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萧峰没错杀阿朱，按辽国制度，他们也无法自在的放羊｜文史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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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国虽是游牧民族政权，而且实行汉、契丹分治的南北面官的双轨制度，但塞外依然不是自由自在之地。辽国的制度是游牧民族长期发展的结果，对草原进行了创造性的有力管制，并影响到日后的游牧政权。萧峰和阿朱即使来到了草原，也无法自由自在的放羊。
萧峰轻轻抚摸她的头发，心中一片平静温暖，心道：“得妻如此，复有何憾？”霎时之间，不由得神驰塞上，心飞关外，想起一月之后，便已和阿朱在大草原中骑马并驰，打猎牧羊，再也不必提防敌人侵害，从此无忧无虑，何等逍遥自在？
——《天龙八部》第23章
这段对塞上生活的浪漫幻想在《天龙八部》中堪称难忘，结合后来萧峰错杀至爱铸成奇憾，可以说把是“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这句话体现得淋漓尽致。但是倘若阿朱没有死去，两人得以成功回到辽国草原，迎接他们真的就是逍遥自在、无拘无束的生活吗？
误杀阿朱令萧峰痛苦终身
很讽刺的是，历史上的契丹草原并不是山高皇帝远的避难所，辽国的政治社会也比《天龙八部》里的描写远要复杂。
精细严密的制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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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907年，迭剌部的统治者耶律阿保机取消了部落联盟时代的选举制，几年后建立起辽国。统治者的得势，使得迭剌部里其他贵族向其要挟获得更多的权利。
对于一心集权的阿保机来说，拥立自己登上最高权力宝座的迭剌部，同时也威胁着自己权力的存续，故而迭剌部实是一把双刃剑。就在他成为全契丹的领袖之后不久，其兄弟利用迭剌部强大的实力，引发了三次大规模的叛乱。
因此，对辽国统治者来说，建立强力的中央行政机构，拆分原来的部落，并将部落首领的权力逐步过渡到中央行政机构就显得很有必要。
耶律阿保机破坏部族制度
《辽史 兵卫志》载：
太祖以迭剌部受禅，分本部为五院、六院，统以皇族，而亲卫缺然，乃立斡鲁朵法，裂州县，割户丁，以强干弱枝，诒谋嗣续，世建宫卫，入则居守，出则扈从。
“斡鲁朵”作为草原特色的权力中枢，包含皇族和中央政府。有辽一代，共十三个斡鲁朵，为历代辽帝设立，每朝皇帝当政，都设新的斡鲁朵，编入该帝的子嗣后裔和下辖的众多民户，与此同时，之前历代先帝的斡鲁朵和下属人员、中央官僚机构中的南北枢密院、中书省、翰林院、御史台、大理寺，仍要扈从皇帝周围。
斡鲁朵常年在草原上游徙，按四时季节到不同的捺钵驻扎，辽人自己对此称为“行朝”。随着斡鲁朵人丁繁衍，需要不断从地方抽调民户供奉，辽帝可以直接控制的力量也越来越强大，早期作为禁军护卫斡鲁朵的皮室军愈发庞大，甚至能远派边境，加强对地方的统治。
契丹皇帝在极北之地的冬捺钵
强大的迭剌部被分成了五院部、六院部，分别由北院、南院大王管理；在皇族内部，耶律阿保机的伯父和兄弟的后代，分别划为“孟父房”、“仲父房”和“季父房”，称横帐三父房；原来阻午可汗的后代遥辇九帐，设大常衮司统率；后族中的拔里氏、乙室已氏并为国舅帐，由大国舅司管理。
