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美尔文明基本特征探析

原载《外国问题研究》2016年第2期 作者:刘健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东方文化史”

摘要：苏美尔文明是目前所知世界历史上最为古老的文明。它植根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下游冲积平原, 是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的发端。由它所创造的各种文明要素构成了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的主体, 并深刻地影响着之后的巴比伦文明和亚述文明, 也通过其他古代文明影响了古代世界其他区域。有些文明要素留存至今, 成为西方文明、中东文明的内在构成元素。本文将从苏美尔文明的原生性、开放性和多元性、继承性等角度探索这个古老文明的基本特征, 以期更加深入地认识古代两河流域文明, 进而了解和理解现代西方文明与中东文明。

         哪个文明是世界历史上被公认起源最早的文明?关于这个问题, 各个文明区域的研究者都会给出不同的答案。但是, 他们均不能否认, 在最早起源的文明名单中, 古代两河流域文明必然位列前茅。古代两河流域文明是在今中东地区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兴起并发展的文明, 其发展经历了若干阶段。其中, 苏美尔文明处于有史时代的第一文明阶段, 其后是巴比伦文明和亚述文明先后占据主导地位的阶段。公元前6世纪, 随着阿契美尼波斯人征服整个西亚地区, 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独立发展的进程被终止, 其主要文明要素通过波斯人、犹太人以及接踵而至的希腊人、罗马人等流传后世。作为整个发展进程的源头, 苏美尔文明必然占据着至关重要的位置。苏美尔文明具有哪些基本特征?这些特征如何造就?如何影响着后世文明?这些是本文将尝试解答的问题。

一、苏美尔文明的基本要素及其发展过程

        苏美尔 (Sumer) 这个名词源自地名, 指两河流域冲积平原的南部区域。该地区在苏美尔文中被写做kengi (r) , 意思是“开化之地”, 生活在这个地区的古代居民也被称为苏美尔人。一般认为, 这部分苏美尔人也是两河流域地区的外来民族, 他们可能是后来出现在西亚地区的某个民族的一支, 在公元前4500年左右成为两河流域冲积平原南部区域的主要居民。但是, 也有否定苏美尔人是外来者的观点, 主要证据是相关遗址和地层没有发现巨大进步或退步的迹象, 也就是说没有发现大规模人口流动的迹象。但是人口的流动有可能是和平的迁徙过程, 更有可能是长期和平渗透的过程, 因此并不一定对迁徙目的地社会造成重大影响。根据语言学证据, 居民成分必然发生过变化, 这至少说明在当时当地确实存在文化融合现象, 确实存在居住人口文化属性或民族属性的差异。

         尽管围绕着苏美尔人的来源和到达时间, 学界争论颇多, 但有一点是一致的, 即苏美尔人是古代两河流域文明最主要的创造者。苏美尔人到达两河流域南部后, 促进了当地文化发展, 苏美尔人也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的民族特色, 产生了民族的自我认同意识。

        现在, 我们应当对苏美尔文明做一个简单的界定:苏美尔文明是指公元前4500—前2000年左右在两河流域冲积平原南部兴起的古代文明, 它跨越乌鲁克时代、早王朝时期、阿卡德王国、乌尔第三王朝及伊新第一王朝五个时代, 是古代两河流域文明进入有史时代的第一个文明发展阶段。

         在这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中, 苏美尔文明的基本要素逐渐形成并发展, 苏美尔文明的自身特色也日益明晰。

         苏美尔文明最显著的特征是其原生性。这首先表现在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的主要构成要素大多在苏美尔文明早期就已经形成;其次, 这些文明要素的发展脉络清晰可辨, 自成体系。

         苏美尔人及两河流域南部冲积平原居民共同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文明。这个文明创造了多种原生文明的要素, 主要体现在农业的产生和定居生活的开始;城市的出现与社会组织的日益复杂化;国家的形成;文字、科技、艺术等文化要素的发展等多个方面。这一切都发生在公元前4500~前2900年间。

