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 郑军

转自风云之声公众号

导读

人类已经走到某个新时代的面前。一不小心见证历史，也成为网络流行语。然而，我们究竟要告别什么，迎接什么？那就众说纷纭了。

在今天，残留的启蒙价值观已经很少再有益于民生和社会进步，沦为政治攻讦的借口。人类已经不再靠教条与口号来驱动，与启蒙运动说永别的时候已经到来。

一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是的，无论中外，很多人都有这种感觉。人类已经走到某个新时代的面前。一不小心见证历史，也成为网络流行语。然而，我们究竟要告别什么，迎接什么？那就众说纷纭了。比如，金灿荣老师就从国际力量对比的角度，认为这个大变局是指西方势力的总衰退。

“XX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句式来自李鸿章1874年给同治的奏章，当时他只是说中国的主要外患已经从边塞转到海洋。次年，李鸿章在给光绪的奏折中，进一步将“大变局”定义为全球化趋势。好吧，那时还没这个词，李的原文大体是在说这个意思。“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

三千年，也就是从中国文字史的源头直到当时，所以，这句话被称为十九世纪中国最有国际眼光的判断。事后也证明此说并无夸张，三千年的古代文明从此结束，中国开始了现代化，变成另外一个国家。

今天这个大变局能有如此份量吗？或者，它不过是全球势力的又一次调整？毕竟只从国际力量对比来看，今天怎么也不能和苏联解体的震动相比。

窃以为，今日之变绝对比得上当年之变。从文化根基上讲，中国和全人类正在面临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那就是自文艺复兴始，由启蒙运动完成的整套近代话语体系正在走向它的终结。人类正从哲学时代进入科学时代。

二

近代欧洲发生过三次思想解放运动。首为文艺复兴，一场欧洲版的托古改制。从此，人逐渐取代神成为欧洲人关注的中心。相比于自古就不信仰创世神，一直以人伦为道德基础的中国传统文化，此变无足轻重。到今天在中国人心目中，文艺复兴也不过是留下一些名作名画而已，仅属于文艺界的小事。

第二次是宗教改革，那更是基督教世界内部的事，很少有中国人能理解因信称义之类的话题，更不明白为什么会有几百上千万的人为这些教义去撕杀。不光中国人，对于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来说，这两次都是欧洲人自己的事。虽然从内在逻辑上讲，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是启蒙运动的萌芽。

启蒙运动完全不同于前两者，由工业革命带来的强大生产力让这些理念生根落地，不再只是思想家的个人表达。进而，它们伴随坚船利炮席卷世界。启蒙运动形成的话语体系一直延续到当代，在人们的头脑中仍居统治地位。我们所熟悉的人权、进步、自由、民主、平等、法制这些概念，无一不来自启蒙运动。不仅在欧洲，不仅是白人，世界各国各民族在现代化过程中都以之为旗帜。今天的中国虽然表面上复兴传统文化，实际上不过增加了一些文化旅游产品。一个人如果要用启蒙运动之前的理念处理个人生活，会被当成怪物。

启蒙运动价值观后来一分为二。一部分人以平等为核心诉求，要求消除社会的不平等，首先是结果上的不平等。而这样就需要剥夺一部分人，就需要建立强大的国家机器去镇压对剥夺的抵抗。另一部分人以个人自由为核心诉求，要求减少社会控制，这样就需要压缩政府的权力范围。二十世纪后，这两批人分别建立起东西方阵营。他们自称什么不重要，就其文化底蕴而言都来自启蒙运动。

然而，启蒙运动价值观毕竟由一群文人建立。他们不接触生产劳动和发明创始，只关注分蛋糕，不重视做蛋糕。启蒙运动中的文化名人几乎没有谁关注生产建设，没有谁关注民生。这使得他们与世界各地不识稼穑的传统文化人并无本质区别。