管辖南北院的大王，名虽为“王”，实质为朝廷命官，远不如既往的部落首领。这样一来，中央机构的官僚得以接管部落封建主的权力，控制契丹人的主要力量。
辽代虽为南北面官制，实质明显向北面官倾倒，南北枢密院、南北宰相府、南北大王院这些高级行政部门均属于北面官系统，这些部门，亦皆以北者为尊。北枢密院号称“百司首职”，负责整个辽国军政乃至朝政的最终决策，掌控着武官的铨选和各军事部门的运作，甚至经济、外交、民政等重大意见，也需通过北枢密院上呈皇帝。南枢密院调控北南宰相府、北南大王院在民政事务中的工作，对文官进行铨选，并改革丁赋、徭役等民生政策。
北、南枢密院同属北面官系统，北枢密院下的军事机构控制着南部燕云地区的军队，南枢密院则负责南面官系统文职官吏的任命和决策。而南面官系统仅以处理燕云汉地的事务为主。
可见，辽国这种“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之州县、租赋、军马之事”的双轨制并非各行其是，而是以北控南，共同议政、决策的。
这种格局并非一蹴而就，在建国初期，辽帝尚需通过世选制从后族选任北宰相、从皇族选任南宰相，总领百官，地位崇高，用以安抚旧贵族。随着集权的推进，代表贵族势力的宰相府逐渐被架空，权力被直接由皇帝任命、完全听命于皇帝的枢密院取代。
到辽末，宰相府、大王院、南面官系统等机构渐趋边缘化，萧孝忠甚至建议可以将南北枢密院合并，虽未得采纳，但已反映在中央集权成熟以后，辽的多元化政治结构逐渐转向一元化。
因俗而治的北地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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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国地跨南北，汉契杂居，汉族人口庞大而熟稔传统的中原制度，对北族统治带有一定抵触，边疆民族也叛服不定，契丹虽为统治民族，但存在着威胁其统治地位的隐患，为了更好管理庞大的国土和错综复杂的民族关系，辽采取“因俗而治”的办法，分别以部族习惯法、唐律为基础治理契丹人和汉民。
百姓主要被分为以下几类：
（1）宫分户
随着斡鲁朵规模增大，日常生活开支越来越大，需要更多民户提供生产资源，这类直接受斡鲁朵管辖的就称为宫分户，分为契丹人组成的正户，汉人、渤海人组成的蕃汉转户，著帐户三类。正户、蕃汉转户往往从地方州县民户中抽调，担当了军民一体的义务，“有事则以攻战为务，闲暇则以渔畋为生”，“有调发则丁壮从戎事，老弱居守”。
历代辽帝都新建自己的斡鲁朵，宫帐军队作为皇帝的私兵，力量也得到不断扩展。随着宫分户数量也越来越多，出现了贫富分化，辽圣宗将宫帐再次析分，调出大量宫账户进行屯田。
凶悍的宫分军
第三类是著帐户，多数来源于罪犯，地位如同奴隶。这些斡鲁朵辖下的人丁，全部划入宫籍。作为特殊的身份标志，不被允许自由出入，将世世代代作为宫分人，成为稳定的扈从集团。
久而久之，宫分户无论汉契，均忘记本身的民族习性甚至出身姓氏。即便如此，斡鲁朵仍如同巨大的利维坦一般，不断从地方划出一部分州县归入斡鲁朵管辖，供其巨大的开支索取资源。
（2）一般州县
辽地方行政以五京为中心，分有五京道，设留守司，下有州，设刺史，同知州事，县设县令、县丞，县下有乡、里，与宋朝制度大同小异，其中“上京为皇都，凡朝官、京官皆有之；余四京随宜设官，为制不一，大抵西京多边防官，南京、中京多财赋官”。
州县民户除了汉人、渤海人，也有转变生活方式，开始定居和农耕的契丹人。此外还有越来越多民户被迁至塞北，从事生产，修城建郭，形成新的州县，随着迁徙的范围越来越向北，自然条件也愈发艰苦，饥馑缺食、甚至不能自给的情况并不少见。辽政府在民户中中征发壮丁组成乡丁军，以维持地方治安和承担军事工程。
