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孙立哲的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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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
孙立哲考入清华附中；
1969年初，
插队知青孙立哲成为赤脚医生。
孙立哲：1974年，省委书记约谈我：中央出文件了，点了5个人的名，邢燕子、侯隽、朱克家、孙立哲、程有志，树为扎根农村典型。1974年知青会议，毛泽东圈阅文件。在几千万知识青年群体里，五人被树为全国的榜样。又通知填表，我和团省委书记韩志刚两个人一起为候选团中央委员。
开大会和作报告成了我的新“专业”。在报告团里我和其他几个报告人就熟了。侯隽和邢燕子就说：小孙啊，赶紧找一个农村的，赶紧结婚，才能表示你扎根农村。侯隽还专门到延安劝我：“丁爱笛找了农村的结婚啦，好。这才叫扎根，光口号不行。”
我当时有个女朋友，但没敢暴露，是在美国喝洋奶长大的。她在舞台上主演李铁梅，没有卸妆，就来找我。你想，那个年代，光秃秃的黄土山、黑乎乎的土窑洞，突然出来个这么光彩照人的女孩儿，直接就是“我爱你”，那不是闹着玩儿的。
跟她分手，纯属政治上的压力，她父亲是原国民党驻美国的总领事，起义回到中国来了，又打成右派。让我扎根农村，是省里的光荣，怎么能让你找这么个危险家庭的？
我别提多后悔了。我那时虽然已做过上百例结扎，但没经过感情萌动。我也没有找农村的。我心里最想的还是上大学。下农村，我带的箱子里全是书，几乎都看烂了。那两年推荐和考大学，我到县里考得相当好。虽然没公布成绩，那绝对。
北京医学院和北京外语学院都录取我了。因为我的英文也挺好。那时我已经是延川副县长了，当赤脚医生后，又订阅了西安影印的英文医学杂志，加上和女朋友秘密写信，写的都是英文。北外招生，主要是面试：没想到这么好，要了，高兴坏了。
在北京巡回讲演时，迟群和谢静宜几次把我叫到工字厅谈到深夜，谈教育革命怎么搞。那时张铁生交白卷已出来了，我还是想上大学。她说：“你的案例对教育革命是一个很大支持。旧教育制度下，人越学越蠢，越学越死。你是实践出真知，不用上学，比他们上学的强得多。” 指我没上过学，但医学院毕业的专科大夫们都跟着我手下干。
谢静宜还是挺女性的，狂也是女人那种狂，和江青挺像，说话特厉害，出口的话就是命令。在北京工体大会，几十个分会场几十万听众，她是报告会主持人，是代表北京市委、团中央的。说我的例子和张铁生的例子，就不用上大学。我心里凉了，想上学也没法说了。
她让我给清华和北大两校作报告，还建议我和张铁生一起去全国巡讲。我借口村里几百号病人等着我，先回村去了。幸亏没去，去了就娄子了，张铁生后来判刑十几年呀。
1975年延安知青代表会议。我执笔给毛主席写信反映陕北医疗太落后，有彭延、马向东等六个赤脚医生签名。怎么交？我说我有办法，由谢静宜转交江青。
后来一个大的转折使我完全灰色了。毛泽东去世，在大医院悼念。我和一个管广播女孩儿聊了一夜，被书记听了墙根。第二天紧急会议，让我说清楚。为什么关灯？怕影响别人。谈什么？谈人生理想，革命、人生、个人转折。有无恋爱？死不承认。
实际不是一般好感，她是大家闺秀，非常漂亮，照片上了大型照相馆橱窗。在毛主席逝世期间敢谈恋爱，你研究过吗？什么性质的问题？这涉及到她的人生名誉、我的政治前途。