虽然深受当时科学进步的影响，但是除了康德等寥寥几人外，其他人很少参与科学研究，缺乏科学精神。至于科学本身，当时也没有全面介入生产，对社会无实质影响。于是，启蒙思想家们用科学打倒了宗教，却用一批世俗观念更换宗教理念，造就了“无神之神”，也就是没有人格化的教条。

三

时间进入十九世纪，旧世界慢慢被摧毁，人类不可逆转地进入现代化。从这时起，不断有人质疑启蒙运动价值观。社会学家孔德提出，人类社会要从宗教阶段开始，途径哲学阶段，最后进入科学实证阶段。这样一来，启蒙运动不过是哲学时代的产物，是未来科学阶段的过渡。

社会学家孔德

生长在俄国，后来侨居美国的社会学家索罗金认为，人类文化只有两大类。一类是科学文化，以实证和理性为出发点。一类是其他所有文化，以想象和虚构为出发点。这样一来，启蒙运动价值观和宗教其实算一类，都从内心出发，编出一些教条让人们去信奉。

社会学家索罗金

或许，那些启蒙运动思想家本人没有当教主的想法。但是很多后人之所以传播他们的思想，不过是用于自己的政治斗争或者文化斗争，所以必须把它们教条化。

对启蒙思想进行过全面批判的是行为科学家。这个诞生于二十世纪初的学派专门研究人类行为，尤其是婴幼儿的行为。对于什么行为是天赋，什么行为来自后天习得，他们最有发言权。而这些实证资料恰恰不能证明“天赋人权”、“绝对意志”或者“自由”的存在。行为科学挖掉了启蒙运动价值观的基石。

开创行为主义的华生就在演讲中说，人权和自由这类口号，在美国不过是被政客与工会活动家操纵的概念。几十年后，第二代行为主义者斯金纳写下《超越自由和尊严》一书，直接而全面地批判启蒙运动价值观。他把它们称为“自由文献”和“尊严文献”，认为它们虚构了并不存在的人性。这些经典文献的价值是用于反抗现行秩序。而一旦在什么地方造反成功，它们的信徒并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

斯金纳毕竟是出身实验室的科学家，《超越自由和尊严》虽然销出上百万，但是写得很啰嗦。这本书的主题可以压缩成一句话：启蒙运动思想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造反有理！因为与启蒙运动价值观针锋相对，行为主义学派自形成后一向是西方传统文化界批判的对象。不仅是文章，甚至有专门批判行为科学的电影。而他们也从未放弃自己的主张。

还有一些学者不那么剑拔弩张，但是在更基础的地方松动着启蒙运动价值观的基础，技术经济学就是一例。这门学问主要研究技术进步对经济的影响，其专家认为，早在1900年，技术进步就已经形成了美国超一半的增长。今天将近七成。中国在今天也到了百分之五十的比例，并且只能越来越大。

技术决定了生产劳动，而各种社会政治哲学学说都着眼于分配。技术经济学实际上是在证明，分蛋糕对于做蛋糕没有决定作用。而启蒙运动价值观一直被政治家当成分蛋糕的口号。

现代化研究又是一例。这派学者认为自从工业革命后，全球的核心变化就是现代化，其它一切变化要围绕现代化才能解释。而现代化的成果体现在各种民生指标上，诸如GDP、人均寿命、识字率、居住面积、治安水平等等。具体可分几十大类，几百小类。这样一来，一个国家以什么话语为意识形态，实行什么制度都不重要，这些实打实的指标最重要。现代化研究就是根据这些指标给世界各国排名，划分高下。

现代化研究并未完全离开启蒙运动价值观，而是把启蒙运动中的“进步”理念数量化，当成客观指标，当成基础指标。而在现实中，很多国家把意识形态当成指标，称理念相异的国家为落后国家。

