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欧洲中世纪的三次文艺复兴

来源：东北师大学报 2001.6 作者 王亚平

        西欧中世纪的历史上出现过三次文艺复兴:8世纪中期至9世纪初期的加洛林文艺复兴;12世纪的文艺复兴;14、15世纪的文艺复兴。文艺复兴一般被理解为是对古典美术和文学的复兴, 或者说是对古典文化的再学习。以往的研究把文艺复兴看作是伴随着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发展而出现的社会的文化现象, 对文艺复兴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文化和艺术方面。笔者在近几年对西欧社会史进行探讨的过程中感到, 西欧这三次文艺复兴运动并不是简单的文化现象, 而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发生的深刻的思想运动。社会的思想运动总是与社会的经济运动和政治运动同时发生的, 西欧中世纪三次文艺复兴运动都是在三次大规模的拓荒运动的期间, 也是在封建政治体制出现重大的转变的时期发生的。三次文艺复兴的内容都与当时的经济活动和政治体制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 本文围绕这个问进行简要地概述和论证。

一、学习古典文化是中世纪西欧人自我认识的一种形式

        人类在社会生产和交流活动中, 构成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 认识和处理这些社会关系的过程是人自我认识的过程, 也是学习的过程。学习和复兴古典文化是西欧在中世纪这个历史条件下, 人的自我认识的一个重要的表现方式。从表面上看, 西欧中世纪的三次文艺复兴都是对古典文化的再学习和追忆, 但实际上它们的内容并不完全相同, 所起的社会功用也有差异。加洛林文艺复兴的主要内容是恢复学习拉丁文, 通过建立宫廷学校和修道院学校使古典拉丁文化在西欧得到了最基本的保存 [1]  (P44) , 没有对拉丁文学习的恢复, 古典文化的延续就失去了最根本的基础;12世纪文艺复兴使古典文化回归, 在对古典文化的学习和研究的过程中建立了中世纪的大学, 为学术和知识提供了栖身和衍生之地;14、15世纪文艺复兴的主要内容是对古典文化的利用和创新, 建筑、 绘画等艺术方面的辉煌成就, 体现了那个时代人们对人的形体的和精神的、外在的和内在的探究和洞悉。西欧中世纪的思想运动为什么都是以文艺复兴的形式出现呢?“轴心时代”的概念为解答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很有益的启示。“轴心时代”这个概念是德国著名的心理学家、哲学家卡尔·雅斯佩尔斯在1949年出版的历史哲学著作《历史的起源和目的》中提出来的。雅斯佩尔斯把轴心时代划定在公元前800—200年左右, 他认为, 在这段时期, 世界产生了三个高文化区域:中国、印度和连接欧亚的小亚。在这三个世界高文化区域中, 形成了“至今仍有影响的、有魔力的、神秘的宇宙观”;创造了对任何人都有约束力的“意识共同体”。所以, 他把这个时期看作是“世界历史的轴心” [2]  (P1) 。 雅斯佩尔斯给予“轴心时代”很高的评价, 他说, “人类每一次新的飞跃, 都要回顾轴心时代”, 因为“至今人们的生活依然是在依靠古代社会所出现的、所创造的、所思考的” [3]  (P19) 。雅斯佩尔斯的观点, 引起了西欧人文学科各个领域的广泛讨论, 先后出版了众多的专著和大量的论文, 直到今天讨论的兴趣和热情依然不衰, 并且还带动了比较东西方文明的研究。

        人类在不断的实践活动、不断的积累经验的过程中, 逐步地确立了以农业生产为社会的最基本的经济活动模式, 不论是在黄河流域还是在两河流域, 不论是在印度还是在爱琴海地区, 都是如此。尽管在以后的历史年代中, 农业技术在不断地革新、农业工具在不断地改进、农产品的种类在不断地增加, 但农业是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模式没有变, 这个模式一直延续到工业革命时代。可以说, 工业革命后的西欧, 没有再出现类似文艺复兴这样的社会文化运动。农业生产为人们提供了衣、食、住, 满足了人们生存最基本的需要。然而, 物质的需要只是人们生存需要的一部分, 精神需要和理性需要也是不可少的。精神需要源于人们在社会活动中结成的各种各样的关系, 农业生产活动需要社会性的群体劳作:农田的灌溉、道路的修筑、房屋的建造、工具的制作, 等等。劳作的互助、生产的互补、社会所需品的互换, 所有这些确立了人的社会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同自然界发生关系。他们如果不以一定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 便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 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 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 才会有生产。” [4]  (P362-363) 认识和了解社会关系就是精神需要。人要在社会性活动中不断地了解自己, 了解周围的世界, 就需要思考, 需要接受教育, 需要学习。思考和学习就是理性需要。正是为了满足精神的和理性的需要, 才会涌现出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 才会有先知、佛陀、祭司。他们对生活在其中的社会关系进行诠释, 各抒己见。

