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一位联合国副秘书长的叛逃（2）

 且说舍甫琴科回国之后，受到苏共中央国际部部长波诺马廖夫的邀请会见。接下来咱们就聊聊波诺马廖夫。

波诺马廖夫全名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波诺马廖夫，1905年生人，出生地不详。在斯大林时代，波诺马廖夫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都在从事意识形态工作。据几位不同的苏联政治人物回忆，波诺马廖夫在马列理论和文字写作方面也是个天才。也许是这个天赋，冥冥之中改变了他未来人生的走向。

1947年9月，在南斯拉夫共产党领袖铁托的倡议下，苏联、南斯拉夫、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法国、意大利等9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在波兰举行会议，成立了旨在加强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合作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情报局设在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

铁托的本意是想恢复第三国际，遭到斯大林等人反对后，就退而求其次，成立了这个情报局。情报局效仿第三国际，主要任务是交流革命经验，必要时在协商的基础上协调各个党的活动。情报局成立以后，随即创办机关刊物《为了永久和平和人民民主主义》。随后，波诺马廖夫同志奉调担任这家刊物的主编。

或许，那时候的波诺马廖夫以为自已会背靠多瑙河，欣赏足球赛，然后在贝尔格莱德写一辈子的文章。但是，国内的政局剧烈改变着所有人的命运。1948年8月，日丹诺夫去世，马林科夫急于清洗列宁格勒派的势力，悲剧的苏斯洛夫首当其冲。1949年4月，时任苏共中央对外关系部（苏共中央国际部的前身）部长的苏斯洛夫被革除职务。对外关系部也被改变为苏共中央“对外政策委员会”。

不久，波诺马廖夫被任命为这个委员会的第一副委员长。

这个职务看上去是副部级，其实是个虚衔。真正的权力掌握在苏共中央派来的外交部第三欧洲局局长安德烈伊?斯米尔诺夫手里。上级安排他担任第二副委员长，主持日常工作。

1949年，苏共与南共交恶，对外政策委员会组织了对南共领袖铁托的批判。波诺马廖夫的文笔优势再次得到发挥。十年之后，苏共与中共交恶，驾车就熟的波诺马廖夫跟随着苏斯洛夫、与安德罗波夫一道，领导了与中共的“十年论战”。

1952年10月对外政策委员会改名为“外国共产党联络委员会”，1953年又改名为“外国共产党联络部”。在这一时期，波诺马廖夫的官运还是不错的，没过几年就当上了外联部的部长。天有不测风云，到了1957年，赫鲁晓夫对外联部有了自己的想法，很快就把外联部一分为二了，分成“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工人党联络部”和“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联络部”。

留给波诺马廖夫的是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联络部，前面的那个部交给了安德罗波夫。这一年，波诺马廖夫52岁，安德罗波夫41岁。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上，两人双双荣升苏共中央书记，进入苏共核心决策层的第二梯队。

赫鲁晓夫作出这样的组织人事安排显示出自己的知人善任。安德罗波夫在匈牙利事件中的突出表现显示出很高的改革意识和维稳思维，让他领导和共产党国家的联络工作有利于推进各国的改革，号召他们和苏联一起破除斯大林主义；而波诺马廖夫是公认的仅次于苏斯洛夫的教条主义者，极其热衷于世界革命，让他去指挥联络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可谓量身定做。

1964年十月政变后，各种被拆开的机构逐渐重新走向合并，对外联络部也不例外。安德罗波夫调任克格勃主席后，波诺马廖夫开始执掌新成立的苏共中央国际部（合并了两个部），负责与世界各国共产党的联络。

问题又出现了，苏联外交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的主旋律是缓和，而不是掀起世界革命。唱主角的是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以及他领导下的外交部。波诺马廖夫虽然有苏斯洛夫的支持但也只能是喊喊口号，干不了什么有实际意义的事情。

有一点需要承认的是：苏斯洛夫出生在1902年，波诺马廖夫出生在1905年，他们这一辈人并不是都像勃列日涅夫那样，多少还是有一些理想主义的。对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世界革命满怀信心和使命感，坚决要把事业推行下去。

与外交部有自己的部属专门大专院校不同，苏公中央国际部没有自己的学校，人员构成中党务人员和宣传人员占据绝大多数。看过革命剧的都知道，一支队伍里或者一个单位上这两种人一般都扮演着什么角色。想靠他们办成什么实事，够呛。

