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食？足兵？民信之？

      《论语》有载。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意思是孔子的学生子贡问孔子关于施政的问题，孔子回答说，施政要有足够的粮食，强大的军队和得到民众信任。子贡不满足，打破砂锅问到底，说如果一时无法满足这些条件，非得去掉一个，哪个可以先被去掉。孔子回答可以去掉强大的军队这一项。子贡再问，孔子再答可以去掉足够的粮食这一项。那么最终，在孔子看来，施政最重要的就是获得民众信任。

孔子如此看重民众的信任，为何？民众的信任能够帮助天下君王治理好天下吗？如何才能做到呢？其背后蕴含着什么样的深刻道理呢？笔者将就以上问题试析。

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

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子张书诸绅。

在孔子看来，信之于人就像轱辘至于车子一样。为何“信”如何之重要呢？信者，诺也，即对他人的承诺，从本质上看就是一种人际关系。比如人们对他人承诺要做成一件什么事情，就是说要为谁谁谁有所付出，比如我向某人承诺将在某个时间段不玩游戏，或者商家向消费者承诺假一罚十等等，那就是一种人际关系。人们一旦向别人作出某种承诺，那么双方的人际关系就建立在了这种承诺之上。守诺，便是有信，便能得到别人的信任，双方的人际关系就将得以维持和巩固；无信，就是不守承诺，那就是自己建立又自己推翻双方人际关系的基础，又如何能得到别人的信任，建立长久的巩固的良好的人际关系呢？而且原来的那种人际关系被破坏以后，若想再恢复，我们知道，一般都很难，而且往往需要不守承诺方付出更大的代价才行。所以孔子说，施政可“去兵”“去食”而必须“民信之”，毕竟只要“民信之”，民心归向于自己，那么自己也就可以任用民力重新去获得“足食”和“足兵”。反过来，如果民不信之，没有了人心归向，即使粮多兵强，那也将只是一时的，早晚也是众叛亲离，经不起考验。

比如刘邦和项羽，刘邦这位从社会基层起兵的亭长，原先力量不大，粮食不多兵员不广不说，自身也没什么勇力和名望，相比出身楚国望族且受到良好教育培养，一身勇力且起兵不久就得到江东八千子弟兵的项羽来说，那简直就是青铜比王者。然而，与秦无仇无怨的刘邦相比与秦有国仇家恨的项羽就要清醒温和得多，其所过之处是能招降就招降，能绕过就暂且绕过，即使遇到抵抗，也是广施仁政，而不像项羽那样，所过之处，多半尽数屠灭，不管是不是秦人、是不是官吏兵卒，多鸡犬不留。刘邦与秦人约法三章：“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这就是向秦人作出了自己的承诺，要废除苛政暴法，实行仁政宽法，并信守之，于是就获得了秦人的认同、支持、信任和拥戴，以致“人又益喜，唯恐沛公不为秦王”。反观项羽，他不是不守信用，而是连承诺都没有，还到处杀人，民众对他除了信任他还会到处杀人以外，恐怕就不会再有其它的信任了，因此《史记·高祖本纪》记载，怀王诸老将皆曰：“项羽为人僄悍猾贼······诸所过无不残灭······今项羽僄悍，不可遣。独沛公素宽大长者，可遣。”最终，刘邦依靠人心所向，不断地获得来自各方的支持与拥护，比如陈平和韩信就都是从项羽的集团中出走到刘邦的集团中的，终于逆转了形势，垓下一战，逼得项羽自刎乌江，即鼎定乾坤。

然而，世事多变，是不是每个承诺都能得到信守呢？是不是只要有一个承诺没有得到信守，就不能取信于人了呢？比如尾生为了约定抱柱而死的事情，肯定者十分推崇尾生信守诺言，即使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有意见保留者则认为尾生实在不必如此固执，而是可以灵活一些，先避开洪水，再求赴约。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就看到了洪水这个不可抗因素对于信守承诺的破坏性作用。在此种条件下，是否仍要坚持守诺呢，其实就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了。同样是孔子的学生子夏就曾说过，“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主张抓大放小，在坚持原则的同时也要注意环境和条件的变化，灵活一些。子夏的这句话被收录于《论语》当中，传之后世，那么他的这种思想也就基本代表了儒家的观点。因此，守诺于人、取信于人，其关键还是“原则”问题。

何谓“原则”？和谐的人际关系是也！

怎么做呢？就是广施德政。用孔子的话说就是：“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至于德政的具体内容，我们可以看孔子的其它言论。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这两条言论，一条是关于“修己以安人”的，一条是关于“庶富教”的，概括来说，施政就是要从黎民百姓的角度出发，让他们人丁兴旺，安居乐业，生活富足，再辅以教导，使得人人都能懂得“仁义道德”“礼乐廉耻”。子曰：“德不孤，必有邻。”如此，也就能实现“近者说，远者来”的目标，也能达到“草上之风必偃”（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的状态。

这个过程貌似很简单，正如孔子所说的：“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但实际上这是就施政方向而言，施政的过程则不可能这么简单，因为孔子在另一条言论里面又强调了施政的艰巨性。

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曰：“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

在此，孔子认为君王如能切实了解到“为君难，为臣不易”的道理，也就能够说“一言以兴邦”了。由此可见，为君本身肯定是千难万难，而不会像孔子所说的那样轻松。

总之，就施政方向来看，只要往德政的方向走，一般就会有好的效果，因此为政似乎比较简单；但施政的具体过程却必定不简单，因此说“为君难，为臣不易”能够“一言以兴邦”。

到底难在哪儿呢？难就难在君王要能够约束自己。子曰：“以约失之者鲜矣。”能够约束自己就很少会引起过错。在政治上说，就是要恪守社会规范所允许的君王与大众之间的权益关系，不能任性妄为，侵犯他人正当权益，否则就是自毁长城。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这句话可算是孔子对于君王侵害他人利益的严重后果的谆谆告诫。再者，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那就是这个意思，君王都按照社会规范来行事了，其他人还敢不按照社会规范来行事吗？反之，君王如果不能恪守社会规范，那么“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所以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更具体一点讲，“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上好礼，则民易使也”。反之，则很有可能导致“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情况出现。

综上，取信于民对于施政而言异常重要，其核心是要保持良好、稳定、和谐的人际关系，其难处在于克制自己，不能任意妄为。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我们需要实现一个更好的结果的时候，那就一定要更为妥善地处理好人际关系，而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那么就不要期望出现的结果会多么如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