         大约在公元前11000年左右, 农业开始在西亚地区兴起。大约在公元前7000年, 天然农业和畜牧业生产已经能够维持人类日常生产生活的需要, 人类正式开始进入定居生活阶段。在今土耳其东南部的恰塔尔休于和今天叙利亚北部的耶利哥，考古学者都发现了早期人类定居生活的遗迹。公元前4500年左右，灌溉农业在两河流域南部冲积平原兴起。这类聚落由几个大型村落组成，中心聚落是政治、军事文化和宗教中心，宗教建筑成为凝聚全社会的精神中心，以掠夺剩余产品为目的的战争出现，更大规模的社会管理组织——城市开始形成。

        乌鲁克是迄今为止两河流域地区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城市。考古发现已经证明, 乌鲁克时代晚期 (乌鲁克四期, 约公元前3500—前3200年) , 苏美尔城市布局已经具备了后来两河流域城市的基本雏形。城市的中心是神庙, 城市主干道连接各个城门与神庙。在各个主干道两侧是民居。王宫出现的时间较晚, 早期的王宫建筑与神庙相距较远, 多数王宫靠近城门。

        文字是苏美尔文明形成的最重要的标志。在乌鲁克时代晚期, 图画文字开始出现, 文字记录在神庙中发现, 大多是账目记录。之后再晚一些 (捷姆迭特纳色时期, 约公元前3200—前2900年) , 这些图画文字发展成为楔形文字。这种文字在之后2000多年时间里逐渐发展, 成为可以书写20余种语言的文字书写体系。文字的出现对于古代两河流域文明发展至关重要, 它标志着古代两河流域地区正式进入有历史记录的文明发展阶段。印章的出现年代更早, 大约在7000年前已经被古代两河流域居民用作表明财产所有权的标志。文字出现后, 文字和印章共同用于管理国家经济活动, 印章也日益成为王权和官僚身份的标志物。

        手工艺门类和技术的发明及进步也是苏美尔文明的标志性特征。陶器的制造技术、装饰风格和技艺的变化见证了早期苏美尔文明不断发展进步的历程。车轮的使用也是苏美尔文明的一大贡献, 平原地区陆路运输的份额因此有所增加, 对幼发拉底河航运和采用驮畜的山路运输必然有所助益。另外, 这个时期金属器皿数量增加, 石器制造工艺有较大进步, 乌鲁克祭祀瓶、玄武岩雕刻等遗物鲜明地刻画出乌鲁克社会的发展水平。捷姆迭特那塞尔发现的玄武岩石碑上描绘了英雄统治者猎狮的场面, 刻画技艺高超, 情境真实生动。在建筑领域, 这个时期的神庙建筑十分高大宏伟。目前已经发现的埃阿纳和安努神庙占据着乌鲁克城市的中心, 整个建筑群规划严密, 装饰精美。墙壁上用各色花头锥体装饰的马赛克图案色彩艳丽, 制作技术精良。

        文字产生并与印章一起用于国家管理、大型纪念性建筑出现、大型金属冶炼工场在国家生产中发挥重要作用, 这些物化标志在考古遗址中被一一揭示, 这预示着苏美尔文明的基本要素已经形成, 以苏美尔国家为代表的古代两河流域国家初步形成, 统治者、官僚机构、管理体系、社会等级划分、法律规定等国家统治和管理的基本要素已经一一齐备。

二、苏美尔文明要素的发展脉络

        公元前2900年开始, 苏美尔文明进入有史时代。发轫于乌鲁克时代, 甚至之前的各个史前发展阶段的各种文明要素进一步发展, 在阿卡德王国、乌尔第三王朝和伊新第一王朝时期逐步固化为苏美尔文化的基本要素, 其发展历程自成体系, 一脉相承。这些丰富的文化要素中既包含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等级制度等制度性文化要素, 也包含着思想观念、民族认同、教育、科技、文化、艺术等社会性文化要素。

(一) 经济基础

        苏美尔经济的主要基础是农业和畜牧业, 这是两河流域平原地区的主要经济门类。历代苏美尔人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农业和畜牧业生产, 这对维持统治稳定十分重要。除此以外, 由于两河流域冲积平原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 商业贸易活动也十分活跃, 也因此带动了手工制造业的发展。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商业的经济门类布局自始至终是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的经济基础特征。

        苏美尔城邦时期的经济门类已经十分多样, 农业是主要生产部门, 畜牧业、渔业、手工业、商业等是重要的辅助部门。南北方经济由于自然环境的关系有所差别, 导致经济所有制形式亦有所差别。