可是掀起世界革命需要外交人才，没有人才咋办？去外交部挖呗！那里有现成的。这下好，波诺马廖夫和葛罗米柯杠上了。

1970年，舍甫琴科回国，波诺马廖夫邀请他来苏共中央国际部，并对他封官许愿。舍甫琴科当面没有答应，而是回复他要和老领导葛罗米柯请示。舍甫琴科没敢当面回绝。毕竟，波诺马廖夫是中央书记，多少要给人家留点面子。晚点再拒绝他就可以借口葛罗米柯不放人了。

他不喜欢苏共中央国际部在大谈世界革命的作风，内心深处更愿意从事外交部的对外和平攻势。更何况，此次回国，是应葛罗米柯之邀，担任外交部长顾问。给领导当秘书，还怕没有似锦前程么？

当天下午，葛罗米柯听到舍甫琴科提及此事，冷冷地问他怎么考虑。舍甫琴科回答说愿意留在外交部，并对葛罗米柯的聘任身怀感激。葛罗米柯听罢，当场就拨通波诺马廖夫的电话，明确告诫他，以后别再挖外交部的墙角。

从这一刻起，舍甫琴科走马上任，跟随着葛罗米柯开始了对西方缓和的各项工作。克服着党内各种强硬势力的干扰，包括来自军方的压力和来自苏共中央国际部的抵触，终于在勃列日涅夫的领导下在尼克松总统任上将苏美关系推向平稳。

为此付出的代价是：葛罗米柯和外交部的其他几位领导、包括舍甫琴科等人被党内一些势力扣上了“亲美派”的帽子。

没办法，在苏联这样的国家，想做好一件事，推动一项正确的事业，总会有另一些人在旁边说坏话、唱高调、抛冷眼、看笑话。但是，你要指望这些人为国家和人民做一些真正有益的事，那就绝无可能了。

好在勃列日涅夫是一位比较讲义气的领导，不是那种功劳归自己，过错归手下，部下受到攻击就躲到一边的人。勃列日涅夫力挺葛罗米柯，1973年还擢升他为政治局委员，参与党和国家最高决策。

一般情况下，秘书在领导身边干个两三年，就该外放主政一方。外交部情况特殊，外派只有去欧美资本主义大国才能积攒必要的异国人脉，为以后更高一步的处理外交事务奠定基础。以舍甫琴科的工作经历，去当大使资历略微浅薄，难以服众，想培养他必须另谋别处。1972年，在葛罗米柯的建议下，舍甫琴科被任命为联合国副秘书长。

前文已经说过，联合国副秘书长属于联合国工作人员，行政上不隶属任何国家。但是，按照苏联的规矩，苏籍联合国副秘书长要服从苏联驻联合国大使的领导。所以，舍甫琴科当时要受苏联驻联合国大使马立克同志的领导。

马立克同志是一位资历很老的同志，在外交部的资历几乎仅此于葛罗米柯。1946年葛罗米柯任苏联驻联合国安理会大使，1948年葛罗米柯回国后，由马立克接替他出任苏联大使。正是这个马立克，在1950年抗议联合国不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抵制安理会日常会议。

小时候看历史书多为灌输、欠缺思考，以为苏联大使为了伸张正义去“罢工”十分英勇。苏联政府为了中国的利益不惜得罪全世界十分讲义气。时隔多年之后，读的书籍稍多一些，尤其是读到当年的安理会投票结果和详细辩论过程时，才明白，当年在联合国，我们被苏联人耍了，被卖了还在替人数钱。

闲话不表，前文说过，1949年，极其欣赏葛罗米柯的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失去斯大林的信任，被撤职。接替他的外交部长叫维辛斯基，他上台伊始就让时任第一副外长的葛罗米柯靠边站，1952年又“流放”他到英国去当大使。不久，马立克当上了副外长。

马立克和维辛斯基一样，对外政策理念是出了名的强硬派，反对和美英等国“亲密接触”。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莫洛托夫重新得势，葛罗米柯也回到外交部继续当第一副部长。副外长马立克同志开始进入被边缘化的一派，好在保住了职务。

