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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的双重矛盾:法国为什么突陷大瘫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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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纵横》2019年12月新刊上市

✪ 魏南枝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文化纵横》微信:whzh_21bcr

【导读】法国总统马克龙上台后一直雄心勃勃地推动国内和欧盟改革,希望让法国在欧盟内部和国际上发挥强大的领导作用,但国内的社会抗议压力冲击着他的大国雄心。近日,反对政府养老改革的全国大罢工游行愈演愈烈,超过100万人走上街头,成为20多年来法国最大规模的罢工,导致法国交通大规模瘫痪,社会秩序面临严重威胁。事实上,自去年“黄马甲”运动开始的这场全民性社会抗议,其诉求多种多样:有的反对垄断金融资本权力膨胀,有的反对经济全球化,有的反对精英政治,有的抗议媒体霸权,有的提出摒弃选举制采用抽签制、有的提出废止代议制民主采用公投制……本文认为,这些庞杂诉求的背后是自法国大革命以来多种民主原则内部张力甚至冲突的延续。而在新自由主义陷入危机的今天,法国的共和主义传统正在遭遇根本性危机——统一与平等这两大原则的现实基础正在趋于瓦解。这不由令人疑惑:法国大革命是否仍在继续?文章发表于《文化纵横》2019年4月刊,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曾写道“这个民族的日常思想和好恶又是那样多变,以至最后变成连自己也料想不到的样子”。的确,仅就法国大革命以来的二百多年间,经历了第一至第五共和国、第一和第二帝国以及大革命初期的君主立宪和七月王朝,更有昙花一现但在人类历史上留下浓重一笔的巴黎公社等。这些制度绝非线性发展的简单过程,而是充满了“革命-复辟-再革命-失衡-继续革命……”的曲折往复。为什么法国会如此反复革命?为什么法国如此数百年充满革命激情?

今天的“黄马甲”运动提出的纷繁复杂的诉求,其实与两百多年前法国大革命时的许多诉求有着相似的逻辑。皮埃尔·罗桑瓦隆认为,“统一与平等从革命进程启动之时就被视作不可分割的两大原则。”而正是因为对“统一”原则的追求在实践中并未能将各种革命目标和口号真正实现“一致化”,追求“平等”也就成为不同社会群体乃至全民性不断革命的最好理由。于是,理解法国的革命性与多变性,应当看到法国自身历史所描绘的两个截然不同的法国:一个是思想的历史,强调中央集权传统、与人民主权的绝对化相联系;另一个是社会的历史,充满了现实与原则之间的冲突以及由此产生的妥协和重组。探究不同革命目标之间的内在矛盾以及革命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冲突妥协等,让人不由得思考,是否这就是不可能完成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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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新华社)

法国大革命:什么都没有改变?

众所周知,英国从有选择性的领地代表制(被代表的是财产或地位)转向普遍性的个人代表制,是基于避免革命的目的以小步缓慢改良的渐进方式实现的,因而英国的公民身份被T.H.马歇尔区分为三个阶段(18世纪、19世纪和20世纪)和三种实现形式(民事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法国则是以革命的形式试图实现“新”与“旧”的巨大断裂,在“第三等级就是一切”的革命激情之下,实现个人政治平等是推翻专制主义、摧毁特权(基于身份)的标志,也就是政治普选在原则上得到认可是经由革命一下子带入政治领域的,1789年的法国革命者们甚至期望一蹴而就地同时实现英国用三个世纪才逐步实现的三种权利。

法国大革命所产生的摧枯拉朽的力量可以摧毁旧制度的很多东西,但它并不是胜利者曾经为之欢呼的理性的胜利,也并没有迅速建立起革命理想所期待的理性政府。法国大革命除旧却未能有效推新,这背后是大革命的一对根本矛盾——指导法国大革命的思想(以统一和平等为原则)与参与法国大革命的个人(以个体的自由自主为追求)之间的矛盾。

作为法国大革命理论纲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人民主权”说提出,真正的社会契约是人民同自己结成的政治共同体订立契约,社会契约的本性在于人民作为整体来说是主权者,主张建立基于“人民主权”的民主共和政治制度等。卢梭所描绘的这幅政治蓝图的前提是:把人民作为一个整体想象成为与君主相对的“单数”形式的概念。基于革命的共识或以革命为名的个人诉求的表达,人民可以共同推翻旧制度;但是,人民(people)本身是一个“复数”名词,是多数个人的集合体。法国大革命形式上打破了旧制度的等级制、结束了君权神授的国王专制统治,但并未能按照统一与平等两大原则改变千差万别的个人,更没有把他们有机组织成为整体;相反在《乌合之众》作者勒庞笔下,大量革命人群陷入易于被统治者利用以建立和巩固自身统治的“盲目”、“冲动”、“狂热”、“轻信”的群体行为。