        在南方, 城邦控制的神庙占有几乎全部农田, 私人经济的作用较小。在北方, 王室所有和私人所有占支配地位, 神庙经济居从属地位。

         阿卡德王朝建立后, 国王通过各种措施控制国家土地, 包括军事征服、强制征缴以及国王购买等。阿卡德王玛尼什图苏 (Manishtusu) 曾经大量收买土地用做军功田分配, 国王控制土地的意图十分明显。但是, 神庙土地和私人土地所有仍是比较普遍的现象。这个时期留存的土地转让记录表明上述官员拥有的土地中至少有一部分为私人所有, 并且可以转让。

         乌尔第三王朝国王通过控制全国所有土地和资源, 神庙经济的特权几乎丧失殆尽。舒尔吉王建立了两种税收体系, 一种针对京畿核心区和边境区, 一种针对边境区和附属国。通过完备的税收体制, 中央政府达到了控制各地财政、控制各等级成员的目的。

(二) 政治体制

         苏美尔人采用了多种政治管理体制, 有以城市为中心的城邦国家体制, 也有超越城市界限统治广阔区域的专制国家体制, 甚至有学者认为这个体制已经具有准帝国的特质。

         城邦体制是苏美尔人首先采用的政体形式, 主要存在于早王朝时期。乌尔第三王朝衰落后, 阿摩利人移民大批涌入, 也采用城邦政体建立以城市为中心的国家。二者的外部特征具有共通性, 体现在地域分布特征、城市功能特征、人口构成特征、民族构成特征等多个方面。城邦的内部结构特征也表现出相似性, 比如城邦的官僚体制、军事和法律制度等。在统治观念上, 早王朝三期时, 苏美尔城邦统治出现王权化倾向, 这种倾向最终导致苏美尔城邦时代末期王权观念形成;阿摩利人的城邦仍然坚持王权统治, 只是其王权观念的专制性特征更加明显, 更多地接受了阿卡德王朝和乌尔第三王朝的领土国家的专制统治观念。

        阿卡德王朝创造了一个辽阔的、统一的、多民族的领土国家的雏形, 它所开创的领土和疆域范围奠定了以后两河流域国家的疆域基础, 领土观念和天下四方观念也成为两河流域王权观念的基础。在王权实践中, 阿卡德王成为一个凌驾于所有人之上的、至高无上的人, 甚至是神。他集政治、经济、司法、军事、宗教大权于一身。萨尔贡的意思是“真正的王”, 从名字上就已经向世人昭示着他的权威。纳拉姆辛则直接在自己的名字前面加上代表神的符号dingir, 与众神拥有平等地位和特权。都城是王权的象征, 萨尔贡王建立阿卡德城为首都, 开创了一种新型城市模式。它不再是一个城邦的中心, 它是一个广大地域的中心。以都城为中心, 中央政府的统治初具规模, 军事官僚、宗教官僚也相应建立。

        乌尔第三王朝进一步发展王权观念。在乌尔第三王朝的王权观念中, 君权神授观念仍然占据主导地位, 历代国王一方面通过建立与众神的亲缘关系、宣扬神授权力等传统方式确立统治的合法性;另一方面, 又独树一帜地自封为神, 并通过建立神王神庙、崇拜祖先神、举行“圣婚”仪式等方式巩固与神的亲近关系, 进而巩固王室在宗教、经济事务中的特权地位。在神授王权观念及神化王权观念的指导下, 乌尔第三王朝的统治者确立了中央与地方的三级管理机构:京畿区、边境区及附属国, 进一步改进和完善了阿卡德王国时期建立的领土国家的专制统治模式。通过中央派驻各地的行政官员和军事官员, 通过完备的税收体制, 乌尔第三王朝进一步加强了对京畿核心区和边境区的统治, 通过军事征服、联姻、宣誓效忠、纳税进贡等手段与附属国建立了比较稳定的关系。

(三) 社会等级制度

        社会等级制度是苏美尔社会的另外一个显著特征。乌鲁克时代晚期出现的社会阶层划分在之后的各个时期逐渐明确。在苏美尔城邦时代末期, 社会等级划分标准逐渐规范和统一, 统治阶级占有社会绝大多数土地和财产;平民阶级拥有自己的产业, 定期服劳役和兵役, 但亦有因债务沦为奴隶的危险;奴隶有战俘、买卖和债务等多种来源。