1960年5月，苏联击落一架美国U2侦察机，赫鲁晓夫为了让美国食言而在国际社会出丑，要求党内和外交部高层绝对保密。结果偏偏马立克违反纪律，在一次闲聊中告诉了一位兄弟党驻莫斯科代表。后者保密意识倒是比马立克强，他立即将此事向赫鲁晓夫汇报。赫鲁晓夫知道后勃然大怒，当即勒令马立克在外交部全体党员大会上作检讨。不久之后，赫鲁晓夫免去马立克的副外长职务，派他去纽约任苏联驻联合国大使。

葛罗米柯很高兴马立克被免职。在赫鲁晓夫时代的前半段，外交部的主要工作就是和西方搞缓和，偏偏马立克总是强调世界革命，抵触与美英接触，总是不和以葛罗米柯同志为首的外交部党委班子保持高度一致。他走了，葛罗米柯很是舒畅。

马立克在葛罗米柯手下受了这么多委屈，积怨该有多深？1970年，葛罗米柯的得意门生舍甫琴科被派到他手下工作，能躲过穿小鞋的命运吗？

据舍甫琴科回忆，马立克经常和他因为“形式问题”发生争吵。什么是形式问题？与国家利益无关，与当前国际局势无关，而与一些原则有关的就是形式问题。

比如，美英法德等帝国主义国家长年破坏世界和平，压迫第三世界民族独立运动。我们就应该以联合国为舞台，与之斗争，予以坚决的抨击。

再比如，中国虽然加入了联合国，但中共走的是背离马列主义的道路，还伤害过苏联的感情。我们就应该继续与他们论战，包括在联合国和他们论战。

舍甫琴科听到这些，整个人都在抓狂。外交斗争讲究以最绅士的话表达最严肃的立场。马立克这样不留余地，会在国际社会丢尽苏联的脸，甚至会严重封堵苏联外交的退路。

上级领导交代完了战略问题，又开始交代战术性问题。

马立克对舍甫琴科说：“你应该表现得像一位苏联大使。”言下之意要舍甫琴科在联合国秘书处采取完全符合苏联观点的立场。

联合国机构里讲究政治立场中立，言论观点出于公心，政策措施维护正义。虽说做起来难，但是还有一条底线，谁都不能太明显地维护自己国家或自己国家阵营的利益。如果要满足马立克的这些要求，舍甫琴科将不得不顶着联合国同事们和部署们的抗议，才能落实莫斯科交办的事情。

问题来了，当一个人的工作长期受到领导的怀疑和同仁的冷眼，他还能坚持这份工作么？他还会坚守这份工作么？

马立克为舍甫琴科埋下了叛逃的第一颗种子。

舍甫琴科叛逃的第二颗种子来源于克格勃。

1973年4月，舍甫琴科正式上任。与此同时，苏联国内发生了一件大事，影响了苏联后来的政局走向。1973年4月27日，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和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参与国家最高决策。

按理来说，自己的大老板进入了国家最高决策圈，舍甫琴科应该高兴才是。可是等他荣升联合国副秘书长后才发现，原本肆无忌惮的克格勃人员变得更加张狂，居然开始在他头上动土。

1973年3月的一天，舍甫琴科正在收拾行囊，准备拖家带口去纽约。突然接到克格勃的电话，称克格勃一局的一位处长找他。见面才知道，原来是“老朋友、老同事”伊凡诺夫同志。舍甫琴科六十年代在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时，伊凡诺夫是克格勃纽约站站长。

伊凡诺夫首先祝贺舍甫琴科荣升，然后以标准的克格勃作风迅速切入正题，要求舍甫琴科在未来的副秘书长位置上，将隐藏在联合国机构中的克格勃特工提升到关键位置去，并利用自己在联合国的身份掩护那些遭遇麻烦的克格勃特工。

舍甫琴科好歹也是官场老油条了，面对咄咄逼人的伊凡诺夫处长，他打起了官腔：“我在纽约首先必须做的是秘书处的工作。”如果想有足够的力量掩护克格勃的人，“工作质量必须搞上去才行。”

作为一名老特工，伊凡诺夫岂会听不出舍甫琴科的话外音？出乎舍甫琴科意料的是，伊凡诺夫递给他两个信封。说道：“这两份信会使你感兴趣的，当然，我们没有把它们当真，不过我们认为你应当知道有这件事。”