接着四人帮倒台，人们欢呼，我受审查，中央领导人批示，说我是卫生战线上的四人帮爪牙。村里知青全去高考或招工，就剩我一个啦。我性质变了，政治上垮了。我想，这回踏实了，扎根吧，别聊别的啦。
太难受了，在村里房东家喝闷酒，两瓶半西凤酒、一瓶半葡萄酒，一口气干完，后来都没味儿了。不省人事几天醒来，皮肤和眼睛金黄，村里赤脚医生娃子说你咋变成了金丝猴。送到延安医院一查，黄疸指数二百多，诊断亚急性肝坏死，死亡率97％以上。大量打激素，把糖尿病也打出来了，眼睛肿成了一条缝，站也站不起来，人都毁了，成了猪一样。
出院以后，回清华家里，拄着个小棍儿，慢慢腾腾地迈着方步，脸肿着。听到的都是发小们上大学的消息，邻居小悦、小茁兄弟俩一起考上了清华，华苏（华罗庚之子）、籍传恕也上了清华，庞沄上了钢院，周围的人都上大学了。我连考试都不能考。
有一天正在清华家里，寄来了一个箱子，毛主席逝世时结交的那位女友把我给她的书和信都寄回来了，倒霉的事扎着堆来，心情跌到人生的低谷。想钓鱼散散心，很长时间才能走到荷花池。我挖蚯蚓连铁锨都拿不动，让爸爸帮我挖。我都二十好几了，看着一帮七八岁到十来岁的孩子，粘蜻蜓，粘知了，他们有身体，有未来，个个比我强。命运不知要把我带到哪里?
有一天我的外甥来了。他第一次钓鱼，就钓出来一条半斤多的鲤鱼，平常我只能钓上很小很小的鲫瓜子。兴高采烈提了条大鱼回家，看到解放军站在门口。军代表宣布：孙立哲在“四人帮”问题犯有严重错误，立即回延安接受审查交待问题。那时已成立了省地县三级联合调查组，卫生部长上任，要抓“四人帮”在卫生部代理人，批示说我是“震派人物”。
只有几天期限要写出交待认罪材料，和“四人帮”有什么关系？见过什么人？一点儿一点儿挖。给毛主席的信，是通过谢静宜转江青，给江青的信是“效忠信”，抓捕江青时发现的。
“四人帮”没有接见过我，但迟群和谢静宜老跟我聊，让我作报告啊。我脑子一片混乱，有苦说不出。好在中学同学史铁生笔头子好，帮我写检查交待材料，文字游戏具体肯定抽象否定：犯了不可饶恕的政治错误，但是心是忠于革命的。
吴北玲上北大中文系77级了，每天下课就来铁生家帮我写认罪书。临行前她叮嘱我：最大的罪是思想罪，任何时候都不能承认主观上是反革命的，一承认就不好翻案了。
押回延安，住进地委大院一个黑洞洞的窑洞里，每天上午扫院子劳改，下午接受专案组询问审查。记着史铁生教的：有病、少说话。那就多抽烟呗，我以前从来不抽烟，交代问题烟不停地抽，还是双枪，两根并在一起抽。
一盒劣质的烟几个钟头就完事儿，咳嗽、吐痰、手捂着脑门。按铁生教的招儿：就说有病脑子坏了，什么也想不起来啦！耗时间呗，让我好好想想。
大礼堂开批判会，横幅大标语，孙立哲几个字倒着写打上叉。两个民兵押送，一进门口号声响起：“肃清孙立哲在卫生战线上的流毒！”没有老乡，全是卫生局、防疫站的干部和医务工作者。
我低头拿小本记录，像个黑帮一样。卫生局一个姓温的干事：“孙立哲，想不到你也有今天！你当了卫生局副局长上任第一天——我记得清清楚楚——就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我是说，既在其位，必谋其政。我当时兼任卫生革命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管全地区十多个县以上综合医院，上百个地段医院和公社卫生院。坐着专区唯一的一辆老式救护车，跟真事似的，到医院视察发指示：大医院医生为贫下中农服务，全部轮流下农村。