        人们的物质交换形成了私有制, 私有制把社会划分为不同的人群, 形成了阶级, 从各个阶级的利益中产生了各种权利, 这些权利综合起来构成了国家的政权。国家政权管理社会的各个阶层, 规定他们社会性的活动, 统治者用强制的手段实施他们的意图和思想, 这就是政治。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利益关系、利益要求都在政治上具体地表现出来, 正如列宁所下的定义: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 [5]  (P337) 。 可以说, 自从国家这种政治形态产生后, 尽管在此后的历史长河中出现了多种多样的政体类型:民主的、专制的、帝国的、立宪君主制的、联邦的、共和的, 等等, 但是其管理社会各个阶层, 确定社会活动的方式和内容, 这些最基本的功用没有变。

        “轴心时代”是人类经济活动的基本模式、社会的基本结构、政治的基本功用确立的时代, 从这个时代起, 人开始逐步地认识自我, 认识自我的能力, 认识自我的局限, 认识人的群体活动的必要性。正如雅斯佩尔斯所说的:“在所有这三个世界里, 这个时代的新事物是, 人意识到了作为整体的存在, 意识到了他的自身和他的局限, 认识到了世界的可怕和自身的软弱。” [2]  (P15) 对这些所有与人自身和人的存在有关的问题的思考、议论、评说, 塑造了众多的思想家。他们关心人类的起源、关心人的灵魂、关心人的能力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就在那个时代, 人的理智的、道德的和宗教的文明开始了” [6]  (P21)。

        人类的每一次新的飞跃都是在现有经验积累的基础上发生的, 对这些经验的思考和反思, 自然要回顾以往的历史。人们在进行社会生产活动的同时也要思考, 也要想象, 社会生产运动和思想文化运动总是如同一对孪生兄弟一样同时发生。西欧中世纪有三个经济发展阶段, 每次经济发展阶段都是以拓荒垦殖的形式开始的。在这三次大的拓荒垦殖运动的同时, 出现了三次文艺复兴运动, 文艺复兴和拓荒运动之间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

二、奠定西欧统一的基督教文化基础的加洛林文艺复兴

        8世纪的西欧, 被日耳曼人武装迁徙搅动的社会动荡逐渐地尘埃落地, 经历了查理·马特确立的采邑制、丕平建立的加洛林王朝以后, 西欧开始向封建制度迈步。正是在这同一时期, 西欧出现了一次大规模的拓荒运动。这次拓荒运动的重要意义有两点:一是恢复了因日耳曼人武装入侵而衰敝的农业生产;二是改变了占有土地和经营土地的方式。新的土地占有方式确定了以保护为原则的、个人联合的、以分封为形式的政治机制;经营土地的方式产生了用益权, 土地的用益权造就了人身依附的社会等级。新的政治权利和社会等级结成了新的社会关系, 新的社会关系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新的社会观念、新的思想意识。在拓荒运动中基督教教会和修道院所起的组织作用  (1)  、教士和修道士在组织农业生产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增强了社会的宗教意识。另一方面, 法兰克王权与罗马教廷的结盟所建立的二元政治体制结构 [7] , 使教会在国家政权中有了举足轻重的政治影响, 西欧社会全面的基督教化不可避免 [8](P16-18) 。社会的基督教化必然需要对基督教的教义进行解释和研究, 首要条件是学会读、写拉丁文。7世纪以前, 在法兰克的教会中尚没有法兰克血统的僧侣,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日耳曼人在文化方面的落后, 他们既没有形成自己的文字, 也不会读、写拉丁文 [9] 。 随着教会政治和社会影响的扩大, 获得教会的神职成为踏上仕途的重要途径之一, 学习读、写拉丁文也就成为教士的必修课。从8世纪中叶起, 西欧各地大主教教堂和修道院都开办了学校。