舍甫琴科打开第一封信就开始冒冷汗，上面的内容是向党中央举报他的家庭生活，称他家有很多宗教内容的古画，价格不菲，暴露出他一家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背离“无神论”的政治立场。举报信还列举了舍甫琴科一家六十年代在美国期间，他妻子女儿赞扬美国生活，批评苏联制度的言论，并与他和一些美国人交往频繁的一些事情联系在一起，暗示他“通敌”。

另一封信比较简洁，写的是他收受贿赂，帮助一名苏联犹太移民办理留居美国事宜。

舍甫琴科反应很快，先马上一句“全是谎言”，然后反问伊凡诺夫，“这些信怎么会在你的手里？”。

伊凡诺夫笑了笑，说克格勃对舍甫琴科是充分信任的，否则不会把这些举报信给他本人看。然后话锋一转，告诫舍甫琴科不应该收集宗教圣象，应该教育家里的女人说话注意分寸。作为纽约的高级干部，本人和家属都应当为身边人做好表率。

舍甫琴科听出了伊凡诺夫对自己的威胁，这两份信落到克格勃手上，基本上就是个可以随时断送他前途的把柄。这就意味着，他去纽约以后将不得不服从克格勃的一些安排。

舍甫琴科就这样惴惴不安地踏上了纽约之路。由于他本人的身份特殊，级别又高，根据苏联的制度安排，克格勃要对他行使警卫职责。但是他的公开身份是联合国副秘书长，因而警卫工作性质属于暗中保护。

舍甫琴科可不这么想，他认为克格勃对他的暗中保护是在怀疑他，跟踪他。当年在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时，他就不满意克格勃的特务们，现在又有了来纽约之前伊凡诺夫对他的威胁，他心里就更加烦躁了。

在外人看来，他是平步青云的外交部“明日之星”，根正苗红的名牌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苏联对外缓和与对内裁军的功臣，受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同志极度赏识的青年才俊，前途不可限量。

在内人（妻子莉娜）看来，他是一位优秀的好丈夫，仕途上会做官，升得快；为家人创造了优越的物质生活，为人又正派，每次外派到新国家新岗位，总是第一时间带上家人，给她足够的安全感。因此，莉娜开始施展她强大的社交能力，为丈夫的前途添砖加瓦。

看过《潜伏》的人都知道，余则成在站长的几位部下中军衔最低，按理来说，当上副站长几乎不可能。但是，余则成不断利用同事之间的矛盾，见缝插针，施展自己的间谍手段，成功上位。不可否认的是，还有一个外因帮助着他——妻子翠平装出一副热心憨厚的外表，与站长太太建立了近乎闺蜜的感情，成为丈夫升任副站长的催化剂。

莉娜女士就有这种本领，尽管丈夫舍甫琴科只给葛罗米柯当了不到两年的顾问，她却能在短时间内与葛罗米柯的夫人莉季娅女士建立良好的私交。要知道，葛罗米柯顾家在外交部上上下下是出了名的，就像他工作狂的个性一样众所周知。这位领导既不抽烟也不喝酒，唯一的爱好就是看电影，除了加班就是陪老婆，没啥别的去处。舍甫琴科的夫人和葛罗米柯的夫人闺蜜了，葛罗米柯的枕边风能少了舍甫琴科的好话？

莉娜和葛罗米柯的夫人莉季娅的私交好到什么程度？葛罗米柯去纽约出差有时会带上妻子（纯属外交需要，西方国家的高层政治不像苏联，需要领导太太们参加一些社交活动）。闲着的时候，莉娜就会陪莉季娅去逛街购物。

只要领导或者领导夫人肯消费，创造良好上下级关系的机会不就来了嘛。

舍甫琴科书生气浓郁，属于智商高于情商型。他的妻子则属于外柔内刚长袖善舞型，一心只想丈夫高升。眼瞅着丈夫前程似锦，如日中天，她发现丈夫第二次到纽约后彻底变了。

舍甫琴科总是在妻子面前抱怨国内宣传领域的虚伪，抱怨克格勃对自己的监视，还常常表达自己对西方外交官行动自由的羡慕。当然，舍甫琴科没有对她透露过叛逃的念头。

根据舍甫琴科本人的回忆录，他最早萌生叛逃的念头，源于他在纽约时常常回想起给葛罗米柯当秘书的日子。当上大老板的顾问后，他偶尔会有一些机会去克里姆林宫列席党内高层的会议。在这里，他看到了苏共中央最高决策圈的内幕，在这里，他可以近距离审视主席台上的那些人。