种种质疑虽然在文化界和学术界都属于支流，但它们如同管涌，早晚会溃决启蒙运动价值观这座大坝。

四

时间进入现代。王冠已经落地，政教已经分离。今天，世界人均消耗物质资源相当于启蒙运动时代的一百倍，一半人口生活在城市。人类享受着现代科技的服务，肥胖比肺结核的威胁更大。我们早就告别了卢梭、伏尔泰和孟德斯鸠的时代，启蒙运动价值观也早就失去了生命，但却迟迟没有走进博物馆，因为还存在着一个传承它们的特殊堡垒，那就是现代文科教育。

远在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者在政府支持下，建立起最早的文科学校，目标是与教会学校相抗衡。到了启蒙运动时代，这些以文史哲为主的文科学院成为反抗封建蒙昧势力的阵地。整个十九世纪里面，它们一度是教育的主体，直到十九世纪末才一点点让位于以科学为主要内容的当代教育。

进入二十世纪后半叶，特别是二十一世纪，人类已经告别了中古。然而，文科学校仍然以启蒙运动价值观为主，教授的主要是那些经典。如果教授一些当代作品，作者也往往从小就受启蒙运动价值观熏陶。如果说启蒙运动建立了一批“无神之神”，当代文科学校就是它们的教堂。为造反而造反，为革命而革命。但是，再没有封建暴君，再没有教会法庭，他们向谁渲泄心中的怒火？一些人便把科学当成了新的敌人。

科学本身在发展过程中曾经遭遇过三大敌人。首先是封建迷信。科学讲究实证，威胁有神论，是传统宗教天生的敌人。所以，当科学还只是在西欧小小的知识圈子里流行时，就对中古文化构成了威胁。

其次是专制。科学尊重真理而不是权威，科学家遇到学术分歧，会去搞实验，作调查，积累更多证据巩固自己，或者承认对方。科学史上不乏有人用权威压制对手，甚至借用外界权威压制对手的例子。但它们都没成为科学的主流。在各种社会圈层里，只有科学能做到真正地反权威。

基于这两点，启蒙运动时代的思想家，以及他们在世界各地的徒子徒孙，曾经把科学视为同道。五四运动把“科学”与“民主”并称为两个先生就是典型。然而，民主恰恰是科学的第三个敌人。科学成果从来不依靠投票来决定。科学共同体尊重专业体系，依靠客观证据和理性。一种科学成果最初都是由极少数人，甚至个别人所创造，所接受。就整个社会而言，科学共同体也是少数派。美国人中有基本科学素质的还不到两成，中国大概刚过百分之七。

这就意味着如果科学中有投票制度，今天人类恐怕还没用上电。进入现代，科学进步更是是在政治权力或者资本力量推动下前进。社会精英更理解科学技术新成果，以及它们的价值。而深化民主往往让社会上的反科学思潮实为政治结果，阻碍进步。而这正是当代西方国家的现实。

像当年促使人类质疑神的存在一样，科学的实证精神最终让人们质疑自由、人权、绝对意志这些概念的真实性，威胁到启蒙运动价值观本身。

五

推翻封建统治，完成政教分离，解放被压迫民族。至此，启蒙运动的历史使命已经完结，先贤们也早就应该在坟墓中安息。今天人类遇到了很多问题，但都是新问题，需要新观点加以认识，需要新方法予以解决。

然而，由于传统人文知识界抱残守缺，迟迟建立不起，或者根本不愿意建立崭新的价值体系。他们不会基于现实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只能不断搬出启蒙运动的旧黄历。不断念动咒语，让死去几百年的古人出来把脉。

于是，启蒙运动价值观变得教条化，甚至邪教化。新一代信徒把科学和工业当成新的撒旦予以攻击，而文科院校几乎成为这种邪教的大本营。它们培养出一代又一代造反者，这些人不懂科技，不事生产，对民生一无所知，唯一长处就是熟读伏尔泰和狄德罗。但他们却认为自己在为民请命，认为人民仍然处在蒙昧当中，需要他们的唤醒。

在今天，残留的启蒙价值观已经很少再有益于民生和社会进步，沦为政治攻讦的借口。人类已经不再靠教条与口号来驱动，与启蒙运动说永别的时候已经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