        修道院的学校不仅提供了学习拉丁文的场所, 而且也对拉丁文进行了文字改革。例如, 用大写字母作为一个句子的开头, 句子的结尾用句点结束这种书写方式, 改变了古典拉丁文句子与句子之间不分的书写习惯, 并且形成了一种字体优美清晰的“加洛林字体” (Minuskel) , 这种字体一直流行到中世纪晚期。德国历史学家施奈德把这个时期的文化现象称为“书写文化” (Schriftkultur)  [10]  (P87) 。 他认为, 修道院学校的建立不仅促进了对基督教教义的学习, 而且一些民间传说也用拉丁文整理记录保存下来。另一方面, 拉丁文还在某种程度上帮助规范了各地区的民族语言, 在今天的英语、法语、德语和西班牙语中都有拉丁文的印记。

        被西方历史学家一再强调的加洛林文艺复兴的一个重要内容是, 查理大帝设立的宫廷学校恢复学习古代七艺, 建立了宫廷图书馆, 收藏了圣经、教父学和古典文化方面的书籍。法兰克王室的宫廷学校聚集了来自西欧各地的学者:学识渊博的盎格鲁撒克逊的教士阿尔古因;比萨的文学家佩特鲁斯和阿奎勒斯的保罗伊努斯;伦巴德的历史编撰学家保罗努斯和迪雅克努斯, 以及撰写查理大帝传的艾因哈特, 等等 [10]  (P87-88) 。这些教士学者带来了各地的文化, 并在宫廷学校中进行了融合, 为西欧奠定了一个形成统一的基督教文化的基础。

三、创造中世纪学术的12世纪的文艺复兴

        “12世纪文艺复兴”这一概念是英国学者哈斯金斯首先提出来的, 他在反驳中世纪是“黑暗的时代”这一说法时强调, “14世纪是从13世纪走出来的, 就像13世纪是从12世纪中走出来的一样, 在中世纪的文艺复兴和15世纪的文艺复兴之间没有隔断” [11]  (P14) 。毫无置疑, 正如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发展是连续的一样, 社会文化和思想意识的发展也是具有连贯性的, 而且思想文化的发展是与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同步进行的。继第一次拓荒活动之后, 11世纪的西欧再次出现了大规模的拓荒活动:法国通过排水改造沼泽地;低地地区围海筑堤造良田;德意志有组织地大规模地向东部地区殖民;意大利地区蓄水灌溉滋润土地;英国大量地砍伐原始森林 [12]  (P231-234) 。奇波拉认为, 在10至13世纪之间, 开垦土地的活动已经成为一种经常性的对荒野的征服 [13]  (P156) 。这个历史时段的拓荒活动产生的结果是多方面的:首先, 拓荒活动扩大了耕地面积、改良了生产工具、改进了生产技术, 这就使家庭的单耕独做的生产方式成为可能。单耕独做的生产方式改变了经营土地的方式, 庄园的自营地的数量在减少, 租佃土地的数量在增加。租佃制的经营方式增强了耕种土地人的自主权, 为了能够充分地利用已有的土地, 因地制宜, 这自然导致了农作物专业生产区的出现, 农产品的交流和交换必不可少, 从而促进了社会的流动。社会的流动不仅局限在物品的交换方面, 更重要的是在人员的流动方面。人员的流动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人员在地域性的流动, 即从农村向新兴城市的流动, 从旧的居住地向新开垦地区的殖民;二是社会阶层的流动, 不仅原有的农业劳动群体发生了分化, 而且还形成了市民、商人、手工业者等新的社会阶层。更为重要的是, 在西欧社会中形成了一个与社会生产没有直接关系的新阶层——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阶层的产生源于人们对自我认识的需要, 人们在努力满足物质需要的同时, 也在满足精神的和理智的需要。社会经济活动创造的财富, 不仅瓦解了人身依附的封建关系, 而且也造成了政治权力的移位。新旧贵族的交替、城市议会的建立, 无不与社会财富的增加有密切的关系, 人们传统的权威观念被动摇, 个人的自我意志在被动摇的权威面前越来越强烈地表现出来。耕种土地的自主权, 城市行会获得的自行管理权, 城市的自治权都反映了一种自主精神。自主精神与宗教的和政治的权威对立, 它需要自己的理论和学说与权威对话, 人们的思想意识和宗教观念也有了自主的要求。正如曼罗所说的, “12世纪文艺复兴较为显著的特点就是自主精神的革命” [14]  (P7) 。人内心的精神生活更丰富了, 良知和爱的观念也开始有了新的内容。勒·高夫评价12世纪的文艺复兴实际上是“社会集体心态的一次大变化” [15]  (576-578) 。