对此，他用了以下这些词来评价克里姆林宫的人和事：虚伪、脱离群众、颠倒黑白、好战、保守、虚荣。反正都不是好词。

而当他在纽约回忆这些人和事的时候，纽约的空气让他感到十分自由。当场高下立判。于是，叛逃的念头在他的脑海里生根发芽，逐步进入具体实施阶段。

人是一种奇怪的动物，当一个人的事业一帆风顺之时，他反而会觉得自己应得的没有得到，并把对现实不满的原因归结到自己所处的环境。这就是老话说的“身在福中不知福，自己跟自己较劲”。

撇开政治原因，单论个人性格，舍甫琴科毫无疑问属于这种。

说到他的叛逃，突然想起初中政治课本里的一道思考题。

问：如何理解“如果你爱他，就把他送到纽约，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纽约，那里是地狱”？

标准答案是“因为纽约是资产阶级的天堂，是无产阶级的地狱”。

年少时不懂什么是爱，也不懂什么是政治。只知道努力学习就可以靠近天堂，努力学习英语就可以留学去美国。再长大一些，无奈资质平庸，够不着学霸，也没成学渣。

国际关系学院毕业的学霸舍甫琴科同学肯定没做过这道题，我相信他如果做了这道题，肯定不会叛逃。他天真地以为纽约甚至整个美国都是所有人的天堂，自由世界一定会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地接受他这位弃暗投明的学霸。他怎么都想不到，他拒绝了妻子为他选择的从棋子变成棋手的道路，而最终走上了一条一辈子做棋子，以致被棋手弃之不用的道路。

1975年的一天，舍甫琴科在一次外交晚宴上向一位联合国的美国籍同事透露自己和莫斯科决裂的想法，希望美国政府能接受自己的政治避难。对方惊诧之余，答应帮他联系一下“有关部门”。

一周之后，根据这位中间人的牵线，舍甫琴科见到了美国政府的代表。两人一边喝酒一边聊，整个过程主要是舍甫琴科自述想法，美国人基本上一句话没说。舍甫琴科的谈话内容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解释自己为什么要叛逃（成长和工作经历倍受摧残，苏共和苏联政府罄竹难书），另一方面解释自己为什么投奔美国（想从事有意义的工作，在美国能不受干涉的工作、写作和生活）。

对面的美国人很淡定的听着，一边喝酒一边抽烟。等到舍甫琴科差不多说完后，终于开口了：“我们对你很了解，我们长时期以来一直注意着你的工作。”

舍甫琴科终于反应过来，原来接待他的不是美国政府，而是中央情报局，对面那位不怎么说话的哥们是克格勃的同行。美国人接下来的话印证了他的猜测。他不建议舍甫琴科现在就与苏联政府决裂，而是应该继续留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利用自己的位置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比如向中央情报局提供苏联情报，尤其是莫斯科高层决策圈的机密，协助美国政府打击克里姆林宫里的那个独裁政府。

舍甫琴科听完，大有才出虎口，又如狼窝的感觉，心里很是不安。只好和中央情报局的这位特工建议：大家头一次见面，不适合聊的太晚，还是早点回家为妙，给您单位当合同工的事，需要再考虑一下。

当两人的第二次接头时，舍甫琴科答应为中央情报局工作。这一干，就是三年。这三年，苏联外交情报源源不断地流向中央情报局。这三年，多名在美国潜伏的克格勃特工暴露身份，多个联络点遭到破坏。这三年，若干中央情报局特工成功渗透苏联的情报机构。这些，都是舍甫琴科为“自由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

这三年对于舍甫琴科来说，是为自由事业不惜出卖国家利益的三年；对于勃列日涅夫来说，是整垮谢列平、架空柯西金、开除波德戈尔内，对内彻底树立自己独一无二领袖地位，对外继续推动缓和事业的三年。

