国札记》在德国首次出版，后来又被翻译成欧洲其他语言。我们可以将所有这些译本，统称为“《利玛窦中国札记》金尼阁删改本系列”。

金尼阁在把利玛窦的意大利文《利玛窦中国札记》手稿翻译成拉丁文时，进行了“增补、修改和编辑”，因此书中许多内容并不是利玛窦本人的思想；根据这部译本而转译的其他译本，更不能完整地表达利玛窦的原意。李兆良所重视的“1622年意大利文版”《利玛窦中国札记》，也是从金尼阁的拉丁文译本翻译而来，而不是像他所声称的是“利玛窦意大利文原文”。所以，李兆良的长篇大论，其实只是探讨了这样一个问题：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拉丁文译本在翻译成其他文字时，出现了哪些不同的译法？显然，金尼阁删改本系列中关于“南京”或“北京”的不同译法，以及对于《坤舆万国全图》尺幅大小的不同描述，都是翻译者的事情，与利玛窦无关。试图根据这些译本来确定《坤舆万国全图》的大小，或者来证明南京“内府”中一直珍藏着郑和下西洋时绘制的地图，都是缘木求鱼。

李兆良深知“利玛窦意大利原文”的重要性，并在《利玛窦中国札记》金尼阁删改本系列中进行了艰苦而徒劳的查找。他根本不知道，利玛窦自己用意大利文撰写的《利玛窦中国札记》“笔记原文”其实早就公诸于世了，而且还有两种中文译本。1909年，意大利学者文图里（Pietro
Tacchi
Venturi）在耶稣会档案馆中发现了利玛窦的这部意大利文手稿，并对其进行了整理，于1911年将其作为《耶稣会士利玛窦神父历史著作集》（Opere
storiche del P. Matteo Ricci S.I.）第1卷出版，题为《中国回忆录》（I commentarj della
Cina）。后来，德礼贤（Pasquale M. D.
Elia）在文图里的基础上，对利玛窦手稿进行了大量考证与注释，完成了《利玛窦史料：天主教传入中国史》（Fonti Ricciane：Storia
dell’introduzione del Cristianesimo in
Cina）一书，共3册，于1942—1949年陆续出版。1986年，刘俊余等将德礼贤整理出来的《利玛窦史料：天主教传入中国史》译成中文，取名为《利玛窦中国传教史》，由台湾光启出版社、辅仁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2014年，文铮将德礼贤的《利玛窦史料：天主教传入中国史》译成中文，取名为《耶稣会与天主教进入中国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这样，要研究李兆良所关心的“南京”或“北京”问题，以及《坤舆万国全图》尺幅大小问题，完全没有必要去考证《利玛窦中国札记》金尼阁删改本系列中的不同译法，直接查阅德礼贤《利玛窦史料：天主教传入中国史》即可。李兆良所探讨的内容，都在该书第17章“北京的传教事业又有新起色”中。这里，利玛窦清楚地使用了Pacchino（北京）这个地名，而不是Nanchino（南京）。而且，利玛窦还注明了所有的事情都发生在1608年初到1609年12月25日之间， 此时他已在北京生活了七八年。况且，即使证明《利玛窦中国札记》中的原文是“南京”而不是“北京”，也不能就此证明当时的南京依然保存着关于郑和下西洋的档案资料，更不能证明利玛窦可以获得这些档案资料。

至于《坤舆万国全图》尺幅大小问题，利玛窦原文是sei

quadri。刘俊余将此词译为“六个版面”，文铮采用了同样的译法，并将全句译为：李之藻“做的第一件事是重新刊印《坤舆万国全图》，这一版比以前的版本都大，分为六个版面，尺幅比一般人身高还高，各版面之间满是带扣，中国式样，非常美观”。事实上，《坤舆万国全图》就是由六条屏幅组成的，每条屏幅的高度为1.80米左右，确实“比一般人身高还高”。 因此，李兆良根据《利玛窦中国札记》金尼阁删改本系列来指责利玛窦“连（《坤舆万国全图》）实际比例尺的描述也不清楚”是毫无道理的；据此认为利玛窦“对《坤舆万国全图》的制作参与非常有限”，更是难以成立。