        阿卡德王朝社会等级制度最显著的特点是社会等级观念形成, 表现为王权观念、上下尊卑观念和神祇等级形成。王权神授的观念早在早王朝初期就已经出现。阿卡德王朝时期, 王更加强调王权的神圣和凌驾于所有人之上的观念。王开始拥有特殊的服饰、发式、王室徽章、雕花的王座和精心制作的武器。等级尊卑观念已经深入人心, 人们已经接受生而高贵或生而低贱的命运。

        乌尔第三王朝的社会等级结构体系日益完善。《乌尔纳姆法典》用法律的形式将已经存在了一千多年的社会等级明确记录下来并加以界定。伊新第一王朝 (约公元前2017—前1794年) 《里皮特伊斯塔法典》将更多人置于司法体系之下。古巴比伦时期的《汉穆拉比法典》中, 自由人、依附民和奴隶的社会等级划分已经完全固定。

(四) 宗教和思想

         人类远古时期, 宗教意识就已经存在。在西亚地区的考古活动发现, 死亡崇拜的传统是最早的宗教传统, 与死亡崇拜有关的宗教建筑、用于祭祀或祭拜的塑像等陆续出现。宗教仪式很早就已经出现, 母神崇拜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宗教崇拜的主要内容。

        在两河流域平原南部的埃利都, 迄今最早的属于欧贝德时期的神庙建筑出现。到欧贝德时代晚期, 神庙格局已经基本确定。神庙建在一个约高1米的平台上, 在神庙中出现了功能分区, 有经过装饰的中心大殿, 大殿中有祭坛, 对面为供桌;神庙外墙有护卫功能。这样的神庙格局与后来两河流域地区的神庙相同, 表现出两河流域宗教神庙建筑一脉相承的发展脉络。同时期类似的神庙遗址在乌鲁克和今伊拉克北部的高拉也有发现。特别是在高拉发现的神庙为三座神庙组成的神庙群, 说明多神崇拜的传统已经形成。

        乌鲁克时代, 以苏美尔宗教为主流的多神崇拜稳定发展, 以神祇、神职人员和神庙为主要特点的苏美尔宗教体系初步形成。苏美尔城邦时期, 每个城邦有自己的保护神, 城邦统治者被认为是神祇任命的人间代理人, 负责神祇的日常供奉。各城邦共同信奉尼普尔为宗教中心, 认为自身的权力来自尼普尔的神恩利尔的授予和认可。

        阿卡德人对待神权的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 苏美尔城邦时期, 各城邦保护神之间的地位是平等的, 这与城邦间无统治与被统治关系的事实相符;在阿卡德国家, 神祇之间开始出现等级划分, 出现了高级神和低级神的差别。高级神不再可以轻易接近, 凡人与神沟通需要有职位低的小神引见, 这与所有领土统一在一个唯一的统治者统治之下的观念有关,

        且与国家的社会等级划分体制和官僚体制相对应。其次, 神不再是财产和土地的所有者, 这意味着地方神庙土地和财产不再受地方政府控制。作为补充, 王由首都派遣祭司管理地方神庙, 这一措施进一步保证了神庙土地和财产由中央直接控制。

         乌尔第三王朝时期, 苏美尔民族对于宇宙和人类的诞生的观念最终确立, 并成为以后古代两河流域宗教中宇宙观和人生观的思想来源。今天, 我们对于苏美尔人宇宙观和人生观的认识大多来自后世文献的抄录、扩充和转写, 来源于《埃努玛埃利什 (创世神话) 》以及一系列人类诞生神话中, 这也进一步证明了苏美尔文明的深厚影响力。