推动着，推动着，勃列日涅夫发现情况有点不太对头。

自1976年卡特当选美国总统之后，苏联代表发现和美国人谈判越来越艰难，能获得的让步越来越少。每次谈判美国方面都能把裁军具体项目数据卡在苏联的底线边缘。这样的买卖怎么做的下去？买家讨价还价的目标是要卖家以进货价出售，这不是明显要搞垮卖家吗？这样下去苏联这家店也不用开门了。

别以为这是笑话，十年后，苏联另一个大当家的就是这样和美国人做买卖，结果把国家赔了个精光。

英明的勃列日涅夫同志立即指令救火队长安德罗波夫同志派克格勃去调查，到底谁是出卖国家机密的叛徒。

克格勃的思路很简单，国内众志成城，叛徒肯定是出在敌人的领土上。敌人的领土上能接触核心机密的就三个人：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驻联合国大使特罗扬洛夫斯基（马立克的继任者），联合国副秘书长舍甫琴科。给他们发假情报，24小时监视他们，看谁私下和美国人接触。

监视结果是只有舍甫琴科刻意躲避克格勃的监护，而且从后续谈判来看，美国方面明显已经知晓了那份假情报。克格勃剩下的工作就是把舍甫琴科抓回国内。

这事过去没几天，莫斯科电告舍甫琴科，高度评价他的工作成绩，并希望他在有空的时候回国述职，顺便谈谈今后的工作想法。舍甫琴科收到电报后，顿时明白自己已经暴露，当即叛逃。

舍甫琴科迅速逃离纽约，进入宾夕法尼亚州的中央情报局保护范围。然后在报纸上公开自己与苏联决裂的消息。这就等于给自己上了双保险，苏联政府再想采取秘密手段对付他已无可能。

舍甫琴科的叛逃，对他自己而言，是赢得了被中央情报局保护的“自由”，加入美国国籍。而对于他服务了半辈子的苏联外交部，对于赏识他多年的老首长葛罗米柯，对于领袖勃列日涅夫，对于苏联内外政策的走向，都造成了灾难性地影响。

请大家注意舍甫琴科投敌和叛逃的两个时间节点。

舍甫琴科投靠中央情报局的时间是1975年，正式叛逃的时间是1978年4月。这之间的三年是国际局势剧烈变动的三年，也是苏联国内经济实力由盛转衰的关键性三年。整个苏联内外局势就像庐山的大雾一样，蒙蔽了党内大多数的人的眼睛。

1975年3月，越共仅仅花了一个月多一点的时间，就消灭了南越的阮文绍政权，统一越南。号称南越最坚定盟友的美国政府在战争期间没有做出任何支持南越的举动，极为平静地默许了北越违反1973年1月签订的《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议》而发起的进攻。

苏共全党上下都惊呆了，头号帝国主义国家美国居然也有服软的一天，还是在苏联的小兄弟越南同志面前服软。看来列宁同志说的真没错，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过了这个最高阶段的帝国主义就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

这下可乐坏了党内宣传领域的笔杆子们，同时乐坏的还有苏共中央国际部的同志们。这些专事研究马列主义经典理论的专家终于在“现实”中发现了帝国主义衰落的征兆，终于再一次通过“事实”发现了积极援助第三世界，输出世界革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他们的信念受到鼓舞：我们一定要继续坚持这条发起世界革命的道路，解放全人类。

既然勃列日涅夫同志在他的任期内带领我们在国际舞台上击败美帝国主义，那我们就应该虔诚地歌颂领袖，让他为我们在世界革命的道路上勾勒出更加广阔更加灿烂的前景。

1976年，苏共召开二十五大，这一年的12月19日还是勃列日涅夫的七十岁生日。由苏斯洛夫领导下的意识形态部门牵头，苏共全党上下在二十五大期间上对领袖各种歌功颂德。从这一年的年头到年尾，苏联国内对勃列日涅夫的祝寿等个人崇拜活动举办的此起彼伏，各种勋章满天飞，几乎到了啼笑皆非的地步。

宣传部的人歌颂领袖，是希望领袖恪守马列教条别改革；苏共中央国际部歌颂领袖，是希望领袖重视世界革命别和西方搞缓和；军工领域歌颂领袖，是希望领袖扩大军备竞赛，别再搞裁军谈判。这些人无一不是从本部门利益出发，视国计民生于不顾，企图裹挟国家大政方针，朝符合他们私利的方向发展。