        在新的生产方式、新的社会交流和交往方式形成的过程中, 人们在有目的地、有意识地进行了解和认识, 而对社会的了解和认识是从对自我的了解和认识开始的。中世纪早期西欧社会的基督教化, 把人们的精神和思想都禁锢在基督教的教义中, 因此, 对自我的了解和认识必然要涉及到宗教问题, 这是12世纪西欧各地普遍兴起社会宗教运动最根本的历史原因。不论是提倡“保持基督纯洁”的卡塔尔派还是主张“回归贫穷教会的”韦尔多派;不论是奉行“基督守贫”的法朗西斯修士会还是多米尼克修士会, 都在讨论人与上帝的关系。对人的“灵魂”、对人与上帝的关系等宗教问题的讨论, 实际上谈及的是人的自我价值, 是社会的道德伦理, 是社会的价值趋向, 涉及到了很多现实的社会问题。《圣经》中关于个人道德的观念吸引人们要自己了解《圣经》, 对《圣经》的研习推动了人们学习古典文法和修辞学, 对古典学的学习引起了人们对教父学的重视, 古代教父借助于哲学的理论注解和诠释《圣经》, 使人们对古典哲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东征的十字军把失传已久的希腊古典哲学带回西欧, 亚里士多德主义受到了特别的青睐, 他的著作到处流行, 他的思想被诠释、被研究。

        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含有自然主义的因素, 这和他从事过生物科学的研究有很大的关系, 他从生物学的角度分析人, 讨论柏拉图提出的“本体论”。亚里士多德还强调知识对认识的重要性, 强调知识的积累, 这些都是当时西欧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亚里士多德和其它古典哲学家的哲学思想, 使西欧的学者们对自然世界有了新的认识, 哲学成为解决社会宗教信仰问题的一把钥匙, 由此产生了经院哲学。12世纪的经院哲学首先讨论的是人的灵魂问题, 在强调人的个体性和理性的同时, 揭示出了理性信仰。理性就是学习、是思考、是提问、是在思维方式方面的创新 [16]  (P15, 19) 。对古典文化的再学习开阔了这个历史时期人们的视野, 丰富了人的想像力, 增强了人的思考能力, 使人不仅对自然世界、对社会有了更多的了解, 而且对自身也有了新的认识。认识就要有知识, 知识来源于学习。学习需要书本, 书本种类的增加是12世纪文艺复兴最为具体的成果之一, 几乎所有的新老学科都有了自己的基础著作, 书的数量也大大地增多了。在此之前的西欧, 一般只有修道院才有图书馆, 修道院图书馆的藏书仅有200册左右, 少量的大图书馆也不过500册。在此之后, 有上千藏书的图书馆不在少数 [17]  (P326) 。