所以,人民主权理想的提出和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实践都未能解决如下问题:

首先,如何以及由谁来将千差万别的个人结成政治共同体?这问题的实质依旧是精英与平民之间的矛盾。

其次,应该根据什么原则来确定作为整体的人民的意志?共同意志(volonté générale,又译作公意)如何区别于多数人的意思表达(“大众意志”)——这就涉及资产阶级革命者们与生俱来的对“多数人暴政”的恐惧。

再次,如果共同意志可以形成对个人自由的限制,而追求平等和统一的“人民主权”原则必然与追求个人自主的自由主义诉求之间产生矛盾——这就既关乎平等与自由这两个最基本的革命追求之间的张力,又关乎统一原则与自由追求之间的矛盾,这又该如何协调?

因而,在法国大革命中,一方面是各种革命理想的不确定性、分歧和内部张力,另一方面是肩负实现革命理想的革命者们的个人追求——二者的共同作用使得突然在政治领域赢得至高无上地位的个人(主要指第三等级的个人),尽管大体接受且“只能接受一个合法性源自法兰西人民与法兰西民族的共同意志的政权”(认同“大一统”原则),但是并不都支持、理解甚至了解这些革命理想背后的理性主义政治文化。

相反,法国大革命的领导者们和参与者们都曾是旧制度下的个人,带着深刻的旧制度烙印,他们通过各种革命口号或目标、抑或直接以追求个人自由为名来表达自己对新制度的利益诉求。于是,建立理性政府的革命理想与表达革命(或利益)诉求的个人激情之间的相互影响、冲突(甚至暴力与血腥)与妥协等,共同构成了法国大革命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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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底色使得法国“公民文化”和政治术语中左和右的概念几乎同时产生,使得革命政治口号中具有普遍性的公民权成为事实上的精英特权——选民资格的获得需要满足严格的财产、性别、年龄和识字能力等标准,“积极公民”与“消极公民”的划分之下后者不享有选举权,以及各种间接选举制等……1789年法国大革命无疑是伟大的世界历史事件,也涌现出一批伟大的思想家与革命者。虽然赋予了包括劳动阶级在内的法国人民以革命的权利与自由,但事实上大革命的结果是资本所有者才是公民权利的真正享有者,一切公民权利的基础来源是财产权而不是口号所示的人民性。

这不仅让托克维尔在1852年哀叹“(1789年大革命以来)没有什么或几乎没有什么被改变”,而且使得法国走上了不断革命的征程:法国人民要实现革命理想,但是,革命本身是旧制度社会演进的结果、又试图与旧制度决裂。正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所说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人民主权:未完成的民主

1789年法国大革命崇高宏大的革命理想超出了阶级和社会等级,经历了制宪会议、立法议会、雅各宾专政、“热月政变”、左右摇摆的督政府等,大革命被“雾月政变”结束,其结果是“给法国资产阶级社会在欧洲大陆上创造一个符合时代要求的适当环境”,革命理想与革命结果似乎大相径庭。但时至今日,这些革命理想、《人权宣言》的基本诉求、特别是法国人民对于人民主权的想象等,仍然是法国人民不断革命的理由——也是“黄马甲”运动的正当性依据所在。

这些理想、信条和赋予人民的想象等,反过来成为法国大革命最经久实在的内容,因为历尽后来二百多年的各种革命、复辟和政体变迁,坚持人民主权、坚持平等和统一相结合原则的共和主义传统已经渗透到法国社会政治秩序的肌体之中。

于是,我们发现一组双重矛盾几乎贯穿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来的法国历史。

第一重矛盾是追求一致原则、实现共同意志的理想与法国的“分裂”现实之间的矛盾。共同意志背后是对“人民拥有最终的权力”的认可,但是,谁是人民?保皇派、共和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不同社会群体、不同意识形态的人们在不同历史阶段有着各自不同的回答。

