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他的书，我一声长叹：共产党人都是铁打的吧？

如果想要了解台湾共产党人的历史，想要了解台湾左派的发展脉络，蓝博洲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作家。

我至今还记得合上他的《幌马车之歌》时，那一声长长的叹息：

共产党人都是铁打的吧？

如果时间倒流，我生在那样的时代，我想我一定做不出他们的举动来。

可叹岁月飘零，台湾共产党人，如今都只剩下一些老同志在坚持了，马场町每年的春祭、秋祭，能去的人越来越少。那些生死与共、惊心动魄的故人故事，真的就要这样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中吗？

还好，我们有陈映真，我们有蓝博洲。

正如蓝博洲自己所说：

“我写的是共产党人，这些共产党人是台湾最优秀的一群人。台湾是一个‘反共’的社会，我要讲的是在台湾真实存在的历史。不管怎么样，这段历史是绕不过去的。”

“因为台湾的形势在变化，民进党在搞转型正义，我就必须跟他们纠缠，如果我不写，历史就变成他们写的那回事。本来我可以摆脱了，去写小说，但是因为他们在抢这个历史解释权，所以我还要继续把这个事情做完，跟他们针锋相对，不然他们搞人海战术，把我盖住了，一般人以为历史就是这样了。”

如果有空，找来他的书读一读吧。

下面转载的是中评社的一篇报道，作者张爽。

台湾作家蓝博洲呈现在照片里的形象都如出一辙：直视前方，双唇紧闭，嘴角没有一丝笑意。《幌马车之歌》的主人公钟浩东、蒋碧玉留在照片上的也是这样的神情。蓝博洲笔下所写的台湾共产党人，是郭琇琮这样希望自己的骨灰“能对老百姓种空心菜有帮助”的理想主义者，是钟浩东这样九死一生赴大陆抗日，却在抗战胜利回到台湾后，在“白色恐怖”中被枪决的知识精英。

蓝博洲说自己的太太和女儿都不读他的书，因为“她们说不需要读，看我就可以了”。蓝博洲也坦陈笔下的人物对自己的影响：“这些人都是台湾的精英，都是地主阶级、中产阶级的小孩，他们背叛了自己的阶级。因为他们有社会良心，看到还有那么多人是被迫害的，希望追求一个更公平、正义的社会。像郭琇琮这样的，连骨灰都要对老百姓种空心菜有一点帮助。你说能不受到影响吗？”

蓝博洲在北京三联韬奋书店三里屯分店开分享会的周六下午，不少读者专程赶来，座位在分享会开始前二十分钟就被一抢而空，还有来逛书店的读者被讲座内容吸引，驻足聆听，不大的空间里黑压压站满了人，挤在走廊两侧、书店二楼的听众站着听完了这场分享会。

平时寡言的蓝博洲，把这场讲座讲得十分生动有趣，他向听众描述了自己上小学时从家到学校的那条路：离他家最近的第一个电线杆上有一个标语“小心匪谍就在你身边”，另一个电线杆上的标语是“检举匪谍，人人有责”，稍微粗一点的电线杆上还有图画：“匪谍”戴着帽子，鬼鬼祟祟地躲在电线杆后面，终于走到了校门口，远远地看到操场的大围墙里面有八个大字“杀朱拔毛 反共抗俄”，进了校门，上了台阶，看到的又是标语：“做一个活活泼泼的好学生 当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蓝博洲上小学的时候是1967年，两岸都在经历着一场与“文化”有关的运动：大陆正在进行“文革”，台湾则是“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在铺天盖地的“反共”宣传中长大的蓝博洲，那时还不会想到自己长大后会以颠覆台湾人“反共”的价值观作为自己的写作目标。进入中学后，蓝博洲开始反思自己所接受的教育，思索人生的意义。他阅读了陈鼓应的书，知道了“存在主义”，后来又读到台湾爱国作家杨逵、左翼作家陈映真的作品，意识到应该关注现实，理解台湾的历史。后来因为机缘巧合，蓝博洲在《人间》杂志当记者的时候，偶然听说了中共地下党员、台湾医生郭琇琮的故事。郭琇琮在被处决前留下遗言：“请把我的尸身用火烧了，撒在我所热爱的这片土地上，也许可以对人们种空心菜有些帮助呢……”蓝博洲深深地被震撼了，他找到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决心用一生来寻找这段被湮灭的历史，把郭琇琮们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但选择写台共党人的历史，蓝博洲遇到了许多棘手的问题——最困难的部分是寻找采访对象，并说服他们愿意开口讲述这段十分敏感、充满委屈、伤痛的故事。蓝博洲曾经找到一位已经被枪决的地下党员的通讯地址，知道他的遗孀就住在那里。他在人家的家门口徘徊了三天，不敢按门铃，担心对方不接受他的采访，或者即便让他进了家门，也只是应付应付。刚巧隔壁是一家舞厅，到了第三天，舞厅拉客的人便招呼他：“小伙子，你来了三天，要进来就进来嘛。”

因为需要搜集大量资料、做大量采访工作，蓝博洲的书写得很慢，“每一篇文章都要花十几年”。但是他又十分坚定地不肯放弃非虚构的写作方式，因为他需要用这些真实的故事来颠覆台湾人的价值观，一面反“反共”、一面对抗“台独”，“我写的是共产党人，这些共产党人是台湾最优秀的一群人。台湾是一个‘反共’的社会，我要讲的是在台湾真实存在的历史。不管怎么样，这段历史是绕不过去的。”