​

四、李兆良引用的西方古地图资料

李兆良的论著引用了不少西方古地图资料，并试图通过似是而非的叙述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一些不是专业研究西方古地图的学者因此被其迷惑。实际上，李兆良根据西方古地图资料所得出的结论，都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他在利用资料时出现了以下几个明显错误。

第一，事实错误。

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1522年，麦哲伦船队完成了人类历史上首次环球航行。欧洲人通过地理大发现，进入了前所未知的广阔世界，获得了日益丰富的世界地理新知识。在此背景下，西方地图学在16世纪进入了一个关键转折时期。主要表现为，以托勒密为代表的古代地图学逐渐被反映地球全貌的近代地理学所取代；新的地图投影方法不断被发明出来；地图大量增多，“在1400年至1472年这个手稿时代，大约有1千幅地图在流传；从1472年至1500年，大约有5万6千幅地图在流传；从1500年至1600年，大约有几百万幅地图在流传。”而李兆良完全无视西方地图学史上的这些事实，甚至故意隐瞒真相，用错误的观点误导读者。试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地图上的经纬度（线）问题。李兆良说，奥特里乌斯1570年世界地图“有经纬度”，而“1548年，意大利人加斯塔尔迪（Giacomo
Gastaldi，1500—1566年）制作的第一份美洲地图”，以及“1550年，塞巴斯蒂安· 明斯特（Sebastian
Münster，1488—1552年）绘制的第一幅美洲地图，没有经纬度，整个美洲与现代理解的美洲差别悬殊，亚洲与美洲相隔很近，日本是长方形的。亚洲最大的是印度，中国（国泰）是小国。比较20年后的奥特里斯1570年地图有天渊之别。根据1550—1570年之间的测量技术，当时绝对不能达到测绘奥特里斯世界地图的水平”；此外，“1580年，荷兰人瓦根乃尔（Lucas
Janszoon Waghenaer，约1533—1606年）出版了被称为欧洲第一本航海著作《航海明镜》（Spieghel der
zeevaerdt），里面有23幅欧洲各国地图，只有其中一幅有经度”。因此，“奥特里斯、墨卡托的世界地图则是翻译自郑和时代流传在外的使节地图”，这些地图“是中国的世界地理知识传入西方”的证据。

李兆良的这个观点，与西方地图学史的基本事实完全不符。稍具西方文化史知识的人都知道，古代世界“最卓越的创造”之一，就是古希腊科学巨匠托勒密（Claudius

Ptolemy)在其名作《地理学》中提出的两种地图投影方法。自1406年开始，托勒密《地理学》重新传回西欧，并被大量印刷。因此，在15—16世纪，画有360度经纬线的地图可以说不胜枚举。李兆良在文章中利用了多幅收藏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西文古地图，这个图书馆中就藏有明斯特和“意大利人加斯塔尔迪”绘制的多幅画有经纬线的地图。

李兆良称，与奥特里乌斯1570年世界地图相比，明斯特的美洲地图上“没有经纬度”，中国是“小国”，试图以此来说明奥特里乌斯1570年世界地图上有来自“中国的世界地理知识”。这种比较毫无道理。因为明斯特的美洲地图本来就是以表现美洲为目的，因此，只能把中国的局部地区以“小国”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奥特里乌斯的世界地图则是以表现整个世界为目的，中国当然比较大。此外，明斯特的美洲地图大小只有26cm×35cm，而奥特里乌斯世界地图却有33．7cm×49．3cm，所以有更多的空间来表现世界。选择不同性质、不同大小的地图进行所谓的比较，只能得出荒诞的结论。这种比较方法本身就是违背科学的。

