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胡锡进，内地媒体人还有谁可以在香港发声

自2019年6月以来，香港反对派和一些激进势力借和平游行集会之名，进行各种激进抗争和破坏活动。虽然特区政府已多次表示修订《逃犯条例》工作已彻底停止，但他们继续以“反修例”为幌子，得寸进尺、变本加厉，暴力行为不断升级，社会波及面越来越广。毫不夸张地说，眼下的香港既是暴力的漩涡，也是各方势力角逐的前线，支持与反对的声音、抹黑与澄清的辩论甚嚣尘上。

在内地可以看到的公开报道当中，持续发声的媒体除过央视央媒，最为知名的便是《环球时报》。而《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更是几次前往香港现场，除过走进普通香港市民的家庭倾听他们的声音，而且在香港电台与香港名人陶杰就香港问题进行了不设限的公开对话。事后，胡锡进在个人社交媒体账号上就这场“单刀赴会”的对话活动进行了评论。胡锡进称，自己希望的是能在“客场”把道理讲出来，能让香港电台等港媒受众听得进去，而不是要在“气势”上与对方争个高下。

以下为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微博原文：

老胡与陶杰先生昨晚在香港电台演播室对话，主持人是与他态度一致的利君雅女士，这是他们的主场。不能不说，这是一场有趣的挑战。我看到国内已经有人把这次对话的视频放到了社交网站上。

他们与我二对一，这不重要。真正了解这类对话的人都懂，重要的是主持人利君雅女士掌握着议题设置和决定由谁做每一个议题“最后陈述”的权力。老胡肯定是要打“逆风球”的，但老胡还是要去。内地和香港舆论场之间有一道无形的屏障，很多时候我们这边声音很大，但过滤到那边就变形了。他们那边的声音过滤到这边也是一样，这是双方隔阂的重要原因。

老胡此行在香港接受了多家媒体采访，都是在香港影响力非常大的。我来香港在当地成了新闻，那些媒体因此愿意报道我的意见，这是内地舆论界与香港舆论界沟通的一个机会。这样的舆论沟通，谁都不应拿出一种咄咄逼人的姿态。从我这方面说，希望的是能在客场把道理讲出来，能让香港电台等港媒受众听得进去，而不是要在“气势”上与对方争个高下。如果特别在意后一点，那老胡的目的一定不是为了与香港的受众沟通，而是有别的“私心杂念”，把这场沟通当成我个人对内地舆论场的某种“秀”。

说实话，老胡对这次对话的效果还是挺满意的。它在脸书上的直播有1.6万人实时观看，对香港电台的这个栏目来说，这个数字相当高。另外，主持人虽然把提问的犀利都对准了我，而且把每个议题的“最后陈述”大多给了陶杰先生，但我表达出了不少主要观点，有些观点显然是香港社会大多数人从未听说过的。而且我在香港和海外多名朋友收看直播后，第一时间发来信息，认为我的表达方式是香港及海外受众比较容易接受的。

老胡这几天在香港接受采访，都没有要求对方事前提供采访提纲，也都没有对问题设限，而是在随机交流中每问必答，多个采访被完整播出，这个结果恰是老胡最希望的。与陶杰先生的对话是直播，时间近一个小时，至少在直播时无法剪裁，这是最好的。还有一种对话是辩论，对抗赛的那种，专论输赢的，但那不是老胡想要的。我必须说，除了对我自己的表现感到满意，我也想对陶杰先生和利君雅女士的表现给予积极评价。他们二人显然存在对我“二打一”的默契，但这是我去香港电台演播室接受这种对话方式时就需要预期并且接受的，而且我觉得他们对这种优势的利用比我之前想的要克制。我参加过美国一家媒体的类似对话，那里对我搞“三打一”，完全是陷阱。后来我拒绝再参加该媒体的“对话”。相比之下，香港电台这次对话给我留下的印象还是不错的。媒体都有自己的价值观，媒体人同样如此。真正的、有价值的媒体沟通很不容易实现。老胡此行的几次受访和对话只能算作充满善意的尝试。希望得到网友们的支持和鼓励。（完，来源：@胡锡进）

众所周知，在西方国家，媒体一般被认为是除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之外的第四种政治权力。第四权是约定俗成、自然而然形成的。第四权所指的即是媒体、公众视听，源于西方“国民等级”(estates of the realm)的概念。第四权的观点认为，新闻界在宪法里担负着一个非官方但却是中心的角色。他有助于公众了解问题、发表公共见解，因此可以领导和成为对政府的一种制衡。当然，我在这里要讨论的并非第四权的问题，只是希望冀此来说明媒体的力量和它的重要性。

那么，我的问题是，在此次修例风波之中，能像胡锡进一样走进香港，深入事件的前线，可以光明正大地在香港发声的内地媒体人还有谁？眼下的世界格局风云变幻，中美之间的斗争已然走向长期化和激烈化，在这些不见刀光剑影的斗争当中，媒体所承担的角色和分量不言而喻。除了胡锡进，我们是不是需要更多的媒体人向香港、向西方发声？至此，向胡锡进先生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