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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钩沉——回忆迪化城防团起义经过

解放前,我是新疆警备司令部总部所属一七九旅五三六团团长,负责省城迪化的城防,一九四九年九月,我跟随陶峙岳将军起义。下面,是我参加起义经过的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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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化城墙

走上革命的道路

我有一个信得过的朋友叫刁德顺,他是伊犁的汉族。小时候,在惠远城与我二哥同过学,也是那个年代,少数几个从新疆到内地上学的学生之一。刁德顺在南京学过天文,回到新疆后在迪化当老师。他待人和气、有正义感,人很正值、忠诚,生活朴素。

以前,我们交往不多,一九四八年开始,他经常来我们家来做客,慢慢的我们熟悉起来,因为在生活习惯上有许多共同之处,我们比较谈得来。在接触中,他了解到我没有旧社会的那些恶习,也有强烈的爱国思想。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时局的变化,我们的谈话内容便逐渐集中到国家的命运、民族存亡和个人前途等问题上。有时候,我们也会激烈的争论,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观点却很一致。如: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对外出卖国家、民族利益,对内独裁专制,镇压人民,发动内战等等。在如何才能救中国的问题上,三民主义好,还是共产主义好,开始观点也不完全一致。但翻天覆地的解放战争带来许多新问题,使我感到迷惑不解,在西北战场上,胡宗南部队被击溃后,人民解放军正以破竹之势,席卷整个大西北。该走哪条路,我也有过犹豫和彷徨。

在这关键性时刻,我找刁德顺交谈,当时,他认为时机已成熟,中肯地向我交了心,他说,他是一名共产党员,受党的委托,经过长期的了解,认为我思想上追求进步,有爱国心,是信得过的朋友,要我在这关键时刻认清方向,弃暗投明,为新疆解放做出贡献。并表示愿意介绍我会见迪化地下党革命组织的负责人,共商革命大业,我以万分感激和惊喜交加的心情接受了他的引导。

一九四九年四月初一的下午,在约定的地点,我与先锋社的负责人杨天云和杨文先两位同志见面。这是一个不平常的会晤。过去我有过起义的念头,但在新疆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里,我曾对起义成功的可能性有过疑虑,我也想过,要是没有人民的拥护,得不到国际上和三区革命力量的支持,只靠一个团的兵力,孤军起义,将会遭到内外夹攻,四面受敌的危险!解放军远隔千里,而不是兵临城下,远水救不了近火!可是,当晚的会见打开了我的眼界,根据他们介绍的情况,可以看出他们对形势的了解非常清楚,情况掌握得也很全面。所以,他们说的话,讲的情况,听起来很有说服力。

杨天云和杨文先从三大战役谈到解放西北,以及新疆前途的问题。还谈到党对起义人员的政策和现实的事例等等。他们的话,让我我从前的疑虑完全消失了。当时就表示愿意弃暗投明,为解放新疆做出自己的贡献。从此我成为先锋社的一个成员,开始从事革命活动。

我们的联系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更加密切和频繁起来,经常及时地交换情报,分析情况,研究对策。组织上安排我同苏领馆人员在指定的地点接过头。最后一次是以锡、索、满文化促进会副理事长的名义应邀到苏领馆看电影,利用这次机会,我听了舒托夫对当时局势进一步的分析,并商定了可能发生的情况,应采取的对策。

经过这一段特殊历史环境和复杂斗争实践的考验,在胜利到来的前夕,又经杨天云和刁德顺两位同志的介绍,我正式成为一名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战士。

争取部队

这时的迪化已开始激烈地动荡,不论是部队内部,还是外部的矛盾,随着形势的发展都在激化。当时部队的处境十分可悲,求救无门,求生无路,官兵惶恐万分,士气空前低落。如同在惊涛骇浪中将要沉没的一条船,大家都以泪眼相望,绝望地等待着厄运的到来。

在这种情况下,要想领导部队起义,那是很不容易的事。为此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安定军心,使大家在死亡的道路上产生一种得救的希望。争取部队甘愿跟着我们走,否则已经瓦解了的军心,很难把它牢牢地控制住。在这方面客观上我具备了一个极其有利的条件,官兵们都知道我是新疆的少数民族,土生土长,各民族的语言都懂些,情况也很熟悉,又是省参议员,锡、索、满文化促进会的副理事长,同地方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大家对我都抱有很大的希望(这是在接触中意识到的)。但当时我不能把真相告诉他们,因为,军队中那几个反动家伙,对我是有戒意的,只不过形势的迅速发展,使他们处于无能为力的境地。在这一点上我时时保持着警惕,我对周围的几个不可靠的人,更是特别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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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门