第二重矛盾是追求平等原则、保护普遍利益的理想与社会的公平缺失现实之间的矛盾,因为“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任何人的财产不得受到剥夺”与“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都是《人权宣言》的重要内容,但《人权宣言》并未能回答如何平等地实现财产拥有者与无产者之间的自由,也未能阐释资产阶级的保护私有财产权和实现普遍利益之间的关系。1789年法国大革命所提出的“平等”仅是从道义出发的、并非经济意义上的平等,所以阶级差别和阶级矛盾并没有因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而减少,反而在19世纪的无产阶级革命中凸显,在1830年、1848年,特别是在1871年无产阶级从“自在阶级”转变为“自为阶级”,不同阶级之间和同一阶级内部的阶级冲突不断复杂化。直至全民投票产生的第五共和国,也经历了从左右对立到左右共治到减少左右共治等的变化历程。这样充满多样性的法国现代史,实际上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的多种乌托邦理想相继破灭、各种理想与现实冲撞之下不同群体不断较量和妥协的历程。

首先是资本主义“市场万能”乌托邦的破灭。18世纪商业社会的发展催生了市场观念,希望在市场制度之下整个社会实行自我调节。然而,资本主义经济产生的结构性失业和贫富悬殊等动摇了这一乌托邦的根基,大多数法国人并未因为资本主义而享受富足,相反19世纪末的法国绝大部分工人阶级处于贫困之中。20世纪80年代以来,市场神话随着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浪潮再度席卷法国,1960年代贫困人口逐渐减少的趋势被迅速逆转。尽管在福利国家政策之下最贫困人口没有变得更加贫困,但是越来越多的人从中产阶级生活水准跌落,法国中产阶级占大多数的橄榄形稳定社会结构逐渐瓦解,法国社会贫富分化一直在加剧。2018年《法国贫困报告》显示,以家庭收入仅为国民收入中位数的一半作为贫困家庭的标准,1960年代贫困家庭数量占比为12%,而到了2017年增加到30%。今天,中产阶级的阶层向下流动是促使大量中产阶级走上街头参与“黄马甲”运动的重要原因。

其次是“一人一票、票票等值”政治普选权乌托邦的破灭。法国人曾经认为只要实现了“一人一票、票票等值”的资本主义政治民主,就能够确保每个人可以独立地拥有财产、获得安全。但是,大众民主与精英政治、“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等是天然存在冲突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新自由主义逐渐掌控意识形态主导权,选举本身的作用在相对化和庸俗化。法国革命理想激励下的公民权斗争的诉求具有多元性,但这些多元诉求被浓缩为形式意义上选举权的平等,并通过各种制度设计保障精英政治的实质不发生改变。

因此,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政党候选人赢得选举,拥有选举权的公民都无法对胜选者领导下的政策合理性进行先验性证明,甚至有“黄马甲”运动抗议者提出“我们选出的代表投票做出的是反对我们利益的决策”。“黄马甲”运动是一场“不分左右政治立场”的全民性街头抗议运动,所提出的各种“超越左右”诉求的目的就在于用“精英-大众”之间的对立或者隐喻的阶级对立进行最广泛的社会动员,共同反对现行法国精英统治体系和政权、资本与媒体等建制性权力。

再次是福利资本主义乌托邦的破灭。法国工会曾经致力于政治权利斗争而反对福利国家制度,认为福利政策是对为个人权利奋斗的革命精神的收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国开始全面建立福利资本主义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不同社会阶级之间的矛盾。尽管该制度设计的目标是建立“统一、一致与平等”的制度体系,但实际上不同的福利制度碎片化地适用于不同的社会群体,事实上已经成为各“碎片”制度背后的社会群体实现和维护其自身利益的经济乃至政治工具。这种碎片化福利制度一方面瓦解了传统大工会的实力、降低了不同行业的工人为了共同利益形成团结机制的可能;另一方面,过度依赖通过福利制度进行财富分配,反过来扭曲了劳动力市场产生负激励作用。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思潮夸大这种负激励作用,给社会经济权利冠以“福利陷阱”或“福利奶酪”的污名。

由此,法国的精英阶层将法国目前的债务危机归咎于过重的福利社会负担,也就是对穷人补贴过重;而“黄马甲”运动参与者们和其他中低阶层的法国人,大都将债务危机归咎于金融权力的膨胀,也就是法国中央银行失去了货币发行权导致法国政府债台高筑。这种泾渭不同的理解背后是法国社会的精英与大众之间分裂的进一步加剧——究竟是新自由主义初次分配制度的错?还是福利国家制度所惹的祸?

对上述问题的不同回答,正在撕裂法国社会。此时,人民主权在哪里?在街头的抗议人群中,还是在经由选举产生的政治官员、议会代表中?或者在选举背后的各种特殊利益集团中?或许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法国不断革命所力图实现的人民主权,迄今仍是未完成的民主!

