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钩沉——回忆迪化城防团起义经过
西域都护官方账号解放前，我是新疆警备司令部总部所属一七九旅五三六团团长，负责省城迪化的城防，一九四九年九月，我跟随陶峙岳将军起义。下面，是我参加起义经过的回忆录。
迪化城墙
走上革命的道路
我有一个信得过的朋友叫刁德顺，他是伊犁的汉族。小时候，在惠远城与我二哥同过学，也是那个年代，少数几个从新疆到内地上学的学生之一。刁德顺在南京学过天文，回到新疆后在迪化当老师。他待人和气、有正义感，人很正值、忠诚，生活朴素。
以前，我们交往不多，一九四八年开始，他经常来我们家来做客，慢慢的我们熟悉起来，因为在生活习惯上有许多共同之处，我们比较谈得来。在接触中，他了解到我没有旧社会的那些恶习，也有强烈的爱国思想。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时局的变化，我们的谈话内容便逐渐集中到国家的命运、民族存亡和个人前途等问题上。有时候，我们也会激烈的争论，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观点却很一致。如：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对外出卖国家、民族利益，对内独裁专制，镇压人民，发动内战等等。在如何才能救中国的问题上，三民主义好，还是共产主义好，开始观点也不完全一致。但翻天覆地的解放战争带来许多新问题，使我感到迷惑不解，在西北战场上，胡宗南部队被击溃后，人民解放军正以破竹之势，席卷整个大西北。该走哪条路，我也有过犹豫和彷徨。
在这关键性时刻，我找刁德顺交谈，当时，他认为时机已成熟，中肯地向我交了心，他说，他是一名共产党员，受党的委托，经过长期的了解，认为我思想上追求进步，有爱国心，是信得过的朋友，要我在这关键时刻认清方向，弃暗投明，为新疆解放做出贡献。并表示愿意介绍我会见迪化地下党革命组织的负责人，共商革命大业，我以万分感激和惊喜交加的心情接受了他的引导。
一九四九年四月初一的下午，在约定的地点，我与先锋社的负责人杨天云和杨文先两位同志见面。这是一个不平常的会晤。过去我有过起义的念头，但在新疆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里，我曾对起义成功的可能性有过疑虑，我也想过，要是没有人民的拥护，得不到国际上和三区革命力量的支持，只靠一个团的兵力，孤军起义，将会遭到内外夹攻，四面受敌的危险！解放军远隔千里，而不是兵临城下，远水救不了近火！可是，当晚的会见打开了我的眼界，根据他们介绍的情况，可以看出他们对形势的了解非常清楚，情况掌握得也很全面。所以，他们说的话，讲的情况，听起来很有说服力。
杨天云和杨文先从三大战役谈到解放西北，以及新疆前途的问题。还谈到党对起义人员的政策和现实的事例等等。他们的话，让我我从前的疑虑完全消失了。当时就表示愿意弃暗投明，为解放新疆做出自己的贡献。从此我成为先锋社的一个成员，开始从事革命活动。
我们的联系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更加密切和频繁起来，经常及时地交换情报，分析情况，研究对策。组织上安排我同苏领馆人员在指定的地点接过头。最后一次是以锡、索、满文化促进会副理事长的名义应邀到苏领馆看电影，利用这次机会，我听了舒托夫对当时局势进一步的分析，并商定了可能发生的情况，应采取的对策。
经过这一段特殊历史环境和复杂斗争实践的考验，在胜利到来的前夕，又经杨天云和刁德顺两位同志的介绍，我正式成为一名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战士。
争取部队
这时的迪化已开始激烈地动荡，不论是部队内部，还是外部的矛盾，随着形势的发展都在激化。当时部队的处境十分可悲，求救无门，求生无路，官兵惶恐万分，士气空前低落。如同在惊涛骇浪中将要沉没的一条船，大家都以泪眼相望，绝望地等待着厄运的到来。
在这种情况下，要想领导部队起义，那是很不容易的事。为此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安定军心，使大家在死亡的道路上产生一种得救的希望。争取部队甘愿跟着我们走，否则已经瓦解了的军心，很难把它牢牢地控制住。在这方面客观上我具备了一个极其有利的条件，官兵们都知道我是新疆的少数民族，土生土长，各民族的语言都懂些，情况也很熟悉，又是省参议员，锡、索、满文化促进会的副理事长，同地方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大家对我都抱有很大的希望（这是在接触中意识到的）。但当时我不能把真相告诉他们，因为，军队中那几个反动家伙，对我是有戒意的，只不过形势的迅速发展，使他们处于无能为力的境地。在这一点上我时时保持着警惕，我对周围的几个不可靠的人，更是特别提防。