（3）头下军州
头下军州为辽国封建主的合法私城，其下的民户多从汉地俘掠或由皇帝赏赐，人身关系完全依附于契丹封建主，户籍受头下主的部曲管理，但需要同时向头下主和中央的盐铁司纳税，被称为二税户。
随着头下军州生产规模的增大，上级朝廷命官的控制力增强，越来越多的民户对头下主不再是完全的私人依附，形成了中央政府和本主双重控制的关系，绝对依附关系的解除使自由民和半自由民逐渐增多，刺激了商业交易活动，城郭内的商贾井肆规模开始增大。
头下主绝嗣或者被削罚官爵，头下军州将被政府没收，辽中后期头下军州渐趋减少，中央对地方的直接控制也随之加强。
（4）部落民户
辽的部落实行军民一体制度，平时分地游牧、屯垦，战时聚集成军，各有卫戍区。《辽史 营卫志》记载：“胜兵甲者即著军籍，分隶诸路详稳、统军、招讨司”，而“番居内地者，岁时田牧平莽间”，驻守边防的“生生之资，仰给畜牧”。
契丹部落大多分布在世代居住的辽国腹地游牧，因为戍边的缘故，不时被政府抽调娶驻守漠北、宋、夏、高丽边境等地。如五院、六院部的部分民众因“部隶北府，以镇南境”到了云州、归化州以北防守西南边境，到辽太宗会同年间，又从北南院抽出三石烈的契丹人迁至漠北乌古地区（今克鲁伦河东部）进行卫戍；乙室部驻牧地在雁门以北，西京道西南部靠近西夏边境的地区。
可见，塞上游牧的民众，同样被置于精细的国家机器之下。哪怕邻国关系趋于缓和，边境和平，牧民被统治的力度也未减轻，辽政府对于反复叛乱的边境部落，除了出兵镇驻，还进行各种改编，大者拆分，小者合并，并往这些部落析入契丹民户，以完成控制。
即便东北的女真、西北的乌古敌烈、西南的党项唐古等边远部族也受各方面的招讨司、统军司管辖，按时纳贡，并且抽出人丁组成部族军以备战时之需。
辽国能维持如此之大的版图，当然控制有方
农牧并重的塞上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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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代的契丹人仍以“逐水草而游牧”为主要畜牧方式，以马匹、牧犬、毡帐等作为放牧及日常生活之用，辅以高轮、长辕、车上有帐篷的毡车作为交通、转运工具。辽人牧养牲畜种类齐全，马、牛、羊、驼、猪尽有。
《辽史 食货志》记载：“契丹旧俗、其富以马，其强以兵”，在辽国兵民结合，重视骑兵作战的模式下，养马成为畜牧业第一位的任务，盛期契丹马多达百万匹。辽人视马的数量和质量为评价财富的重要标准，养马以官场尤为兴盛，富有的部民大量拥有私马。
东丹王出行图
东丹王即耶律阿保机长子耶律倍，汉名李赞华
为了管理畜群，牧场、马群，官畜、部族之马都有独特的印记，辽政府还设置群牧部门管辖，派遣群牧军详稳司进行保障。耶律昭曾在上书时提到：“畜牧者，富国之本，有司防其隐没，聚之一所”，对牲畜载录在簿籍，集中放牧，统筹管理，以“录其实数，牧人畏服”。尽管如此，“以少为多、以无为有、上下相蒙、积弊成风”的情况依然存在。
农业相对畜牧业有着产量大，收入稳定的优势，实现了契丹本地农耕化和自给不仅能满足汉人生存，也符合辽政府利益。历代辽帝均不断推出积极的劝农政策，甚至禁畜伤害庄稼，要求传统强势的畜牧业向农业作出让步。
辽国疆域广阔，耕种条件各异：土质好、无霜期长的燕云地区，汉族得以继续保持“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宫室以居，城郭以治”的传统；而“半沙碛，三时多寒”的塞北，霜冻严重、水源少，只能集中灌溉土壤条件比较好的西辽河中上游和牛山一带，因此大量汉人、渤海人年复一年被迁入辽国腹地，设立州县和头下军州，分地耕种。