(五) 教育、科学和艺术

         美国学者克雷默曾经指出:文字和文献的发明以及教育是苏美尔文化的代表性成就。教育是苏美尔文化的标志之一。早在公元前3000年, 苏美尔人就已经记录了词汇表;公元前2500年, 舒鲁帕克文献中出现了神谱、动物词汇表、器物词汇表等专门的词汇表和词组表, 显然都是出于教育目的。苏美尔文学创作同样源自学校教育。苏美尔人统治时期, 文字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阿卡德王朝统治时期, 阿卡德语取代苏美尔语成为两河流域南部冲积平原居民日常使用的语言, 苏美尔语则局限在学术和宗教领域。从早王朝三期开始, 文字书写的数量大幅增加, 文献类型和文献内容也极大丰富。阿卡德王国、乌尔第三王朝以及伊新第一王朝时期也是苏美尔和阿卡德文学迅速发展的时期, 多种新的文学形式和大量文学作品被创造出来, 这些作品中的相当一部分被后世传抄和保存, 成为文明经典。

       苏美尔人最值得骄傲的文化成就就是他们发明了写在泥板上的楔形文字的书写体系。此外, 用陶土制作的各式陶器、用泥土建造的多级塔庙建筑、利用各种进口原材料制造的奢侈品等, 也充分地诠释着苏美尔文明的精髓。

        另外, 在苏美尔文化形成过程中, 科学技术的进步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各种科学技术成就源自苏美尔人的生活实践, 比如灌溉技术、城市建筑布局结构、陶轮及钻孔技术、青铜器和铁器的制作技术、医学、数学知识等。

三、苏美尔文明的影响

        当然, 苏美尔文化不是孤立地、封闭地形成和发展的文明, 它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开放的文明。这源于两河流域平原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它通过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将古代西亚地区连为一体, 它连接着地中海和波斯湾, 连接着叙利亚沙漠、阿拉伯沙漠、伊朗高原、亚美尼亚高原以及安纳托利亚高原等水陆通道。两河流域下游冲积平原地区地势平坦、土壤肥沃, 非常适宜于灌溉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下游地区密布的河流、水渠和沼泽有利于渔业的发展。但是, 维持日常生活和生产所需要的其他原材料, 如高等级建筑需要的木材、石材;制造工具和武器的金属等在这里都极度缺乏。因此, 古代两河流域人很早就已经与邻近其他地区建立了贸易往来和交换关系。这时的物质交换主要是原材料和日常生活用品的交换, 而且是偶然的、不定期的, 并没有形成固定的贸易体系。

        伴随着古代两河流域平原南部的城市化进程, 大约从公元前3700年开始, 以乌鲁克等城市为中心, 两河流域南部居民通过贸易和军事扩张等手段, 逐步建立起一个庞大的贸易交流体系。这个体系所覆盖的地域包括今天伊朗高原的西部和西南部、安纳托利亚高原东南部、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印度河流域、海湾地区以及伊拉克北部地区等。这个贸易交流体系不但建立了相对稳定的贸易路线, 还确立了贸易管理体系;不但进行物质交换, 还在政治、文化等领域进行控制。这是两河流域地区目前为止所发现的最早的区域性的贸易交流体系, 之后, 直到公元前332年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征服波斯帝国, 地中海交流体系确立, 这种区域性交流体系一直存在, 并且不断地发展变化。

         阿卡德国家通过军事征服和扩张建立了一个跨越两河流域中下游的专制王国。这时, 以阿卡德国家为中心, 形成了一个以两河流域中下游地区为核心, 以两河流域上游、伊朗高原西部、海湾地区、安纳托利亚高原东南部为边缘、半边缘区的交流体系, 这是一个新的、较乌鲁克时期更为扩大的交流体系。阿卡德统治者宣称:他在上海和下海之间纵横驰骋, 上海指地中海, 下海指阿拉伯—波斯湾地区, 即海湾地区, 基本上就是阿卡德国家控制的主要地区, 乌鲁克贸易体系中的边缘区叙利亚北部地区, 即幼发拉底河中游地区被纳入阿卡德国家的领土范围, 成为新的核心区的组成部分。乌尔第三王朝的统治者通过建立京畿区—边境区—附属国区的三重管理体制开始确立以政治和意识形态为主导的贡赋体系的雏形。阿卡德国家和乌尔第三王朝的统治者创造的“宇宙四方之王”的王衔, 将整个天下纳入未来理想的统治框架内, 从思想上确立了无限广大的贡赋体系范围。