第二个例子是普兰修斯（Petrus

Plancius）1594年世界地图。李兆良非常重视这一地图，认为郑和他们不仅测绘了北美洲西部的广大区域，而且还根据当地的“地理特征”对许多地方进行了命名，包括美湾（B.
Hermosa）、雪山（Sierra Nevada）、水潮峰（Cabo de
Corrientes），并且将这些地名标绘在《坤舆万国全图》上，因此，“《坤舆万国全图》是中国人测绘的正本”;由于16世纪欧洲人尚未到过北美洲这些地方，所以奥特里乌斯1570年世界地图上就没有水潮峰、美湾、雪山这些地名；“1583—1589年，荷兰人颜海艮·凡·林斯豪滕（Jan
Huygen van
Linschoten）在果阿担任葡萄牙大主教的秘书，获得大批葡萄牙在亚洲的资料，包括世界地图和航路文献，包括亚洲地图”；“林斯豪滕的重要著作《旅程》（Itinerario），重要资料来自一位航海者德尔克·贾力逊（Dirck
Gerritszoon，1544—1608年），外号Dirck
China（中国通），22岁开始航海（1568年），来往印度、中国、日本之间，渡（应为“度”）过20多年海员生涯。林斯豪滕的书使他成为荷兰的‘马可·

波罗’，不同的是他从来没有踏入中国，关于中国的信息极有可能来自贾力逊”；而这些信息又为普兰修斯所获得，于是，“1590年的普兰修斯地图有北美洲西部地名：水潮峰、美湾、雪山等奥特里斯1570年地图没有的地名”，“1570—1590年间，普兰修斯获得美洲西部地名和其他中国的世界地理知识，欧洲人到200年后才知道美洲西部地理”。总之，“中国明代地理信息流入欧洲是介于1570年与1594年。普兰修斯根据明代信息更新了地图”；“普兰修斯世界地图（1594年）首次标示了北美西部的地名”。

图4　奥特里乌斯《1564年世界地图》上的Sierra Neuada和C. de Corintes

这里姑且不去追问李兆良的这些观点是否有史料依据，我们只要列举奥特里乌斯的几幅地图，就可以证明李兆良虚构出来的这个“中国地理学西传”过程是完全错误的。在奥特里乌斯1570年世界地图上面固然没有雪山（Sierra

Nevada），可是，李兆良不知道的是，奥特里乌斯的这幅世界地图，只是地图集《地球大观》中的一幅，再往下翻几页，有一幅《美洲地图》（Americae
Sive Novi Orbis Nova Descriptio），上面就清楚地写着Sierra
Neuada，也就是李兆良所说的“雪山”。在《地球大观》中，1587年新版《美洲地图》上，出现了Grandes
Corrientes；1590年新增的《太平洋分区图》（Maris Pacifici）上，既有Grandes Corrientes，也有Baia
Hermosa。更重要的是，在奥特里乌斯《1564年世界地图》（Nova Totius Terrarum
Orbis）中，已经出现了Sierra Neuada和C. de Corintes（图4）。事实上，Sierra
Neuada一名的来历是非常清楚的。1542年11月18日，葡萄牙探险家卡布里罗（Juan Rodríguez
Cabrillo）在加里福尼亚沿海探险时，远远地望见一座“耸入云天”的高山，“山顶上覆盖着白雪，他们于是称其为雪山（Sierras
Nevadas）”。 随后，制图学家们以卡布里罗的航行记述为依据，在地图上标绘出了这个“雪山”。但由于制图学家们对这些航行记述的理解各不相同，因此，在不同的地图上，雪山的位置也各不相同。从1772年开始，欧美人才将现在的内华达山脉认定为Sierras

Nevadas。因此，李兆良关于“普兰修斯世界地图（1594年）首次标示了”水潮峰、美湾、雪山等“北美西部的地名”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他据此得出的1570—1594年间“中国明代地理信息流入欧洲”的结论更是无稽之谈。

第二，逻辑混乱。

李兆良的论著中，充斥着违背逻辑的推论。德礼贤在1938年出版的巨著《利玛窦神父的汉文世界地图》（Il
Mappamondo Cinese del P. Matteo
Ricci）中，对《坤舆万国全图》上的汉译地名进行了考证，并努力将其复原为意大利文写法。李兆良振振有词地写道：“假如《坤舆万国全图》的美洲地名来自欧洲命名翻译，德礼贤就不需要把《坤舆万国全图》的地名翻译为意大利文，应该直接引用原来欧洲人绘制的地图上的地名，从中文翻译为欧洲文字的美洲地名是一个重要的提示：这些地名是中国人命名，不是欧洲人命名的。”李兆良大概不知道，德礼贤的这部著作本来就是用意大利文撰写的，他将《坤舆万国全图》上面的中文地名翻译成意大利文，这不是很正常吗？李兆良从德礼贤这种正常的文字翻译中，推断出“中国人发现并命名了美洲”的结论，这才是不符合逻辑的。还需要说明的是，《坤舆万国全图》上有些地名，德礼贤并没有考证出来。但德礼贤未能考证出这些地名，并不意味着这些地名在西方古地图上不存在，只能说明有些西方古地图尚未被发现，或者是德礼贤没有见到。因此，要探究《坤舆万国全图》上的汉译地名来源，必须更加广泛深入地去查找更多的西方古地图，而不是随便找两张西方古地图就宣称由于“中国明代地理信息流入欧洲”而导致了西方地图史的变化。