         然而, 12世纪文艺复兴最重要成果在于, 它创造了中世纪的科学。美国学者贝尔曼说:“科学——也就是学术——是来自教学, 而不是相反。” [18]  (P51) 正是出于对罗马法和教会法教学的需要, 11世纪末在意大利的波罗那建立了第一所中世纪的大学。此后不久, 为了教授经院哲学的需要而建立了巴黎大学。德国著名的中世纪史学家克拉森这样说:“每一次较高的文化都能创造出与之相同的较高的教育形式和较高的学校的形式, 欧洲特有的高等教育形式大学是中世纪中期, 具体地说是12世纪的一个创造。当时在波罗那和巴黎已经产生了大学, 1200年之前, 按照巴黎的模式在牛津也有了大学。十字军和骑士制度, 宫廷文化和市民自由的高涨, 民族语言诗歌的流行, 罗马风格的和早期哥特式的艺术, 都是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创造性的时代的标记。与此同时, 还出现了科学的和神学的拉丁语文献的繁荣……。” [19]  (P155) 西欧现代的一些人文学科:神学、哲学、法学、诗歌、文学, 都是在12世纪建立的大学中创立的。天文学、数学、医学和建筑学等自然学科也都是在12世纪的大学中有了第一块基石。12世纪的大学为这些学科培养了众多的知识人才。可以说, 西欧的知识分子诞生于12世纪的文艺复兴中。

四、强调人的本质的中世纪晚期的文艺复兴

        14世纪开始的文艺复兴起源于意大利的城市, 在其后两百多年的时间内, 人文主义的艺术家们为西欧各国的大中城市留下了令今人仍赞叹不已的雕塑、绘画和建筑方面的艺术精品, 强烈地吸引着各人文学科学者的视线, 他们怀着经久不衰的兴趣对其进行研究, 透过雕塑精品中人体的美, 绘画艺术中对人性的表露, 建筑风格中对宇宙的想象, 探讨这个历史时期社会文化思想的内涵。文艺复兴的艺术活动基本上都是在城市中进行的, 不论是世俗的人文主义者还是教会中的人文主义者的活动也都是在城市中展开的, 把文艺复兴看作是城市的文化现象, 把人文主义思想被看作是城市市民的思想, 这是没有多大争议的。然而, 如果人文主义仅仅是反映了城市市民的思想, 它的影响和作用就必定有很大的局限性。人文主义思想在西欧各国普遍流行于15、16世纪, 这个时期的西欧正在经历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转型, 转型的开始是15世纪在西欧普遍开始的第三次大拓荒运动。

        西欧的第三次拓荒运动更确切地说是一次大的复耕活动, 复耕的起因是从14世纪以来出现的荒耕现象 [20]  (P69) 。造成荒耕现象的因素很多, 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 农业生产从单纯地满足个人生活所需的活动逐渐地转变为满足城市的市场所需的活动, 所产生的结果是, 市场和粮食物价成为支配农业生产的指挥棒。很多学者把14世纪一再肆虐西欧的黑死病看作是造成荒耕的重要原因, 其论点是, 黑死病造成了农业劳动力的减少。然而, 受黑死病直接危害最大的不是农村, 而是人口密集的城市, 在现有的史料中所统计的因黑死病而死亡的人数都是城市的。农村人口因黑死病的减少率远远不如城市, 因为农村人口居住分散, 且空气较为流通, 所以传染的程度和速度都不如城市。恰恰是因为城市人口的锐减, 才造成了粮食价格的猛跌, 导致许多农民破产, 不得不放弃土地, 寻找其它的生计。黑死病之后, 西欧再次出现了人口大幅度地增长, 粮食价格重又上扬, 受粮食价格的影响, 西欧再次出现了新一轮的拓荒, 更确切地说是复耕的高潮。

        新的拓荒活动在粮食价格的指引下改变了土地的使用制度和经营土地的方式, 货币对社会的支配作用日益突出。货币几乎改变了所有人的法律身份和社会地位, 货币解除了中世纪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依附关系。虽然在西欧的某些地区, 例如, 在普鲁士, 仍然还存在着农奴制, 但是它的内容和性质都与中世纪有很大的区别 [20]  (P69) 。货币把社会的一切经济活动都掌握在它的手中, 商业的、手工业的、农业的、畜牧业的、渔业的、林业的、种植业的, 所有这些行业都被货币纵横交错地连接在一起。货币取代了实物作为劳动的报酬, 这就为社会创造了更多的行业, 任何劳动方式都可能成为专门行业。货币使社会人口的流动性增大了, 不仅是人们迁居的频率增加, 而且职业的变动、社会地位的变动也增大了。往日的农民今日可以成为手工业者, 昨天的银行职员今天可以成为雇佣兵。货币打破了把社会分为从事宗教的、从事战争的和从事生产劳动的三个等级的传统观念  (2)  , 改变了社会的结构, 也改变了国家统治集团的结构, 出身门第不再是人们走上仕途的重要障碍, 等级制受到了货币的冲击。