随着辽国腹地农业的发展，农耕活动进一步向北推进到漠北可耕植的土地，如今天黑龙江海拉尔河、蒙古国克鲁伦河一带的牧区也出现了农田，甚至对原来的草原生态产生了破坏。
辽国农业的技术也得到长足发展，辽国农具大多由中原传入，与中原技术相差无几。辽国农民为了防止大风扬沙掩埋田苗，采取了起高垅植苗的耕种方法，在辽地人民的筚路蓝缕、披荆斩棘下，到辽道宗的时候，“辽之农谷，至是为盛”。
辽代五京除了作为行政中心，还是各区域的商业中心，到辽中后期，商业活动伴随次级城镇的建设而扩展开来。对外的辽宋贸易，主要为官方“榷场”经营，虽然澶渊之盟后，边境形势平缓，战争时期禁止交易的马匹、布帛、粮食等物资得到放开，但是辽宋双方依然对一些重要物资如铜铁、书籍进行严令禁止。律例的约束，反而使得走私活跃起来，推动双方民间商业的进一步繁荣。
大辽五京，实为治不同民族之区域行政中心
上京-契丹，东京-渤海，中京-奚，南京、西京-汉
为掌握各类户籍人口和各行业的发展情况，以更有效征收赋税，以及迁徙民众，辽政府对境内户口采取不定期、随意性较强的检括。检括人口可以打击权贵，减少隐匿户口，增加税收并应对军事压力，因此从辽圣宗开始，全国性户口检括频繁起来。到辽后期，战乱和自然灾害使得隐户及脱漏急剧增多，为了挽救危机，增加收入，扩充兵员，检括更是变本加厉。
辽立国之后，以其完善的组织度、成熟的中央机构君临草原而南面中原时，颇给人一种横空出世、迥异于以往游牧政权的感觉。
然而，之所以发展出辽这样的草原帝国，并非偶然，也非完全照搬移植中原王朝的体制。辽的诞生，本身就是游牧民族长期发展的结果，广阔无垠的塞上从来就不是形制松散，可以逃避世事的桃源之地。之所以从前的游牧民族给人以“松散”的印象，更多是因为时代原因，技术落后、人丁较少的缘故，限制了统治权力的巩固和扩展。
契丹人在唐朝还作为一个唯唯诺诺的小部族时，就已经发展出“半族”这种按政治利益而不是按血缘关系划分成两个氏族，氏族内又各有部落的制度，其后，遥辇氏阻午可汗又将旧八部分成二十个部落，日后辽代统治者将治下部落进行各种拆分和合并的手段，可以说很早就驾轻就熟了，更不用说，辽代的大量官制，就是直接继承回纥政权的。
同时，在女真、室韦这些较为落后的部族也可看到原始的部族户籍，可以说，所谓“结构松散”统治者“鞭长莫及”的塞北，同样有着精细制度设计的传统。
入辽以后，契丹统治者多次借鉴唐宋制度的过程中，赵延寿、韩德让这些汉族重臣或手握重兵、或总领百官，背后都带有利用汉人冲击契丹旧贵族的目的，到辽中后期出现从行政到生产模式的各种一体化，无非是统治者历代作用的结果。
除了制度上，辽人在精神文化上也高度向中原靠拢，不仅大量吸收汉地的佛、儒学说，而且也如汉地一样，出现了佛、儒的互相结合，不仅放弃了许多游牧民族的旧俗，还产生了强烈的“中国”意识，以“北极之尊”自居，自命为秦汉隋唐的合法继承者，以至于对欧阳修编《五代史》将契丹划分为夷狄时，表达了相当的不满。
契丹人以“北极之尊”自居
可见，到《天龙八部》发生的耶律洪基时代，偌大的北地辽国，实际上已经俨然与宋朝形成南北朝一般的对峙。
对于身兼契丹后族、少林禅宗俗家弟子多重身份的萧峰，无论是大隐于市，还是浪迹塞上，所面对的无非是又一个江湖。以萧峰的性格，也不可能对这似曾相识的社会环境视若无睹。
正如人言道：“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从这个角度来说，尽管金庸在设定中出现了多处偏差，但是对于萧峰难逃宿命的安排，无疑是准确的，但这也正是萧峰的高贵之处，哪怕是受尽摆布的人生，千难万险的前路，也一往无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