统一与平等:现实基础的瓦解

从1789年到2019年,二百多年来人民主权始终是法国未实现的革命理想与未完成的民主目标。“黄马甲”运动中提出的许多激进口号,从不同角度形成对统一与平等两大原则的否定,也昭示着这两大原则的现实基础在松动与瓦解。

首先,法国的国家能力与金融资本跨国扩张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不断激化,社会不公和社会分裂持续恶化。20世纪70年代,包括法国等在内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继陷入经济停滞期,资本从这些国家市场获得的回报率和盈利能力持续低迷。其结果是:

一方面,法国的金融资本从规模到权力快速增长并形成垄断,削弱了国家的地位,而将市场树立为人们共同福利的缔造者。

另一方面,为了应对发达国家消费萎缩使得资本收益率下降,跨国资本推动经济全球化,将制造业转移到劳动力价格更低廉的发展中国家,将普遍性垄断不断向世界范围扩展。

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的不断扩张,法国深陷产业空心化和贫富两极分化等困境;跨国资本、特别是金融资本摆脱包括法国政府在内的多国政府的监管,甚至“有力量将国际体系中的每一个成员置于它自己的‘法律’(商业规则)约束之下”。这种跨国资本力量对国家能力的约束,使得主权国家的权力追求和金融资本的跨国扩张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不断激化。中下阶层民众对国家提供保障或救助的需求因“中产下流”而不断膨胀,国家能力却因生产环节的外移和资本权力的膨胀而不断萎缩;并且,精英政治掌控下的国家政策的制定日益采用“减少穷人福利、对富人减税”的“劫贫济富”方式。

当法国公民认为政策制定是不同的人适用不同的规则时,不平等的感觉尤为强烈。这种不平等感正在将法国社会切成两个部分:认为被剥夺和遭遇不公的人,由于有共同的愤怒而结为一体;而那些越来越富裕的精英们,则因共同的利益而结为一体。这就促使前者基于法国社会深层的反抗精神传统而走上街头,成为“黄马甲”运动的一员。“黄马甲”运动与法国现有的政党、议员、工会等都没有直接关联,印证了这是一场针对后者的全民性抗议运动,正在将日益失衡的劳资关系、日益恶化的社会分裂、被长期掩盖的阶级话语等再一次提上政治舞台。

其次,法国的代议制民主政治和左右翼传统政党政治处于信任危机之中,精英政治与大众民主、政治体制与街头政治之间的矛盾已经激化到有可能引发法国宪制危机。基于法国的共和主义传统,坚持人民主权原则被视为现代政治秩序和代议制民主政治的必要组织原则,但是,在实际运行过程中这一原则却不断被削弱:经济全球化的膨胀、欧洲一体化的加速、法律作用的增强、非选举性监管机构权力的扩大、宪法委员会的更积极作用……上述发展变化正在共同破坏人民主权原则以及与此相连的共同意志与普遍利益的既定目标和实现方式。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法国民众对左翼和右翼传统政党都表示失望。马克龙以自称“不左不右”政治新人的形象,突破了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数十年来左右建制派政党轮流执政传统,赢得了2017年法国总统选举。如果说马克龙当选是法国精英政治利用“超越左右”的民众诉求和大众民主机制进行精英内部的竞争,那么“黄马甲”运动表明精英政治利用了民意,但并未真正解决民意背后的矛盾与诉求。

“黄马甲”运动对法国现政权和整个统治结构进行全面质疑,明确指出代议制民主和其他建制性权力的虚伪性,然而他们所试图采用的解决问题的政治手段仍未超越代议制民主的范畴,既缺乏明确方向性,也没有通过既有或者其他革命性政治手段实现诉求的路线图。但是,该运动的持续发展有可能引发法国新一轮宪制危机,建立怎样的“法兰西第六共和国”正在成为法国社会各界的热点议题之一。

法国追求一致和平等目标的现实基础正在趋于瓦解,但1789年的革命理想仍在指引着法国人民不断革命,法国人民对人民主权的梦想仍然是未完成的民主……革命胜利的曙光似乎仍然遥不可及,对此的回答,不妨借用托克维尔的一句话,“我们如此长久寻找那块坚实的土地是否真正存在,或者我们的命运是否注定就是永远与大海搏击”。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19年4月刊,原标题“法国大革命的内在矛盾与“黄马甲”运动”。篇幅所限,内容有所编删,注释从略。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本公众号,转载发布时请在文首注明来自“文化纵横”(whzh_21b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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