与之相反的是，党内一些有识之士看到了国家内外交困的真相。这一些人主要也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以柯西金总理为首的经济部门的领导人，他们最清楚，新经济体制的改革红利已经释放殆尽，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和国民经济结构调整几乎陷于停滞，他们对扩大军备竞赛有着最强烈的抵触情绪，若不进一步改革，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民心将彻底涣散；

第二类是以外交部长葛罗米柯为首的外交官们，他们并不看重越南战争的完全胜利，因为美国和西欧已经逐步从经济危机中缓过神来，而且依托《赫尔辛基最后文件》对苏联提出了更多的外交要求，整个资本主义阵营跟以前相比，不是更弱了，而是更强了。和他们的谈判已经一年比一年艰难，根本不具备掀起“世界革命”的条件；

第三类是以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为首的特工们，由于他们情报来源更加广泛真实，所以看待局势比较客观。苏联在1975年《赫尔辛基最后文件》中承认人权理念，导致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死灰复燃。1977年宪法制定前后，国内民族矛盾暗流泉涌，各阶层民众利益诉求五花八门。苏共如果这时候还把重心放在输出革命，国内矛盾总有一天要失控。

1975年至1978年可谓是苏联的战略选择期。苏共也走到了十字路口，下一步怎么走事关国运前途。舍甫琴科在1978年4月这时候叛逃，毫无疑问制造了一个巨大的坑。

首先是坑外交部。外交部从来就被党内的好事者认为是亲美派的大本营，是民族叛徒的聚集窝点。外交官们一天天的和帝国主义者蝇营狗苟，毫无原则，执行的是卖国路线。舍甫琴科的叛逃正好给他们制造了口实。看看吧，他们单位连副部级的干部都能出叛徒，里面上班的指不定有多少俄奸呢。

其次是坑葛罗米柯。长期以来，葛罗米柯就是苏联高层对西方缓和的旗帜型人物。他对内支持勃列日涅夫的缓和政策，说了很多领袖不方便说的软话，来解释缓和的必要性；对外竭力维护苏联利益，绞尽脑汁让西方国家做出比苏联多得多的让步，终于凭着自己的功勋晋升中央政治局委员。结果偏偏自己的私人顾问成了叛徒，真可谓跳进黄河也洗不清。1978年4月之后，葛罗米柯日渐低调，不再像从前那样坚持对西方国家搞缓和，甚至在1979年随大流赞同出兵阿富汗。

再次是坑了勃列日涅夫，舍甫琴科的叛逃给勃列日涅夫留下了“美帝亡我之心不死”的深刻印象。中央情报局连苏联在联合国的高级干部都要策反，可见美国的间谍行为多么疯狂。从那以后，他制定的苏联外交政策日趋强硬，进入史学家振振有辞的战略扩张阶段。

这三样加在一起，就是坑了苏联。外交部的落寞使对西方缓和的道路走到了尽头，进而使扩大开放成为泡影。1978年后的苏联日趋封闭，党内有识之士近十年的努力付诸东流。

革命历史剧里流行两句话，“叛徒神气什么？叛徒不会有好下场。”

这两句话用在舍甫琴科身上正好。舍甫琴科叛逃以后，在公开场合四处抨击苏联的政治制度。后来还不过瘾，就写了那本没有目录，几乎把他认识的所有苏联大小官员都骂完一遍、写作思路又略显混乱的《与莫斯科决裂》。

美国人怎么看他呢？

舍甫琴科把自己对纽约的几位克格勃领导人的评价告诉中央情报局，中央情报局并不感兴趣。他们本来就很了解自己的对手，很清楚自己的克格勃同行们并不像舍甫琴科说的只会“酗酒、内斗和投机”，很是尊重他们的个人品质和工作动机。

中央情报局需要莫斯科发往纽约的情报，1978年4月后已经公开叛逃的舍甫琴科再也拿不到情报了，迅速成为了中央情报局的鸡肋。由于舍甫琴科当年向中央情报局自诩为了追求自由而叛逃，宁可放弃苏联给他的高官厚禄，也不需要美国给他物质回报。所以，到了八十年代，舍甫琴科的经济状况迅速恶化，长期没有固定的住所。加上本人有酗酒的恶习，于1997年病逝在一家宾馆的房间内。而他的妻子，向他托付终生的莉娜女士，已经在1978年他叛逃后不久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