南门
当时，我清楚地认识到，只要把广大官兵掌握在自己手里，只要他们听我的指挥，一切都会转危为安，大有希望。为此我跑遍了部队所在地的每一个角落，同每一个官兵亲切交谈，给他们以勇气和希望。
特别向他们讲明，在新疆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中，一切鲁莽的行为，都会招致严重的损失。我一再要求全体官兵服从指挥，团结一致，严守纪律。因为，在当时那种复杂的斗争中，坏人在兴风作浪，造谣生事，进行挑拨离间，动摇军心。所以，在整顿纪律方面我提出了几条严格的要求：一切行动没有我的命令都是不允许的；要百倍提高警惕，防止敌人的破坏活动；任何上级不通过我，不能直接指挥我团的官兵（因为情况复杂，容易上当受骗）；不准随便开枪，违犯者要军法论处。此外，我还采取各种措施，加强通讯联络，保证电话通畅，各哨、所、卡每天听到或发现可疑的新情况，及时直接向我报告，不得有误。更不准擅离职守，时刻整装待命。我也随时向各哨所打电话检查执行情况。
这样一来，部队的组织纪律性明显地加强了，部队的士气也振奋起来了，为严密控制部队，抓紧时机，准备起义打下了基础。
准备起义
我这个团当时担任着迪化城防，这是起义的十分有利的条件。但要取得成功还得认真分析各种可能性。当时，迫使武装起义的可能性有两种：
一是部队向南疆或甘肃转移，撤离迪化时趁机发动武装起义；制定这个方案的理由是部队决定转移时，争取当后卫。这个任务在几次旅部会议上酝酿时，各团都不愿意担任，因为大家都很清楚，这是一条死路，后顾之忧无法排除，三区革命军就会立刻赶来，会合地方的起义群众斩断“蛇尾”，必然会造成全军覆没。
另外，部队集中和转移前，绝不能把城防部队先撤下来，那样做安全就没有保证，局势也无法控制，这也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从这些实际出发，我在会上提出，为大部队的安全转移担任后卫部队，大家当然很同意。这个方案在会上虽然没有做出正式决定，但各方面都默认了。
二是就地不动，他们为顽抗到底，以至同归于尽，这对我们来讲是不可想象的。但从最坏的方面着想，也考虑了在这种情况下的起义，这就要求准确地掌握他们的行动和一切动向，工作随机应变，做好他们的分化工作，争取多数，进一步加强城防工作中的薄弱环节，确保城市的安全。同时，还要把各交通要道封锁起来，使城外的部队无法接近，牢牢地控制着城区，并组织一支突击力量，作为机动部队，一旦时机到来，就以先发制人的办法，夺取武装起义的成功。
顽固派的逃走，陶峙岳将军到酒泉和谈的成功，为新疆人民免除了一场灾难，使新疆的国民党军队得以弃暗投明，归向了人民的怀抱。
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
和平起义虽然已成定局，但斗争并没有因此停止。我们的重要任务就是保卫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严防在迪化市发生一切破坏和平起义的暴乱，维持好正常的秩序，稳定局势，胜利迎接新疆的和平解放。
中秋夜晚的警钟
农历八月十五的晚上，皓月当空，部队正在东房院内大会餐。忽然，门卫向我报告说：方才进来两个人，说是总司令部来的，问我是否见到？当时引起了我的警惕，立刻派人四下寻找，但是没有找到，再问门卫说那两个人已经出门走了！我马上加强了岗哨，通知各哨所严加戒备。
后来查明那两个人，确是从总司令部来的，据说总司令部得到情报，说我这个团在十五晚上要发动叛乱，他们是侦查的。这是多么危险的征兆！反动派潜伏下来的特务们，妄想采用造谣生事的手段来蓄意制造矛盾，破坏和平起义。但在铁的事实面前，敌人的阴谋被揭穿了，同时，也给我们再一次敲响了警钟，使我们更加警觉起来。
一颗没有爆破的炸弹
时隔两天，在下半夜的一点左右，南城门楼上的守兵打来电话报告说：来了一辆装甲车和三十几个武装人员，说奉上级命令，来接南城防务的，要我们立即交班。守兵因为没有得到我的命令，所以，没有让他们上城楼。
当时我立即意识到：既然上级没有通知我，其中必然有诈，肯定又是敌人搞的阴谋。所以，我当机立断，给守兵下了严格的命令：如果硬要靠近就开枪警告。我放下电话机，迅速赶到现场，本想抓几个来审问，但他们已经走了。
我利用南门哨所的电话，立即通知各哨所，加强戒备，不要上当受骗。我回到团部时已到深夜三点多钟。突然来电话通知我，马上到旅部去，有要事研究，把这一通知和刚才发生的事端联系起来看，冷静地分析了一番，确定这是“调虎离山计”。于是，我告诉来电话的人，我们这里情况复杂，一时无法脱身，有事天明再说。
