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为什么频发军事政变

站在游人如织的曼谷街头,不熟悉泰国政局的游客很难想象到眼前这个平静如常的国家最大的特产之一就是军事政变。

这个位于中国西南边境线外的东南亚小国,一直以来都是以“佛光普照之国”和“微笑之国”的标签出现在世人眼中。然而教人以宽厚、大度的佛教,却没有能力将这一点带入政局之中。

短短八十年间,风云诡谲的泰国政坛大大小小的政变便发生了近二十次,国王、军队、民选政府,各方势力犬牙交错,你方唱罢我登台。

                                             

(泰国佛寺)

可即便经过了八十多年的政治斗争,泰国政坛如今却依旧处于一个混乱的局面,并陷入了一个无法自拔的政变怪圈。

然而令人诧异的是,在这个政变犹如家常便饭的国家里,泰国却保持了大体上的平静。在曼谷各个著名的景点外,处处可见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品尝泰式小吃的场景,中文、英文、日语的赞叹声彼此交织在一起。那么,泰国政坛斗争频发,却又斗而不乱的原因究竟何在?

(游人如织的曼谷)

政变的第一阶段(1932-1992):军人当政

仔细梳理泰国自1932年以来的政变史列表便会发现,历次政变中的三分之二以上均是起源于军人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在现代民主政治的制度框架下,不同的政治派别可以通过选举等非暴力的手段获得政权。而处在军人集团的独裁下,由于缺少相关制度建设,军事政变便成了唯一选择。所以想要彻底理解1932——1992年军人掌权阶段政变频发的原因,泰国如何进入并保持军人集团独裁就成了一个不可回避的关键问题。

(由军方内斗产生的军事政变)

起初军人集团登上政治舞台,不过是作为国王在土地问题上压制贵族的政治工具。

按照传承自15世纪泰国传统的土地分配制度,个人所拥有的土地面积,由社会地位和身份等级所决定,且不能买卖。

在传统社会,这种土地分配制度有利于保持封建等级。但随着19世纪西方殖民主义浪潮的侵袭,泰国自给自足的内生型发展被迫中断,这种土地制度无法适应新的经济要求。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需求,特别是大米贸易的飞速发展,大规模土地开发和商业化种植显得越来越重要。

在这种情况下,维新改革虽然势在必行,但土地改革很显然损害了贵族的利益,在拥有巨大政治力量的贵族的反对下,国王难以推动革新措施。于是基于压制贵族的需求,国王决定扶持军队,维护国王权威。此后正是基于军人的武力优势,国王顺利推行了新政,为泰国现代化打下了基础。

(闻名世界的泰国稻米)

尽管军人集团起初不过是国王所创立的政治斗争工具,但随着利益集团自我认同的形成,军人集团开始出现自身的政治诉求,然而这种诉求却一直没有得到掌权亲王的重视。两个集团的冲突愈演愈烈,在席卷全球的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中,军人集团与亲王的矛盾达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随着财政危机的加剧,军人集团希望增税增加政府收入,但这明显不利于拥有大量资产的王族集团。而亲王集团则希望精简军队编制,裁员减薪以压缩政府开支。

1932年6月5日,不顾军人集团的反对,泰国政府宣布裁员计划。6月24日,军人和中下层公务员发动政变,建立君主立宪制。

(开启君主立宪制的泰国总理颂堪)

自此,泰国虽然建立了名义上的君主立宪制,但国家实权却是由军队所占。首先,泰国缺乏君主立宪制的民众基础,只是对于西方制度简单地模仿,在实际运行中由于文官集团的力量过于弱小,巨大的权力真空也只能由军队来填补。

另外,在1932-1992军方掌权的60年时间中相当一部分都处在冷战阶段,东南亚作为美苏冷战的角斗场,西方国家更愿意在泰国看到一个威权主义任其驱使,完成反共战线的构建。所以可以说,泰国军方内部的军事政变背后,或多或少都有美国的影子。

 