在讨论《坤舆万国全图》与奥特里乌斯世界地图之间的关系时，李兆良的逻辑上也是错乱的。如前所述，他的逻辑起点是：《坤舆万国全图》“是利玛窦以奥特里乌斯的1570年世界地图为蓝本绘制的”，可是此图共有“1114个地名，全部中文标注，比奥特里乌斯的世界地图增加了几百个”，因此他断定，这几百个多出来的地名“唯一可能”就是来自郑和环球航海时绘制的地图。

李兆良在进行上述推论时，显然忽略了三个事实。首先，《坤舆万国全图》固然参考了奥特里乌斯的1570年世界地图，可是，这仅仅是奥特里乌斯巨作《地球大观》中的一幅地图，而且，这幅世界地图还有1570年、1589年两个不同的版本。《地球大观》的版本就更多了。这部地图集的首版是1570年拉丁文版（共有53幅地图），后来又以荷兰文、德文、法文、西班牙文等文字推出增补版。至1598年奥特里乌斯逝世时，已经出版了30多个版本，其中1592年拉丁文版的地图数量增加到134种。其次，除了《地球大观》之外，奥特里乌斯还绘制过其他地图，包括前面提到的《1564年世界地图》。最后，奥特里乌斯固然是利玛窦时代非常著名的制图学家，可当时欧洲还活跃着一大批杰出的制图学家。在1570年第一版《地球大观》中，列出了87位被引用过的制图学家姓名，到奥特里乌斯去世时，这份制图学家名单增加到180多位。因此，如果在奥特里乌斯1570年世界地图上找不到某个地名，并不意味着该地名在《地球大观》所有版本的所有地图中都无法找到，也不意味着该地名在奥特里乌斯绘制的所有地图上无法找到，更不意味着在16世纪西方人绘制的所有地图上无法找到。虽然国内外学术界都认为，利玛窦利用了奥特里乌斯的世界地图，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利玛窦只利用了奥特里乌斯的某一幅世界地图。因此对于《坤舆万国全图》上面多出来的几百个地名，李兆良未能在奥特里乌斯1570年世界地图上都找到原名，只能说明他查找的地图太少，而不能说明这些地名在16世纪欧洲人所绘地图上都不存在。李兆良关于《坤舆万国全图》上面“美洲一半的地名在同时期的欧洲绘地图上没有出现”的断言，同样是仅仅根据他所知道的几幅地图而推导出来的。即使《坤舆万国全图》上某个美洲地名无法在同时代西方地图上找到严格对应的原名，那也可能是由于利玛窦的误写或刻工的误刻而造成的，未必一定由于该地名在西方地图上不存在。例如，对照西文地图，《坤舆万国全图》美洲部分的“哥妙国”“鸟水河”“何勒利西那”“里汉”几个地名，显然是“哥沙国”（Cossa）、“乌水河”（Rio
Negro）、“何勒利两那”（Oregliana）、“里漠”（Leon）之误写或误刻。

第三，无视历史。

古代地图上的地名及其他信息，都是经过历史沉淀而形成的，有着特定的历史内涵。由于李兆良对这些历史内涵知之甚少，所以得出了错误的结论。他关于本初子午线的观点，就是一个例子。李兆良认为，“16世纪的欧洲绘地图把本初子午线定在大西洋中的加那利群岛（Canary
Islands，13°—18°W）或佛得角群岛（Cape Verde Islands，
22°—25°W）”，而“《坤舆万国全图》的本初子午线贴着西非洲最西海岸，例如塞内加尔的达喀尔（Dakar,
Senegal，17°33′22″W）。这是亚欧非大陆板块的最西点，离开非洲最西岸就进入大西洋，这是制定本初子午线的合理思路，也表示中国人曾到达非洲西海岸，在这里测绘。”