        等级制是中世纪封建社会法律制度的产物。在等级制中, 每个人的社会地位是通过他的出身和特许权来确定的, 他只能在所属的社会等级范围内进行社会性的活动和交往。“等级是一个通过自己享有的权利, 通过一定程度对政治统治的参与, 通过特有的物资实体的建立和特有的声望与其他等级区分开的社会大团体。” [21]  (P138) 中世纪法律的不可变更性, 阻碍了人们社会等级的变更。西欧封建社会的法律被看作是上帝制定的, 是不可更改的。亨廷顿认为, 在封建社会中, “人们将其所处的自然和社会环境看作是给定的, 认为环境是奉神的旨意缔造的, 改变永恒不变的自然和社会秩序, 不仅是亵渎的而且是徒劳的” [22]  (P89) 。所以, 特许权和教会法是中世纪法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2世纪对罗马法的研究、对教会法的编辑和校勘, 使法学最先从神学中分离出来, 成为一个独立的人文学科。对法的研究打破了法不可更改的传统, 更重要的是置换了法和人的位置, 法不再是人的主宰, 而是人有了制定法律、修改法律的权利, 产生了立法制度。

        法律制度的这一变革增强了人的自我意识, 人们活动的社会秩序由人自己来制定, 人真正成为社会的主宰。神的旨意虽然没有被完全否定, 但它越来越成为一种虚像, 不再具有任何实际的权威, 也就是说, 没人能再以神的旨意为借口反对人自己来制定法律, 这是政治制度转型所不可缺少的环节。15世纪, 能够参与制定法律的, 只是社会中极少的一部分人, 他们被称为“精英”。这些精英几乎都在大学中接受过专业教育, 具有科学的思维方式, 强调知识和学术的重要, 提倡学习, 他们代表了西欧社会发展的主流, 是人文主义思想的提出者和传播者。人文主义者从来就没有反对过或否定过基督教本身, 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人文主义者的艺术作品中, 有相当一部分是以基督教为题材, 基督教依然是人文主义者们关心的话题, 在人文主义者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基督教的神学家、教士和修道士, 甚至还有人文主义的教皇。但不论是世俗的还是教会的人文主义者对西欧社会思想发展做出的最大贡献是, 它改变了人在宗教中的地位。在人文主义之前, 宗教的中心是上帝, 人要寻找上帝, 人是上帝的奴仆, 人的一生、人的躯体和灵魂都受上帝的控制。而在人文主义者看来, 人是宗教的中心, 宗教要表现的是人, 要为人服务。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在论述人文主义时强调, 人文主义最重要的意义不是在于要探讨人是否确实存在, 而是要说明人的本质, 通过确定人的本质, 对作为个人的 (person) 人, 作为精神的、灵魂的、身体的、本质的人的解释才会是正确的。他说, “什么是存在, 存在就是它自己, 不是上帝, 也不是世界的基础” [23]  (P16, 18) 。正是以人为中心的宗教观才能使宗教信仰成为纯粹个人的行为, 才能把宗教事务和世俗事务完全彻底地区分开, 这是西欧封建国家制度向近代民族国家政体转型必不可少的一步。

        综上所述, 西欧中世纪的三次文艺复兴运动都不是孤立的文化现象, 是人们在从事社会活动和生产活动过程中表达思想、表达思考的具体方式。中世纪三次大的拓荒运动是西欧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三个重要历史阶段, 社会的经济发展必然要带动封建政治制度的发展, 生活在发展中的人们必然要对其进行了解和认识, 就会有思考, 就要学习, 这就是发生文艺复兴运动最根本的历史原因。

注释

 (1) 汤普逊:《欧洲社会经济史》下卷, 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第264-265页;布瓦松纳:《中世纪欧洲生活和劳动》, 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第68-70页。 

(2) 法国年鉴学派的大师G.杜比在他的名著《三个等级》 (Les trois ordres l'imaginairedu feodalisme) 中, 就中世纪的三个等级的理论问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和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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