当时,我清楚地认识到,只要把广大官兵掌握在自己手里,只要他们听我的指挥,一切都会转危为安,大有希望。为此我跑遍了部队所在地的每一个角落,同每一个官兵亲切交谈,给他们以勇气和希望。

特别向他们讲明,在新疆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中,一切鲁莽的行为,都会招致严重的损失。我一再要求全体官兵服从指挥,团结一致,严守纪律。因为,在当时那种复杂的斗争中,坏人在兴风作浪,造谣生事,进行挑拨离间,动摇军心。所以,在整顿纪律方面我提出了几条严格的要求:一切行动没有我的命令都是不允许的;要百倍提高警惕,防止敌人的破坏活动;任何上级不通过我,不能直接指挥我团的官兵(因为情况复杂,容易上当受骗);不准随便开枪,违犯者要军法论处。此外,我还采取各种措施,加强通讯联络,保证电话通畅,各哨、所、卡每天听到或发现可疑的新情况,及时直接向我报告,不得有误。更不准擅离职守,时刻整装待命。我也随时向各哨所打电话检查执行情况。

这样一来,部队的组织纪律性明显地加强了,部队的士气也振奋起来了,为严密控制部队,抓紧时机,准备起义打下了基础。

准备起义

我这个团当时担任着迪化城防,这是起义的十分有利的条件。但要取得成功还得认真分析各种可能性。当时,迫使武装起义的可能性有两种:

一是部队向南疆或甘肃转移,撤离迪化时趁机发动武装起义;制定这个方案的理由是部队决定转移时,争取当后卫。这个任务在几次旅部会议上酝酿时,各团都不愿意担任,因为大家都很清楚,这是一条死路,后顾之忧无法排除,三区革命军就会立刻赶来,会合地方的起义群众斩断“蛇尾”,必然会造成全军覆没。

另外,部队集中和转移前,绝不能把城防部队先撤下来,那样做安全就没有保证,局势也无法控制,这也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从这些实际出发,我在会上提出,为大部队的安全转移担任后卫部队,大家当然很同意。这个方案在会上虽然没有做出正式决定,但各方面都默认了。

二是就地不动,他们为顽抗到底,以至同归于尽,这对我们来讲是不可想象的。但从最坏的方面着想,也考虑了在这种情况下的起义,这就要求准确地掌握他们的行动和一切动向,工作随机应变,做好他们的分化工作,争取多数,进一步加强城防工作中的薄弱环节,确保城市的安全。同时,还要把各交通要道封锁起来,使城外的部队无法接近,牢牢地控制着城区,并组织一支突击力量,作为机动部队,一旦时机到来,就以先发制人的办法,夺取武装起义的成功。

顽固派的逃走,陶峙岳将军到酒泉和谈的成功,为新疆人民免除了一场灾难,使新疆的国民党军队得以弃暗投明,归向了人民的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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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

和平起义虽然已成定局,但斗争并没有因此停止。我们的重要任务就是保卫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严防在迪化市发生一切破坏和平起义的暴乱,维持好正常的秩序,稳定局势,胜利迎接新疆的和平解放。

中秋夜晚的警钟

农历八月十五的晚上,皓月当空,部队正在东房院内大会餐。忽然,门卫向我报告说:方才进来两个人,说是总司令部来的,问我是否见到?当时引起了我的警惕,立刻派人四下寻找,但是没有找到,再问门卫说那两个人已经出门走了!我马上加强了岗哨,通知各哨所严加戒备。

后来查明那两个人,确是从总司令部来的,据说总司令部得到情报,说我这个团在十五晚上要发动叛乱,他们是侦查的。这是多么危险的征兆!反动派潜伏下来的特务们,妄想采用造谣生事的手段来蓄意制造矛盾,破坏和平起义。但在铁的事实面前,敌人的阴谋被揭穿了,同时,也给我们再一次敲响了警钟,使我们更加警觉起来。

一颗没有爆破的炸弹

时隔两天,在下半夜的一点左右,南城门楼上的守兵打来电话报告说:来了一辆装甲车和三十几个武装人员,说奉上级命令,来接南城防务的,要我们立即交班。守兵因为没有得到我的命令,所以,没有让他们上城楼。

当时我立即意识到:既然上级没有通知我,其中必然有诈,肯定又是敌人搞的阴谋。所以,我当机立断,给守兵下了严格的命令:如果硬要靠近就开枪警告。我放下电话机,迅速赶到现场,本想抓几个来审问,但他们已经走了。

我利用南门哨所的电话,立即通知各哨所,加强戒备,不要上当受骗。我回到团部时已到深夜三点多钟。突然来电话通知我,马上到旅部去,有要事研究,把这一通知和刚才发生的事端联系起来看,冷静地分析了一番,确定这是“调虎离山计”。于是,我告诉来电话的人,我们这里情况复杂,一时无法脱身,有事天明再说。