李兆良自认为通过研究《坤舆万国全图》“把整个世界地理大发现历史颠倒过来”，但他不知道的是，在《坤舆万国全图》的序文中，利玛窦对于本初子午线有过明确的叙述：“南北经线数天下之宽，自福岛起”。也就是说，穿越“福岛”的经线就是本初子午线。在《坤舆万国全图》上，本初子午线确实正好穿过了“福岛”。而李兆良却认为“《坤舆万国全图》的本初子午线贴着西非洲最西海岸”，这只能说明他根本没有认真读过利玛窦写在这幅地图上的文字。他更不知道的是，在古希腊传说中，一些伟大的英雄死去后，其灵魂就生活在大西洋极远处的这个“福岛”（被写作Fortunate
Islands、the Blessed
Islands等）上面。从公元前1世纪后半期开始，欧洲人就把加那利群岛认定为传说中的“福岛”。 公元2世纪，托勒密把穿过“福岛”（加那利群岛）的经线定为本初子午线。因此，《坤舆万国全图》把穿越“福岛”经线定为本初子午线，是有历史原因的，它与李兆良所说的“16世纪的欧洲绘地图把本初子午线定在大西洋中的加那利群岛”并没有什么区别，因为当时欧洲人就是把加那利群岛认定为“福岛”。此外，李兆良在编造“官吏们密谋以利玛窦顶替（《坤舆万国全图》）作者”的阴谋论时强调，明朝官员如果犯了“欺君之罪”，就会招来“杀戮之灾”。不过，他在大谈郑和船队“到达非洲西海岸”并将本初子午线定在此处时，似乎忘记了明朝的严刑峻法。我们知道，古代中国自认为是天下中心，在此背景下，假如郑和发明了本初子午线的概念，可以肯定，这条本初子午线一定是穿越明朝首都北京城的，就像清代欧洲来华传教士在绘制地图时把穿越北京的经线定为本初子午线一样。乾隆二十六年（1761）前后，法国来华传教士蒋友仁（Michel

Benoist）绘制的《皇舆全览图》，就是以穿越北京的经线作为本初子午线的。因此，如果郑和船队真的把本初子午线定在“非洲西海岸”，那么这种大逆不道的行为必定会招来更加严酷的“杀戮之灾”。

李兆良在论证郑和船队“发现并命名美洲地名”时，所列举的主要论据“哥泥白斯湖”和“何皮六河”，同样说明了他对历史的无知。由于李兆良对这几个地名非常重视，所以下面专门讨论。

五、北美洲的“哥泥白斯湖”和“何皮六河”

对于“哥泥白斯湖”和“何皮六河”，李兆良的观点是：“1610年，哈德森‘发现’加拿大北部的大湾以前，《坤舆万国全图》已经有一个湾名为哥泥白斯湖，在西方地图上被翻译为Lake
Conibas或Conibaz。这湾的开口比较窄，注入北极圈。在普兰修斯1594年地图与鲁夫（Conrad
Low）的书‘海上英雄’（1598）里有记载。但是当时没有记载任何人到过此地”；“《坤舆万国全图》有何皮六河（Obilo
River）由南向北流入北极圈，相当于今天的麦肯齐河（Mackenzie River），以发现者Alexander
Mackenzie命名，他于1789年到达该河，比《坤舆万国全图》晚190年”；因此就这两个地名而言，“《坤舆万国全图》比所有西方地图更正确详细，不是《坤舆万国全图》抄袭西方地图，是西方地图抄自原来的《坤舆万国全图》”。那么，李兆良的这些说法能否成立呢？我们先看事实。