蓝博洲说自己是统一派，去“反共”、颠覆台湾人的价值观，是他为两岸问题的解决做的一点贡献，“因为就我对台湾的认识来说，如果不颠覆‘反共’的价值观，没有人会认同共和国。共和国是共产党的中国，蓝的、绿的都不会认同，我要争取的是台湾的民众，我要让他们理解这个东西。我要让反共社会知道，台湾也有共产党，这些共产党都是台湾最优秀的人。这是另外一种颠覆。”

与“台独”争斗了三十年，蓝博洲本来打算转型去写“审美层次更高”的小说，用他对台湾历史的理解完成个人的历史创作，但不承认“九二共识”、拥有“台独”党纲的民进党政府上台后在岛内大举“去中国化”、大搞转型正义，蓝博洲觉得现在还不是停下来的时候，他还需要非虚构写作这把利器，与民进党争夺历史的解释权。“因为台湾的形势在变化，民进党在搞转型正义，我就必须跟他们纠缠，如果我不写，历史就变成他们写的那回事。本来我可以摆脱了，去写小说，但是因为他们在抢这个历史解释权，所以我还要继续把这个事情做完，跟他们针锋相对，不然他们搞人海战术，把我盖住了，一般人以为历史就是这样了。”

蓝博洲将自己比作一块石头，用一人之力对抗掌握了全台湾资源的一个政党，“我这个石头你越不过去，‘台独’论述就站不住脚。”

与“台独”的纠斗险象环生，“台独”分子通过写论文的方式“地毯式”抓蓝博洲书中的毛病，想把他“斗臭斗垮”。蓝博洲应对的方式就是继续一篇一篇写自己的作品，“只要我写下来，他们就没有办法了，他们就要花更多气力去否定我。”“如果在理论上他们不能批判我，他们就要找出更多的事证，证明当时的台湾人不是我写的那样，而是他们讲的那样：台湾人在‘二二八’之后就开始搞‘台独’。但事实上‘二二八’之后台湾人是认同共产党的。”

“人活着就是有社会责任的”

与其他“走红”大陆的台湾当红作家琼瑶、龙应台、蒋勋、九把刀等人相比，蓝博洲相当“不红”，但这并不代表他的文学造诣和在大陆的认可度不高。《幌马车之歌》在大陆图书评分网站“豆瓣”上的评分是8.5分，《台共党人的悲歌》评分是7.8分，而琼瑶得分最高的一部作品是《窗外》，分数是7.2分，大部分作品得分在7分以下。蒋勋的《孤独六讲》分数是8.1分。一向“毒舌”的“豆瓣”网友也看出了蓝博洲的用心：“《幌马车之歌》是蓝博洲笔下的历史。文字的平静和节制是他的风格，是一个知识分子叙写的历史和政党文宣中叙写的历史的不同之处。平静和节制是在避免制造悲情、利用悲情，也正好化解了悲情。”

当听到自己的“豆瓣”得分时，蓝博洲有一点意外，他问记者，“（分数）是侯导电影的得分吗？”蓝博洲曾经也有过“走红”的机会，台湾著名导演侯孝贤的两部作品《悲情城市》、《好男好女》都选用了《幌马车之歌》的很多素材。但非虚构的历史写作毕竟与通俗小说不同，蓝博洲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作品“不可能”有朝一日变成大众作品。同样也是讲述台共党人故事的电视剧《潜伏》走红的时候，蓝博洲也想过把作品拍电视剧，但除了题材敏感和现实因素的限制之外，在岛内写作与在大陆写作还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在大陆可以虚构，但是在台湾虚构谁理你？”蓝博洲说，因为这段历史在台湾是被压制的，台湾又是一个“反共”的社会，只有讲最真实的历史才能被关注，才能成为“反反共”的利刃，这是他“斗争与写作的一个策略”。

没有其他台湾作家红，蓝博洲并没有失落感。他说他自己也是从琼瑶开始阅读的，只是越往上走就会高处不胜寒。“大众文化可以反映一定的社会现实，我们可以从这个现象做分析，看看这个社会怎么样。”蓝博洲说，如果大陆流行的都是琼瑶、三毛、余光中的作品，那么台湾问题的解决遥遥无期，如果哪一天陈映真在大陆变成显学，那时候台湾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琼瑶、三毛式作品，在蓝博洲看来是一剂精神鸦片，并不是真正的台湾。而要了解真正的台湾，就要阅读他和陈映真的作品，“（我们的作品）告诉你们台湾是怎么回事，台湾的社会矛盾是怎么回事，台湾的历史是怎么回事。”

但蓝博洲并不赞成用强制的力量让读者阅读他的书，他担心如果政治的力量、官方的力量介入，读者又会逆反。蓝博洲觉得表现台湾题材的影视、文字、出版物是帮助台湾和大陆民众认识台湾历史的好方式，一部影视作品哪怕先在大陆火起来，也会通过网络传到岛内，这种“出口转内销”的方式比任何说教都有用。

蓝博洲的压力主要是经济压力，因为写作题材的限制，他只能选择自由写作，“到体制内没有人会让你做这个题目。没有报社、杂志社给我固定的薪水让我去做这个，也没有党让我去做这个。”但他也并没有打算以赚钱为目的写作，“只要不缺钱，不跟人借钱就好。”

蓝博洲说自己的写作以及与“台独”的斗争，更多地是出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责任，“你活着不是光为自己，你还有一个社会责任。我每写一本书，对他们就是一个挑战。活着就是有一定社会责任的，是希望这个社会更进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