第二天我打电话问旅长,旅长不知道这回事,显然这是敌人设下的又一颗炸弹,但是这颗炸弹没有爆炸。

敌人的圈套

有天早晨九点钟左右,旅长打电话叫我马上到旅部,说有要事商议。我到旅部时,会议室已坐满了人。

其中,有些我不认识的人,他们穿着便服,也坐在会场上,经过旅长介绍,才知道他们是代表工商界来求援的。他们说目前城市的秩序比较混乱,很不安全,特别是夜间到处有偷盗、抢劫的事件发生,要求部队派武装巡逻队,搜捕坏人。

当时旅长要我表态,我认为这是一个圈套,不能上当。我回答说:“部队现在承担的任务,是保卫整个迪化的安全,小偷小摸的事,可同警察局商讨,部队不便插手。”就这样把他们打发走了。事后我给旅长谈了我的想法,说这是敌人策划的又一次阴谋,想用这种办法,把部队引出来,制造一场大的动乱事件,嫁祸于人,他们从中浑水摸鱼,破坏和平起义。

旅长同意我的看法,认为事情确实不那么简单,轻举妄动,会吃大亏的。后来查明工商界没有派代表要求部队出营巡逻。

最后一着

解放军快要进城了,迪化市的情况还算平静,但更加隐蔽的斗争还在继续!

有一天早晨南城门的哨兵,连续打电话给我,十分气愤地报告说:来了不少的人,聚集在城门附近,大声辱骂哨兵,并拿些脏东西打人。还扬言说,不要看你们手中有武器,敢把老子怎么样?等着瞧吧!解放军来了把你们都杀掉等等。有的士兵非常气愤,准备动手还击。

我在电话里告诉他们:万万不能上敌人的当,起义是光荣的,要保持镇静,要经得起考验,这群坏徒不能代表人民。目前出现的这种现象,是坏人捣乱,很快就会得到解决的。我要大家忍辱负重,决不允许还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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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

我放下电话赶到司令部,根据组织安排,到司令部会见了总部参谋长陶晋初,秘书长刘孟纯,向他们做了汇报,要求迅速采取措施,防止事态扩大。

我对他们说:“人是有感情的,特别是我们武装起来的士兵,如果受到过火的刺激,难免感情冲动。一颗子弹或一颗手榴弹将会毁掉和平起义的成果!起义士兵应当得到尊敬,不可进行侮辱。”我的话引起了他们的重视,得到他们的支持。

很快在迪化发起向起义部队慰问致敬的活动。鼓舞了起义部队,教育了市民群众,打击了少数顽固派,为巩固迪化市和平起义的成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移交防务

解放军进驻省城前,我们进行了认真的思想动员,做好移交防务的准备。

在哨所和部队驻地张贴欢迎标语,要求部队热情接待解放军同志,认真做好交接班工作。向解放军详细介绍周围环境和有关事项。一切设备都要严加保护,不得损坏遗失。同时要特别提高革命警惕,严格防止任何意外事件的发生。

解放军进城后,顺利完成了防务的移交工作,保证了全市的安全,没有发生任何问题,并按上级指示,部队集中到老满城待命。

接受改编

我们在老满城营房,热烈地欢迎政工人员到部队,积极配合他们在部队建立了各级党组织。

政工人员的工作也逐步地深入到连队里。正在开展诉苦运动的时候,一天下午两点多钟部队的一个勤务员,突然由城里来电话,说有紧急情况找我讲话。我接过电话,他说事关重要,不便在电话上谈,要求派人把他接回团部。当时他的面色苍白,情绪紧张,我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战战兢兢地告诉我说:有人利用帮会关系给他任务,要他在十五天内利用机会在夜间把团长刺死。因为,最近以来我的工作特别忙,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加之警卫员的警惕性很高,使他们无法下手。他又说十五天的期限快到了,他没有把事办成,帮会头目怕他不可靠,给他交代任务的那个人要杀他灭口。

我把这事向政委史骥同志作了汇报,经研究责成副团长王云龙,把那个坏蛋揪出来,组织人连夜进行了审问。那个坏蛋供称:潜伏下来的国民党特务,计划要干掉两个人,一个是陶峙岳将军,另一个就是我。因为当时团里的诉苦运动就要开始,我们把这个案件交给有关部门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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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新疆,受到当地各界群众的欢迎。

诉苦运动之后我所带领的这个团,正式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五师七十四团,我被光荣地任命为团长。

作者:安崇文,锡伯族,一九一四年出生于新疆伊犁惠远城。黄埔军校十一期毕业,一九四九年任新疆警备司令部一七九旅五三六团中校团长。解放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五师七十四团团长。

喀什汉人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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