1534、1535年，法国探险家克蒂安（Jacques

Cartier）两次前往北美洲圣劳伦斯河一带探险。特别是在第二次探险时，他逆流而上，于1535年10月2日来到被印第安人称为Hochelaga（利玛窦将此词音译为“何察剌瓦”）的地方，其位置就在现今加拿大蒙特利尔（Montréal）城内。克蒂安记录下了印第安人许多奇特的风俗，其中包括他们所使用的一种贝币。克蒂安写道，“在印第安人心目中最为珍贵的东西，是一种雪白的贝币。这种贝币是从Cornibotz河中取得的”，具体获取方法是：当地居民先将垂死者或战俘杀死，接着用刀在尸体的臀部、肩膀等处猛砍，然后将尸体沉入Cornibotz河中，过了半天左右，再将尸体捞出，并且在尸体上被猛砍过的刀口中觅取一种类似于贝壳的东西，最后将其做成贝币。10月5日，克蒂安离开Hochelaga，沿着圣劳伦斯河顺流而下，于11日到达现在加拿大的魁北克城（Quebec

City）。在这里，克蒂安等人从当地的印第安人口中获知，在西北方向有个遥远的地方，十分富庶，盛产黄金，河流很多，一个很大的岛屿就坐落在一条大河的中间，此外，还有个无边无际的“淡水海”（une
mer
douce）。这些印第安人自己说，所有这些传说，都是从北面相邻的Saguenay（利玛窦将此词译写为“沙瓦乃国”）部落那里听来的，他们自己并没有到过那些地方。1536年7月，克蒂安回到法国圣马洛港。

克蒂安是第一个进入圣劳伦斯河航行的欧洲人。大约从1542年开始，克蒂安等人所获得的地理新知识逐渐反映在其他欧洲人绘制的地图上。1545年，克蒂安第二次探险报告在巴黎出版，随后被译成其他文字，并被各国制图学家广泛利用。李兆良提到过“意大利人加斯塔尔迪”的1548年地图，但他并不知道，就在加斯塔尔迪于1562年左右绘制的地图上，就有何皮六河和哥泥白斯湖（图5）。在1575年法国人特凡（André

Thevet）的美洲地图上，也有这两个地名（图6）。因此，李兆良的以下说法都是错误的：“中国人早就知道哥泥白斯湖”“西方地图的Conibaz是从中文翻译过去的，是利玛窦把这名称与地理传给西方的”“普兰修斯世界地图（1594年）首次标示了北美西部的地名”。

图5　加斯塔尔迪1562年地图上的“何皮六河”（Obilo）和“哥泥白斯湖”（Lago Conibaz）

1535年，克蒂安从北美洲印第安人口中获得了关于“淡水海”的传说，随后将其介绍到欧洲。墨卡托根据这个传说，在1569年世界地图上画出了一个圆形大湖，同时写下说明：“此乃淡水海（Hic
mare est dulcium
aquarum）。根据Saguenay人的说法，加拿大人不知其边际所在。”这段注文又出现在墨卡托1595年《世界地图集》中的《北极圈地图》（Septentrionalium
Terrarum
descriptio）上。利玛窦在《坤舆万国全图》上，把Conibaz音译成汉字“哥泥白斯湖”，注文如下：“此洪湖之水淡，而未审其涯所至。依是下舟，可达沙瓦乃国”。显然，利玛窦的这段注文是根据欧洲出版的地图翻译过来的。李兆良曾对墨卡托1595年《世界地图集》中《北极圈地图》上的拉丁文注文进行过逐字解读，但由于他不知道这段文字早就出现在墨卡托1569年的世界地图上了，更不知道这段文字的历史渊源，因此，他错误地得出了这样的结论：1602年的《坤舆万国全图》“似乎是从欧洲地图翻译，其实不然。1610年西方才发现该湾，改称为哈德森湾，利玛窦当年去世，不可能在1602年的地图上标示该湖。哥泥白斯湖的地理、地名都比欧洲人发现早。《坤舆万国全图》比所有西方地图更正确详细，不是《坤舆万国全图》抄袭西方地图，是西方地图抄自原来的《坤舆万国全图》，传抄错误。中国人早知道哥泥白斯湖的地理，比西方地图准确”。