那些知识青年出身的医生护士们，都没发言，只低头跟着喊口号，躲着我的目光。
调查组在农村那边开揭发会，谁都不主动发言。知道孙立哲吗？知道。孙立哲犯什么罪？不知道。他们就挨个挖材料，找动过手术的人，一个个查医疗事故。发现了我治过的一些老乡拄着拐，一条膝关节不能打弯，这下可找到医疗事故了。
这种大骨头地方病，刘拐子病。最严重的两条腿弯曲着挤在一起，根本站不起来，没有生活能力了，专业医书上说是晚期终生残疾，没法治。我发明了一个手术，就是把一条腿膝关节上下大骨头都截断再上下对齐，用一条条不锈钢板和钉子给锔起来，打上石膏让它长直了。一条腿是直的，是支撑的，另一条腿是弯的，这样架个拐居然能走路了。
在当地推广，我在川里治了五六十个这样的病例。医疗事故调查组见到齐家坪一个病人经我手术后上炕一条腿不会弯，要定为我的医疗事故。老百姓不服这个理，难道医书上没有的就是医疗事故？以前只能在炕上滚地下爬，手术后能走路了，基本劳动能力恢复了。看孩子做饭都没问题了呀。
老百姓恼了，听说我到了延安挨批判，翻山越岭几百里来看我，走路的赶车的骑自行车的都有。到地委问小孩儿，找孙立哲，孩子答：“是不是扫毛子的那个老脑（大脑袋）？”那时我身体非常坏，在地委大院低着头扫厕所，脑袋肿得老大，像个怪物。
乡亲们偷偷进了我的黑窑洞，拿出鸡蛋拿出馍，还有棉线织的袜子、土布鞋。他们告诉我说，省地县来了大干部，多少人下来调查可凶哩，开社员大会，说是中央的政治任务必须完成。来传话的男女老少，老太太什么人都有，房东干妈康儿妈来了好几趟。我让他们赶快走，可不敢再来了，不能多拉话，我正在挨批判。老乡说咱受苦人怕个甚么，顶不济也坐班房，吃饭不要钱！回去传开了，被治过病救过命的老乡心里过不去，要想法子救孙立哲。
那时不是批判会就是写检查。压力一大，身体反而慢慢好些了。不绝望，爱咋地咋地。开批判会我就低头记录，下来赶紧整理，当天晚上找画家靳之林还有邵明路、臧若华等几个知青朋友，往北京给吴北玲、史铁生发信传话。
在村里有个知青杨志群，是1975年在北京听了我的报告自愿来延安的，他说干脆写个反映吧。内容是：孙立哲肯定有缺点有错误，需要批评帮助。但是这个人是个好人，做过很多好事，治病救人，从不收礼。希望领导也能了解。
社员开会抵触省地县联合调查组：我们不晓得政治错误是个甚么球事，就知道孙立哲看病救人不要钱，不收礼，是个好心人。因为以前医生下乡都端着架子，先吃饭，再看病，还收礼。
我那时虽然兼着省地县各种官位，实际上是个不脱产的农民，只拿工分，没有工资。那边开社员大会批判，这边开小会签名。从那边大会出来，就有人引到这边签名。老百姓间秘密传成了一句话：啊呀，签名就能救孙立哲！这边各村传：咱们多一个签名，娃娃多一份生望。
我给谁治过病记不住，老乡没有忘。陕北穷人多但是有良心：明天起身出门要饭，今天门上来了叫花子，最后一口黑糠干粮也掰下一块。结果本村的外村的，近的远的来了不少。签名的、按手印的，什么样的纸都有，花里胡哨的连在一起往上贴，弄成了很长的一个“万民折”。
北京那边儿，铁生家是“捞”人联络站，他帮我起草申诉书，还找熟悉的朋友，出谋划策的人有电影学院青年导演班的柳青、张暖昕，抱不平的有陈建功、李陀、赵振开、刘心武等。王立德专门传递最新情况。
史铁生和北玲一块儿天天商量怎么给领导递材料。北玲在北大逃课跑外线，通过师大女附中同学关系，找王任重、顾秀莲。同村的知青刘亚岸帮忙找人。最后递给了胡耀邦。他们说胡耀邦还真是知道我。胡耀邦、胡启立都了解我，明确表示说：这个孙立哲抓错了，他怎么会是“四人帮”呢？胡耀邦在开会时就找到王震，说：小孙不是“四人帮”，另外，这个人现在有病，王震同志对陕西干部熟，请王震同志关注一下此事。