        通过稳定的贸易网络、长期的流动人口、对外战争和征服等活动, 苏美尔文明融入了多种文化元素, 成为一个多元化的文明。苏美尔人进入两河流域平原南部的过程是长期的、缓慢的、逐渐渗透与融合的, 因此, 苏美尔人与两河流域平原的土著居民必然是苏美尔文明和国家的共同创建者。在苏美尔人发明的文字中包含了多种塞姆语言要素;在苏美尔人建立的城市中, 生活着来自各地的塞姆人和山地人;在苏美尔人神祇崇拜中, 包含着欧贝德人、各支塞姆人移民的神祇。阿卡德人是塞姆人的一支, 在成为苏美尔地区的统治者之后, 阿卡德人大力发展苏美尔文明, 不仅用楔形文字表达阿卡德语, 还继续保留和发展苏美尔文学作品;他们还发展了苏美尔艺术, 在艺术作品中强调个体描绘和个性特征, 这也成为后来苏美尔文明的特色之一。乌尔第三王朝时期是苏美尔文化发展的顶峰, 被誉为“苏美尔复兴时代”。在这个时期以及之后的伊新第一王朝时期, 苏美尔经济、政治、思想以及文学、艺术等文明要素的发展均再上新台阶。

        苏美尔文明是具有广泛传承性的、影响深远的文明。苏美尔文明中的经济基础、政治体制、社会管理、宗教思想、文化和科技要素均对后世巴比伦文明和亚述文明产生深远影响, 并流传后世。这里仅举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两个要素。

        乌鲁克时代晚期, 苏美尔人发明楔形文字。阿卡德人入主两河流域南部冲积平原后, 继续发展苏美尔文明, 并藉战争和贸易之利向周围地区传播两河流域文明, 楔形文字的书写体系是在这个时期被周围居民接受。用楔形文字书写的民族语言达10余种, 其中包括苏美尔语、阿卡德语、埃布拉语、赫梯语、卢维语、乌拉尔图语、阿拉米语、古波斯语等。在近东各国国际交往十分频繁的阿玛尔纳时代, 阿卡德语成为近东地区的国际通用语言, 各个国家的宫廷都设置了阿卡德语翻译或教师。在一波波移民浪潮中, 来自边缘地区的游牧民族到达近东地区, 他们大多采纳楔形文字书写自己民族的语言, 更多的游牧民族放弃了自己的语言, 转而接受了当地的语言文字。苏美尔人创造的国家模式和管理体制、苏美尔神祇的崇拜仪式和传统、苏美尔人的科技成就以及文学经典等都是两河流域地区历代临摹、抄写和保存的经典, 也被广大区域的各地居民接受。苏美尔文化的主要元素随之成为巴比伦文化和亚述文化的核心元素。

          另外一个例证是王权观念。苏美尔王权及王权观念在公元前3千纪末期形成, 其源头却可以追溯至公元前3千纪的上半叶。在接近一千年的发展中, 苏美尔王权观念经历了从无到有, 从简单到复杂, 从原始到完善的过程。它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苏美尔王权的萌芽和形成时期, 基本跨越乌鲁克时代中晚期至苏美尔城邦时代早期;第二个阶段是苏美尔早期王权发展及专制王权形成的时期, 时间在苏美尔城邦时代 (约公元前2900—前2350年) 中晚期;第三个阶段是苏美尔专制王权强化和完善时期, 经阿卡德王国 (约公元前2296—前2112年) 及乌尔第三王朝 (约公元前2112—前2004年) 国王的完善和发展, 在伊新第一王朝 (约公元前2017—前1794年) 时期, 苏美尔专制王权观念基本形成。②以亚述帝国和新巴比伦王国为代表的亚述和巴比伦王权观念均脱胎于更早的苏美尔王权观念, 二者有诸多相似之处, 又有各自的发展脉络及特点, 之后, 波斯阿契美尼王朝继续发展两河流域王权观念, 使其达到鼎盛。

        从史前时代到有史时代, 苏美尔人及其两河流域地区的同伴共同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目前所知最古老的文明。它的一切文化要素都具有典型的原生文化的特征。与此同时, 苏美尔文化的发展过程又是开放的, 这得益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自古形成的广泛的交流体系。通过这个交流体系, 苏美尔文化吸收了多元文化要素;通过这个交流体系, 苏美尔文化要素传播四方, 惠及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