在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上，哥泥白斯湖的入海口东侧，有一条“哥入河”。对照16世纪西方出版的地图，此词无疑是Cogib的音译。但在李兆良看来，这个地名来自中国方言。他这样写道：郑和环球航海时，“船员很多是从福建、江西招募的，因为船上载有大量景德镇的瓷器产品。景德镇的口语与客家话接近”，“所以，‘哥入河’应该是原来用客家话从美洲土语翻译过来的，西方从中文翻译为Cogib。利玛窦访问中国之前，没有一幅欧洲绘的地图有‘哥入河’这名字。”李兆良：《坤舆万国全图解密：明代测绘世界》，第114—115页。李兆良又写道：“2013年，一道新桥横跨麦肯齐河，以原住民的语言命名为‘Deh
Cho’桥。Deh Cho与汉语‘大漕’同音同义，汉语‘漕’（客家话Tai Cho，粤语Dai
Cho）是水道，不可能是巧合的，即原住民与懂汉语的人交流过，或者本地原住民就是汉人的后裔。”中国方言之多不胜枚举，如果按照李兆良的这种逻辑，那么，几乎世界上的所有地名，都可以复原为中国的某种方言读音，甚至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世界上所有的地名都是由讲不同方言的中国人命名的。姑且不论李兆良的这些说法在语言学上是否成立，我们只要举出一个事实，就可以彻底否定李兆良的这些废话了。因为在加斯塔尔迪1562年地图上（图5），以及特凡1575年地图上（图6），都可以见到这条名为Cogib河流。

图6　特凡1575年美洲地图上的“何皮六河”（Obilo）和“哥泥白斯湖”（Lago Conibaz）

奥特里乌斯在1570年版世界地图上把哥泥白斯湖画成一个巨大的海湾，但没有注出湖名。在1592年新版《世界地图》上，一条名为R.
de
Tormenta的河流，自北而南将北极海洋与圣劳伦斯河连接起来。这样，北美洲东北部就成了一个独立的岛屿。利玛窦则将这种错误进一步发挥，直接在“哥泥白斯湖”与圣劳伦斯河之间画出了一条相通的河流，其结果是：第一，北极海洋通过“哥泥白斯湖”而成为圣劳伦斯河的最终河源；第二，“哥泥白斯湖”以东加拿大及周边地区成了一个大岛。在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左上方的“赤道北地半球之图”上，北美洲也是这样的画法。

《坤舆万国全图》把加拿大及周边区域描绘成一个巨大的孤岛，这显然是错误的，因为北美洲的实际地理并非如此。利玛窦的这个错误，主要来自奥特里乌斯1592年版《世界地图》。李兆良一再强调：“明代有技术能力测量经纬，用球形投影绘制覆盖大面积的地图”，郑和船队于“公元1430年前”就已经“测绘美洲”了，并且绘制出了远远“超越欧洲人”的美洲地图，“《坤舆万国全图》，实际上是1430年左右中国人完成的测绘”。若真如李兆良所言，《坤舆万国全图》上的北美洲就应比较接近实际地形，而不应当出现如此巨大的错误。否则，根据李兆良的观点，就会得出如下结论：充满错误的《坤舆万国全图》被利玛窦介绍到欧洲后，在其影响下，欧洲人反而绘制出了正确的地图。这样的结论，无疑是有悖逻辑的。

六、重申历史学研究的几个原则

历史学的目的，是要通过可靠的史料来探求已经发生过的事实，而不是凭空臆想出虚妄无稽的昔日荣光。中华民族的自豪感，是建立在无数个历史事实之上的，而不是通过穿凿附会的谰言谎语构筑起来的。李兆良完全有权提出“明代中国人环球测绘《坤舆万国全图》”之类的观点，但他在论证这类观点时，至少应当遵守这样几个历史学研究的基本原则，否则就违背了历史研究的科学性。

第一，必须依靠史料。

归纳起来，李兆良的观点主要有三个：（1）郑和不仅完成了“首次世界航海大业”，而且还“环球测绘了世界地图”；（2）“《坤舆万国全图》，实际上是1430年左右中国人完成的测绘，成图于郑和下西洋时代”；（3）1570—1594年之间，“中国明代地理信息流入欧洲”，从而使“西方对中国与世界的了解大增”。李兆良如果要证明自己的这些观点，就必须要有可靠的史料作为依据，但他并没有提出一条中文或外文史料。此外，郑和下西洋的当事人巩珍、费信、马欢等人都说，他们最后到达的“天方国，即默加国也”，