王震就不那么斟酌了，抄起机要电话当场找省委书记接电话，开口就是给我查查在延安有孙立哲没有，他身体有病赶紧给我送回来。
突然那天，地委书记带着副书记、卫生局长一大帮人，黑压压涌进我那个黑窑洞里来。我已经习惯了，不又是批判嘛，我头低着。地委书记一把抓住我的双手使劲摇啊摇：啊呀，孙立哲同志，你受苦啦，俄、俄们不了解情况啊……卫生局长拿出好烟：吃烟吃烟。好几个人忙不迭同时擦火柴。
当天晚上，就住进地委最好的招待所，第二天，飞机直送北京。救护车在机场等着，直接拉到医院住进单间，就这么厉害。一夜之间，天上地下，你研究了吗？这就是政治。中央直接打电话，这就很严重，就是个政治态度问题。
当时救出来的理由是有病，那话就听出来了。第一次住在地坛第一传染病医院，黄疸加上治疗不当高钾型酸中毒，在床上干挺着，一动不动。响应能力不在了，以前所架构的那些东西，包括对未来的预期、对自己的看法、随着被打倒，全部破碎了。加上身体本钱的丢失，这你就变成了一个无能为力的弱者。
那时我趴在病床上，期望值低到什么程度？看到护士的脚在床前走来走去，羡慕人家走路这么有劲，会走路，真好。实习生夹着本书来查房，我觉得：能看书，真好。窗外一只小鸟叼着一根小草，那广博的天地，那自由，但不属于你。
出院不愿回清华家里，又回到了铁生家。1977年78年接着高考，发小们都上了学。我整天拄着个拐棍晃悠，我有脸见你们吗？太难受了！
为什么住在铁生家里？一是在农村睡在一条炕上。二是，我两次送他到北京看病。三是我出事了他家就是救我的联络站。原来你在潮流的浪尖上或者在潮流的中央，极大的个人膨胀。现在整个被边缘化成了三无四有人员：没学历、没收入、没户口，有病、有前科……
我无处可去，首先想到的是他，他已经完全截瘫了，比我强不了多少。我政治上完蛋了，没想还能爬起来。他自己走投无路生活困顿，却全力帮我置之死地而后生。他是我的救星。
雍和宫旁边一个小院子里，两小间房子很挤。我和铁生住大点儿的一间，他爸爸和他妹妹（史岚）睡小屋。他爸从此没脱过衣裳睡觉。晚上往那儿一靠，早晨5点多，准点起来买豆浆买油条。他长期高血压，手抖，请了长假照顾瘫儿子。
开始时我们晚上一宿一宿地聊，诅咒自己的命运和这个社会的怪现象。我们两个身体困境使未来希望变得很微弱甚至消失，感到命运的无可奈何。
我妈天天往铁生家跑，絮絮叨叨地劝我和铁生要想得开。我父亲也常来但不说话。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怀疑是派遣的美国特务，他用遍了数理化三栖逻辑推导不出自己的清白，几次自杀又阴差阳错被救了回来，多年在惊恐中生活不敢多说一句话。这期间铁生以我父母为原型写了《法学教授及其夫人》，1978年陈建功帮他联系发表在杂志上。
史铁生后来写了《病隙碎笔》，送给我那本的扉页上他大大的字写着：立哲，第五章献给你。我一看，这章专门探讨生命的意义，好多话针对我当年的困惑。
我的心情逐渐开朗。我说我吃激素脑子完了，可腿还能使；你是腿残了，脑子还能使，咱俩弄不好还能拼出个完整人儿干点事儿。铁生笑了说，这拼出来的人到底是你还是我呀？我说当然是你呀，脑袋指挥腿嘛。铁生一声断喝：别价别价你千万别往下说了，我这脑子要是还能指挥腿走路，我还不立马就得疯喽！
夜里一对病残人对着天花板品着各自命运互相开导。白天他摇车去街道工厂画彩蛋，我一个人往北新桥菜市场那儿晃，回来做饭：今儿吃什么？史岚放学一回来，摘菜去！说什么干什么。史铁生大指挥，我二指挥。他全力在帮我，也帮成了。
