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道即巅峰,随时爆粗口,非典型广东人张发奎
如果说世界上有一种出道即巅峰的人,那么张发奎就是这种人。北伐开始的时候,张发奎还只是个师长,到北伐结束的时候,张发奎已经是上将军长。后来,又曾担任过方面军司令,级别是比较高的。在北伐结束之后,张发奎一直追随汪精卫,多次参加反对蒋的活动,也全都以失败告终,老本钱基本上赔光,既没有部队,也没有地盘,惶惶然如丧家之犬。虽然名义上粤军中的绝大多数将领都承认他是粤军的代表,但他既不能掌控粤军部队,也不能控制广东,算是比较早就被瓦解掉的军阀领袖人物。但因为他资格老,所以粤军高级将领大体上还都对他比较尊重。
张发奎早期有两个很明显的特点,第一个是他出身贫苦,行伍起家,所以对下层士兵的艰难处境是比较了解也比较同情的,这和当时绝大多数国军高级将领不太一样。所以,他在部队对士兵还是不错的,克扣军饷、喝兵血的事情相对而言比较少。而且,张发奎还在自己的部队成立过一个基金,高级军官每个月捐献一点钱,用于救助在战争中伤亡的士兵和军官及其家属。就这一点来说,他在当时的国军高级将领中已经非常难能可贵了。这也是他能够在分党之后接受大批共产党员进入部队的原因,也就是他本人原本相对于其他将领就是有些左倾的。
第二个特点是他具有比较朴素的民族主义情怀。这种民族主义情怀不仅是他对中国现实处境的理解产生出来的,也在一定程度上扩展到了对其他殖民地国家被压迫民族的身上。张发奎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曾说过,他在广东广西一带驻军时,曾亲眼目睹法国殖民者对越南普通老百姓和夫役的百般欺压,他是非常同情的,对法国殖民者非常反感。这和当时国军其他高级将领热衷于和各种国外势力或明或暗的勾结相比,是具有一定的进步性质的。也因此,他在广东驻军期间,曾经为流亡到中国的越共提供过庇护和帮助。
因为张发奎在1932年之后就基本上失去了自己的军队和地盘,所以他对蒋和中央军并不构成实质性的威胁,加上当时蒋汪合流,他就和唐生智一样,在军事委员会担任闲职,拿着比较高的薪水,但是并不实际掌握军队,也不做什么具体的工作。一二八淞沪抗战之后,国民政府在嘉兴到苏州一线修筑国防工事,当时就由张发奎负责监工。抗战开始后,张发奎奉命到上海参加指挥淞沪会战,但他主要在浦东地区指挥右翼军,是右翼军司令,而当时国军与日军主要是在吴淞口一直到嘉定一线激战,浦东当时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事,所以他并没有什么表现。
南京保卫战结束后,中央军部队基本上普遍选择了向北渡过长江,到浦口后去滁县或者徐州集结,后来补充后参加了徐州会战,之后大体上也在大别山一带参战,而广东部队六十六军和八十三军因为接到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命令比较晚,并没有向北突围,而是选择了向宣城、芜湖和广德一带突围,突围后转移到江西境内,在江西补充后继续抗战。而国军在江西境内初期的主要指挥官就是张发奎,直到上高会战之后,张发奎被调往广东,战区副司令长官薛岳才转正,一直在湘赣一带指挥作战,并取得了万家岭大捷。
因为从1927年以后,张发奎的部队几经起伏,所以他并没有参加对红军和苏区的围剿,抗战时期从江西调往广东后,又一直在广东作战。抗战中后期,接受美援的部队脱离原来的序列,单独成立了陆军总司令部来指挥,但实际上这些部队仍然是由中央直接指挥的,所以张发奎虽然担任了第一任陆军总司令,但是实际上并没有实际指挥过。到解放战争时期,他也一直靠边站,也没有受过重用。一直到1949年蒋通电下野之后,在李宗仁担任代总统时,张发奎才又活跃了一阵子。解放战争结束后,张发奎也没去台湾,而是待在香港。所以,他在国共两边都不太受欢迎,但也不算什么特别反感的人。
张发奎是粤北韶关始兴的客家人,所以他的性格并不像人们传统印象中比较精明的那种广东人,因为粤北一直是比较贫苦的地区,所以张发奎不但不精明,反而心直口快,经常得罪人。在为人处世方面,张发奎也不如一般的广东人那样圆滑,反而比较简单粗暴,加上出身行伍,张发奎经常在部下面前爆粗口,广东省骂的三个字随时都会从他嘴里蹦出来。但他指挥作战实际上特点并不明显,早期第四军北伐战绩比较好,主要是基层营连干部中共产党员比例比较高,比较勇敢,不怕牺牲,到抗战开始后,他的指挥就没有什么明显的特点,经常是和日军死打硬拼,不如薛岳灵活。
值得称道的倒是,虽然张发奎长期在政治上追随汪精卫,但在抗战期间,汪精卫投降之后,张发奎却并没有被汪精卫拉拢过去,而是坚决与汪精卫划清界限,继续坚持抗日。而且,因为张发奎在抗战中进入相持阶段之后就基本上脱离了一线指挥,一直是冷阳旁观的角色,所以他在回忆录中说,整个抗战期间,国军没有取得过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胜利,日军几乎都是在弹尽援绝之后的主动撤退。此外,张发奎的回忆录中对他接触过的国共双方要人也多有苛刻的评价,比如说白崇禧阴险,汪精卫懦弱等等。这倒不是因为他特别喜欢臧否人物,而是性格使然。而且,因为他的人生巅峰期在1932年之后就已经结束了,后面都是局外人,也就只能臧否人物了,否则写什么呢?