“乃西海之尽也”。天方国“默加”即Mecca之音译（现在译写成“麦加”），位于红海东岸，今属沙特阿拉伯。因此，学术界公认，郑和下西洋时的“西洋”，就是指印度洋。至于《坤舆万国全图》，利玛窦、李之藻等当事人都异口同声地说过，它是利玛窦绘制的。这也是中外学者的定论。而《坤舆万国全图》上的美洲地名，则完全可以在西方文献中找到源头。所以，李兆良要想否定古代中外当事人的陈述和现代中外学者的定论，同样需要提出可靠的史料依据。没有史料依据的观点，无论多么耸人听闻，最终只能成为学术笑料。

第二，必须忠于原文。

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史料，以不同的方式记载了历史信息。任何一个研究者，都必须忠于这些史料，不能随意歪曲原文。而李兆良在论证自己的观点时，却常常曲解史料，随意发挥。如前所述，他正是通过错误地解读梁辀写在《乾图》上的序文，才得出如下谬妄的结论：梁辀序文是明朝官员“准备把《坤舆万国全图》借利玛窦名义公开”而推出的“舆论准备”。另一个典型例子是对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序文的解读。利玛窦在这篇序文中说，他到了中国后，在广东、南京等地都绘制过世界地图，到了北京后，李之藻等人“歉前刻之隘狭，未尽西来原图什一，谋更恢广之”，于是利玛窦“乃取敝邑原图及《通志》诸书，重为考定，订其旧译之谬，与其度数之失，兼增国名数百，随其楮幅之空，载厥国俗土产，虽未能大备，比旧亦稍赡云”。李兆良却认为，这里的“‘旧译之谬’‘度数之失’两者应指西洋地图翻译自中国地图的地名与经纬地望错误”。显然，李兆良完全曲解了利玛窦的原意。利玛窦在序文中所说的“旧译”，无疑是指他本人在广东、南京等地根据西方地图而绘制的中文世界地图，绝对不是此前欧洲人所翻译的郑和下西洋资料；“度数之失”是指出现在利玛窦自己以前所绘地图上的经纬度错误，不是此前西方人在翻译郑和所绘地图时出现的错误。如果连简单的中文史料都无法准确地阅读，那么，所谓的“研究”又从何谈起呢？

第三，必须合乎逻辑。

李兆良在其《坤舆万国全图解密：明代测绘世界》篇首，引述了柯南·道尔侦探小说中的一句话作为自己的信条：“排除所有不可能的因素后，剩下的无论概率怎么低也是真相。”我们姑且不论柯南·道尔的这句话是否正确，至少李兆良本人并没有遵守这一信条，相反，他是在根本没有掌握“所有不可能的因素”的情况下，通过混乱的逻辑推导来论证自己的观点。他在把《坤舆万国全图》与普兰修斯等人的地图进行比较后提出，“《坤舆万国全图》比所有西方地图更正确详细”，进而认为这些地名的位置是根据郑和下西洋时的“实地测绘”数据绘制的，所以是“更正确详细”。但这种论证方法在逻辑上是完全不能成立的，其道理非常简单：即使《坤舆万国全图》有几个地名的位置比普兰修斯等人的地图“更正确详细”，但并不能以此来证明这幅地图“比所有西方地图更正确详细”，也不能以此来证明《坤舆万国全图》是郑和航海时绘制的，因为关于这几个地名的资料完全有可能来自目前尚未被发现或已经失传了的西方古地图。更加重要的是，即使《坤舆万国全图》有些地名在西方文献中找不到源头，那也不能证明它们“唯一可能是来自从中国实地测绘命名的地名”，因为两者之间并无必然的逻辑关系。事实上，在《坤舆万国全图》的美洲、欧洲和非洲部分，并不存在着“比所有西方地图更正确详细”的地理信息。

本文通过分析几个具体实例，说明李兆良的论著在史实上是错误的、在逻辑上是乖谬的，完全违背了历史研究的科学性，所以，他的观点也是不能成立的。

〔作者龚缨晏，宁波大学浙东文化研究院教授。宁波315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