第二天我打电话问旅长，旅长不知道这回事，显然这是敌人设下的又一颗炸弹，但是这颗炸弹没有爆炸。
敌人的圈套
有天早晨九点钟左右，旅长打电话叫我马上到旅部，说有要事商议。我到旅部时，会议室已坐满了人。
其中，有些我不认识的人，他们穿着便服，也坐在会场上，经过旅长介绍，才知道他们是代表工商界来求援的。他们说目前城市的秩序比较混乱，很不安全，特别是夜间到处有偷盗、抢劫的事件发生，要求部队派武装巡逻队，搜捕坏人。
当时旅长要我表态，我认为这是一个圈套，不能上当。我回答说：“部队现在承担的任务，是保卫整个迪化的安全，小偷小摸的事，可同警察局商讨，部队不便插手。”就这样把他们打发走了。事后我给旅长谈了我的想法，说这是敌人策划的又一次阴谋，想用这种办法，把部队引出来，制造一场大的动乱事件，嫁祸于人，他们从中浑水摸鱼，破坏和平起义。
旅长同意我的看法，认为事情确实不那么简单，轻举妄动，会吃大亏的。后来查明工商界没有派代表要求部队出营巡逻。
最后一着
解放军快要进城了，迪化市的情况还算平静，但更加隐蔽的斗争还在继续！
有一天早晨南城门的哨兵，连续打电话给我，十分气愤地报告说：来了不少的人，聚集在城门附近，大声辱骂哨兵，并拿些脏东西打人。还扬言说，不要看你们手中有武器，敢把老子怎么样？等着瞧吧！解放军来了把你们都杀掉等等。有的士兵非常气愤，准备动手还击。
我在电话里告诉他们：万万不能上敌人的当，起义是光荣的，要保持镇静，要经得起考验，这群坏徒不能代表人民。目前出现的这种现象，是坏人捣乱，很快就会得到解决的。我要大家忍辱负重，决不允许还击。
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
我放下电话赶到司令部，根据组织安排，到司令部会见了总部参谋长陶晋初，秘书长刘孟纯，向他们做了汇报，要求迅速采取措施，防止事态扩大。
我对他们说：“人是有感情的，特别是我们武装起来的士兵，如果受到过火的刺激，难免感情冲动。一颗子弹或一颗手榴弹将会毁掉和平起义的成果！起义士兵应当得到尊敬，不可进行侮辱。”我的话引起了他们的重视，得到他们的支持。
很快在迪化发起向起义部队慰问致敬的活动。鼓舞了起义部队，教育了市民群众，打击了少数顽固派，为巩固迪化市和平起义的成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移交防务
解放军进驻省城前，我们进行了认真的思想动员，做好移交防务的准备。
在哨所和部队驻地张贴欢迎标语，要求部队热情接待解放军同志，认真做好交接班工作。向解放军详细介绍周围环境和有关事项。一切设备都要严加保护，不得损坏遗失。同时要特别提高革命警惕，严格防止任何意外事件的发生。
解放军进城后，顺利完成了防务的移交工作，保证了全市的安全，没有发生任何问题，并按上级指示，部队集中到老满城待命。
接受改编
我们在老满城营房，热烈地欢迎政工人员到部队，积极配合他们在部队建立了各级党组织。
政工人员的工作也逐步地深入到连队里。正在开展诉苦运动的时候，一天下午两点多钟部队的一个勤务员，突然由城里来电话，说有紧急情况找我讲话。我接过电话，他说事关重要，不便在电话上谈，要求派人把他接回团部。当时他的面色苍白，情绪紧张，我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战战兢兢地告诉我说：有人利用帮会关系给他任务，要他在十五天内利用机会在夜间把团长刺死。因为，最近以来我的工作特别忙，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加之警卫员的警惕性很高，使他们无法下手。他又说十五天的期限快到了，他没有把事办成，帮会头目怕他不可靠，给他交代任务的那个人要杀他灭口。
我把这事向政委史骥同志作了汇报，经研究责成副团长王云龙，把那个坏蛋揪出来，组织人连夜进行了审问。那个坏蛋供称：潜伏下来的国民党特务，计划要干掉两个人，一个是陶峙岳将军，另一个就是我。因为当时团里的诉苦运动就要开始，我们把这个案件交给有关部门处理。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新疆，受到当地各界群众的欢迎。
诉苦运动之后我所带领的这个团，正式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五师七十四团，我被光荣地任命为团长。
作者：安崇文，锡伯族，一九一四年出生于新疆伊犁惠远城。黄埔军校十一期毕业，一九四九年任新疆警备司令部一七九旅五三六团中校团长。解放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五师七十四团团长。
喀什汉人整理。
延伸阅读
您的转发点赞，是对劳道君最大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