转机来了。1978年底，医学院开始招研究生，而且年龄没有26岁的限制。我想，好了。但我上哪儿报名去啊？没单位、没户口，黑人啊。我就想起了北京第二医学院的副院长李光弼。
他当年带专家到我们村考察我时，在我的窑洞一个炕上住了不短的时间。李光弼爱下棋，我是围棋业余高手，一下棋，关系就不一样了。这次他带了一盒虾来看我，要跟我“手谈”，在庞沄家里，他和庞沄的母亲是北医的老同学。
我试着问想考考你们的研究生，可是没户口没法报名。他说，我给你证明。说办就办，第二天就亲自带我到科研处，说这个人我认识不用介绍信，给他报名，让他考。这都是救命之恩。
还有一个多月考试，考5门功课。外语、政治、外科、病理、解剖。我一看，这可和以前看病动手术不一样。尤其是病理，从来没学过。组织学没看过显微镜，病理解剖都没学过。
背水一战的时候到了。
我找了个小黑屋，往架子床里一窝，啃干粮喝开水，硬是没出门。病理解剖是死学问，硬看、生背，厚厚一本书整个背下来就行。其他如外科我有点基础。外语没有问题。政治没有时间，我自认为比较强。
可我从来没上过大学考过试，我的临床学科对手都是“文革”前大学毕业有行医资格的医生，心里没底。考回家我妈问：可回来了，考得怎么样？我说考得大概不行，想写的内容太多写不完。
我报的导师是北京第二医学院院长兼同仁医院院长戴士铭，还有外科主任龚家镇。过了三个礼拜，戴士铭院长的儿子找到我：你行啊，我爸说你考得好呀！过几天李光弼院长也打来电话，说我考试名列前茅。
后来才知道，我的总分和三门主课都是全国考生中的第一名，病理96分几乎满分，政治最差，刚刚及格。命运终于转折了，我的生活奇妙般地重新有了颜色，我和北玲在热烈的恋爱中又共同憧憬未来。
这期间，兼任清华领导的胡启立曾约见我，转达了胡耀邦的关心。同样是在工字厅，这命运呀，真是难以捉摸。
上研究生是我再一个突然的转折。我由完全不懂政治，从赤脚医生开始接触政治，表现出对政治的无知，到忘乎所以极度膨胀，到最后被打倒。后来就为此远离政治。学医给你一个很鲜明的价值感，一直延续到现在。
注：1979年，孙立哲考入北京第二医学院（现为首都医科大学）读外科器官移植硕士学位。1982年春，孙立哲赴澳洲国立大学医学院留学；1982年秋天，孙立哲考入美国西北大学医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因对动物毛发过敏终止学习。1987年孙立哲在美国创办万国图文电脑出版公司；1990年回国。现为华章出版公司董事长、万国集团董事长、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专业会员。多年以来，孙立哲持续在美国和欧洲等地攻读多学科学位。先后获得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医学院、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纽约大学斯腾商学院、马里兰大学史密斯商学院、波兰法学院的医学、法律、金融、管理和MBA等多学科学位。跨学科研究兴趣包括行为金融学与投资决策、系统动力学与企业战略、肿瘤治疗学与新药开发、侵权法与公司治理、心理学与脑神经科学，情感经济学与幸福学、进化生物学与文化基因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