政变的第二阶段(1992-至今):撕裂的社会

1980年代末,随着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新兴利益集体的壮大和冷战的缓和,军人集团的影响力开始下降。而1992年爆发的震惊世界的“五月流血事件”成为了迫使军人集团退居幕后的最后一根稻草,但需要说明的是,军人集团依然保持了巨大的影响力,并自诩为泰国政局的压舱石。

随着文官政府的上台,泰国的民主制度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不同于过去军人内斗所引发的政变,自1992年之后,泰国政变的原因呈现出新的特点,既由贫富分化导致的不同阶层的社会撕裂。

泰国自1932年民主革命开始,虽然社会动荡,但历届政府都将经济发展作为第一要务。据资料显示,泰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由1961年的30.6亿美元增长到2007年的2446亿美元,足足增长了30多倍。但地区经济实力和发展成果分配方面却极为不平衡,泰国的工业有70%以上集中在曼谷及其周边的泰国中部地区,而泰国的东北部地区、北部和南部区域却极为落后,基础设施建设极为原始,社会结构仍然保持着封建时期的特点,甚至有些南部乡村还停留类似原始社会的生产阶段。故而还有人讽刺到,其实存在两个“泰国”,一个是曼谷,一个是曼谷以外的泰国。

(贫穷的泰国乡村)

城乡差距和对立也就意味着贫富的令人心惊的悬殊,据2010年世界银行的数据统计显示,泰国.上层社会20%最富有的社会阶层掌握着泰国一半以上的社会财富;而20%的处于社会底层的穷人所拥有的财富不超过4%。

很显然,在一人一票的政治制度下,若是想要获得政权,就必须争取曼谷以外80%底层人民的支持。而要取得这部分人的选票,就必须要提出符合他们利益的福利政策

2001 年2月他信就任泰国总理,在他信两届的任期内,他提出了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有利于草根阶层的政策,如“三年缓债”计划等惠民计划。这些措施为农民等下层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也为他信积攒了极高的支持率。

(泰国总理他信)

然而给穷人高福利的背后则是他信那只切有产者蛋糕的手,毫无疑问,有产者对于放自己的血去填农民的坑自然是深恶痛绝的,但是若想不被割肉,有产者必须赶他信下台,可泰国政府由普选产生,整个国家的有产阶级人数无论如何也不会超过普通底层百姓,换句话说,无论怎么选,都不会赢。

中产和富人是国王及军队的支持者,两者自然不能允许自己的支持者利益受损,既然选举赶不了他信,那便只剩军事政变一条路了。于是在国王的授意下,军队发动政变,接管政权。

然而当军队放权,重新举行选举后,熟悉的戏码又再次上演了。可以预见的是,只要泰国的贫富差距没有得到改善,总会有第二个他信,第三个他信上台,紧随其后的便是第二次政变,第三次政变…….

(军事政变,他信流亡海外)

斗而不乱的原因

泰国虽然政变频发,但与其他经常发生政变的国家相比,却能保持大体上的平静。泰国与其他国家政变的不同之处在于政变集中于上层的权力斗争,与底层民众的关系并不大。

当民选政府被军队推翻后,曾为民选政府投过票的选民也并没有对抗军队的想法,究其原因,除了对频繁的军事政变感到麻木外,更重要的是,军队的行动获得了国王默认或授权的合法性,而泰王在普通民众中是具有至高无上地位的。

 

(泰国国王拉玛九世)

在泰国历史上,不同的王朝均把君权神授的观念作为自身政权合法性的来源。而19世纪随着西方殖民入侵,泰王则进一步把国家、民族的独立同王权统治绑到一起,寻找王权统治的新的合法性来源,而由于泰国在众多的东南亚国家中泰国成为唯一一个没有沦陷的国家,这更加强了王权的合法地位。

尽管国王的影响力远远达不到革命前,但由于历史传统和拉玛九世为保持王室地位所作的努力,与其他君主立宪制国家的君主均为虚君不同,泰王依然拥有左右泰国政局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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