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精神-中华民族的核心精神

       史学精神是中华民族的核心精神。在近代以来，与以哲学精神为核心的西方文明的碰撞中再一次应证了这一点，并且也证明了自己的生命力。

     史学精神的核心是“道”。“道”是宇宙生命力生生不已的流变，常变常新是它的面相，”道“不可执一，执一非”道“，”道“就是”路“，”通“才是”道“的追求。故”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鲁迅则说，”世上本无路，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行“就是这宇宙生命打通自身的实践。可以说近代亡天下的文明危机激活了中国的史学精神，革命与改革成为近代以来的主题正是史学精神的体现。如果说史学精神的古代理论形态表现是阴阳五行学说，那么它的现代理论形态则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以史学精神包摄来自西方的哲学的形而上学，是现实主义-理想主义-现实主义的运动，它以一分为二之刚济阴阳互补之柔，使策略的灵活性与伟大的斗争精神融为一体。

   史学精神明了江山有兴衰，人事有代谢，历史的发展不会有终点。故 生命的流动实践有盛有衰，有质有文。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的发展，饱经历史的风霜，而绵延不断。其生命力的发展到了中唐以后，文过于质，渐入生命力衰退的状态，历经一千年的磨砺而静极思动，故必然由文返质，中国革命实为有文返质的历史运动，从而恢复青春的活力，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画。

  史学精神的核心是”道“，”道“在人心的体现就是”仁“。”仁“就是生命在人内在之中的感知与舒发。”仁“就是中华人文精神的核心价值，正如”自由“是西方人文精神的核心价值。如果说”自由“是上帝的恩典，是赋予人内在的生命冲破”恶“的限制的救赎；那么”仁“的激发就是以道修德，它打破人内在的生命力与外部世界的隔阂，激发出热情与智慧。正是”仁“的感知，才体悟到宇宙生命生生不已的流动，才发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强音，才有”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正是“仁”对生命内外一体的感知，才有“天人合一，物我合一”，生出兼济天下，厚德载物的情怀。“仁”也是既意识到自己生命的舒发，又意识到他人生命的舒发，因此相较于西方的“自由”的单向性，“仁”是复合双向的，是融自由性和平等性为一体。可以说“仁”是其他一切精神的本根。中国革命继承了了仁的精神，“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与人民打成一片；“为人民服务”，“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的人类解放的精神，激发出改造世界，改造自我的热情。中国革命对“仁”与“自由”的继承与发展，这就是“觉悟”与“解放”的精神与价值。

  史学精神在近代以来历史唯物主义对接，以此为中介，接纳了宏观的社会分析，并连带具备了生产力以及连带的科学技术的视野。由此中国的史学精神的人文性的视野被扩大和精密化，并焊接了对自然的重视。历史唯物主义不仅给中国人打开了外王的新视野，还以其科学的社会生产关系体系的分析，阶级利益的分析以及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分析指引了外王的实践，而这恰恰是理学所欠缺，而为自宋代以来的中国人所迫切需要的。因此，从中国思想的内在脉络来看，接受马克思主义顺理成章。另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也继承了理学的传统，重视个人德性的修养，挖掘出“觉悟”这一德性，加强了人的道德自觉性和能动性的力量，也强化了唯物史观的人文性，避免了苏式马克思主义把人当作历史的被动的工具的弊病。实际上“觉悟”，就是扎根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的“启蒙”，与“解放”构成新的一阴一阳之道，内圣外王之道。所以说，近代以来不是救亡压倒启蒙，而是觉悟与解放的携手并进。 

      需要注意的是，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自延安时代开始，继承了史学精神“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的人文传统，特别强调历史的作用。不断的回顾研究历史，分析和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从而为未来的实践提炼出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这就是“事实求是”的本来含义。两个历史决议都为开辟新的时代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也就是“智以藏往，神以知来”。批评和自我批评就是建立在“实事求是”基础上的修养的新手段，修养也不再是个人的了，也是集体的。集体的修养就是整风，个人的修养也不再具有封闭性，而是具有沟通交流的社会化色彩。修养、学习的目的也是个人和集体的思想境界，认识水平和实践能力的提高。修养是中国传统向内发力的体现，是培养坚强的历史实践主体。它同改造外部客观环境的实践结合在一起，这是中国传统富有活力的发展。

     而上述这一切都是中国经史互补传统的生动体现和发展。因为经就是史的高度浓缩和升华。周易和老子不是哲学形而上学，而是史学精神的高度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